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一点，萨贝科中校的办公室来了两位客人。是NKGB的搜查官，都穿着便装。身上散发着让萨贝科有些畏缩的权力的气味。对于红军军官来说，大量的肃清记忆并不陈旧。搜查官做了极为简短的自我介绍，对萨贝科说：“我们正在追查乘坐瑞士特派公使专机来的两个男人的消息。”

萨贝科想，还是来了。他问：“我能知道理由吗，我也想从NKGB谋求特别处理。”

一位搜查官说：“驻瑞士大使馆发来了之后的消息。遭遇事故的美国政府职员死了，枪伤致死。伯尔尼的情报方面盛传他是和日本的情报部门发生了冲突。”

“不是中国共产党？”

“不是。传言中并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字眼。另外……”

“另外？”

“虽然还未经确定，甚至有人说此事和波兰旧流亡政府的情报部有关。”

萨贝科垂头问道：“这传言和那两个人有什么关系？那个白人有俄罗斯的护照，他的身份也得到了NKGB原德国科副科长的确认。如果说亚洲人是日本的情报人员的话，他没理由专门跑到伯尔尼的苏联大使馆求助吧？他去日本大使馆就行了。”

搜查官说：“昨夜莫斯科市内有一个叫古联普的波兰历史学家被杀害了。他为了波兰政府的统一，在莫斯科参与过谈判，被流亡政府方面当做卖国奴。”

搜查官断定这是政治性暗杀。被害者是在莫斯科学习的共产主义者，战争时逃到了苏联，大战末期开始领导卢布林委员会。他把与苏联的友好放在第一位，流亡政府和反共势力公开主张要铲除他。

搜查官说：“这个人断气前说了一个名字，是格温斯基。格温斯基实际上是波兰流亡政府的情报将校。”

萨贝科整理了一下思绪，问道：“您是说那个叫库利科夫的男人实际上就是格温斯基？”

“伯尔尼的传言和昨夜莫斯科的暗杀可以联系起来。”

“日本的情报部又是怎么一回事？日本人突然闯进苏联大使馆的理由怎么解释？”

“请看看这个。”

搜查官把一张照片放到了桌子上。是莫斯科市内某条街道，上面有两个男的。

拿起来一看，两个男人是库利科夫和那个中国人。搜查官说：“这是昨天拍的照片，这两个男人您有印象吧？”

“嗯，这两个人跑到了大使馆，库利科夫和森四郎。”

“这是在日本大使馆前拍的。怎么看都像是那两个人想进日本大使馆。”

“那这个自称中国人的是……”

“真实身份是日本的情报人员吧。为了什么事去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可以想到是一件重大的事。因为他们在伯尔尼甚至杀了美国情报人员。”

萨贝科觉得自己后背发冷，他问：“他们是为了到莫斯科才来苏联大使馆寻求保护的吗？”

“他们想坐公使的专机而不是营业性飞机。”

“为什么？为什么非得那么做？”

“我们也想直接问本人。不过有一点很清楚，他们来莫斯科的理由应该会损害同盟国方面的利益。应该和战争走向有很大的关系。不然美国情报部是不会出动的。还有……”

“还有？”

搜查官同情地看着萨贝科说：“您在参谋总部工作，应该能感觉到现在的气氛吧。”

“军事上和日本紧张？”

“正是。关于日本和我国的军事，日本情报部得到了重大情报。现在日本大使正在进行和平中介交涉，可以判断他们想在这个重要时机把那份情报直接传递给日本大使。”

黑暗洞穴的画面在萨贝科的脑海中闪过。脚一滑，任凭怎么挣扎都出不来的洞。祖国的黑暗部分。

搜查官说：“这两个男人就在莫斯科的哪儿藏着，有线索吗？”

萨贝科讨好地回答说：“没有。”

“他们有什么暗示吗？”

“完全没有。不过要是再和日本大使馆接触的话？”

“已经布下网了。不让一条小杂鱼逃出去。不过要是能早点儿逮捕他们的话最好。”

“我把电话号码告诉他们了。他们说NKGB的调查一完就打电话给我。说不定会打来。”

“那很好。如果打来电话，拖住他们，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我会的。”

两位搜查官连谢谢也没说，站起来了。

为了比约定时间早到，森四郎他们出了芳子的公寓。格温斯基拿钻石换了钱，手头的卢布很宽裕。战争结束了，莫斯科的出租车情况也大为好转。他们乘出租车到波波夫剧团的办公室。

司机看到坐在副座上的芳子，欢呼着奥丽尔，说是她的歌迷。芳子不好意思地看看森四郎。他们在波波夫剧团前下了车，森四郎问格温斯基：“喂，慰问团要去远东，那不就是说对日参战不远了吗，可我觉得他们也太悠闲了。”

格温斯基答道：“对日参战应该是军内极秘密的事项。文化部和陆军的劳动部不可能知道。慰问都是按平常那样进行的。”

“这样啊。要是到头来只能有一个人进慰问团的话，怎么办？”

“要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去。比起歌唱指导教授，这位歌剧歌手更需要恋人。”

“我带着她能到‘满洲国’国境吗？”

“都到这儿了，接下来没我你应该也行。”

“我没这个自信，你怎么办？”

“不能一起去的话我逃到赫尔辛基吧。”

“你不是打算回华沙吗？”

“昨天我在这儿把事情办完了，没有去华沙的理由了。”

“就算是赫尔辛基，去那儿也不容易吧？”

“有麻烦时，去和那位萨贝科中佐商量商量。”

边往楼门口走，森四郎边说：“我啊，想让你和我一起去。我慢慢明白了，我们不是在朝战场走。”

“能进慰问团的话，我奉陪。”

亚历山大·波波夫不在办公室，说是在剧场。通过办公室旁边的门，森四郎他们被带到了波波夫剧团的专属剧场。剧场大概能容纳两百位观众，非常小。舞台上有十几个人正在排练。为了慰问表演的最后一次排练吧。森四郎他们坐在灯光照射下的观众席的后面，决定观看一会儿。森四郎和芳子握着手。

森四郎几乎不懂俄语台词，看着看着大概明白了故事情节。是以工场为舞台的恋爱故事。波波夫是主人公，好像是扮演工场的领导。故事中心好像是他在各种苦恼后，向身边的寡妇求婚，最终结为夫妇。

大概三十分钟后排练结束了，波波夫把演员召集过来，指出注意事项。森四郎问芳子：“波波夫是杂耍演员出身吗？”

“不是，”芳子小声地回答，“他出身于梅耶荷德剧场。”

“那是什么？”

“社会主义剧团。他在那很受欢迎，但是梅耶荷德遭到肃清后，他独立出来了。”

“这样啊，是知识分子型演员啊，不是单纯的喜剧演员。”

“现在排的这部剧基本上是喜剧。有很多诙谐的地方和俏皮话，还有讽刺。”

“表演太僵化了。这种剧能让驻地的士兵乐起来吗？光靠台词来逗观众不行。”

“要是你怎么做？”

“比如主人公困惑于要不要求婚时，可以问观众说求婚吗，反复问三回，每问一回观众的声音会更大。最后全体观众会大声喊求婚。这样终于让他下定决心。”

“然后呢？”

“最后拿着文件出场的是谁？”

“是工场的党委书记。”

“他应该从观众席出场。从后面的人口进场，大声喊着不行。”

芳子觉得有些奇怪，说：“就像是夜总会的表演。观众也被带进来了。”

“这样才好。对方是对休息娱乐如饥似渴的士兵吧，不是坏心眼的莫斯科知识分子。他们只想简单地豪爽地笑、激动。所以必须要迎合这样的观众。”

“演员从观众席出场的话，大家都会很惊讶。”

“就是要让他们惊讶，要出人意料，吓他们一跳，再马上亮出底牌，消除紧张。驻地的士兵期待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宣传，想看到的不是深奥的哲学、让人泄气的人生真理，他们就是想乐起来，想大吃一惊，想大笑。这方面，慰问团应该学习夜总会和杂技团。”

看着看着，波波夫对一个男演员提出了特别多的要求，可能是在叱责他。语气非常严厉，男演员垂着头。波波夫向观众席看去，好像终于注意到了森四郎他们。波波夫拍了一下手，演员就坐在了舞台上，可能是休息吧。森四郎他们从座位上站起来，向舞台走去。

波波夫走下舞台，笑着走到芳子面前：“奥丽尔，一天不见又漂亮了。无论如何也得请你加入慰问团。”

芳子边和他握手，边说：“萨沙，忙着啊。我们在办公室等你吧？”

“不用，没关系。说实话，我现在还不能给你回复。文化部和红军方面说慰问团成员增加两个的话可以，三个就不行了。”

“那么我拒绝去。”

“非得这样吗？”

“是，不能三个人一起的话，我不去。”

“要是这样的话，只能让红军和文化部的高层给你下命令了。”

“命令？”

“是的。命令你在所提供的条件下去。哎呀，一半是开玩笑。”

也就是说有一半是认真的。

“那就不好办了。”

“你不能不理吧。”

波波夫回头看了看舞台，问芳子：“先不说这个了，刚才的剧怎么样？看了吧？”

“很有意思。”芳子的眼睛忽然灵光一闪，挽着森四郎的胳膊说，“森四郎刚才说了一点对演出的想法。”

“想法？你的恋人？能说说吗？”

芳子把刚才森四郎说的话原样告诉了波波夫。波波夫皱起的眉头渐渐舒展开了，转而浮现出感叹的表情。他说：“让我想起了夜总会的表演，向观众提问什么的。”

芳子说：“夜总会有什么不好吗？又不是莫斯科的挑剔的观众。他们不是来挑毛病的。他们想兴奋，想惊讶，想大笑，想感动。萨沙你试着从舞台上问些什么，大家会马上回应的。互动会让他们感到高兴，现场不就越来越活跃了吗？”

波波夫看着森四郎问：“你精通戏剧吗？”

芳子翻译了，森四郎答道：“以前研究中国的大众文艺史。特别是演出方法的历史演变和无产阶级戏剧的关系。”

听到翻译过来的回答，波波夫的眼里突然充满了对森四郎的敬意。“想请你好好谈谈你的想法。请你来慰问团说不定也是宝贵的人才。对了，刚才的事也得继续谈。”

芳子又干脆地说：“如果不能带这两位，我就不进慰问团。哪怕是命令我。”

波波夫低声说：“等等，还有最后一招。我想要不要削减成员。只是减掉一个人也会给表演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们的人少啊。”

“总会有办法的。”

“哎，我们这小门小户的。一个人演好几个角色。不光是角色，还有后勤工作。我是团长，还是团编剧、演员、导演、美术，还有会计、对外关系，一个接一个啊。想起了契诃夫啊。”波波夫口气一转，好像在说台词，“总是这样，追赶着我的身体，连心灵休息的时间都没有。自己的生命被蚕食着。迷迷糊糊地想给谁蜜糖，呃……”

波波夫卡住了，好像忘了下面的台词。格温斯基接过来：“我就好像一个从自己精心挑选的花上采集花粉，把珍爱的花连根拔起，践踏花根的人。”

波波夫惊得目瞪口呆：“你很精通戏剧啊。”

格温斯基严谨地点头道：“读戏剧是我的个人爱好。”

“教授你是不是还写剧本啊。”

“嗯，有几部不成器的练习作品。”

“笑话怎么样，能编吗？现在希特勒的笑话在前线很受欢迎。我手头的都没什么新意了，要是有笑话作者能随访问团的话就太好了。”

“我编过几个。”

“一定要说说。”

格温斯基抬头看了看天花板，讲开了：“有一次，希特勒和戈林去前线视察。回去的时候坐夜车。列车停下来的时候，戈林说这是哪儿啊。希特勒说这么做就能知道。说着把手伸出了车窗外，窗外有人亲了一下他的手。希特勒说这里是罗马尼亚。

“下次停车的时候，希特勒又把手伸出去了。有人吐了一口唾沫，希特勒说是捷克。

“下一次停车时伸出手后，手表被人拿走了。希特勒说这是波兰。

“列车再次停下来时，希特勒一伸手，有人递来了什么东西。抽回手一看，是炸弹，导火线已经点燃了。

“戈林说，我知道了，这里是德国。”

瞬间的惊叹表情之后，波波夫大笑起来。坐在舞台上的团员都朝这边看过来。格温斯基不等波波夫的爆笑停下来，又开始讲下一个：“有一次，希特勒去德国占领下的波兰做视察旅行，旅途漫漫。有天晚上，聪明细致的侍从说把当地的女人找来吧，您喜欢什么样的？

“希特勒回答说：‘坏脾气，野蛮，能吃，嘴碎，任性的女人就好。’

“侍从听了很奇怪，他说：‘这里既有品位高雅的贵妇，也有漂亮的女演员、彬彬有礼的小姐，还有质朴温顺的村姑，任您挑选。能找着不让阁下生气的女人。’

“希特勒说：‘行了，就去找我说的那种女人。’

“侍从又说：‘反正要找，还是好女人吧。’

“希特勒大声喊着：‘行了，我只是想家了。’”

波波夫一边大笑，一边拍手：“有意思，教授，这个好。”

剧团的演员都站起来，走到波波夫身后。

格温斯基还是一本正经地讲着：“去年七月，有人暗杀希特勒未遂。炸弹爆炸了，希特勒受了重伤，马上被送往手术室。

“医生对还有意识的希特勒说：‘阁下，您伤得很重。必须做身体各部位的移植手术，可以吗？’

“希特勒说：‘没关系，只是血肉和内脏都要用白人的。绝不许用其他人种的，特别是犹太人的。’

“医生回答说：‘知道了。’

“希特勒又小声补充道：‘不过，那玩意儿，俄罗斯人的也可以。’”

这回剧团的演员都大笑起来。笑话有些怪诞，但波波夫还是笑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格温斯基不等他们停下来，又继续说：“占领法国后，有人给希特勒的官邸送去了蓝芝士蛋糕。第二天早上，希特勒还在睡觉，爱娃·布劳恩把蓝芝士端到他鼻子前。希特勒眼睛也没睁，说：‘爱娃，今天早上不行，晚上吧。’”

大家笑得更厉害了。波波夫笑得东倒西歪，捧腹大笑。演员鼓起掌来。格温斯基终于露出了满足的笑容，向大家的掌声低头致谢。森四郎斜视了一眼芳子，她红着脸笑弯了腰。波波夫总算止住笑了，对格温斯基说：“杰作。太逗了。这正是驻地需要的。还有吗？”

“要多少有多少，无穷无尽。”

“定了。教授，请和慰问团一起去吧。这位中国来的先生也是慰问团的一员。”然后他用同样的声调对站在后面的一个剧团演员说，“米沙，来一下办公室。”

被称作米沙的就是刚才被波波夫厉声叱责的那个男演员。这个男演员还止不住笑，径直向舞台侧面走去。

在剧团的办公室有一些手续和需要商定的事，还听了第二天出发需要注意的细节。森四郎他们离开办公室是在一小时以后。出了楼，森四郎对格温斯基说：“你在俄罗斯文学上造诣也很深啊。”

格温斯基一副痛苦的表情说：“因为我接受的是俄语教育。”

“希特勒笑话真的是你编出来的吗？”

“在波兰人中很流行，当然也有的是在说斯大林。”

芳子愉快地说：“得收拾行李，不过还是先美美地吃一顿吧。我托人看能不能搞点儿好东西。”

森四郎说：“要美酒，有劳您了。”

“没问题。”

森四郎看看表，下午三点二十八分。七月三十一日。

日本是三十一日的晚上。此时，美军已经连续进行了一天的猛攻。不只是越洋轰炸机的突袭。上周的二十八日，美海军机动部队靠近了日本西部，一千架舰载机对东海、中部地区、四国地区发动了轰炸。三十日，机动部队向关东地区南部移动，共计两千架次飞机袭击了东海地区。

为了本土决战，日本的反击战斗机部队被保存着。美军飞机在日本上空肆意地飞来飞去。另外，美海军舰艇于三十日炮击了浜松，三十一日炮击了清水市和苫小牧市。美军最终到了军舰炮弹的射程内，也就是到了日本的海岸边。在海岸可以目视到美军舰艇。日本已经没有军事力量可以阻止美军靠近。

当晚，三人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不管怎么说要从博尔贾到“满洲国”国境，行李不能太夸张。不过为了掩人耳目还是准备了好几个旅行箱。

晚上十一点，森四郎和芳子进了卧室。这晚格温斯基还是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因为顾忌在客厅的格温斯基，他们极其克制地做爱。达到高潮顶点时，芳子咬着森四郎的肩膀，忍住了没大声叫出声来。但肯定还是有声音传到了客厅。在客厅的格温斯基只是咳嗽了一声，没起来。

余音犹存，芳子在森四郎胸前说：“我现在都不敢相信你是为了拯救日本而行动。”她的声音很低，微微地振动了夜晚的空气。芳子的腿缠绕在森四郎的大腿之间。“国家什么的，你看起来是无拘无束的。并不像一个投身于天下国家的人。这次的旅行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森四郎说：“斯德哥尔摩的武官夫妇鼓励我、信任我。我想不管怎么样应该回报这份信赖。”

“日本的命运啊，世间的事都不是理由啊。”

“不是。能让他们高兴、幸福的话我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碰巧他们让我做拯救日本的密使。”

芳子说：“昨天也是，听到了武官夫妇的事我就在想，对于森四郎来说那两位一定像父母一样。”

森四郎想了想，说：“也许是吧。有点儿这个因素。”

“总之，静子夫人就像是你的母亲，不是吗？”

大概是吧。

芳子若有所解地说：“你为了她答应了危险的旅行，答应做划不来的密使。因为你说过那个人信任你、请求你。她请求的话，不管多过分、多无理，你都不介意。你无条件地爱着那个人，而她也把这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那是你梦想中的母亲。”

森四郎问：“说到底，祖国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女人啊。”

“嗯，我觉得是这样。对德克特尔来说，祖国一定是历史，印在脑中的历史的思考。但是你的祖国就是一位女性，一位女性的面容，再说的话就是母亲。”

“你昵？如果也有祖国这么一个东西。”

“很清楚。”芳子有些羞怯地说，“男人。爱人的胸膛就是祖国。”

“那个男人不在巴黎也行吗？”

“老实说，和你在一起的话，哪怕是西伯利亚的尽头也没关系。东京也行。如果你是地狱，那我就住在地狱。”芳子的声音带着睡意，她有些迟钝地说，“但是，带我去吧。去我们的巴黎，我们初次相见的巴黎，我们误解着生活过的巴黎。不过，包括误解和擦肩而过，一切还是很美好的巴黎，去每天狂欢中的巴黎。”

森四郎说出一起去的时候，芳子已经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