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个梦，总是那个梦。他无法摆脱它，它总是缠着他。一夜又一夜，他总会尖声叫着醒过来，浑身汗湿，他母亲总会冲进来抱住他，尽力让他安静下来。

父母亲对他的状况既迷惑又担忧，因为他不能或不愿描述他的噩梦。但他母亲深信，从波斯尼亚回来之前他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梦。

梦境总是相同。那是粘液中的一张脸，一张沾满了粪便的苍白的圆脸，尖声叫着要仁慈，哀求着要活命。他能听懂这些英语，季利奇也同样能，诸如“no，no，please don't”（不，不，请不要）这样的词语在国际上是通用的。

但那些拿着木杆的人哈哈笑着又去捅。那张脸又浮上来了，最后季利奇把手中的杆子捅进那张张开着的嘴巴，用力按了下去，直至那个小伙子死在了粪水下面。然后他就会惊醒，哭着叫着，直至他母亲把他抱进怀里，告诉他一切都好好的，他是在森耶克的家里，在他自己的房间里。

他认为他是要为塞尔维亚尽他的爱国主义职责，但他无论如何都无法解释他做过的事情，他参与过的那个组织。

他的父亲不胜其扰，声称白天工作很忙，晚上需要睡眠。一九九五年秋天，米兰·拉耶克开始去一位经验丰富的心理医生那里，接受第一个疗程的精神疗法。

位于帕尔莫蒂切娃大街上的那座五层楼精神病院，他一星期去两次。那是贝尔格莱德最好的精神病院，但是专家们说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不敢供认。

他被告知，心理压力的解除是来自于净化，而净化是需要供认的。米洛舍维奇仍在掌权，但更恐怖的是那天早上在班亚－卢卡，当时他提出来要离开他们、回贝尔格莱德的家时，季利奇的那双凶狠的眼睛。尤其是季利奇在他的耳边说过的那番话：如果他胆敢开口，他会被杀掉、肢解。

他父亲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在铁托当政时期长大，终生是一位党的忠诚公仆。但他的母亲一直信仰与希腊和俄罗斯同宗的塞尔维亚东正教。虽然丈夫和儿子嘲笑她，但多年来她一直坚持去教堂做弥撒。到一九九五年年底的时候，米兰开始陪同母亲一起去。

他开始在宗教仪式，应答祈祷，以及圣歌和香火中找到一些慰藉。那种恐惧似乎在教堂里消退了。那是他母亲常去的教堂，在足球场旁边，离他们居住的地方只相隔三个街区。

一九九六年，他在法律考试中落榜。愤怒而又绝望的父亲在自家的楼梯跑上跑下整整跑了两天。来自学院的消息让他失望，但他儿子说出来的话更让他透不过气来。

“我不想当律师，父亲。我要进教堂。”

老拉耶克静下来，努力顺应他那已经变了的儿子，但这需要时间。至少牧师也是体面的职业。不会发财致富，但也受人尊敬。人们还是可以昂起头来说：“我的儿子在教堂里工作。”

但老拉耶克发现，牧师这个职位需要经过多年的学习才能取得，其中大多数时间要在神学院里度过。但儿子另有想法，他想隐居，而且马上就要行动。他想成为一名修道士，抛弃一切物质的东西，过简朴的生活。

在贝尔格莱德东南十英里处，米兰找到了他需要的地方：斯兰奇村的一座小小的修道院——圣斯蒂芬修道院。院里只有十二个兄弟，在一位院长的领导下，他们在农场的田野上和谷仓里劳作，种植自己的口粮，接受游客和香客的捐助，进行反省和祈祷。要加入的人已经列成了一串很长的名单，想插队根本没有机会。

在米兰的父亲去与瓦西里耶院长会面时，命运来干预了。院长和老拉耶克互相惊奇地打量着对方。虽然院长蓄着一把大胡子，头发也有些斑白了，但拉耶克还是认出，那是四十年前的同学戈兰·托米奇。院长同意会见他的儿子，与这个年轻人讨论进教堂工作的可能性。

这位聪明的院长猜到，他这位老同学的儿子，是一个内心世界遭受着折磨、不能在外在世界找到安宁的年轻人。他以前见过这种情况。他指出，他不能立即腾出一个工作岗位空缺，但城里人也有来当修道士的，为的是寻找宗教“避难”。

一九九六年夏天，随着波黑内战的结束，米兰·拉耶克来到斯兰奇村的修道院，种植西红柿和黄瓜，参加反省和祈祷。那个梦消退了。

一个月后，瓦西里耶院长温和地提议他忏悔。他忏悔了。在耳语般的声调中，在祭坛边的烛光下，在来自拿撒勒的那个人的注视下，他把他经历过的事告诉了院长。

院长双手合十开始祈祷：为粪池里那个小伙子的灵魂，为他身旁的那个忏悔者。他敦促米兰去向当局告发那些应对此事负责的人。

但米洛舍维奇仍在牢牢地掌握着政权，而且佐兰·季利奇的威胁依然清晰地在耳边响起。当局会指控季利奇是难以想象的。那个暴徒威胁过的报复行为，有朝一日得以执行的话，根本不会激起任何涟漪。因此，沉默继续着。

那种疼痛在二○○○年冬天开始了。米兰注意到身体的每次动作都会加剧痛楚。两个月后，他与父亲商量。父亲认为是某种流行性疾病，但还是安排他去贝尔格莱德总医院化验。

贝尔格莱德总是声称其医疗水准是欧洲一流的，而贝尔格莱德总医院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化验要做三个，分别由肛肠科、泌尿科和肿瘤科的专家进行诊断。负责肿瘤科的那位医学教授，最后把米兰·拉耶克请进了他的套间诊疗室里。

“你是一位见习修道士？”他问道。

“是的。”

“那你信仰上帝？”

“是的。”

“有时候我也希望我能去相信，但是我不能。现在到了考验你的虔诚的时候了。不是好消息。”

“请告诉我。”

“你得的是直肠癌。”

“能动手术吗？”

“恐怕不能。”

“会好转吗？能化疗吗？”

“太晚了。我很抱歉，我非常抱歉。”

这个年轻人凝视着窗外。他已经被判了死刑。

“我还能活多久，教授？”

“这个问题总是会被问到，但总是很难回答。如果采取措施，保养得当，严格饮食禁忌，加上一些放疗……一年。可能短点，可能长些。但不会很长。”

那是二○○一年三月。米兰·拉耶克回到修道院把他的病情告诉了院长。老人为这个年轻人难过得哭了。

四月一日，贝尔格莱德警方逮捕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佐兰·季利奇已经消失。在儿子的恳求下，一头雾水的老拉耶克去联络了他在警方高层官员中的熟人，得到确认，南斯拉夫最成功、最强大的黑帮头目，已经在一年多以前销声匿迹了，现在应该居住在国外某个地方，具体地点不详。这个残暴的季利奇的影响也已经烟消云散了。

二○○一年四月二日，米兰·拉耶克在他的纸堆中找出一张旧卡片。他取了一张纸，用英语写了一封信给伦敦。这封信的重点在第一行字。

“我已经改变了主意。我准备好作证了。”

三天后，信到了伦敦。二十四小时之内，私家侦探已经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史蒂夫·埃德蒙快速通过话，并回到了贝尔格莱德。

这份陈述是用英语记录下来的，并请了一位注册译员和一位公证员在现场。陈述经由当事人签署后，还由证人作了连署：

早在一九九五年，年轻的塞族人习惯于听到什么就相信什么，我也并不例外。今天我们也许很清楚，在克罗地亚和波黑，以及后来在科索沃发生过什么恐怖的事情，但当时我们被告知，被孤立起来的塞族人完全是受害者，而且我也相信了。我们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对老人、妇女和儿童实施大屠杀的说法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被这样告知：只有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才会去干那种惨无人道的事，塞尔维亚的军人只是在保护和拯救作为少数民族的塞族人聚居区。

所以，一九九五年当一位法律系的同学告诉我，他兄弟和其他人要去波黑保护那里的塞族人，而且需要一个无线电通信员时，我什么也没有怀疑。

我曾经在部队里当过无线电通信兵，但离前线很远。我同意放弃春假去帮助在波黑的塞族同胞。

当我加入另外十二名队员时，我看出他们是粗人，但我认为，他们是参加过艰苦战斗的士兵，并责怪自己太娇惯、太软弱了。

我们一共十二个人，包括队长，驾着四辆越野吉普车。队长在最后时刻才露面，直到那时候，我才知道他就是佐兰·季利奇。我曾经模模糊糊地听说过他，知道他是一个可怕的影子般的人物。我们行驶了两天，朝北穿越塞尔维亚共和国，进入波黑中心。我们抵达了班亚－卢卡，以那里为基地，确切地说是把波斯纳旅馆当成我们的基地。我们住进旅馆房间开始吃喝。

我们朝班亚－卢卡的北方、东方和西方分别作了三次巡逻，但没有发现敌人，也没有发现受到威胁的塞族村庄。五月十四日，我们驾车南下进入了弗拉西奇山区。我们知道在山岭南边是特拉夫尼克和维特茨，都是我们塞族人的敌区。

下午当我们在林中沿着一条土路行驶时，遇到了两个小姑娘。季利奇下车去与她们说话。他微笑着，看上去很友好。其中一个小女孩告诉他，她的名字叫莱拉。我当时并不明白，这是一个穆斯林名字。她已经签下了死亡证书：她的村庄和她自己，都已经注定在劫难逃。

季利奇让小姑娘们上了领头的那辆吉普车，她们指明了她们居住的地方。那是山谷中的一个林间小村子，只有大约二十个成年人，十几个小孩，七座小屋，几个谷仓和装着栏杆的围场。当见到一座小小的清真寺尖顶时，我才明白他们是穆斯林，但他们显然并不构成什么威胁。

其他人跳下吉普车，把村里的人都集合起来。当他们开始搜查那些小屋时，我什么也没有怀疑。我听说过穆斯林狂热分子，来自中东、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狂热的穆斯林战士，他们也在波黑地区抢劫，会看到塞族人就杀。我想，或许真的有穆斯林狂热分子藏在那里呢。

搜查结束后，季利奇走回到领头的车辆，站到架在前座后面一个转盘上的机枪后面。他大声叫喊他的部下散开，然后朝着蜷缩在畜栏内的那些农民开火了。

几乎在我还没能相信之前，事情就发生了。农民们的身躯被重磅子弹射中时弹跳起来。其他战士也用冲锋枪射击。有些农民试图去救他们的孩子，用身体去掩护他们。在混乱中，有几个小孩逃出去了，在大人们中间左冲右突，在子弹追上他们之前跑到了树林中。后来，我听说逃走的共有六个小孩。

我感到很恶心。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味和内脏的臭味——在观赏好莱坞电影时可从来不会有这种恶臭。以前我从来没见过人死亡，而这些人甚至不是战士或游击队员。搜查整个村子只找到一支古旧的猎枪，用于猎杀野兔的那种。

当这一切结束时，枪手们很失望。没有找到酒，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于是他们把房子和谷仓点上了火，然后我们离开了，任凭它们烧着。

我们在林中度过了夜晚。队员们自己带着梅子烈酒，大多数人都喝醉了。我试图喝酒，结果都呕了出来。在睡袋里，我明白我已经犯下了一个大错。我周围的这些人根本不是爱国者，而是以杀人取乐的暴徒。

次日上午，我们开始在山区的土路上行驶，主要是沿着山岭的表面，翻过山准备回到班亚－卢卡。就在这时，我们发现了那座农房。它孤零零地处在另一条小溪谷的林中。我看见坐在第一辆车里的季利奇站起来，举起手发出停车的信号。他做手势让汽车熄火。司机们照办了，于是周围一片宁静。然后我们听到了声音。

我们轻手轻脚地下了吉普车，拿上枪，爬向那块开阔地的边缘。大约一百码开外，两个成年人正领着六个孩子走出一座谷仓。那两个男人没有武器，也没穿军服。他们的身后有一座被焚烧过了的农房，一边有一辆崭新的黑色丰田越野车，车门上写着“面包和鱼”字样。看到我们，他们都转过身来凝视着。最大的那个孩子，一个大约十岁的小姑娘，开始哭了起来。我从她戴的头巾认出了她，是莱拉。

季利奇端着枪走向他们，但双方都没有要动武的意图。我们剩余的人以扇形展开，对这些俘虏形成了一个马蹄形的包围圈向他们接近。成年人中那个高个子说话了，我听出来是美国人。季利奇也听出来了。其他人连一句英语也不会说。那个美国人说：“你们是什么人？”

季利奇没有回答。他大步走过去检查那辆崭新的越野车。这时候，莱拉小姑娘撒腿就跑。其中一个人去抓她，但没有抓住。季利奇从越野车旁边转过身来，拔出手枪，瞄准后开火。子弹炸裂了她的后脑勺。他对自己的枪法很是自豪。

那个美国人在距季利奇十码之处。他向前跨了两大步，使上全力一拳打在了季利奇的嘴角上。假如他原来还有一丝幸存的机会，那么这一拳把这个机会给取消了。季利奇在中拳时大吃一惊，他很有理由吃惊，因为在全南斯拉夫没人胆敢这么对待他。

季利奇倒在地上，鲜血从他被打破的嘴角里流了出来。他的部下一时间愣住了，然后其中六个人围上去，用皮靴、拳头和枪托轮番殴打那个美国人。他们把他打成了一堆肉泥。我以为他们会一直这样打下去，直至把他打死，但季利奇来干涉了。他已经站起来，抹去了嘴角上的鲜血。他吩咐他们停止殴打。

那个美国人还活着，他的衬衣被撕裂了，身躯被踢得通红，面部已经肿胀，还被割破了。敞开的衬衫内显露出他的腰上系着一条胖鼓鼓的装着钱的皮带。季利奇做了一下手势，他手下的一个人把皮带扯了下来。里面塞满了面额一百元的美元纸币，至少有十张。季利奇打量着这个胆敢打他的人。

“天呐，”他说，“这么多血。你需要洗一个冷水澡，我的朋友，让你清醒清醒。”他转向他的部下。他们对季利奇这么关心这个美国人正摸不着头脑。但季利奇看到了那块开阔地上另一样东西。那个粪池满得快要溢出来了，部分是牲畜的粪便，也有人的粪尿。在过去的几年中里面的内容凝固了，而最近的雨水又使它重新涨满了。

在季利奇的命令下，这个美国人被扔进了粪池。

突然受冷肯定使他恢复了知觉。他的双脚接触到了池底，于是他开始挣扎。旁边有一个畜栏，是用木杆做的立柱和围栏。畜栏已经相当陈旧，但有些木杆还很完整。那些人去抓来了几根木杆，奋力把这个美国人捅到粪便下面去。

每当他的脸浮出粪便时，他就开始尖叫、讨饶。他在乞求活命。在大概六七个回合之后，季利奇夺过一根杆子，把尖头插进了他正在张口喘气的嘴巴，捣碎了大部分牙齿。然后季利奇把木杆捅到池底并用力按住，直至那个年轻人死去。

我走进树林中，把早饭时吃下的香肠和黑面包全都呕了出来。我想把他们全都杀掉，但他们人太多了，我也太害怕了。当我还在呕吐时，我听到了一阵排子枪声。他们枪杀了其他五个孩子，还有那个把美国人带来的波斯尼亚援助人员。所有的尸体都被扔进那个粪坑里。然后其中一个人发现，那辆越野车两侧车门上的“面包和鱼”的字样只是用胶带纸贴上去的。他们很容易地把贴纸揭了下来。

当我们驾车离开时，那里没有留下什么痕迹，除了草地上孩子们鲜红醒目的血迹和几只黄锃锃的子弹壳。那天晚上，季利奇把那些美元瓜分了。他给了每个人一百美元。我拒绝接受，但他坚持我至少接受一张纸币，以确保我是“其中一员”。

那天晚上，我试图在酒吧里把这钱用掉，但他看见了，大为光火。第二天，我告诉他我要回家，回贝尔格莱德。他威胁我说，如果我胆敢把我所看见过的事吐露哪怕是一个字，他就会找到我，肢解我，杀了我。

我早就知道，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是我对他的恐惧，使我这么多年以来一直保持着沉默，即使那个英国人一九九五年来问我的时候，我也保持沉默。但现在我已经下定决心，准备在荷兰或美国的任何法庭上指证，只要上帝给予我活下来的力量。

我向上帝发誓，我所说的都是真的，除了真相还是真相。

贝尔格莱德市森耶克区，二○○一年四月七日。

米兰·拉耶克

那天夜里，私家侦探发了一份长长的信息给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史蒂夫·埃德蒙。

发回来的指令是清楚明确的：“到你必须要去的地方，去做必须要做的事。找到我的外孙或者他的遗物，并把他带回家，带回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