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铁托元帅当政时期，南斯拉夫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犯罪的社会。妇女在街上行走绝对安全，骚扰游客简直不可思议，敲诈勒索完全不存在。

这很奇特，因为南斯拉夫，这个西方联盟在一九一八年把七个共和国拼凑起来的联邦国家，曾出过一些欧洲最邪恶、最残暴的歹徒。

其原因是一九四八年以后，南斯拉夫政府与南斯拉夫的黑社会订立了一个协议。交易很简单，你们可以随心所欲，我们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有一个条件——你们到国外去干。贝尔格莱德只不过把所有犯罪团伙的犯罪行为驱逐出境了。

南斯拉夫犯罪集团头目们选中的主要目标是意大利、奥地利、德国和瑞典。理由很简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土耳其人和南斯拉夫人构成西欧富国的第一波外来工人浪潮，也就是由他们去干那些养尊处优的当地人不想干的脏活累活。

每一次大规模的种族迁徙都会夹带着犯罪团伙。意大利黑手党伴随着移民来到了纽约，土耳其的犯罪分子很快就混入了遍布欧洲的土耳其“外来工人”之中。南斯拉夫人也同样。但当局与黑社会的那份协议还有更多的意义。

贝尔格莱德的这一举措可谓一箭双雕。成千上万的赴国外打工者，每星期把他们挣来的硬通货寄回国内。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常处于经济混乱之中，但定期的硬通货流入掩盖了这个事实。

只要铁托与莫斯科分道扬镳，美国和北约对他的其他事就相当宽松。确实，铁托是整个冷战时期不结盟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亚得利亚海的达尔马提亚海岸成了旅游胜地，不仅有阳光，还有更多的外汇收入。

在国内，铁托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采取高压政策，但他把迫害行动做得很隐蔽。与黑帮分子的协议不是由普通的警察机关执行，而是由秘密警察组织即国家安全局（简称国安局）来监督执行。

国安局拟订了协议的具体条款。黑帮歹徒在国外抢掠，可以回国休假而免受处罚。他们用不义之财在沿海地带、在首都为自己盖起了别墅和庄园。他们为国安局的头目捐助了养老基金，偶尔他们也被要求去执行一些十分隐蔽的“特别任务”。做出这种聪明安排的人，就是那位长期担任国安局头头的肥胖而又可怕的斯洛文尼亚人斯坦尼·多兰奇。

南斯拉夫国内有少量的卖淫业，但都在当地警方的有效控制之下；还有一些赢利丰厚的走私活动，同样，这些收益也能帮助官方建立起养老基金。但在国内，暴力是绝对禁止的，除了某些“国家需要”之外。年轻的流氓至多闹到争抢地盘、偷窃汽车（不许偷外国游客的）、打架斗殴这个地步。如果他们想闹得再大一些，他们就不得不离开，去国外闹去。不听劝告的人会被关进不明地点的监狱，牢房钥匙被扔进深井，永世别想出来。

铁托元帅不是傻瓜，但他终有死去的一天。在一九八○年他去世后，形势开始失控了。

一九五六年，在贝尔格莱德的蓝领工人住宅区泽姆恩，一个姓季利奇的汽车技工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佐兰。从小时候起，佐兰就显露出邪恶和暴力的本性。十岁时，他的老师们一听到他的名字就会吓得浑身发抖。

但有一件事情，使得他后来从贝尔格莱德其他黑帮人物（如泽利科·拉茨纳托维奇，也就是“阿尔肯”）中间脱颖而出：他很聪明。

十四岁从学校辍学后，他成了一个少年帮派的头目，热衷于偷窃汽车，打架斗殴，大吃大喝，勾引当地姑娘。在两个帮派之间的一次特大“火并”之后，对方三名成员被自行车链条打成重伤，在生死线上挣扎了几天几夜。当地警察局局长认为事情已经闹得够大了。

佐兰·季利奇被抓进去，关进地下室，两个高大结实的人用橡皮管轮番抽打，直至他被打得站不住倒了下去。警方没有恶意，他们只是要让他听话。

然后警察局局长给了他一番忠告。那是一九七二年，季利奇十六岁。一个星期后，他离开了南斯拉夫。但他带着一份介绍信。在德国，他加入了柳巴·泽姆纳奇的帮派。这位黑帮头目的姓氏是个假名，取自他出生的那个郊区的名字——他也来自于贝尔格莱德市泽姆恩区。

泽姆纳奇是一个十分狂暴的歹徒，后来在德国的一个法院大厅里遭枪杀身亡。佐兰·季利奇与他相处了十年时间，赢得了这个老家伙的赞赏，被认为是他手下最野蛮、最残忍的助手。在敲诈勒索要保护费时，恐吓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季利奇能让人觉得恐惧，还能津津有味地享受这种感觉。

一九八二年，季利奇二十六岁时独立出去，组建他自己的帮派。这本来会引起与他老雇主之间的一场地盘争夺战，但泽姆纳奇不久就摆脱尘世的烦恼死了。在之后的五年时间里，季利奇一直是德国和奥地利的黑帮组织的头目。他早就学会了德语和英语。

在他的家乡，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没有人可以替代铁托元帅。铁托作为一名游击战士抵抗德国人的战斗经历，加上他伟大的人格力量，已经将这个由七个共和国组成的联邦维持得相当长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南斯拉夫，一系列联合政府轮番登台执政，但是，要求脱离联邦、争取独立的运动，已经在北方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以及南方的马其顿闹得沸沸扬扬了。

一九八七年，季利奇与一个前共产党小干部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打成了一片。他很是欣赏后者所具有的两种品质：追求权力的绝对冷酷无情，以及解除对方戒心的狡诈手段。米氏被其他人低估、忽视，季利奇发现了这个正在上升阶段的人物。一九八七年，季利奇主动提出去“照顾”米氏的对手，没有遭到回绝，他也没有开口要价。

一九八九年时，米洛舍维奇明白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已经死定了，他要换的新旗帜，是塞尔维亚民族沙文主义。

南斯拉夫正在四分五裂。米洛舍维奇假装想挽救联邦，闭口不提他实施救国的手段就是种族清洗和大屠杀。在贝尔格莱德所在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内部，他获得了民众支持，因为人们相信他会挽救任何地方的塞族人免遭非塞族人的迫害。

要挽救塞族人于水火之中，那塞族人先要受到迫害。如果波斯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没能及时领会，那么他就去这么安排。在波斯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中间安排一次小范围的杀戮，就会挑起大多数居民去对抗他们中间的塞族人，此时再由米洛舍维奇派出军队，去救护那些塞族人。一帮由地痞恶棍组成的所谓“爱国者”准军事组织，充当他的奸细。

与许多掌握了国家大权的二流政客一样，米洛舍维奇迷上了金钱。他对金钱着魔的程度，如同眼镜蛇听到耍蛇人的笛声。他迷恋的，并不是能用金钱可以买到的奢侈生活，他个人直到最后一直保持着俭朴。主要是金钱作为权力的另一种形式使他着迷。到米氏倒台时，据继任的南斯拉夫政府估算，米氏和他的亲信贪污并转移到他们的外汇账户上的资金约有两百亿美元。

其他人就没有那么俭朴了。比如他极为可怕的妻子和同样恐怖的儿子女儿。跟米氏一家相比，电视剧《恶魔之家》绝对是小巫见大巫。

一九八九年以前，南斯拉夫一直把它的黑社会组织放在国外，米洛舍维奇把黑帮们作为铁杆帮手召集到国内来了。

在这帮铁杆助手中就有佐兰·季利奇。他成了这个独裁者的私人助手和雇佣杀手。米洛舍维奇施与的奖励从来不会是现金，而是专有权，尤其是获利丰厚的非法行业的特权，再加上官方绝对不会找麻烦的保证。这个暴君的亲信可以抢劫、拷打、强奸、杀人，当地的警方绝对奈何他们不得。米勒舍维奇建立了一个犯罪和贪污集团，打着爱国团体的招牌，使得塞族人和西欧的政客们被蒙蔽了好几年。

在实施了所有这些残暴血腥手段之后，他仍然没能拯救南斯拉夫联邦，也没能实现他的大塞尔维亚梦想。斯洛文尼亚独立了，然后是马其顿和克罗地亚。到一九九五年《代顿协定》签订时，波黑也分裂出去了，到一九九九年七月时，他不但实际上失去了科索沃，连塞尔维亚本身也因遭到北约的空袭而几乎毁灭。

与阿尔肯一样，季利奇也组建了一个准军事小组。当时还有其他几个准军事组织团伙，如法兰基·斯塔马托维奇所创建的邪恶、隐蔽和残忍的“法兰基青年队”等。使人惊异的是，斯塔马托维奇甚至不是塞族人，而是来自伊斯特利亚半岛的一个克罗地亚叛徒。阿尔肯比较张扬、爱出风头，最终在贝尔格莱德的假日酒店大堂里被枪杀。季利奇本人和他的武装小组相当低调，行动非常隐蔽。在波黑内战期间，他组织了三次行动，带着他的团伙北上，一路上强奸、殴打、谋杀这个悲惨的共和国的居民，直至美国人干预后才最终停止。

他的第三次行动是在一九九五年四月。

阿尔肯把他的武装组织称为“猛虎队”，并拥有两百名战斗队员；季利奇起了个“佐兰狼群”的名称，把人员控制得很少。在第三次出击时，这个团伙人数不超过十二个，全都是以前参加过烧杀抢掠的流氓恶棍，只除了一个人。当时他们缺一个无线电操作员，其中一个队员提到，他上法律学校的弟弟有一个同学，服兵役时当过通信兵。

通过那个队员的弟弟联系，这个法律系学生同意放弃复活节假期来加入“狼群”。

季利奇询问新加入者，他是什么背景？是否见过战斗？没有，这个学生只是在服兵役时，受过信号兵的训练，这就是为什么他愿意来参加一些“行动”。

“如果他从来没参加过战斗，那么他肯定从来没杀过人，”季利奇说，“所以这次征战对他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五月份的第一个星期，这伙人出发北上了，途中因为俄制吉普车的机械故障而被耽搁了时间。他们穿过了帕莱，这个曾经的小滑雪胜地，现在成为了自成体系的塞尔维亚共和国首府，是波黑境内经过“清洗”之后只有塞族人居住的三个城镇之一。他们从外围经过了萨拉热窝，这个曾经举办过冬季奥运会的漂亮城市现在已经成了一片废墟。然后他们进入波斯尼亚，在班亚－卢卡这个堡垒建起了他们的基地。

从那里，季利奇开始朝外行动，避开危险和狂热的穆斯林战士，去寻找波黑穆斯林聚居区内那些可能缺乏武装保护的软目标。

五月十四日，他们在弗拉西奇岭地区发现了一个小村子，发起一次奇袭，占领了它，杀死了村民，在林地里过了夜，并于十五日傍晚回到了班亚－卢卡。

第二天，新招来的那个人离开了他们，尖叫着说他要回去上学。季利奇放他走了，但对他进行了警告，假如他胆敢张嘴吐露一个字，那么季利奇将用一只敲破的葡萄酒杯亲手割下他的生殖器，并把这东西连同破杯子一起塞下他的喉咙。不管怎么说，他不喜欢那个既愚蠢又爱大惊小怪的男孩。

《代顿协定》结束了季利奇在波黑寻欢作乐的好日子，但科索沃问题正在冒出来。于是一九九八年季利奇开始转到科索沃开展行动，声称是去镇压科索沃解放军，实际上是在扫荡农村地区，大肆掠夺财物。

但季利奇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与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联盟的真正动机。他为这个暴君服务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的交易是“业务特许权”，也就是每一个黑帮头目都觊觎的那些暴利业务的特权，但他们都尚未得到总统点头许可。

在这些专有经营权中，香烟、香水、高级白兰地、威士忌，以及所有其他奢侈品，能保证获几倍的纯利。这些专有权，由季利奇与拉茨纳托维奇和为数不多的其他几个人一起分享。即使向警方和政客们支付必要的保护费之后，他在九十年代中期也是一个百万富翁了。

之后他转向色情、毒品和军火交易。由于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和英语，比起只会说单种语言的其他人，他更适合与国际犯罪集团打交道。

毒品和军火获利尤为丰厚。他的美元存款很快达了到八位数。他也被列入了美国缉毒署、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由于军火交易）和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之中。

米洛舍维奇周围的其他人，那些溜须拍马、玩弄权术、贪污腐化、骄奢淫逸、横行霸道的人物，变得懒惰和骄傲自满。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永远这样有权有势。但季利奇并不这么认为。

他避开了大多数亲信们使用的容易追查的银行。他把他得到的差不多每一元钱都存到了国外，通过塞尔维亚无人所知的银行进行转账。而且他还在注意时局的变化。他清楚地知道，即使是英国和欧盟最软弱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也迟早会看穿米洛舍维奇，并大声疾呼：“是时候了！”果然，科索沃问题让他的预感变成了现实。

塞尔维亚在南斯拉夫联盟中的剩余领地，只剩下黑山和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科索沃省。科索沃有大约一百八十万穆斯林，与邻国阿尔巴尼亚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还有二十万塞族人。

米洛舍维奇故意迫害科索沃人已有十年了，战略与以往一样：无端镇压、迫害当地人，到他们忍无可忍、起来暴力反抗时，就宣称他们是“恐怖分子”，再派军队去拯救塞族人，去“恢复秩序”。在科索沃问题上，北约宣布再也不能坐视不管。米洛舍维奇不相信，但他错了，这次北约是当真的。

一九九九年四月，种族清洗开始时，主要是由驻扎在科索沃的第三军实施的。安全警察、“阿尔肯猛虎队”“法兰基青年队”和“佐兰狼群”这些准军事组织提供协助。如同早先预期的那样，一百多万科索沃人越过国境逃进了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西方应该把这些人全都收留为难民，但他们没有，他们开始轰炸塞尔维亚。

贝尔格莱德坚持了七十八天。从表面上看，当地的反应是抗议北约。但在背后，塞族人开始议论，是米洛舍维奇这个疯子给他们带来了灭顶之灾。政权倒台之际，留心战争的狂热如何消退，很有教育意义。季利奇听到了人们在背后的议论。

一九九九年六月三日，米洛舍维奇同意了停火条件。外界是这么说的。但在季利奇看来，这是无条件投降。他决定，应该离开了。

战争结束了。第三军在北约的轰炸中几乎毫发未损，带着全部装备撤出了。北约盟军进驻了科索沃。那里余留的塞族人开始逃进塞尔维亚，怀着满腔愤恨。当塞族人注视着他们满目疮痍的国家时，他们的怒火开始由北约转向米洛舍维奇。

季利奇开始转移他的最后一批资金，并为他自己的离开做准备。一九九九年秋天，抗议米洛舍维奇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在两人的一次秘密会见时，季利奇请求这位独裁者去观察写在墙上的标语，趁他的军队还忠于他的时候，发动一场军事政变，除掉假惺惺的民主党派或反对党派。但米洛舍维奇那时候一心沉浸在他自己的小圈子里，在那里，他的支持率并没有下降。

季利奇离开了米氏，再次对自己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感到不解，那就是，曾经执掌过最高权力的人在即将失去权力时往往会全面崩溃。勇气、意志、知觉、决断，甚至还有认识现实的能力，全都消失了，如同浪潮冲走沙堡。到十二月时，米洛舍维奇已经不是在行使政权了，他只是依附它。季利奇完成了自己的准备工作。

他的财产不少于五亿美元，他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去。阿尔肯已经死了，在与米洛舍维奇吵翻之后被处决。实施波黑清洗和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元凶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将军，在他们避难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内，正像动物那样到处被追捕。其他人已被作为新战犯抓获，送到海牙国际法庭受审。米洛舍维奇成了一根折断的芦苇。

米洛舍维奇于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宣布，将于九月二十四日举行总统选举。尽管多次舞弊，不愿接受结果，他还是输了。蜂拥的人群冲进议会大厦，拥戴起他的继任人科什图尼察。新政权上台后放的第一把火，就是开始调查米洛舍维奇当政期间数不清的谋杀和两百亿美元的下落。

这位前暴君蛰居在贝尔格莱德郊外的豪华别墅里。二○○一年四月一日，科什图尼察总统作好了准备，对米洛舍维奇实施了逮捕。

但季利奇早就走了。二○○○年一月时他就消失了。他没有说再见，也没有带上行李。他去异乡过一种新的生活，在那里，那些陈旧的华而不实的东西是没有用处的。所以他把他的过去全部抛在了身后。

他没有带走任何东西，也没有带走任何人，除了他绝对忠心耿耿的私人保镖，一个叫库拉奇的身材魁梧的巨人。一个星期之内，他就在他的新窝里安顿下来了，他已经花了一年时间在那里作好了迎接新生活的准备。

情报界没人注意到他的离开，只除了一个人。在美国，有一个安静、隐蔽的人颇感兴趣地注意到了这个歹徒的新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