三个月后

我坐在一个小学体育馆的看台上，看着我六岁的女儿卡拉。她正紧张地在那条离地面可能只有十厘米远的平衡木上往前挪动脚步。但不到一小时之后，我将看着一个被恶毒地杀害了的男人的脸。

这样的事应该不会让任何人吃惊。

多年来，我已经用可以想象的最可怕的方式渐渐明白，生死之间，超凡脱俗的美丽和让人畏惧的丑陋之间，最宁静的和平之地与最令人恐怖的大屠杀之间，只有一堵很薄弱的墙壁相隔。前一刻，生活好像还充满诗情画意，你正坐在小学体育馆这样纯洁的地方，你的小女儿正在运动场上欢快地旋转，她双眼紧闭，银铃般的童声让你眩晕。你仿佛看到了她母亲的脸，她母亲生前也喜欢这样闭上眼睛欢笑。这样的时刻，你总是会想到，那堵墙的确非常薄弱。

“科普？”

是妻姐格蕾塔在叫我。我转身看着她。她像平常那样，关切地看着我。我笑而不答。

“你在想什么？”她轻声问。

她知道我在想什么。但我还是撒了谎。

“便携式摄像机。”我说。

“什么？”

折叠椅已经被其他父母全部坐完了。我站在后面，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入口处的墙上贴着入馆规则，而且随处可见那些恼人的逗趣的警句，如“别说天空就是尽头，因为月亮上已经有了脚印”。午餐桌已经被折叠起来放到后面。我靠在一张桌子上，感觉到钢铁和金属的凉意。从我们小时候起，小学体育馆的样子就没改变过。现在只是觉得它们变小了。我指着那些家长说：“这里的摄像机比孩子还多。”

格蕾塔点点头。

“而且，那些父母们，他们把什么都拍下来。我的意思是说，什么都拍。他们拍这些东西做什么啊？难道真的会有人从头到尾看这些录像？”

“你不看？”

“我宁愿生孩子。”

她笑起来：“不，你不会生。”

“好啦，是的，可能不会。但我们不是都在MTV的年代长大的吗？快速切换不同画面，还有许多种不同的角度。但就这样把这些都拍下来，还硬要放给朋友或家入看……”

门开了。那两个男人一踏进体育馆，我就看出他们是警察。尽管我的经验并不丰富，也一眼就能看出这点。顺便说一下，我是埃塞克斯郡公诉检察官，暴力事件猖獗的纽瓦克市（Newark）就位于这个郡。电视里有些东西的确表现得没错。比如，大多数警察的穿着方式就很奇怪，里奇伍德市（Ridgewood）富庶郊区的父亲们是不会那样穿着的。我们不会穿西装来看孩子进行准运动表演。我们都穿灯芯绒裤子或者牛仔裤，上身是丁恤，外面套件V领毛衣。这两个人穿着极不合身的西装，是一种很难看的棕色，让我想起被暴雨冲刷过的木块。

他们表情严肃地扫视着体育馆。我认识这个地区大部分警察，但却不认识这两个人。这让我有些心烦意乱。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当然，我知道自己没做过什么，但心里仍然有一点那种“我是无辜的但仍然感觉有罪”的感觉。

妻姐格蕾塔和丈夫鲍勃有三个孩子，最小的女儿麦迪逊六岁，和我女儿卡拉在同一个班。格蕾塔和鲍勃一直对我帮助很大。我妻子简——格蕾塔的妹妹——去世之后，他们把家搬到了里奇伍德节。尽管格蕾塔说他们一直打算搬过来，但我表示怀疑。不过，我仍然非常感谢他们，因此没怎么追问原因。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他们，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通常，其他父亲们都会和我一样，站在后面观看，但由于这次比赛是在白天，因此，我身边的人不多。母亲们都非常喜欢我，只有一位例外。她现在正举着摄像机，对我怒目而视，因为她偷听到了我刚才那番关于摄像机的废话。当然，她们喜欢的也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做的事。我妻子五年前就去世了，我独自抚养女儿。城里也有其他单亲父母，大多数是离婚妈妈，但我却最受青睐。如果我忘记写便条，或者不能按时去接女儿，或者把她的午餐忘在接待台上了，其他母亲们或者学校教职工们都会主动帮忙。她们觉得我这个大男人表现出无助显得很可爱。但如果某位单亲母亲像我这样，不仅不会有人去帮她，那些年长母亲们反而还会看不起她。

孩子们继续在运动场上翻筋斗或者说摔跤，看你怎洋理解。我看着卡拉。她正全神贯注，做得还不错，但我怀疑她仍然遗传了找这个父亲的不协调性。有运动队的高中女生在帮助训练。那钱女孩子都大了，可能十七八岁。卡拉尝试翻筋斗时，有个女孩子负责帮助她，这女孩子让我想起了妹妹。妹妹卡米尔死时大约就这么大，十几岁。这些媒介的存在让我永远不会忘记妹妹。但可能这也是件好事。

如果妹妹活到现在，也快四十岁了，至少和这里的大多数母亲年龄相近。这样想的确很奇怪。在我眼里，卡米尔一直只有十几岁。很难想象她现在会在哪里，或者说她现在应该在哪里。她会不会也像这些母亲们一样，正坐在这样的一张椅子上，脸上挂着那种“我首先是母亲”的开心笑容，忙着为她的孩子录像呢？我很想知道她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但我能看到的仍然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少女。

也许我对死亡想得太多，但妹妹被害与妻子早逝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我遭遇过的第一次死亡，妹妹的死，让我走上了现在的工作岗位，确定了我的事业轨迹。我可以在法庭上捍卫正义。我能。我想让世界变得更安全；我想把害人之人关进监狱；我想让其他家庭得到我的家庭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的东西——团圆。

对我遭遇过的第二次死亡，妻子的死，我显得那么无助，把一切搞得那么糟。无论我现在怎样做，也永远不可能弥补。

校长在她那张口红涂得太多的嘴唇上挂上那种故作关心的笑容，往两个警察的方向走去，想和他们说话。但那两个男人却几乎没正眼看她。我观察着他们的眼神。那个髙个警察，当然是头，看到我，把目光定格在我脸上。我们就那样一动不动地对视了一会儿。他非常非常轻地将头偏了一下，意思是让我从这个充满欢笑声和打闹声的避风港里出去。我同样轻轻地点了点头。

“你到哪里去？”格蕾塔问。

我不想说难听的话，但格蕾塔就是那种丑姐姐的角色。她和我已经逝去的漂亮新娘长得很像，可以看出她们是同一对父母的孩子。但简身上的一切长到格蕾塔身上好像就没那么受看。我妻子的鼻子挺直，但不知怎么回事，这好像让她看上去更性感了。格蕾塔的鼻子也挺直，但看起来太大。我妻子的两只眼睛分得较开，让她平添了一坤异国风味。但格蕾塔那两只分得很开的眼睛却让她看上去有点奸诈。

“不知道。”我说。

“公事？”

“可能。”

她望望那两位可能是警察的人，然后又看着我：“我准备带麦迪逊去餐厅吃午饭。你想让我把卡拉也带去吗？”

“当然，那太好了。”

“放学以后我也可以接她。”

我点点头：“可能需要你帮忙接一下。”

然后，格蕾塔在我脸上轻轻吻了一下，这是她很少有的举动。我举步向外走。孩子们的欢笑声在我身后回荡。我打开门，走进走廊。那两个警察跟在我后面。学校走廊好像也千篇一律，几乎都有一种好像闹鬼的房子里才有的回声，一种奇怪的半安静状态，还有一种微弱但很明显的气味，既能起到抚慰作用，也能让人焦虑不安。

“你是保罗？科普兰吗？”那个高个子问道。

“是。”

他看了看那个矮个子同伴。矮个子胖乎乎的，好像没有脖子，脑袋像块煤渣砖。除此之外，他的皮肤还很粗糙。走廊转角那边走过来一群孩子，可能是四年级学生。他们的脸看上去红扑扑的，可能刚从操场上回来。他们从我们身边走过，他们的老师跟在后面，疲惫不堪的样子。她生硬地冲我们笑笑。

“也许我们应该到外面去谈。”高个子说。

我耸耸肩。我不知道他们找我干什么。我问心无愧，但经验告诉我，只要警察来找你，肯定不会像表面上那样没事。而且，这还与我正在处理的那个头条新闻案子无关。如果是那个案子的事，他们会给我办公室打电话。我的移动电话或黑莓手机会收到消息。

不，他们到这里来一定有其他事，与我个人有关的事。

不过，我仍然知道，我没做过什么错事。但我在工作中已经看到过各种嫌疑犯，见识过各种反应。说出来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比如，警察抓到重大嫌疑犯时，通常将他们长时间关押在审讯室里。你可能会认为，做賊心虚的人可能会翻墙逃跑。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情况正好相反。最坐立不安和紧张的，恰恰是那些无辜的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关在那里，不知道警察会错误地认为他们做过什么不法之事。而那钱有罪之人往往会呼呼大睡。

我们走到外面。阳光明媚。高个子斜眼看看天空，抬起一只手遮住眼睛。煤渣砖任由太阳照在脸上。

“我是塔克·约克警探，”高个子说着拿出聱徽。然后，他又指着煤渣砖说，“这是唐·狄龙酱探。”

狄龙也拿出他的证件。他们都把证件出示给我看。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造几个这样的假证件有多难吗？“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吗？”我问。

“请告诉我们，你昨晚在哪里？”约克问。

听到这样的问题，警报应该立即响起。我应该立即提醒他们我是谁，并告诉他们，没有律师在场，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但我就是律师，而且是个非常棒的律师。当然，如果你不表现得像个律师，那只会让你显得更蠢，而不是更聪明。但我也是个人。尽管我并不缺乏和警察打交道的经验，但如果受到警察盘问，我仍然想取悦他们。那是一种情不自禁的本能。

“我在家。”

“有谁能证明吗？”

“我女儿。”

约克和狄龙回头看看学校。“那个在里面翻筋斗的小女孩？”

“是的。”

“还有别人吗？”

“我想没有。怎么啦？”

之前，一直是约克在问，我在答。现在，他没理会我的问题。“你认识一个叫马诺洛·圣地亚哥的人吗？”

“不认识。”

“你肯定？”

“非常肯定。”

“为什么非常肯定？”

“你知道我是谁吗？”

“当然，”约克说，他捂着嘴下咳了两声，“难道你想让我们跪下来亲吻你的戒指或什么吗？”

“我不是这意思。”

“那好，那我们的想法就一致了。”我不喜欢他的态度，但没去追究。“那你为什么‘非常肯定’你不认识马诺洛·圣地亚哥呢？”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名字我不熟悉，所以我想我不认识他。但可能会是某个我曾公诉过的人，或者我的某个案子中的证人，或者，该死，也许是我在十年前的一次募捐会上遇到过的人。”

约克点点头，好像在鼓励我继续说下去。但我没有。

“你能和我们走一趟吗？”

“去哪里？”

“不会耽误太长的时间。”

“不会耽误太长的时间，”我重复道，“听上去好像不是去什么好地方。”

两个警察交换了一下眼神。我尽量装出不让步的样子。

“一个叫马诺洛·圣地亚哥的男人昨晚被杀了。”

“在哪里？”

“他的尸体是在曼哈顿的华盛顿高地区被发现的。”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觉得你可能帮得上忙。”

“怎样帮？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我不认识他。”

“你是说过”——约克竟然真的看了看便签本，但那是为了装样子。我刚才说话的时候，他什么也没写“你‘非常肯定’你不认识他。”

“那就说肯定不认识。这总行了吧？我肯定不认识他。”

他戏剧性地“啪”一声合上便签本：“但圣地亚哥先生认识你。”

“你怎么知道？”

“我们更想让你自己去看。”

“而我却想让你告诉我。”

“圣地亚哥先生”——约克犹豫了一下，好像在斟酌后面的词句“身上有些物品。”

“物品？”

“对。”

“你能说得更具体些吗？”

“一些指明与你有关的物品，”他说。

“指明我是什么？”

“嗯，地方检察官？”

狄龙——那块煤渣砖——终于开口说话了。

“是郡公诉检察官。”我说。

“随你怎么叫。”他用力扭扭脖子，骨节发出噼啪声，然后，他指着我的胸脯说，“你真的开始让我的屁股痒痒了。”

“你说什么？”

狄龙一步逼到我面前：“我们看上去像是在这里上该死的语义课吗？”

我觉得这是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但他在等着。我最后不得不说：“不是。”

“那就好好给我听着。我们发现了一具尸体。那家伙与你有很大关系。你是想跟我们走一趟，把事情说清楚，还是想玩更多的文字游戏，让你他妈的看上去可疑得多？”

“警探，你他妈以为你是在和谁说话？”

“想参加竞选的人恐怕不会想让我们把这事直接捅给媒体吧。”

“你在威胁我？”

约克插话了：“谁也没威胁谁。”

但狄龙击中了我的要害。事实上，我现在的职位是暂时性的。我的朋友，“花园州”现任州长，让我成了现任郡公诉检察官。我们已经很严肃的探讨过让我竞选国会议员的事，甚至可能去填补那个空缺的参议员位胃。如果我说自己没有政治抱负，那是在撒谎。这时甚至出现一丝丑闻，也会造成极坏的影响。

“我看不出我能怎样帮上你们的忙。”我说。

“也许你不能，也许你能，”狄龙转着他那颗煤渣砖一样的脑袋说，“但如果你能够帮忙，你会帮吗？”

“当然，”我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想让你的屁股不必要地再痒痒了。”

听到这话，他差点笑出来：“那就上车吧。”

“我下午有个重要会议。”

“那时我们已经把你送回来了。”

我还以为会上一辆破旧的雪佛兰，但却发现他们的车是一辆干干净净的福特。我坐在后排。我的两个新朋友坐在前排。我们一路上都没说话。乔治华盛顿大桥上堵车了，但我们拉响瞀笛，从车流中挤了过去。进入曼哈顿时，约克才说话：

“我们认为马诺洛·圣地亚哥是化名。”

我说：“嗯，嗯。”因为我不知道还能说别的什么。

“嗯，我们没在死者身上找到身份证。尸体是昨天晚上发现的。驾驶证上写的是马诺洛·圣地亚哥。我们已经査过了，好像不是他的真实姓名。我们还对他的指纹进行了核对，没找到匹配。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你们认为我知道？”

他们根本不屑于回答。

约克的声音和春日一样宜人。“你是个鳏夫，科普兰先生，对吗？”

“对。”我说。

“一定不容易吧，自己带着个孩子。”

我没说什么。

“我们知道，你妻子死于癌症。为了治愈她的病，你与许多组织打过交道。”

“嗯，嗯。”

“真佩服你。”

他们早该知道这一点。

“你一定觉得这有些奇怪。”约克说。

“什么意思？”

“换种情况，你通常是提问题的人，而不是回答问题的人。所以说有点奇怪。”

他在后视镜中冲我笑笑。

“哎，约克？”我说。

“什么事？”

“你有没有戏单或节目单？”我问。

“有什么？”

“戏单，”我说，“这样我就可以看到你的过去了。你知道的，就是你开始唱白脸之前的事情。”

听到这话，约克咯咯笑起来：“我只是说，这有些奇怪，没别的意思。我是想说，你以前被警察盘问过吗？”

这是一个陷阱问题。他们一定知道，我十八岁的时候，曾在一个夏令营做过辅导员。一天深夜，四个营员——吉尔·佩雷斯和女朋友玛戈·格林，道格·比林厄姆和女朋友卡米尔·科普兰（也就是我妹妹）偷偷溜进了树林。

再也没人看到过他们。

只找到了两具尸体。玛戈·格林，十七岁，她的尸体是在离营地一百米之内的地方找到的，喉咙被割破了。道格·比林厄姆也是十七岁，他的尸体是在约一公里之外的地方被发现的。他身上有几处刀伤，但致死的原因仍然是喉咙被割破了。另外两个人一吉尔·佩雷斯和我妹妹卡米尔一的尸体一直没找到。

这个案子成了头条新闻。两年后，当时也是那个夏令营辅导员的富家子弟韦恩·斯托本被捉拿归案。但那已经是他制造的第三个恐怖之夏，他被捕之前至少已经又谋杀了四个孩子。他也因此被冠以“夏日杀手”的称号——一个够直白的绰号。韦恩的下两个牺牲品是在印地安那州蒙西的一个童子军夏令营附近被发现的。另一个受害者当时正在弗吉尼亚州维也纳镇参加一个综合夏令营的活动。韦恩的最后一个牺牲品当时在宾夕法尼亚州泊科勒斯山区的一个运动夏令营里。他们大都是被割破喉咙而死，都被埋在树林里，有些还没死就被埋葬了。是的，就像活埋一样。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那些尸体。比如，在科勒斯山区被害的那个孩子就用了六个月时间才找到。大多数专家都相信，还有其他没找到的受害者，还被埋在林地里。

就像我妹妹一样。

韦恩从来没认过罪。尽管过去十八年里，他一直被关在一个安全设施一流的监狱里，他却一直坚持说最开始那四个孩子的死与他无关。

我不相信他。至少有两具尸体一直没找到，这个事实引发了多种推测，也让整个事情显得更神秘，让韦恩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我想，他喜欢这样。但是，那些不为人知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是否还有一线希望之光？想到这些，我的心仍然很痛。

我爱妹妹。我们都爱她。大多数人相信，死亡是最残酷的事情。其实不然。一段时间之后，希望变得更折磨人得多。如果你和我一样，与希望共存了如此长久的时间，脖子一直放在剁肉板上，斧头已经在你头顶举起数天，数月，数年。那么，你会渴望它落下来，把你的头剁掉。大多数人都相信，我母亲之所以离家出走，是因为我妹妹被害。但事实正相反。我母亲之所以抛下我们，是因为我们不能向她证明妹妹已经被害。

我真希望韦恩·斯托本能告诉我们，他究竟对我妹妹做了钱什么。当然，我们不是想为她举行一个得体的葬礼什么的。尽管那会很不错，但却不可能。死亡能起到纯粹的破坏作用，就像破碎锤一样。它重重地砸在你身上，把你砸成肉饼。然后，你会开始复原。但不知道实情一那种怀疑，那一线希望一却会让死亡变得更像白蚁或某种形式的致命病菌，从内部啃噬你。你无法阻止那种腐败，你无法复原，因为那种怀疑会不停地吞噬你。

我想，它现在仍然在吞噬着我。

尽管我非常希望把我生活中的那部分当成自己的私事，但媒体却总是不放过它。即使你在Google上作一下最快的搜索，都会看到我的名字总是和那些神秘的“失踪营员”——那些孩子们很快就得到了这个绰号——联系了起来。最糟糕的是，他们还在“发现频道”和“法律频道”中播放那些所谓的“真实罪案”电视节目。我那天晚上就在那里，在那片树林中。我的名字就在那里，谁都可以查到。我受到过警察的盘问，受到过审讯，甚至受到过怀疑。

因此，他们一定都知道。

所以，我选择了不回答。约克和狄龙也没追问。

我们到达停尸房后，他们领着我顺着一条长长的走廊往前走。谁也没说话。我还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为好。我现在明白刚才约克所说的话了。我是另一边的人。我看到过许多证人像我现在这样走在这样的走道上。我在停尸房中观察过各种各样的反应。那些辨认尸体的人刚开始时通常都显得很坚韧。我不知道是为什么。难道他们是在强打精神？或者，那一点点希望一又是这个词一仍然存在？我不知道。无论怎样，那点希望很快就会化为泡影。我们从来不会在确认身份时犯错误。如果我们认为死者是你所爱的人，那一定是。停尸房不是发生最后奇迹的地方。从来就不是。

我知道他们在看着我，在观察我的反应。我便得对自己的步伐、姿势和面部表情在意起来。我想表现出中立的样子，但转念一想，何必呢？

他们把我带到那堵窗户前面。不用走进停尸房，站在玻璃后面就行了。房间里铺着地砖，因此可以直接用水冲洗。别以为这样的地方还有什么装饰，或者需要多少清洁工打扫。所有的轮床上都是空的，只有一张例外。尸体上盖着被单，但我能看到脚趾上的吊牌。他们还真使用这样的吊牌。我看到那个大脚趾从被单下伸出来一完全陌生的东西。我心里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我没认出这是哪个男人的脚趾头。

压力之下，人的大脑会做些可笑的事。

一个戴口罩的女人把轮床推到离窗户更近的地方。不知怎么回事，我竟然立即回想起女儿出生那天的情景。我还记得那个婴儿室。窗户几乎是一样的。玻璃上有很细的铝箔组成的钻石图案。那个护士与停尸房里这个女人的个子差不多，她把那张小小的婴儿床推到窗边，我的女儿就睡在里面。和现在的情景很像。我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通常会看到什么意义深刻的东西——生命的开始，或者生命的结束——但今天我却没有。

她把床单的一头揭开。我低头看着那张脸。我知道，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我。死者和我年龄相当，快四十了。他留着胡须，但头发好像被剃光了，头上戴着一顶浴帽。我觉得那顶浴帽看上去非常滑稽，但我知道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死者头上。

“头部中弹？”我问。

“对。”

“多少枪？”

“两枪。”

“口径多大？”

约克干咳两声，清清喉咙，好像是在提醒我，这与我无关：“你认识他吗？”

我又看了—眼那张脸：“不认识。”

“你确定？”

我正要点头，但好像出于什么原因，又没点下去。

“怎么啦？”约克说。

“你们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

“我们想看看你是否认识一”

“是吗？但是什么让你们认为我会认识他呢？”

我侧眼看见约克和狄龙交换了一下眼神。狄龙耸耸肩，约克说话了：“我们在他口袋里发现了你的地址，”约克说，“而且他有许多与你有关的剪报。”

“我是个公众人物。”

“是的，我们知道。”

他不说话了。我转身看着他：“还有什么别的吗？”

“实际上，那些剪报并不是关于你本人的。”

“那是关于什么的呢？”

“你妹妹，”他说，“以及那些树林中发生的事。”

房子里的温度仿佛一下子下降了十度。不过，我们本来就在停尸房里。我想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更显得漠不关心：“也许他是个喜欢搜集犯罪资料的人，有许多这样的人。”

他犹豫了了一下。我看见他又与搭档交换了一下眼色。

“还有别的什么吗？”我问。

“你的意思是？”

“他身上还有别的什么？”

约克转身看着站在他身边的一位助手。我甚至没注意到这个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们把死者的私人物品给科普兰先生看看吧？”

我又继续盯着死者的脸。脸上有麻子和皱纹。我试着把这些痕迹从那张脸上移开后再去看。仍然不认识。马诺洛·圣地亚哥对我是个陌生人。

有人拿来一个红色塑料证据袋。他们把里面的物品倒在一张桌子上。我从远处能看见有一条蓝色牛仔裤和一件法兰绒衬衫，还有一个钱包和一部手机。

“你们检査过手机了吗？”我问。

“査过了，是一次性用品，里面什么信息也没有。”

我把目光从死者脸上移开，走到那张桌子边。我的腿在颤抖。

有折奋起来的纸张。我小心地展开其中的一张。是《新闻周刊》上的一篇文章，上面有那四个被害胄少年的照片一“夏日杀手”的第一批牺牲品。他们总是把玛戈·格林的照片放在最前头，因为她的尸体很快就找到了。一天之后才找到道格·比林厄姆的尸体。但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另外两个年轻人。发现过沾上血迹的衣服碎片，是吉尔·佩雷斯和我妹妹的。但没有发现尸体。

为什么没找到呢？

很简单。树林太大。韦恩·斯托本把他们的尸体隐藏得很好。但有些人，那些喜欢听阴谋故事的人，就是不相信。为什么只有那两具尸体没找到？斯托本怎么可能如此迅速地挪动尸体并将它们掩埋好？他有帮凶吗？他是怎样做到的？首先，那四个年轻人到树林去干什么？

甚至在韦恩被捕十八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在说那些树林中有“鬼魂”。或者，也许是个秘密异教徒，住在废弃的小木屋里；或者是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病人；又或者是铁钩船长那样的男人；还或者是某种稀奇古怪的医学实验出错之后的牺牲品。人们传说那些树林里有个男妖怪，还发现了被他熄灭的营火，周围是被他吃掉的孩子的骨头。那些人甚至还说，他们现在仍然能听见吉尔，佩雷斯和我妹妹卡米尔在号叫着说“要复仇。”

我曾独自一人在那片树林中度过许多个夜晚，但从未听到任何人号叫。

我的目光从玛戈·格林和道格·比林厄姆的照片上掠过。第三张是我妹妹的照片。我巳经无数次看过这张照片。媒体之所以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照片上的妹妹看上去平凡得惊人。她仿佛就是邻家女孩，就是住在街区那头的可爱女生，你最喜欢请她帮忙照看孩子。其实，卡米尔根本不是这样的。她非常顽皮，水灵灵的大眼睛，脸上总是挂着一种漫不经心的微笑，她的美丽总是让男孩子们惊得后退一步。这张照片根本没反映出她的特点。她比照片上的女孩可爱得多。也许这就是让她丧失性命的原因。

我正要去看最后一张照片，也就是吉尔·佩雷斯的照片。但有什么东西让我把头抬了起来。

我的心停止了眺动。

我知道这听上去有些可笑，但我就是那种感觉。我看着从马诺洛口袋里捜出来的那堆硬币。我看到它了。仿佛一只手伸进了我的胸腔，正在用力挤压我的心脏，让它再也不能眺动。

我退后一步。

“科普兰先生？”

我的手好像不由自主地伸了出去。我看到我的手指捡起那个东西，把它举到眼前。

是一枚戒指，一枚女孩子的戒指。

我又去看吉尔·佩雷斯的照片。他就是与我妹妹一起在树林里被害的那个男孩。我的记忆一下子闪回到二十年前。我想起了那道伤疤。

“科普兰先生？”

“让我看看他的胳膊。”我说。

“你说什么？”

“他的胳膊，”我转身走到窗前，指着尸体说，“让我看看他该死的胳膊。”

约克示意狄龙。狄龙按下对讲按钮：“他想看看死者的胳膊。”

“哪只？”停尸房里那个女人问。

他们都看着我。

“不知道，”我说，“两只都看看吧。”

他们疑惑地看着我。但那个女人按我的要求把被单揭开了。

胸脯上现在已经长上胸毛。他至少比当时重了三十磅，但这不奇怪。我也变了。我们都变了。但那不是我要看的地方。我正在看着那只胳膊，寻找那道刺眼的伤疤。

在那里。

在他左臂上。我没有大声喘气，也没有任何其他明显反应。我的身体仿佛刚刚被拿走了一部分，但我却麻木得对此无能为力。我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

“科普兰先生？”

“我认识他。”我说。

“他是谁？”

我指着杂志上的那张照片说：“他叫吉尔·佩雷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