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车停在莫斯科市内捷尔任斯克广场对面一座装饰累赘的楼前，此时是三十号下午一点。坐在副座的尤利·萨贝科中佐转头对森四郎他们说：“这儿就是联邦国家保安人民委员会总部。接下来就交给这儿吧。”

今天，森四郎他们从乌克兰的利沃夫起飞，经过三个半小时的飞行抵达了位于莫斯科旧城北边的莫斯科中央机场。起飞前，萨贝科问森四郎他们到了莫斯科有什么打算，格温斯基说先去联邦国家保安人民委员会接受调查。萨贝科认为这个回答“比较妥当”，还说要亲自送他们去总部。

抵达中央机场后，森四郎他们担心的秘密警察并没有出现。也许就像格温斯基说的那样，苏联国内的通信状态还是上世纪的水平。从飞机上走下来时，为了不引起周围人的注意，森四郎只是轻轻地吐了一口气。机场也没有进行特别的入境审查。

有好几辆公用车来迎接特使一行。接萨贝科的是一辆橄榄色军车。萨贝科让森四郎和格温斯基坐在车的后面。这是十分钟前的事。

格温斯基看着NKGB的总部大楼，出人意料地对萨贝科说：“中佐，你不和我们一起去吗？我还想请你说明怎么救了我们。”

萨贝科有些犹豫：“我也去？”

“是啊。先把情况说清就得三个小时，不，得四个小时吧。有时间的话一起去吧。”

“时间……不太充裕。”

“中佐，那如果需要你作证再请你来，这样行吗？”

“那没问题。”

“那就我们两个先去说明情况。”格温斯基看着森四郎，“没关系吧，议长？”

“只好这样了。”

萨贝科松了一口气问：“调查完了怎么办？”

“和委员会商量着看吧。”

“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别客气。我在参谋总部，就说负责宣传的萨贝科中佐他们就知道。”

森四郎说：“有麻烦会找你的。到时多关照。”

“话虽如此，在赌场认识中国共产党还是有些惊讶。”他言语中有些怀疑。

森四郎故作严肃地说：“一切都是为了接近日本的法西斯分子。”

“你不是很适应那里吗？”

“论赌博的话，再没有比中国人狂热的民族了。”

“中国革命将近，我也赌一百卢布。”

“人们都确信此事，赌不大吧。”

萨贝科递给森四郎一个本子，上面写着电话号码，应该是萨贝科在参谋总部的办公室。森四郎接过来，道了谢。格温斯基下了车，森四郎也跟着下来，关上了车门。

从苏黎世走了两天。总算是降落在了莫斯科，可还是觉得这件事有些不真实。行李也没有，孑然一身。说不出来的心神不宁。萨贝科的车还没开走，他坐在副座上和善地笑着，好像想确认森四郎他们会不会真的去NKGB总部。格温斯基向车里的萨贝科笑笑，然后对森四郎说：“走吧，我们要在这儿接受严格的调查。”

格温斯基没走正门，向大楼的右侧走去。那边有便门。森四郎也向萨贝科挥挥手，跟在格温斯基后面。便门的微暗的门厅里左右各站一名卫兵。左边有窗户，下面的门关着，看来要进去必须得到窗口的许可。

格温斯基问警卫兵：“能用一下厕所吗？”

士兵转过头来。格温斯基重复了一遍：“想用用厕所。”

士兵像是受到了侮辱，脸都红了，瞪着格温斯基，凶巴巴地说：“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知道，听说这儿的厕所很气派。”

“来NKGB有什么事吗？”

“没，没什么。”

“出去！这里可不是公共厕所。”

“可是……”

“出去！还有那个男的！”

士兵抬起头，拿起肩上挎着的带有圆形弹匣的自动步枪。

格温斯基举起双手向后退着说：“明白，明白，这就出去，别激动。”

士兵拿自动步枪对着他说：“出去，快点儿！”

格温斯基打开门跑到了捷尔任斯克广场上。森四郎跟在他后面。萨贝科的车已经不在广场上了。格温斯基头也不回地背对着大楼走着。

森四郎追着他问：“也就是说我们在莫斯科自由了？。”

格温斯基目视前方说：“目前是。”

“接下来怎么办？”

“去日本大使馆吧。把情报传达给大使或大使馆的副军官。”

“然后呢？”

“就在那儿告别吧。我去华沙。”

“我怎么去巴黎？没有换洗衣服，俄语也只是能听懂几句。”

“办完事，慢慢考虑吧。”

他们从捷尔任斯克广场拐到了同名的街上。拐弯时，格温斯基总算放慢了脚步。

与伯尔尼和斯德哥尔摩相比，莫斯科的街道给人一种难以言喻的闲散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斜射下来的微弱的夏日阳光，或者因为刚从战时的贫困生活中解放出来。人们的穿着也很朴素。

刚才路过的大楼的墙上贴着很多海报。可以看出大半是为了战争中鼓舞士气。有几张是演唱会和集会召开的通知。森四郎忽然停下了脚步。格温斯基也站住了看着森四郎。森四郎指着一张海报。上面印着一张巨幅照片，照片上的女人不自然地梳着日本发式。

“这个女的，我好像认识。”

格温斯基读着海报上写的西里尔字母：“歌剧《蝴蝶夫人》，女高音是奥路尔·芳子·小川。”

森四郎欢呼起来：“是小川芳子。她在巴黎学过声乐。”

在柏林时还和田中路子提到了在莫斯科消失的她。格温斯基问：“怎么日本的女高音在莫斯科？”

“被恋人引诱，私奔到了莫斯科。”

“恋人是俄罗斯人吗？”

“是日本人，歌剧导演。他相信莫斯科是社会主义剧的天国。”

“他们什么时候来的莫斯科？”

“战前，三六年的秋天吧。”心里一算，森四郎有些惊讶，“已经是九年前的事了。”

“就是说他们是政治流亡？”

“应该是吧。”

格温斯基端详着小川芳子的照片，说：“她可真漂亮。”

“在巴黎很受欢迎呢。不止在日本人的圈子里，在巴黎的社交界也很受欢迎。”

在巴黎时，有段时间森四郎还相当于是小川芳子的经纪人。她去莫斯科时自己也帮了忙。森四郎回想着当时的小川芳子，问格温斯基：“《蝴蝶夫人》什么时候演？要是今晚的话我们能去看看吗？”

“这是上一季的海报，公演已经结束了。”

“去哪儿能联系上她呢？”

格温斯基浏览着海报答道：“去国家大剧院问问吧，大概是国立歌剧团。”

“你能帮我打个电话吗？好不容易来了莫斯科，想听听她的声音。”

“反正要给大使馆打电话，到时打。”

海报边角上有一串像是电话号码的数字，森四郎把它撕下来，装进了兜里。走在标为列宁格勒大街的路上，发现了一家餐馆。这家餐馆叫乌兹别克斯坦。当然森四郎不认得西里尔字母，路名、店名都是格温斯基告诉他的。

他们决定先进餐馆制订计划。早上随便吃了点儿，又没有苏联货币。先吃午饭，再把格温斯基带的英镑换成卢布。

坐下后，格温斯基和服务员说好用英镑换卢布。他们点了菜和保加利亚红酒，两个人话也不说埋头吃着。吃完饭，在店里薄薄的电话本上查日本大使馆的电话，一下就找到了。没查到日本海军和陆军军官室的电话，可能是没有独立的办公室吧。格温斯基也对驻莫斯科的日本政府相关机构不了解。

森四郎问：“应该我来打电话吧？”

格温斯基摇摇头说：“苏联对日参战近在眼前，日本大使馆的电话可能被监听。我先打，确认一下。”

“能知道有没有被监听吗？”

“我一听对方拿起听筒时的声音就知道。不过苏联可能在开发新的监听技术。”

“在伯尔尼没想到这一层。”

“结果引来了美国情报部。”

“因为当时把武官叫到了外面。今天只在电话上说怎么样？”

“他们不会信的，即使相信也会让苏联方面知道情报泄露了。最坏的结果就是加紧对日参战。连情报已经传过去也不能让他们知道。”

格温斯基用餐馆角落的公共电话打电话。森四郎把耳朵凑近电话。格温斯基拨着号码盘。响了两声后，那边接起了电话。

对方说：“日本大使馆。”

格温斯基没出声，马上把电话挂了。放好电话后，格温斯基说：“果然被监听了。直接去大使馆吧。”

“去之前能不能给大剧院打个电话？”

格温斯基狠狠瞪了森四郎一眼，却也没有拒绝他。打了三次电话，每次对方都告诉他另一个号码。打第四次电话时，他把电话递给森四郎，冷冷地说：“通了。”

森四郎把电话夺过来放在耳边，响起了他想念的声音：“喂，喂，哪位？”

“森四郎。”森四郎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是芳子吗？”

“森……”短暂的沉默后传来了激动的声音，“男爵，是你吗？是你吗！”

“是我，森四郎。我在莫斯科。”

格温斯基走开了。小川芳子说：“莫斯科！这又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在这儿？做什么？你还好吗？打仗的时候你过得怎么样？”

连珠炮似的问题让森四郎忍不住笑了：“等等，芳子。让我喘口气。”

“不行，快说。我知道，哎，真是……”芳子百感交集，“你真的是男爵啊。”

“我看见《蝴蝶夫人》的海报，就想给你打电话，看来你在这里发展得不错。”

“还可以，现在充满活力。可心情却不是蝴蝶夫人，而是阿依达。”

“啊？”

小川芳子没回答继续说：“喂，快回答。你在莫斯科干什么？什么时候来的？”

“刚到，有件无可奈何的事。”

“从巴黎来的？”

“不，从斯德哥尔摩经过伯尔尼来的。”

“到底为什么？”

“哎，说来话长。你有空吗？”

“有啊，随时可以，现在也可以。去哪能见到你？”

“等一下。”森四郎忙说。去日本大使馆的话两个小时应该够了。“现在两点，四点行吗？”

“好，在哪儿？”

“你定一个市里好找的地方，我去那儿。”

“好找的地方？嗯……”芳子发出惹人怜爱的撒娇声，然后说，“红场？高尔基公园？啊，普希金广场好吗？”

“普希金广场？”

“嗯，在有树的环形路上，在广场的普希金像前怎么样？人们都知道，离旧城近，很好找。”

“就去那儿。”

“啊，能在这儿和男爵见面，我……”

“你一点儿没变吧，我能一眼认出你吗。”

“唉，我已经不似以前年轻了，还胖了点儿。你呢？”

“我越来越英俊了。”

“我要抱住你。”

“不管多胖我都招架得住。那普希金广场，四点。”

森四郎挂了电话，格温斯基正愉快地看着他。森四郎也意识到自己表情完全放松了，毫不紧张。他走到格温斯基身边时，格温斯基说：“你和女人说话时显得非常幸福。”

森四郎说：“女人，对我来说就像是祖国一样。”

“为了女人会拼命吗？”

“这个很难说。”

“要是你说能的话，我也表示我的敬意。”格温斯基脸上的微笑消失了，又恢复了平常的严峻神情，说，“好，走吧。”

森四郎跟着他走出了乌兹别克斯坦餐厅。日本大使馆位于克里姆林官向西延长线上的赫尔岑路。背朝克里姆林官上了有缓坡的赫尔岑路，过了马路就是日本大使馆了。格温斯基和森四郎快到特贝尔斯科依街时下了出租车。格温斯基说：“别东张西望的，自然点儿。先确认一下周围的情况再进大使馆。”

森四郎他们装作散步，在路上慢慢地走着。

日本大使馆是一座石建建筑物，院子里一片葱绿。在帝政时代大概是贵族的公馆吧。陈旧却有情调的房子。四周是石头和钢铁围墙。下面的铁门锁着。森四郎他们在大使馆前也像刚才那样慢慢走着。只是偶尔看一眼门柱上的告示。格温斯基走过大使馆后说：“别看。路对面的楼里有监视组，在二楼。门旁边停着的两辆车应该是跟踪组的。看来已经公然进行跟踪了。那边停的卡车像是什么技术组的。监视比想象得还严。”

森四郎依旧看着路的前方，问：“监视所有的外国公馆吗？也太费事了。”

“不是，只有日本大使馆特殊。对日参战迫在眉睫了。”

“咱们怎么办？进去也没问题吧？虽说外面有监视可咱们在里面说话，他们应该不知道。”

“不行，我们一出大使馆就会被拘留。送到捷尔任斯克广场的那栋楼的地下室里。”

这样啊，那还是算了吧。

“那……”森四郎想了一下说，“写信传递情报吧。”

“都会被审查的。”

“找个送信人怎么样？把情报匿名写上送过去。”

“那样送到的情报，他们会信吗？”

森四郎吹了声口哨说：“那就没辙了，买去巴黎的票吧。”

格温斯基说：“到了这一步，只好去日本了。”

“啊？”森四郎不禁看着格温斯基，“你说什么？”

格温斯基用同样的口气说：“我说去日本。如果能到了中国东北满洲里，就能进入日军基地了。”

“你说的是真的吗？”

森四郎站住看着格温斯基。他的目光里没有一丝玩笑的意思。

格温斯基说：“别停，离开大使馆。”

森四郎又走开了，但视线并没有从格温斯基脸上移开。

格温斯基也看了森四郎一眼：“我什么时候开过玩笑？”

“可是，这儿离满洲里有多远？”

“至少五千公里吧。”

“从斯德哥尔摩到这儿我们已经走了四千公里了啊。”

“那再走五千公里又何妨？”

“别说得这么轻松。就算能乘坐西伯利亚铁路，也得好几天呢。到时情报就没用了。”

“说不定不会那样。就算是那样，离日本近一点不也好吗？”

“你不知道什么叫放弃吗？”

格温斯基回答得很简洁：“不知道。”

森四郎不知再说什么，摇了摇头。

格温斯基说：“你想，此时半途而废的话，我们千里迢迢到这儿就完全是徒劳了。为什么要那么辛苦，为什么要骗人，为什么要用暴力？是为了拯救日本吧。”

“话是不错，可实际上我们不是没办法了吗？从莫斯科到国境，苏联的秘密警察怎么会轻易让我们通过！”

“不试怎么知道？”

“绝望。”

“我从没这么想。”

这时正好右首有条小路。森四郎拐进了小路，转身向跟在后面的格温斯抗议似的说：“实在干不了了，我们现在在苏联的中央，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孤立无援啊。”

格温斯基一边的眉毛扬了扬。“在被占领的德国我们不是运气很好吗？”

“别把那块混乱的土地和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相提并论。”

“一样的。”格温斯基脸靠近森四郎，说，“你想想，我在伯尔尼救你可不是为了让你中途退场。你以为杀人是我的爱好吗？”

森四郎把格温斯基顶回去说：“反正我是无能为力了。你一个人干吧。”

格温斯基没有退却，强硬地说：“不行。这是你和武官的约定。你不是和武官还有夫人说好了吗？”

“他们可没告诉我行程会这么艰难。”

“你是说武官撒谎了？骗你做出约定吗？事情确实比预想得困难，可是这样的困难和危险也在契约条件内。你是和大和田武官夫妇交换了契约的。不是强行让你当密使。有约定的。”

森四郎想起了大和田军官夫妇的面容。年龄的差距自不必说，这对日本军官夫妇也毫不在意阶级差别和职业贵贱，在斯德哥尔摩和自己往来。请自己喝茶，吃火锅，选自己当网球的伙伴。特别是那美丽纯洁的夫人大和田静子。自己完全把那对夫妻当做……

忽然，另外一种情景又重叠于记忆之上。是同盟国军占领下的德国。化作废墟的街道和村庄。垂头丧气走着的人们。一贫如洗的德国国民那暗淡的目光。

一个少年的目光又复加在这记忆之上。战争孤儿、偷东西的少年。衣服破烂的少年目光像野兽一样，在已经成了废墟的汉堡城里跑着。自己不是从那少年的眼睛里想起了什么人吗，想起了另一个男孩？想起一个偷食物的男孩，他的目光和那个少年一样。

格温斯基继续说：“你还没有履行完契约。当然即使你就此结束也可以。周围没有人会谴责你。你也不必征求武官的了解。你是自由的。可以拿戒指换了钱去巴黎。也能去摩纳哥的赌场，过花天酒地的日子。如果你不感到羞耻的话。”

可恶，森四郎想，在间谍的培训课里肯定有雄辩术和说服术。我不是让格温斯基说得动摇了吗？

森四郎保持沉默，格温斯基说：“你担心的是技术上的问题吧？”

他的语气不像刚才那么尖锐了。

“不是距离也不是我说的毁约。我会尽力想办法的。别这么轻易放弃。给我点儿时间，我想我能让你放心。”

森四郎无力地说：“如果你能做到的话，我就再坚持一下。”

格温斯基忽然露出了笑容，是他这个年龄没有的年轻人的微笑。格温斯基抱着森四郎的肩膀，点头说：“好，把夫人的戒指拿出来吧。”

“干什么？”

“换钱，去远东需要经费。”

“那是我的工钱。”

“成功的话再要报酬。拿出来吧。”

“我不想拿那枚戒指换钱。”森四郎松了松自己的腰带，说，“用这个行吗？”

他从腰带扣后面取出一粒宝石。从巴黎被押送到柏林时，好不容易带出来的钻石。这是最后一颗了。恐怕价值是夫人给的琥珀戒指的十倍。

格温斯基接过钻石，非常惊讶地问：“是钻石吧？可以吗？”

“反正还有五千公里的路，我想把钱带足。”

“好，谢了。”

“去哪儿？”

“有几个黑市可以去问问。”

“我想见见那个女高音歌手。”

“你们说的是四点在普希金广场吧。然后我也去那儿。晚了也等着我。”

格温斯基把钻石用手绢包起来放进兜里，给了森四郎一些卢布。大概是刚才换的钱的一半。

“那四点见。”

格温斯基左右看了看赫尔岑路，纵身出了小路。森四郎目送着他高大的背影远去，无奈地咂嘴挠头。

小川芳子站在普希金广场的文豪的铜像下。她既不像自己说的那么老，也没胖。只是穿着完全成了俄国女人：深色的裙子配印花衬衫和米色针织衫，头发扎在脑后。当年在米兰和巴黎学声乐时的歌手的样子丝毫不见，就像是一个在俄国大地上出生成长的女性。可是她的微笑还是南国式的，或者是巴黎式的，让男人痴迷的、有威力的、美艳的微笑。

“男爵！”芳子喊道，“真的是你啊。”

芳子向森四郎飞奔过去，森四郎抱起芳子转了好几个圈，放下时紧紧地抱着她，然后是斯拉夫式的热吻。

芳子说：“啊，不敢相信。会在这儿见到你，你会在这儿，居然是你！”

森四郎说：“平静一下，让我好好看看你。我也和你一样不敢相信。”

“我明白。”

森四郎紧抱着芳子的肩膀，直直地看着她。确实，仔细看的话，九年的岁月给了芳子相应的成熟。依旧那么美丽，在巴黎时那种楚楚可怜的印象变淡了。现在她的容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悲伤的阴影美，隐藏着创伤和不幸的脆弱美。

森四郎目不转睛地盯着芳子，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因为在打仗，不能好好化妆。尽管在莫斯科是歌手，也不能好好打扮。”

“说什么呢。”森四郎说，“你还是那么漂亮。不，比以前更漂亮了。”

“你的嘴也还是那样。喂，你怎么在莫斯科？酒店的工作？”

“不是。发生了很多事。以前的工作已经不干了。”

“不当酒店管理员了？”

“不当了，现在是个赌徒，有时也送送信。”

“什么？”

“遇上了也没办法。”森四郎放眼望向广场，说：“走走吧？”

“嗯。”

芳子轻松地挽着森四郎的胳膊。他们从广场栽着树的环形路上向特贝尔斯科依街走去。路的两边是车道，中间是有树的步行道。这条路树木葱郁，可以愉快地散步。

森四郎慢慢地走着，问：“他怎么样了？”

芳子抬头看了森四郎一眼，说：“你是说志摩？”

志摩哲也，芳子的恋人，筑地小剧场的导演。在巴黎认识了芳子，相识第三个月就带芳子去了莫斯科。他公开声称自己是共产党员。

芳子又望向了林荫道，小声回答说：“死了。听说死了。”

“你们没在一起吗？”

“在一起的时间很短。也就是采莫斯科之后的半年。”

“发生什么事了？”

“肃清啊，三七年的，没听说吗？”

“和日本人还有什么关系吗？”

“被怀疑有反政府阴谋。他们说莫斯科话剧界有过这种事。说我们和那些人有瓜葛，把我们抓起来了。”

“我们？你也被抓了吗？”

“嗯，各自受到了审判，我被送进了监狱。关了两年，三九年终于被释放了。”

“志摩呢？”

“好像审判一完就被处死了。并没有通知家人，只是听人们说的。大概是死了。考虑到当时俄国的情况这也是正常的。”

他们沉默着走了一会儿，森四郎问：“之后怎么样？很辛苦吧？”

“四零年总算出演了《蝴蝶夫人》，然后得到了好评，常常参演意大利歌剧。去年演了《蝴蝶夫人》的主角，现在……”芳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因为是日本来的歌剧演员，比较受欢迎。演出淡季还去前线慰问呢。”

“单身吗？”

“嗯，一直一个人。”芳子边走边抬头看了一下森四郎，“说说你吧，发生什么事了？怎么把酒店的工作辞了？我走后巴黎发生了什么？”

“嗯。”森四郎想说那件事，不禁苦笑了一下。“唉，没意思。”

森四郎本来是岩坪利八郎男爵经营的连锁酒店的雇员，被派到了巴黎。利八郎男爵想让儿子荣辅在巴黎学习管理。森四郎作为他的随从一起去了巴黎。那是一九三四年的事。森四郎的职位是酒店驻巴黎事务所职员。

森四郎十二岁的时候被岩坪家从孤儿院带走了。岩坪男爵对慈善一时兴起，又考虑到要培养忠实的家臣，很关注孤儿森四郎。被领回家后，森四郎成了岩坪的长子荣辅的玩伴。

十五岁时森四郎开始在岩坪的酒店东京虎之门工作。同时去夜校学习商业。十八岁时作为实习生被派去了上海的国泰酒店，学习西方的接待方法。这时学了简单的英语和法语。也就是说作为荣辅去巴黎游学的随从，森四郎是合适人选。

岩坪荣辅在巴黎被委托给了酒店，他三个月就离开了那儿。他说关于日本的酒店管理没什么好向他们学的。后来成天不学习也不工作。就是和在巴黎的日本人玩乐，叫上人们去地方乡镇、在赌场一掷千金。

在巴黎，森四郎是荣辅的秘书、翻译，也是用人。经常和荣辅一起出去，照顾他。在一旁看着荣辅奢侈的玩乐生活时，森四郎慢慢意识到了自己在赌博方面的才能。

这个时候有人称呼森四郎为男爵。荣辅自称男爵，可是周围的人经常误解，他们还以为经常和荣辅在一起的森四郎是日本的男爵。每次产生误会时，荣辅都很生气。周围人觉得他生气的样子很好笑就故意叫森四郎男爵。一般来说被不知情的人叫男爵时会自己解开误会，可森四郎和荣辅在一起的时候，被叫作男爵也不理会。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森四郎自己也习惯了男爵这一称呼。

三六年春天，小川芳子来到了巴黎。她来自东京音乐学校，得到了岩坪男爵的资助，之前在米兰学声乐。

芳子在巴黎作为声乐家首次登上了舞台。虽然是《茶花女》的配角，却很快成了巴黎社交界的红人。她清秀的外貌和响亮的高音迷倒了爱好歌剧的有钱人。大家都认为她是田中路子的后继者。

岩坪荣辅也是小川芳子爱慕者中的一个。他作为资助人的儿子，所作所为简直就像是她的主人。一周约她好几次，带她去看歌剧、芭蕾或者去舞厅。送她花、小东西、宝石。接着就逼迫她，让芳子去自己家，还让她住下。半夜不打招呼就去位于圣日耳曼昂莱市的芳子家。当然芳子没让他进去。

荣辅认为既然接受了岩坪利八郎的资助就应该答应自己的要求。他觉得光从岩坪家拿钱而不回报是有违人伦的。

小川芳子温和却又干脆地拒绝了。他的要求越来越露骨无耻，连白天喝茶的邀请都被她拒绝了。荣辅暗示她要中止资助，她虽困惑苦恼，但也没让荣辅越雷池一步。

森四郎在荣辅身旁看着苦恼于诱惑和威胁的芳子，觉得很难受。可自己是雇员，不能给荣辅提意见，也不能制止他。能做的也只是安慰被拒绝后暴躁的荣辅。

这种情况下，志摩哲也来了。他是筑地小剧场的导演，有着宽宽的额头，冷静透彻的嘴唇。对自己的艺术天分抱有绝对的自信，是一个傲慢的美男子。芳子马上就成了他的俘虏。大概她第一次见到志摩哲也这类型的男人。志摩也很快接受了芳子。有一次，在日本人常去的餐厅，荣辅、森四郎和志摩、芳子四个人碰见了。荣辅非要坐一个桌子，挑衅志摩。

“听说你是共产党，和这边的共产党也走得很近。要不要报告特高科啊。”

志摩对荣辅的挑衅嗤之以鼻：“要是你觉得凭这个就抓住了我的小辫子，你就是个无可救药的白痴。比你的长相还白痴。我听说在巴黎有只猴子自称是男爵，我知道是谁了。”

荣辅拿着香槟瓶站起来了。餐厅里一下乱了，森四郎马上夺过瓶子把荣辅按在那儿。森四郎按着荣辅的时候，志摩带着芳子出了餐厅。就在这晚，芳子搬到了志摩住的便宜旅店。两个人同居的事成了丑闻，在巴黎狭小的日本人社会中很快就传开了。

荣辅给父亲利八郎男爵发了电报。他说接受利八郎资助的小川芳子在巴黎和共产党歌剧导演同居了，应该中止资助。利八郎没给荣辅回电。倒是小川芳子收到了电报。电报上说有流言传来，要求芳子报告事实。如诚如传言，就和共产党分手，还暗示她如果无视指示就停止资助。

不知所措的芳子悄悄找森四郎商量。芳子的家庭不怎么富裕。如果没有利八郎的资助生活都会有困难，继续声乐学习就更谈不上了。虽说如此却也没说和志摩哲也分手的事。森四郎劝她哪怕只是形式也好，和志摩分开。如果不在一起生活就可以给利八郎报告说同居是毫无根据的谣言。资助也会继续。三天后，芳子来找他，说要和志摩一起去莫斯科。把一切告诉志摩后，志摩说不应该永远在那样的资本家的庇护下，去莫斯科吧，在那里人们可以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你应该也能继续当歌唱家。

实际上志摩要去莫斯科的事之前就在巴黎的日本人中间传开了。人们说他在巴黎打探去莫斯科的机会。因为单凭去莫斯科这个理由拿不到护照，为了出国就暂且先来了巴黎。志摩要去莫斯科的事传到了荣辅耳朵里，芳子也去的消息使荣辅很激动，绝对不允许父亲庇护资助的女人做出私奔这种事。更何况还是去莫斯科。他要给志摩重重一击。荣辅把车停在志摩住的旅店前，开始监视他。可以说他因为嫉妒而精神失常了。森四郎也被命令监视他们。第二天早上森四郎就放弃了这份愚蠢的工作。他去了志摩和芳子的房间，说去东站的话给他们运行李。两个人早已经打点好行李了。森四郎忙开车送两人去了东站，他们上了去维也纳的列车。那是三六年晚秋的事。结果森四郎被荣辅狠狠地骂了一顿。

走在林荫道上，森四郎回想着自己在巴黎的生活。战争初露端倪的欧洲，不安地度过每一天，虚幻乏味的每一天。回想着巴黎，森四郎向芳子诉说那之后的自己的人生，芳子抛弃一切和志摩私奔后的事。自己为什么成了赌徒，怎么留在战乱的欧洲等。

森四郎说：“我也渐渐讨厌伺候那位少爷了，不久后，那位少爷对住在附近的法国少女做了无耻的事。但是给警察的报告弄错了，我被抓起来了。”

芳子问：“怎么弄错了？”

“报告说自称男爵的日本人强奸了少女。结果不是荣辅先生而是我被警察厅逮捕了，关进了拘留所。”

“误解很快就解开了吧？”

“荣辅先生搭上了去马赛的火车。正好是日本邮船箱根丸号来的时候。他准备逃离法国。我一直以为荣辅先生会自首的，可是他根本没来。我非常担心，通过律师向日本大使馆求助。也被断然拒绝了。结果我在拘留所被关了七天，出来时收到了日本来的电报，通知我被酒店解雇了。”

“男爵的电报？我一直以为他很器重你。”

“荣辅先生和他的狗腿子一直中伤我，再加上因强奸罪被逮捕的事，男爵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你去莫斯科后大概半年的事。三七年的春天。”

“然后呢？”

“开始做翻译、导游这些工作。每天去诹访酒店等日本人，从恶心的有钱人那骗了很多钱。这样的生活接续到大战开始。”

“再然后呢？”

“日本发来了回国命令。我还不想回国，就没理。于是命令我归还护照，我也装作不知道。接着就下发了护照无效公告。我通过关系弄到了土耳其护照，从此成了土耳其国民，当了职业赌徒。”

森四郎还简单地说了一下自己在巴黎被盖世太保逮捕、押到德国和得到驱逐出境令到了斯德哥尔摩的事。

“来这儿的原因……”森四郎想做个总结。这部分最难说清。“在斯德哥尔摩有一对日本夫妻托我往日本送信儿。所以正在想怎么能穿过西伯利亚。”

一看表已经是下午四点四十分了。格温斯基应该在普希金广场等着。

“哎呀，去广场见我的同伴吧。走吧。”

“女的？”芳子的声音里夹着一丝不安。

“男的。波兰人。”

“我去方便吗？”

“当然了。我可不想和你断了联系。”

芳子露出了放心的微笑：“走吧，我也不想就这么放过你。”

格温斯基已经在普希金广场等着了。他在那儿走来走去，那样子让人想到了动物园里的熊。

森四郎介绍两人认识。芳子像贵妇人那样向格温斯基伸出手，格温斯基握着她的手，恭敬有礼地吻了一下。

格温斯基直起身问芳子：“海报上你的名字好像是奥路尔这个俄罗斯名字。”

“啊，那个啊。”芳子很愉快地回答，“我名字小川的发音是奥尔娃，不知什么时候就有了那个俄罗斯名。”

“那小姐您的昵称是？”

“奥丽尔，我也很喜欢这个名字，在日本人听来感觉有好事将要发生。可以的话请您也这么称呼我，比称呼小姐更合适。”

“那奥丽尔，可能你们有很多话要说，但请把男爵借我一下，我有话想和他说。”

“嗯，好的。”

格温斯基拉着森四郎走了几步，把芳子留在了铜像下。

森四郎在意芳子，对格温斯基说：“她又不是秘密警察的狗。背着她说不是反倒让她介意吗？”

格温斯基没理会森四郎的抗议。“很难买西伯利亚铁路的票。去远东的军用火车优先运行。每天有十几辆军用火车开向远东。现在能买下礼拜的票。”

“买上那个也成啊。”

“说不定下礼拜对日战争就开始了。我们不能再磨蹭了。”

“那坐飞机？”

“没打听到飞机的消息。除了公用的专机大概没有去远东的飞机了吧。”

“你可别说坐军用火车啊。”

格温斯基轻松地说：“我想过这个，求助萨贝科中佐，他会不会给我们什么文件？”

森四郎盯着格温斯基说：“我总算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你就是个孤掷一注的赌徒。”

“问个问题，在轮盘赌里，用最少的钱投在红色或黑色能赢吗？”

“这可不是轮盘赌。”

“我们已经被逼站在俄罗斯轮盘赌前面了。只能相信运气，向存活的方向奋力一搏。要是你想到了别的办法就说。”

应该没了。森四郎伸出双手望着天。视线的余光里映着芳子的身影。她有些不安地看着森四郎他们。

森四郎说：“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我们可以出黑海，走南面的路。从土耳其到巴格达、印度方向不是开通航线了吗？说不定现在普通人也能坐。”

“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森四郎对格温斯基的顽固很生气，他说：“就算这样我和芳子约会的时间总有吧。我们都九年没见了。”

回到芳子身边时，她有些诧异地问：“有什么麻烦吗？”

森四郎明确地否定了：“没有，没什么。就是去远东的事。”

“你们怎么了？德克特尔有些难过地看着这边。”

森四郎回头看了一下格温斯基，说：“他负责安排旅行。买不到票，毫无头绪。”

“好像现在西伯利亚铁路很混乱。我都有些不好意思，明明有那么多人想去去不成，我居然一直拒绝去远东慰问。”

“你说什么？”

芳子侧着头问：“啊？去远东慰问的事。”

“是去远东那边慰问吗？”

“嗯，从红石到远东。文化部和红军都请我参加慰问团。我觉得旅途会很辛苦，还没答应。”

“什么时候出发？去哪儿？”

芳子笑森四郎：“干吗，一下子这么严肃。”

“快告诉我。”森四郎又重复了一遍，“去哪儿，什么时候去？”

“慰问团后天出发。去远东军各地的驻扎地。巡回四周。据说那边的军队在大战中一直没有文娱活动，对娱乐如饥似渴。”

“先去哪儿？”

“先去博尔贾。”

“博尔贾在哪儿？”

“在贝尔湖的最东边。比一个叫赤塔的城市还靠近满洲。”

“靠近满洲啊。”森四郎回过头叫格温斯基，“有话和你说。”

森四郎让芳子把刚才说的事给格温斯基重复一遍。

格温斯基目光炯炯地问：“慰问团是坐西伯利亚铁路吗？”

芳子答道：“不是，飞机。坐专机一个接一个地访问驻扎地。”

“慰问团有哪些人？”

“主要是人民剧场的波波夫剧团。还有乐队、一个男歌手和两个舞蹈演员。”

“奥丽尔，你为什么拒绝邀请呢？”

芳子有些为难地说：“我不怎么懂俄罗斯的流行歌曲。军歌也不会。只会意大利歌剧的咏叹调和世界名曲，好像士兵对这些不感兴趣。”

“可红军方面不还是邀请你了吗？”

“因为我受欢迎有特别的原因。”

“怎么讲？”

“我是可怜的日本艺术家的象征。我在法西斯国家不受欢迎，来了苏联得到好评。我现在受欢迎也许是因为这个。俄罗斯人把我看做蝴蝶夫人了。”

“就算是俄罗斯士兵也会感动于真正的艺术吧。要是去不也很好吗？”

格温斯基的话没什么说服力，芳子说：“九月要开始排练了。”

格温斯基说：“我再问你，慰问团的成员都定了吗？”

“除了我都定了。”

“慰问团的飞机能再坐两个外部的人吗，我和森四郎？”

“不太清楚。”芳子看着森四郎，“你说要带消息去日本。坐西伯利亚铁路去不行吗？”

“最后关头了，想尽快送到。”

“为什么？”

森四郎犹豫了一下。让她知道了也会给她添麻烦，可是不告诉她实情，却拜托她带他们一起去又不坦诚。

森四郎说：“再磨蹭的话，日本就要亡了。”

芳子惊得目瞪口呆。这话从森四郎嘴里说出来太让人意外了。

芳子问：“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国家会灭亡？”

“这个不好说，反正日本不知道灭亡这件事，还在胡乱继续着战争。有入托我把能作为结束战争根据的一些情报尽快送到日本的领导层。”

“怎么这么吞吞吐吐的。”

“反正就是刚才说的那样。”

“也就是说你想去远东是为了能尽快去日本。”

“过了‘满洲国’的话，之后应该没什么麻烦了。”

“再然后呢？”

“回巴黎。”

“巴黎……”芳子的瞳孔里好像燃起了一束光，“去巴黎吗？”

“还得等这份工作结束了。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芳子看看森四郎又看看格温斯基，一时陷入了沉默，好像在计划着什么事。过了一会儿，芳子说：“和慰问团一起去赤塔，然后再换乘西伯利亚铁路的话应该马上就到满洲里了。我试着去和慰问团长说明情况让你们搭飞机。”

森四郎说：“苏联政府是个麻烦，不能告诉他们实情。”

“不是为了和平嘛。”

“苏联准备马上对日参战。”

芳子惊呆了。森四郎说：“还有一件事也和你明说了吧，我们来莫斯科用的是非法手段。也就是说去满洲不能堂堂正正地通过国境审查，要骗过政府或者只能强行冲过去。”

“我们一起走吧。”芳子说，语调并非踌躇满志，而是用平常的语气。

森四郎吃惊极了。芳子继续说：“要是这样的话我加入慰问团。你们的事我会想办法的。”

“能行吗？”

“歌剧歌手任性是常事儿。既然他们请我，就要为难他们一下。”

“我们凭什么进慰问团？”

“就说你是我的恋人吧。没你陪着我就失去了精神平衡。连歌也不能唱了。”

“德克特尔呢？”

芳子看着格温斯基：“德克特尔，你有什么手艺吗？”

格温斯基并不怎么为难，说：“钢琴会点儿，手风琴也会。”

“乐队应该有拉手风琴的人。不过可以说是我的歌唱指导老师。就说为了九月的公演必须上课。”

森四郎意识到了芳子的计划不够周全。“就算一起去了，用不了一个晚上就会暴露的。”

芳子看着森四郎说：“不会的。先去的慰问地是赤塔。到了赤塔当天就能穿过‘满洲国’国境。”

“我是担心你。我们跑了你会被追究的。帮助来历不明的人越境，会严格地调查你的。”

芳子神采飞扬地说：“说什么呢？我也一起走啊。”

“去日本？”森四郎不禁又吃了一惊。她之前抛弃了日本，私奔到了苏联。“你要放弃这里的生活、这里的人生吗？”

“是。”

“怎么能那么轻易地就放弃？”

芳子盯着森四郎说：“能啊。莫斯科到底有什么？有一个爱的人也就算了，我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啊。”

“有工作啊。你很受欢迎吧。”

“没有，我现在意识到了，从我出了监狱，就一直在等待离开这个国家的机会。等待带我离开的人。”

“就算这样，离开苏联你又去哪儿呢？日本的话，现在这个时代西洋乐歌手是活不下去的。”

芳子摇摇头说：“去巴黎。说好了，你带我去。这样的话我就帮你们。”

森四郎看着格温斯基。格温斯基耸耸肩，似乎在说只好这样了。

从普希金广场到人民剧场波波夫剧团的办公室只要走十分钟。从特贝尔斯科依街一拐到奥尔料夫街，在一座不太起眼的五层楼的建筑里。对面是艺术剧团路，艺术剧团路往里走一点儿就是莫斯科艺术剧团。

波波夫剧团的团长是一个叫亚历山大·波波夫的喜剧演员。五十多岁，很胖，头发稀少，蓝眼睛，圆鼻子。脸就像涂了口红一样，他接待了森四郎他们。

芳子叫着波波夫的昵称：“萨沙，一直没给你消息，不过今天决定了。请让我加入你的慰问团吧。”

波波夫笑容满面地叫道：“太好了。我总算没有白等。奥丽尔你来的话我们的巡演一定会非常成功。走到哪都会满座，还能得到勋章。”

“不过呢，”芳子说，“我有两个条件。”

“条件？什么条件？”

“第一，我非常神经质，要是身边没有信赖的人关心我，我连舞台都上不了。我希望您让我的恋人和我们同行。”

波波夫拉下脸来盯着森四郎，神情像是在问你就是她的恋人吗。芳子也含泪望着森四郎。刚才进屋的时候，森四郎和芳子像十八岁的恋人似的手拉手肩并肩。森四郎讨好地向波波夫笑着，点了点头。

芳子介绍道：“他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员。森四郎先生，是我和我的艺术的知音。我要是离开他了，连台也不能上。”

森四郎用法语纯真地说：“只有我能让奥丽尔平静、幸福。”

波波夫的表情里夹杂着困惑和欢迎，他转过头问芳子：“这是条件之一啊。”

“是，还有一个。下一季我有两场公演，一个是意大利亚歌剧《阿依达》，另一个是《伊凡·苏萨宁》。”

波波夫的小蓝眼睛睁得大大的：“你要演《伊凡·苏萨宁》吗？伟大的俄罗斯歌剧！”

“是的，因为大祖国战争胜利了，我想今年《伊凡·苏萨宁》的公演一定会掀起热潮的。斯大林元帅也一定会多次驾临国家大剧院的。”

“是啊，是啊。奥丽尔，你将得到无上的光荣！”

“不过我有件麻烦事。这部伟大的俄罗斯歌剧我并不拿手。也得矫正俄语发音。现在还上着课，这课一天都不想停。”

“也就是说……”波波夫的脸又拉下来了，“那该怎么办？”

“巡演中请让我继续上课吧。这位是指导我《伊凡·苏萨宁》的教授。我想请他和我们一起去。”

格温斯基表情严肃地对波波夫说：“您也知道歌剧女主角一天也不能休息。休息一天自己就感觉到了，休息两天乐队就能看出来，休息三天观众就能看出来。”

波波夫用两手夸张地抽着自己的脸，摇摇头说：“奥丽尔，要请你加入慰问团一定要让这两位一起去吗？”

“是的。”

“两个人都去？”

“是的。”

波波夫从桌子后面取出文件夹，不停地翻翻这儿翻翻那儿，说：“一个人的话还有办法……”

芳子的声音里夹着愤怒：“您是说让我选其中一个吗？恋人或者是指导教授？”

“不是，我……”

“我很高兴能为慰问团做些贡献，所以勉强求他们去远东，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您居然如此无情地拒绝我。”

波波夫狼狈地说：“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加入的话手续也……”

“怎么办？我放弃加入慰问团，就这么回去吗？我也觉得在元帅面前歌唱更重要。”

“等一下。”波波夫抱着文件夹，都快哭出来了，“给我点时间。也得和相关方面协商一下。能不能加人我现在不敢说。飞机和住宿也需要安排。”

“去的话，我也得准备。等到什么时候呢？”

“明天下午之前吧？”

“下午两点吧。为了保养嗓子我上午要休养。”

有人敲门。波波夫的声音大得惊人：“什么事？”

_个年轻男子探进头来：“萨沙，来看一下排练。”

波波夫站起来说：“总之，给我点儿时间。我会尽力和文化部交涉的。”

芳子让波波夫吻了一下右手，就扬长而去了。森四郎他们跟在她后面。森四郎对芳子堂而皇之的无理任性有些吃惊。这技术是天生的还是像唱歌一样是学来的？

走上马路后，森四郎对芳子说：“怎么样？我们俩能一起去吗？”

芳子答道：“差不多。现在去文化部和红军那儿活动应该很难。不过最后实在不行，更换成员也会带你们去吧。”

“你刚才说的《伊凡·苏萨宁》是什么？”

“俄罗斯的爱国歌剧。就像日本的《忠臣藏》。斯大林很喜欢。”

芳子带着些蔑视的语气。大概是讨厌俄罗斯歌剧吧。

“你要演那部歌剧吗？”

“我瞎说的。连故事情节都不知道。那么说是为了从声势上压倒他。”

格温斯基说：“另外，奥丽尔，不好意思，有些现实问题要跟你说。”

芳子抬起头看着格温斯基。格温斯基像看着年幼侄女似的看着她说：“我们没有住的地方。连替换的衣服都没有。钱还有些，能不能想想办法？”

芳子说：“就请二位住在我家吧。住在外面还得另做打算。衣服嘛，我问问朋友。实在不行就去大剧院的服装间找找看。”

心情终于轻松了一点儿。还有五千多公里的路要走，忧虑也没用。这个办法行得通行不通还不知道。明天两点以前还是只想着高兴的事吧。

看看表，下午五点二十分了。

七月三十日，自德国投降已经过去了三个月，离大和田武官认为的事态期限，还有九天。

明斯克大街三十七号是一座希腊式风格的古宅，过去是书店而广为人知。可大祖国战争爆发后，很少有市民知道这座建筑做什么用。

只有极少数的政治局成员和军队高官知道。苏联陆军参谋部搬到了这里。建筑的地下虽然连着地铁站，可是开战以来这一站禁止一般市民出入，列车也不在这儿停而直接通过。地下铁站也全部作为参谋总部的设施被使用。

下午五点十分，地上建筑的二楼，朝着内院的办公室里，萨贝科中校挂了电话。他向NKGB的德国科询问一件很在意的事，也就是今天下午有没有两个人去那儿。一个叫米法埃罗·库利科夫的中年俄罗斯人，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员。接电话的职员详细盘问了萨贝科的来历，为什么要问这件事，好像想知道理由。萨贝科回答说偶然把那两个人从莫斯科中央机场送到了NKGB总部，好像他们有什么重要的事，想知道是不是顺利地解决了。

对方说自己先把电话挂了，然后打参谋总部公开的电话。回答是：没有那样的人物来访。

萨贝科点着在伯尔尼时买的美国烟草，想着，那两个人真的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吗？因为他们自己说要去NKGB总部，也就没有怀疑他们的真实身份，可是他们没去。NKGB有可能没说实话，但是说不定自己做错了什么。

他产生了一丝不安。他想着那两个男人说的话。为了排除自己是日本的情报员，和美国情报部门产生了纠纷。事实上，那天美国的政府职员发生了事故。就算和美国情报部成员发生纠纷是事实，那和日本情报部门的关系又怎么样呢？东洋人说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日本的法西斯分子作斗争。这话是真的吗？

日本的法西斯分子？

现在参谋总部为了应对“满洲国”的紧张局面，从欧洲到远东正在继续大规模的运输作战。还有传言说正在为对日战争做准备。

和日本法西斯分子的斗争……

和美国情报部职员的纠纷……

萨贝格中校抖了一下，把烟从嘴里拿出来。

他觉得从道理上考虑的话，前面有一个大黑洞在等着他。这是一个能吞没一切的无底洞，包括萨贝科辉煌的军历，免于肃清的幸运。

萨贝科想还是别考虑了。因为自己是第一次出国旅行，所以有些兴奋和轻率。以后也只能祈祷这不是个大问题，不会发展为大事件。只能祈祷了。

此时在波茨坦的西施林官，斯大林正从首席秘书官波斯克廖贝合夫手里接过一份极秘密电报。

这是身处远东的A．M．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发来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作为斯大林的代理，六月末被派遣到了远东。为了准备对日战争。

斯大林发出了加快对日作战的准备这样一条命令，华西列夫斯基的电报是对这一命令的最新报告。华西列夫斯基这么写着：兵力配备大概在八月一日完成。之后十天开战准备完成。

斯大林对站在桌子旁边的波斯克廖贝合夫说：“发两条命令。”

他拿起了笔记本和笔。

“第一，任命华西列夫斯基为远东苏联军总司令官。”

斯大林顿了一下，他看着旁边的大地球仪。波茨坦也有和自己克里姆林官的办公室里一样的东西。正好地球仪上欧亚大陆的东部朝着斯大林。斯大林看着地球仪，说：“对日总进攻定于八月十一日。”

波斯克廖贝合夫表情没有丝毫变化，把这些话写到了本子上。

芳子住在莫斯科的山手，这个地区过去是外国人街。这是一座面向波罗的街的五层建筑。芳子住在四层。

房间布局是一个卧室，放着钢琴的客厅，还有厨房和卫生间。小且朴素的房子。比起同是歌剧歌手、嫁给国家级演员的田中路子来，生活条件有很大的差距。不过芳子肯定对这样的生活没有丝毫的不满。她招呼森四郎他们进来，用各种食材高兴地准备晚饭。

森四郎边吃边向芳子诉说这九年的生活，比下午更详细更坦诚。与斯德哥尔摩的大和田军官夫妇的交往这部分，可能说得更多，也向她坦白了从斯德哥尔摩到莫斯科旅途的详细过程。一开始只是说遇到了危险，可是芳子毫不避讳地问细节。森四郎只好把杀人的事也说了。芳子听了好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什么也说不出来。

芳子说了来莫斯科后和志摩的生活，以及之后被逮捕和监狱生活，接下来战争时期的穷困。她带着些许感伤说着这些事。听着听着，森四郎对芳子的怜爱越发难以抑制。

格温斯基听不懂森四郎他们的日语对话，他只是细品着芳子递来的红酒。吃完晚饭，格温斯基突然说自己要出去办点事，可能半夜才回来。

森四郎问他在莫斯科究竟有什么事，他也没回答。从他的表情来看好像有什么相当紧张刺激的事在等着他。格温斯基站起来说那我出去了，朝芳子眨了下眼睛，出了房间。

脚步声从走廊上消失后，芳子说：“他是在意我们吧？”

森四郎故意咳嗽了一下，说：“不是，你也太多心了吧。”

“太多心？”芳子说着把手伸到了桌子上，“你不是说他不是非常敏感的人吗？”

明白了，吃饭的时候一直有一种浓烈的情感共鸣交织在森四郎和芳子之间，他们都被对方吸引着。想得到对方的心情隐藏不住，也无须怀疑，已经清楚地呈现在双方的眼神里、声音里。森四郎拉起芳子的手站起来，走到桌边，两个人抱在了一起。

长时间的接吻后，芳子注视着森四郎喘息着说：“就像做梦一样，你居然在莫斯科。而且比九年前更有魅力，一直在我的眼前闪耀着。”

森四郎吻着她，又一次缠绵的接吻后，森四郎说：“我也是。那个曾属于别人的小川芳子被我这么抱着，让我这么亲吻着。明明是高不可攀、离我很远的女人。”

“再近一点，再亲密一点吧。我们来填补这九年的时间吧。”

芳子催促森四郎进卧室，森四郎就那么搂着芳子的腰向卧室走去。情事在双方的温柔体贴中慢慢升温。虽然有第一次身体重叠的羞怯，但这成不了达到高潮的阻碍。两个人确认着对方的感受，慢慢地把身体交给器官，融为一体，共同欢喜。达到顶点的瞬间，芳子发出了忘我的叫声。森四郎知道她美妙的声音是与生俱来的。大叫之后，芳子的喘息持续了很长时间。

两个人的身体紧紧地黏在一起，直到身体冷却，意识恢复。这期间，芳子有好几次腿微微痉挛，持续了很长时间不能退去。

不久痉挛完全平息了。芳子低语道：“你为什么要给那种男人当秘书？为什么只是在一旁守着我？为什么要帮我和志摩逃到莫斯科？要是你推开别人站到我前面说想要我，说别去莫斯科和我在一起，你要是这么说就好了。你没想过我多期望这些吗？”

森四郎颇感意外地说：“真的吗？你真的这么期待吗？当时你很爱志摩吧？”

“是，我尊敬他。他的才能确实也光彩夺目。女演员一般对导演都会有一种类似爱情的感觉。但那只是像爱情，并不是真的爱情。他从来不是我的恋人，一直都是导演，作为导演凌驾于我之上。”

“没看出来。”

“我看起来很幸福吗？”

“只有你们两个人的时候，难道没觉得幸福吗？”森四郎意识到自己的话有些讽刺，又说，“也是，确实没看出来你在幸福地谈恋爱。”

“他是个暴君。完全不考虑我的感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随意摆布我。有好几次说我笨蛋、无能。我就像是他的奴隶。”

“可你不还是跟着他去了莫斯科吗？”

“不知哪位先生帮助安排的。”

“你是说我多管闲事吗？”

芳子没有直接回答，说：“你想想我去找你商量时的事，我马上就要离开巴黎前的事。”

“你来巴黎半年后吧？”

“更久些吧，八个月左右。在那最后关头我突然意识到，在巴黎，我身边的人里谁最重要。”

“志摩吧？”

“不是。你觉得我在那个时候找你，盼着你给我什么回答呢？你劝我和志摩表面分手继续接受男爵的资助，你觉得我想要这样的劝告吗？我想一直帮我的你会不会这么说：资助不要了，荣辅也别管了，和我在一起吧。或者是你喜欢我的话会告诉我，我还以为你会这么说。你一直对我很好，什么时候都护着我。明里暗里都帮着我。我这个没名气的小歌手常在想，他除了作为荣辅先生的跟班是不是还有别的意思。我天真地盼着你能对我说你不要工作了，要我和你在一起。”

森四郎玩味着芳子的话，他说：“我到底是迟钝啊。”

胃液倒流的感觉充满了胸膛。如果这是真的话，那自己……

芳子一边用手指绕在森四郎的胸前，一边说：“还是当时你有珍惜的人，就没把我放在眼里？”

“怎么会。”森四郎有些无力地说，“我想尽管只是工作，还是想在荣辅对你的诱惑下保护你，帮一把你和志摩。”

“太好了。”芳子的声音轻柔起来，“我果然不是凭空误解你的心意。”

“你让我误解了。我没想到你会那么想。我以为你只是把我看做荣辅的秘书。”

“我们两个人都好幼稚啊。一点儿都不懂男女之情。”

森四郎起身打开床头灯。昏黄的灯光围绕着他们。森四郎从夹克兜里掏出烟，得抽根烟了。房间里飘着烟，芳子从床上起来，裸身向窗边走去。朝向马路的窗子的窗帘拉着一半。芳子背对森四郎看着街上。芳子看着外面说：“这条街看起来和平时不一样，是因为你在吧。有你在，我觉得这条街道也不赖。”

森四郎说：“我可不能留在这儿，就像我说的，我是非法入境的。”

“我知道。”

芳子在窗边转过身来，面向森四郎。芳子洁白的身体浮现在外面射进来的微光中。柔软匀称的身体。白瓷质的肌肤像透明的，色浅稀疏的阴毛。曾经看都不敢看的女人的美丽身体。

芳子也注视着森四郎，说：“你真的要带我去巴黎吗？”

“我带你回去，一言为定。”

“然后怎么办？在巴黎你还会对我好吗？还是……”芳子吞吞吐吐的，脸上掠过了不安，“因为你完成了一项工作，所以……”

“不会的，我可不是为了收场才带你去巴黎。如果你是担心这个的话……”

“那……”

“我们要夺回巴黎。”

“啊，”芳子非常激动，“我们真的能在巴黎重新开始吗？巴黎会是我们的吗？”

“花了很多时间，也走了弯路，但巴黎真的会是我们的。”

芳子静静地回到床上钻到被子里，身体向森四郎紧紧地靠近。

格温斯基回到公寓时已经过了深夜十二点了。

森四郎睡得迷迷糊糊时，听见门锁打开了。森四郎竖起耳朵听着，好像格温斯基很快就在客厅的沙发上躺下了，还能听到翻身和叹气的声音，似乎睡不着。

森四郎想，他的事顺利办好了吗，他在这座城市也有几年不见的很想念的朋友吧，重逢很高兴吧。模模糊糊地想着这些事，森四郎也进入了沉沉的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