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德克斯特从没对人解释过他退伍的原因，因为他不想被人嘲笑。他已经决定要去上大学，拿学位，当律师。

至于资金，他已经在越南攒了好几千美元，此外他还可以根据兵役法要求进一步的资助。

美国的兵役法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如果一个美国大兵退伍后申请上大学，只要他不是被开除的，政府就会出钱供他上大学，直至他获得学位。政府的津贴可以供学生随意花费，唯一的条件是，大学确认他是全日制学生。

德克斯特知道，农村地区的大学可能费用比较便宜，但他想上有法学院的大学。而且，如果他以后要当执业律师，那么地域更大的纽约州比新泽西州机会更多。研究了五十份招生简章之后，他向设在纽约市的福德姆大学提出了入学申请。

他于暮春时递交了入学申请书，附上每一个美国兵退伍时那份重要的退伍证书，即DD214证书。他赶上了好时候。

一九七一年春天，虽然反对越战的呼声很高，尤其是大学校园里的反战呼声更高，但美国军人倒没有受到指责，反而被视为受害者。

到了一九七三年，美军匆匆地、狼狈地撤离后，军人的这种处境改变了。虽然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亨利·基辛格国务卿尽力为越南故事进行了最好的润色，虽然从越南这个无法战胜的泥潭里解脱出来让所有人松了口气，但越战依然被看作是一次失败。

如果有什么美国老百姓不想与之经常沾边，那就是“失败”二字。接受失败不是美国人的理念，即便是自由的左翼。一九七三年后回国的美军官兵本以为他们会受到欢迎，因为他们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他们遭受了伤亡，失去了战友；但他们回国后受到了广泛的冷遇，甚至是敌意。那些左翼人士更为关心的是美莱事件。

但在一九七三年的夏天，德克斯特的入学申请书得到了郑重的对待，表格上的“生活经历”栏内，他在“大红一师”当兵三年，被认为是一种积极正面的经历，如果是两年以后这事就会完全不同。他被录取了，政治历史系四年制学生。

这位年轻的老兵在布朗克斯区找到了一套廉价的一居室小公寓，是在一座没有电梯的楼房内。那里离校园不远，当时的福德姆大学坐落在市内一片不起眼的红砖楼房丛中。他精打细算，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省吃俭用，利用漫长的暑假回到建筑工地去打工，他的钱足够维持到毕业。在之后的三年他到无数工地打过工，其中有一个当时正在建造这个世界的一个新奇迹——世贸中心双子座。

一九七四年发生的两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他遇上并爱上了安琪拉·马洛齐，一个漂亮活泼、热爱生活的意大利裔美国姑娘，在浴门大街上的一家花店里工作。那年夏天，他们结婚了，用他们的共同收入搬进了一套稍大的公寓。

那年秋天，离毕业还有一年时间，他提出了进入福德姆法学院深造的申请。这是福德姆大学下属的一个院系，坐落在河对岸的曼哈顿。要进去很难，申请者很多，名额有限。

进法学院意味着，一九七五年本科毕业后，要再读三年研究生取得硕士学位，然后是律师协会的资格考试，最后是获准在纽约州当律师。

申请就读福德姆法学院不需要参加面试，只要求把大量的材料递交给招生委员会，供他们研究和取舍。这些材料包括从小学起（这方面他是一个差生）直至最近的政治历史系的成绩报告单，一份自我鉴定，和现在的任课教师的评语（这方面他是一个优秀生）。夹在他的一大叠档案材料里的，还有他那份DD214证书。

他进入了最后一轮的候选人名单，招生委员会碰头作最后的选择。委员会有六个成员，主任委员是霍华德·凯尔教授。他已经七十七岁了，早就过了退休的年龄，但他很聪明，是一位荣誉教授，也是他们所有这些学者中的元老。

最后，到了两个候选人争夺最后一个名额的时候。加尔文·德克斯特是其中一个。会议室里发生了一阵激烈的争论。凯尔教授从位于桌首的椅子那站起来，踱到了窗户边。他凝视着湛蓝的夏日天空。一位同事走过来与他一起站在窗边。

“很难抉择，对吧，霍华德？你心里喜欢谁呢？”

老人拍了拍手中的一张纸，把它展示给这位导师。导师看了一遍那份获奖清单，不由得低低地吹了一声口哨。

“他二十一岁生日之前就获得了这些奖章。”

“他到底干了什么？”

“他得到了进这所学院学习的一次机会，这就是他做的。”教授说。

两个人回到桌子边参加投票。投票结果是三比三，但在这种情况下主任委员的一票抵两票。他解释了原因。委员们都去看那份DD214证书。

“他可能有暴力倾向。”政治上一贯正确的系主任表示了反对。

“哦，我希望如此，”凯尔教授说，“我不喜欢现在那些没有个性的人。”

两天后，加尔文·德克斯特得到了这个好消息。他和安琪拉正一起躺在床上。他抚摸着她渐渐隆起的肚子，谈论着将来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个富裕的律师，他们会在韦斯切斯特或费厄菲尔德县郊外拥有一座漂亮的别墅。

他们的女儿阿曼达·琼在一九七五年春天出生。分娩引起了并发症。医生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结果还是一样。这对夫妻再也不会自然怀孕了，再要孩子只能领养。安琪拉的家庭牧师告诉她，这是天主的旨意，她必须接受主的意愿。

那年夏天，加尔文·德克斯特以班级前五名的成绩毕业，并于秋天开始了他在法学院的三年攻读。生活很艰苦，但马洛齐家庭全家动员起来了；丈母娘负责照顾婴儿阿曼达·琼，这样安琪拉就可以继续去上班。加尔文仍想当一名全日制学生而不是上夜校，因为法律课程的夜校要再多花一年时间。

在法学院的前两年，他仍在暑假期间出卖体力去打工，但到了第三年，他在曼哈顿著名的霍尼曼·弗莱舍法律事务所找到了一份工作。

福德姆大学一直保存着一份校友通讯录，霍尼曼·弗莱舍律师事务所里有三位资深的合伙人，都是福德姆法学院的毕业生。在导师的介绍下，德克斯特在那里得到了一份暑期法律助理员的工作。

一九七八年夏天，他父亲去世了。从越南返回后，他们不经常见面，因为父亲永远不明白儿子为什么不回到建筑工地，与安全帽相伴终生。

但德克斯特与妻子安琪拉曾去看望过他，借用马洛齐先生的汽车，让老德克斯特看了看他唯一的孙女。他死得很突然。突发心脏病把这位建筑工人击倒在一个工地上。儿子孤独地去参加了寒碜的葬礼。儿子曾经指望父亲能够参加他的研究生毕业典礼，并能为自己受过教育的儿子而感到自豪，但父亲没能看到这一天。

那年夏天他毕业了，在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之前，他在霍尼曼·弗莱舍事务所找到了一份初级的但是全职的工作，这是他从部队退伍后七年来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霍尼曼·弗莱舍崇尚自由，对共和党人士敬而远之。为表明事务所积极的社会意识，特地设立了一个公益部门，免费为穷人和弱者担任法律代理人。

但那些高级合伙人觉得没必要夸大他们的社会理想，这个公益部门一直只配备着几个收入最低的新手。一九七八年秋天，加尔文·德克斯特成了霍尼曼·弗莱舍律师事务所里一名级别最低的职员。

德克斯特没有抱怨。他需要钱，他珍爱这份工作，而且通过为穷人提供法律帮助，他获得了比单一专业更为丰富的经历。他可以得到出庭的机会：为一些轻微罪行、疏忽渎职和其他有争议的指控进行辩护。

那年冬天，事务所的一位女秘书出现在他那间简陋的小办公室门口，朝他晃着一份卷宗。

“是什么案子？”他问道。

“移民上诉，”她说，“罗杰说他没时间处理。”

公益处负责人罗杰如果碰上有油水的案子就会留给自己，相比之下，移民事务完全没有油水。

德克斯特叹了一口气，开始埋头阅读这份新卷宗的详情。听证会将在第二天举行。

那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