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进屋之前，高特先生提醒我他的妻子不太善于交际。他极力委婉地解释说，蕾切尔·高特始终无法正视子女命运坎坷的事实。

“倒不是说她会发脾气，”我们登上门廊阶梯时他柔声解释，“她只是无法接受，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么你最好在外面看照片。”我说。

“简妮的？”他又是一脸倦容。

“她的，还有一些鞋印的。”

“鞋印？”他粗糙的手指滑过头发。

“你记得她有一双军用丛林靴吗？”我接着问。

“不记得。”他缓缓摇头，“不过卢瑟有很多这类物品。”

“你知道卢瑟穿几号鞋吗？”

“他的脚比我的小一点，我想他大概穿七号半或八号的鞋。”

“他有没有送过靴子给邓波尔？”

“呃，”他脱口而出，“卢瑟会送靴子给邓波尔只有一种情形，就是穿着靴子踢他的屁股。”

“那双靴子可能是简妮的。”

“哦，当然，她和卢瑟的鞋子尺寸也许差不多。她个子很高，几乎和邓波尔一样高，我一直怀疑这是造成他乖戾行为的部分原因。”

高特先生可能会站在狂风中谈上整天，他不希望我打开公文包，因为他知道里面是什么。

“我们不是非这么做不可。你不需要看任何东西，”我说，“我们也可以采用DNA检验方式。”

“如果对你来说都一样，”他眼神炯炯地走向大门，“我想还是告诉蕾切尔好了。”

高特家的门厅粉刷成白色，镶着浅灰色的线框。一盏旧黄铜吊灯从高高的天花板垂挂而下，雅致的螺旋梯通向二楼。客厅里装饰着英国古董、东方地毯和房主的祖先们气势摄人的油画肖像。蕾切尔·高特端坐在沙发上，腿上搁着针线。从宽敞的拱形门望过去，可以看见餐厅里的椅子上罩着针绣制品。

“蕾切尔，”高特先生像个摘下帽子的害羞大学生站在她面前，“我们有客人。”

她捻着针缝进缝出。“哦，真好。”她微笑着放下针线。

蕾切尔·高特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皮肤白晳，眼睛是淡色的。我很惊讶邓波尔和简妮遗传了他们母亲和叔叔的外貌。但我决定不去猜测，而把问题留给门德尔的显性遗传理论或基因统计学。

高特先生在沙发上坐下，招呼我坐高背椅。

“外面的天气如何？”高特太太露出酷似儿子的浅浅微笑，用慵懒的南方口音说，“我不确定虾还有没有。”她直视着我，“你知道，我还不清楚你的名字。好了，佩顿，别无礼了，快把你这位新朋友介绍给我认识啊。”

“蕾切尔，”高特先生再度尝试，他将双手搁在膝盖上，垂着头说，“她是一名法医，从弗吉尼亚来。”

“哦？”她那双纤巧的手拧着腿上的缝布。

“我想你可以称呼她为验尸官。”他凝视着妻子，“亲爱的，简妮死了。”

高特太太敏捷地重新拿起针线。“你知道吗，我们屋外有一株木兰花，活了将近一百年，直到春天才遭雷击而死掉。你能想象吗，”她继续缝着，“我们这里真的有暴风雨，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我住在里士满。”我回答。

“哦，对了，”她手中的针穿梭得飞快，“我们没有在战争中被烧死，真的很幸运。我打赌你一定也有个打过仗的曾祖父。”

“我祖先是意大利人，”我说，“我家在迈阿密。”

“这里突然热了起来。”

高特先生无奈地坐着，目光低垂。

“高特太太，”我说，“我在纽约看到简妮了。”

“是吗？”她似乎真的很喜悦，“快把经过告诉我。”她的双手有如跳跃的小鸟。

“我看见她的时候，她非常瘦，还剪短了头发。”

“她从来就不满意自己的头发，她蓄短发的样子看起来就像邓波尔。他们是双胞胎，以前大家经常把他们搞混，以为她是男孩，所以她一向留长发。听你说她剪短了头发，我好惊讶。”

“最近你和你儿子联系过吗？”我问。

“他不常打电话回来，那个坏孩子，其实他可以打给我们。”

“圣诞节的前几周简妮曾经打电话回来过。”我说。

她没回应，继续缝着。

“她有没有提到她见到了哥哥的事？”

她不发一语。

“我会这么想，是因为他当时也在纽约。”

“当然，我告诉他应该照顾他妹妹，并且祝她圣诞快乐。”高特太太说话时她丈夫蹙起眉头。

“你寄钱给她了吗？”我追问。

她抬头看着我。“我觉得你有点干涉个人隐私了。”

“是的，女士，恐怕我非这么做不可。”

她编织着亮蓝色的纱线。

“医生都是挖人隐私的，”我试图用别的方式切入，“我们的工作避免不了这些。”

她大笑几声。“说的也是，大概就因为这样我才讨厌看医生吧。他们以为喝镁乳可以治百病，就像喝白油漆一样。佩顿？你可以帮我拿杯水，顺便加点冰块吗？还有，看看我们的客人想喝什么。”

“不用了。”我轻声告诉他。他不情愿地站起来离开房间。

“你给女儿寄钱真的太周到了，”我说，“请告诉我，你是用什么方式寄的？毕竟纽约是个繁忙的大都市。”

“和以往一样，通过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汇过去的。”

“汇到哪里？”

“纽约，简妮在那里。”

“纽约哪里，高特太太？还有，你以前也汇过吗？”

“纽约一家药房，因为她经常得去拿药。”

“以防病情发作。去拿她的苯妥英药剂。”

“简妮说那个地区不是太好，”她又缝了几针，“叫休斯敦区，不是得州那个休斯敦。”

“休斯敦区哪里？”我问。

“怎么？我不懂你的意思。”她有些激动。

“街名。我需要地址。”

“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你女儿遇害之前可能到过那里。”

她缝得更快了，嘴唇抿成一条细线。

“请你告诉我，高特太太。”

“她经常乘巴士，她说在车上可以看见美国像一部电影那样从眼前流过。”

“我知道你一定不希望有其他人遇害。”

她紧闭着眼睛。

“求求你。”

“现在我让自己躺下。”

“什么？”我说。

“蕾切尔，”高特先生回到客厅，“家里没有冰块。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躺下沉睡。”她说。

我愕然望着她丈夫。

“‘现在我让自己躺下沉睡，祈求主看管我的灵魂。’”他看着她说，“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们每晚都和他们一起念这段祷告词。你在想这个，对吗，亲爱的？”

“这是简妮在西联国际汇款公司的身份验证语。”她说。

“她没有身份证明，是吗？”我说，“所以她领钱的时候必须先回答一个预设的问题。”

“哦，没错。我们一向都用这个当密语，用了很多年。”

“那么邓波尔呢？”

“也是这个。”

高特先生揉着脸。“蕾切尔，你没给他钱吧？请别告诉我……”

“那是我的钱。我和你一样，也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些钱。”她继续缝缀，把那块帆布翻来翻去。

“高特太太，”我说，“邓波尔知不知道你通过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汇钱给简妮？”

“他当然知道。他是哥哥，他说他会替她去领，因为她身体不舒服。自从她摔下马后，她的头脑就不像她哥哥那么灵光了。我也会寄一点钱给他。”

“你多久寄一次钱过去？”我又问。

她把缝线打了个结，然后四下张望，好像丢了什么似的。

“高特太太，除非你回答我的问题或者把我赶出去，我会一直赖在你家。”

“卢瑟死后就再也没人照顾简妮了，她又不想住在这里，”她说，“无论哪个家简妮都不想待。所以，她不管到哪里，都会让我知道，我也只能尽量帮她。”

“你从来没告诉过我。”她的丈夫深受打击。

“她到纽约多久了？”我问。

“十二月一日去的。我定期寄钱给她，一次只寄一点，五十一百的。上周六我也寄了一次，所以我才知道她平安无事。她通过了密语问答，她一定站在那里排队领钱了。”

我在想不知邓波尔窃占他可怜妹妹的钱多久了，真是卑鄙至极。

“她不喜欢费城，”高特太太的语速加快了，“到纽约之前她就待在那里。一个充满兄弟之爱的城市，对吧。有人偷走了她的小提琴，就那么从她手里抢走的。”

“她的锡哨子？”我问。

“她的萨克斯管。你知道，我父亲拉小提琴。”

高特先生和我同时望着她。

“也许被拿走的是她的萨克斯管。上帝啊，我不知道这些日子以来她都在什么地方。亲爱的，你还记得她回来过生日，在外面的胡桃林里和我们的狗一起拍照吗？”她的手静止下来。

“那是在奥尔巴尼，不是在这里。”

她合上眼皮。“那时她才二十五岁，还没被人吻过。”她大笑，“我还记得她在钢琴前面边弹边唱《生日快乐》，然后邓波尔带她去了谷仓。无论到哪里她都跟着他。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不过邓波尔有时很迷人。”

一滴泪水从她的睫毛之间挤落。

“她出去骑那匹该死的马普里斯，一直没有回来。”泪水不断涌出，“哦，佩顿，从此我就再也没见过我的小女儿了。”

他声音颤抖：“邓波尔杀害了她。蕾切尔，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了。”

我开车回到希尔顿海岬，搭晚间班机到夏洛特，然后从那里飞回里士满，又去取了车。我没有回家，一股紧迫感在驱使着我。我无法联系上在匡提科的韦斯利，而露西又一直没回我电话。

大约九点钟，我驾车经过漆黑的炮兵靶场和兵营，两旁的行道树挥洒着黑影。我既惶乱又疲惫，寻找着路标和交叉路口，突然蓝色车灯闪过我的后车窗玻璃。我试图看清楚是什么在我车后，但很难分辨，只知道那不是巡逻车，因为警车的车头有辅助灯光。

我继续开车，想起了我处理过的许多案子中，女人单独开着车，以为来者是警察而停下来。我不知多少次警告过露西看见没有警徽的车子时无论如何不能停车，尤其是在夜晚。那辆车一路紧跟不舍，但我一直开到学院的警卫亭才减速。

那辆没有警徽的车子停在我的车尾处，一个身穿制服、手持枪械的宪兵瞬间来到我的车窗外，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立刻下车，举起双手！”他命令道。

我僵直地坐着。

他退后一步，我看见警卫不知向他说了些什么。接着警卫走出哨亭，那个宪兵则敲了敲我的车窗。我摇下窗玻璃，宪兵放下枪，但依然紧盯着我。他看起来不超过十九岁。

“你必须下车，女士。”宪兵有点恼羞成怒。

“只要你把武器收起来我就下车，”我说，这时学院警卫往后退，“我在前座中间的置物盒里放了把手枪。我先告诉你，免得你吃惊。”

“你是缉毒小组的吗？”他扫视着我的奔驰车说。

他的腮帮上有灰色的胡茬。血液冲上我的头顶，我知道他即将演出一场男性沙文秀，因为学院的警卫只会旁观。

我下了车，蓝色灯光扑上我的脸。

“我像是缉毒小组的人？”我瞪着他。

“是的。”

“不是。”

“你是调查局探员？”

“不是。”

他显得更加困窘了。“那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女士？”

“我是法庭病理医生。”我说。

“你的主管是谁？”

“我没有主管。”

“女士，你一定有主管。”

“弗吉尼亚州州长就是我的主管。”

“我必须看看你的驾照。”他说。

“除非你先告诉我我犯了什么法。”

“你在限速三十五英里的地方开到了四十五英里，而且你企图逃脱。”

“谁遇见宪兵时会把车开向警卫亭企图逃脱？”

“我必须看你的驾照。”

“我想问你，士兵，”我说，“你又凭什么认为我没有减速停车呢？这条路根本暗得看不清楚。”

“我真的不知道，女士。”

“没有警徽的车子很少造成交通阻塞，倒是躁郁症患者常找人麻烦。”

闪亮的蓝光在他可怜兮兮的年轻脸庞上跳动，也许他连什么是躁郁症都不知道。

“即使我得一辈子耗在这里为这个错误同你争执不休，我还是不会屈服，你懂吗？”我说。

这时一辆车由学院方向飞驰而来，停在警卫亭对面。

“你一路追赶我，”我激愤不已地说，同时听见了车门关闭的声响，“你掏出一把该死的九毫米口径手枪指着我，难道海军陆战队里没人教你什么叫非必要的武力吗？”

“凯？”本顿·韦斯利出现在不平静的夜色中。

这时我明白过来警卫一定给他打了电话，但我不明白此刻他为何会在这里。他总不会从家里赶了过来。他住的地方几乎快到弗雷德里克斯堡了。

“晚上好。”他绷着脸对宪兵说。

他们走到一旁，我听不见他们说了些什么，只见那个宪兵回到了他那辆没有警徽标记的雪佛兰里。蓝灯熄灭，车开走了。

“谢谢。”韦斯利对警卫说，然后转向我，“走吧，跟我来。”

他没有把车开进我平时的停车位，却开到杰斐逊大楼后面的预留空地，那里只停着辆大货车，我认出是马里诺的。我下了车。

“怎么回事？”我呼出的气息凝结成雾。

“马里诺在小组里面。”韦斯利穿着深色运动衫和宽松的长裤，我感觉不对劲。

“露西呢？”我焦急地问。

他没有回答，只是把安保门卡插入槽中，开启了一道后门。

“我们得谈谈。”他说。

“不，”我知道他的意思，“我很担心。”

“凯，我不是你的仇人。”

“有时候你很像。”

我们没乘电梯，匆匆上楼。

“我很抱歉，”他说，“我爱你，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明白，”我颤抖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直在等谁来告诉我，可我不想让事情变成这样，本顿。我要回到从前，永远不变。”

他沉默良久。

“露西在犯罪人工智能网络里找到了线索，我们已经部署好人质救援小组。”

“那么她还在这里。”我松了口气。

“她在纽约。我们也得赶过去。”他看着手表。

“我不明白。”我说。我们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

我们快步通过一条长廊，人质救援谈判专家们除了出国说服恐怖分子离开强占的大楼或者制伏劫机犯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里的办公室里。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在纽约，”我不安地说，“为什么她必须去那里？”

我们进了他的办公室，看见马里诺蹲在一个大手提袋旁边。拉链拉开了，地毯上放着一组剃须用具和三个他那把西格索尔枪用的弹匣。他不知正在找什么，抬头看了看我。

他对韦斯利说：“你相信吗，我竟然忘了带剃须刀。”

“纽约有。”韦斯利撇着嘴说。

“我去了南卡罗莱纳，”我说，“和高特家的人谈过了。”

马里诺停止翻找东西，抬头望着我，韦斯利则坐在他的办公桌前。

“希望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儿子住在什么地方。”他的话有些奇怪。

“我想他们应该不知道。”我好奇地看着他。

“也许这不重要。”他揉揉眼睛，“我只是不希望有人向他泄密。”

“露西设法把他拖在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线路上，已经査出电话来源了，是吗？”我推测道。

马里诺站起身，找了把椅子坐下。他说：“那个杂种的窝就在中央公园里面。”

“哪里？”我问。

“达柯塔园。”

我想起圣诞节前夕我们在樱桃丘喷泉前时的情景，当时高特也许就在一旁观看，也许他从他的房间就可以看见我们的探照灯。

“他住不起达柯塔园。”我说。

“你记得他的假造身份吗？”马里诺说，“那个名叫伯奈利的意大利人？”

“那是他的公寓？”

“没错，”韦斯利回答，“伯奈利先生显然是个可以继承可观家产的大亨。管理人员以为目前的房客——高特是他的意大利亲戚。通常他们不会问太多问题，而他说话又有口音，再加上付房租的不是伯奈利先生，而是他在维罗纳的父亲。”

“为什么你不直接去达柯塔抓高特？”我问，“为什么要动用人质救援小组？”

“我们可以这么做，但我宁可不要，太冒险了，”韦斯利说，“这可不是战争，凯。我们不能有任何疏失，而且我们得受法律约束。达柯塔园里的人可能会遭殃。我们不知道伯奈利在哪里，或许就在他的房间里。”

“是啊，用塑料袋装着放在大皮箱里。”马里诺说。

“我们已经知道高特在哪里，整栋大楼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可曼哈顿实在不是逮捕这家伙的理想地点，人群太拥挤了。一旦双方交火，无论我们的人有多优秀，必定会有人受伤，甚至会有不相干的人死亡——也许是不巧经过那里的某个女人、男人或小孩。”

“我明白，”我说，“我没有不同意的意思。现在高特在公寓里吗？嘉莉呢？”

韦斯利说：“两个人都行踪不明，我们也无法认定嘉莉是否正跟着他四处跑。”

“他没用过我的信用卡替她买机票，”我思索着，“这多少可以说明问题。”

“可以确定的是，今晚八点钟高特还在公寓里，”韦斯利说，“他就是那时候上线并被露西套住的。”

“被露西套住？”我望着两个男人，“她把高特困住，然后跑到纽约去了？她加入了人质救援小组？”

我的脑中浮现出奇怪的景象：露西身着黑色劲装、长筒靴，登上安德鲁空军基地的战机。我想象着她和一群矫健的直升机飞行员、狙击手和爆破专家并肩战斗，更加难以置信。

韦斯利迎着我的视线。“过去几天她都在纽约。她使用的是交通警察局的电脑，她是在纽约逮到高特上线的。”

“为什么不在这里用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主机？”我想弄清楚情况。我不想让露西待在纽约，不想让她待在高特所在的地方。

“交通警察局有非常精密的电脑。”他说。

马里诺说：“那儿拥有我们欠缺的东西，医生。”

“例如——”

“例如整个地铁系统的电子地图。”马里诺靠近我，两只胳膊撑在膝盖上。从他眼里可以看出，他明白我的感受。“我们认为高特就是利用这个才来去自如。”

韦斯利解释说：“我们认为嘉莉·格雷滕设法通过犯罪人工智能网络，让高特进入了交通警察局的计算机系统。因此他能够在隧道里自由穿梭，跑遍整个城市去弄毒品或犯案，所有车站、甬道、隧道和逃生出口的确切位置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什么逃生出口？”我问。

“地铁系统有许多紧急出口可以让你离开隧道。万一列车在地下意外停驶，乘客可以经由紧急出口疏散到地面。中央公园就有好几个。”

韦斯利站了起来，走向他的公文包，从中取出一大卷白纸，然后拉掉橡皮圈，展开那张纽约地铁系统全图，上面标出了所有轨道、建筑物、通风口、垃圾筒、停车标志和月台范围。这张地图摊开后几乎盖满了韦斯利的办公室地板，长度恐怕不止六英尺。我仔细端详着，惊诧不已。

“这是佩恩指挥官的？”我说。

“没错，”韦斯利回答，“她电脑里的地图比这还要详尽。举个例子吧，”他蹲下来，移开领带，用手指着，“一九七九年三月，商业中心区编号三〇〇的旋转栅门被拆除，位置就在这里。”他指给我看图上勒诺大道和第一百一十二街交叉口的第一百一十街地铁站。

“像这类变更，”他接着说，“会直接输入交通警察局的计算机系统。”

“意思是，所有变更都会立刻反映在电子地图上。”我说。

“没错。”他指给我看另一个地点，那是位于八十一街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车站，“我们认为高特利用这些地图的原因就在这里。”他点了点图中标记着樱桃丘附近一个紧急出口的位置，“如果高特的确在参考这份地图，那么他犯下中央公园谋杀案的时候应该会选择这个紧急出口作为进出通道。这样，他和受害者就可以在离开博物馆之后避开人群，经由隧道到达公园，而走到地面时的位置也非常接近喷泉——他计划用来处置尸体的地方。但是，从这张三个月前打印的地图上看不出来的是，在凶案发生的前一天，道路修缮部门把那个紧急出口关闭了，因为要进行维修。高特和受害者改从靠近兰博园区的位置出来，我们判断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那个地区发现的一些鞋印，证实和他们的相符，同样的鞋印也出现在那里的一个紧急出口附近。”

“这样我就要问了，他怎么知道樱桃丘的紧急出口会关闭？”马里诺说。

“我想他可能事先调查过了。”我说。

“从地面看不出来，因为出口的门要从隧道里面才能打开。”马里诺说。

“也许他跑到隧道里面往外看，发现门封住了。”我争辩着，因为我知道这话题会导向什么结论，而我非常不喜欢那样。

“当然有这种可能，”韦斯利淡然地说，“但交通警察局的人经常到隧道里查看，他们巡遍月台和车站，没人记得见过高特。我认为他先靠电脑把隧道摸熟了，等到时机合适的时候才现身。”

“那么露西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我问。

“操控者。”马里诺说。

“我不懂电脑，”韦斯利补充说，“但根据我的了解，她设法让他登录这份电子地图的时候，看见的是她修改过的东西。”

“为了什么目的修改？”

“我们希望能把他像老鼠一样困在迷宫里。”

“我以为人质救援小组已经部署好了。”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得试试。”

“既然如此，我建议你考虑采用另一个方案。”我说，“高特通常都到休斯敦区专业药房去提钱。”

他们瞪着我，好像我疯了一样。

“他母亲经常汇钱到那里给他妹妹，简妮——”

“等一等。”马里诺打断我的话。

但我没停下来：“前不久我试着和你联系过。我知道邓波尔一直在窃用那些钱，因为简妮死后高特太太仍继续汇钱给她。有人领走了，这人知道身份测试题的答案。”

“等等，”马里诺说，“请暂停一下，你是说这个杂种谋杀了自己的妹妹？”

“是的，”我回答，“他们是双胞胎。”

“上帝！没人告诉我。”他谴责似的看看韦斯利。

“凯在你到达后不久就遭到逮捕呢。”韦斯利对他说。

“我没有被逮捕。”我说，“她的真名是简妮，有个y。”我补充说，然后写下了她的名字。

“这个转变可大了。”韦斯利立刻打电话到纽约。

等他挂上电话时已近十一点。他起身拎起公文包、旅行袋和桌上的携带式对讲机，马里诺也跟着站起来。

“〇三呼叫一七。”韦斯利对着对讲机说。

“一七收到。”

“我们现在出发。”

“是，长官。”

“我和你们一起去。”我对韦斯利说。

他看看我。我不在预定启程人员名单之列。

“好吧，”他说，“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