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匡提科过的周末和新年。精英网的回信不少，但对确认珍妮的身份没什么帮助。

她的牙医已在去年退休，而她的上下颚骨X光片也已回收再制成银。当然，没能找到那些片子是最大的遗憾，因为它们能够显示骨折旧伤、牙床形状和骨骼构造等有助于辨认身份的特性。至于她的病历，当我触及这个话题，她那位目前已退休并住在洛杉矶的牙医变得言辞闪烁起来。

“你还留着她的病历吧？”周二下午，我直率地问他。

“我的车库里起码有一百万张病历。”

“我对此表示怀疑。”

“有很多。”

“拜托，我们谈论的是个身份有待确认的女人，所有人都有权利有名有姓地下葬。”

“我去找找，可以吗？”

几分钟后，我在电话里问马里诺：“我们得试试DNA检验或视觉身份证明。”

“呀，”他懒懒地说，“你想怎么做？把照片拿给高特看，问他这个惨遭他毒手的女人是不是长得像他妹妹？”

“我觉得那个牙医占了她的便宜，我见过这种事。”

“你说什么？”

“有些医生会占病人便宜。他们虚报病历，然后向医疗保险单位或保险公司报账。”

“但是她得到了不少服务啊。”

“他报的账或许超出更多。相信我，说不定报了金箔修复法补牙费用的两倍之多，那可有几千美元。他说他做了某些工作，其实没有。她处于精神不稳定的状态，又和一个年老的叔叔住在一起，他们哪里知道被骗了。”

“我痛恨骗子。”

“要是我能拿到病历，一定会告发他。但他不会拿给我们看的，事实上，说不定早就销毁了。”

“你明天上午八点得去担任陪审员，”马里诺说，“罗丝打电话告诉我的。”

“我猜那意味着我一早就得离开这里。”

“你直接回你的住处吧，我去接你。”

“我可以直接去法院。”

“不行，目前你还不能单独开车去市中心。”

“高特不在里士满，”我说，“他已经回到老巢，在一间有电脑的公寓或房间里。”

“塔克局长还没有撤回对你的保护令。”

“他不能对我下任何命令，连替我点午餐都不行。”

“哦，当然可以。他只要指派几个警察来保护你就行了。你要不就接受，要不就和他们捉迷藏。要是他想替你点午餐，你也只得接受。”

第二天早晨我打电话到纽约的法医办公室，留了口信给霍洛维茨医生，建议他开始就珍妮的血液进行DNA化验。然后马里诺到我的住处接我，这时邻居们正往窗外探看或打开漂亮的大门拿报纸。

我的门前停着三辆巡逻车，马里诺的那辆福特自用车停在砖砌车道上。温莎农庄苏醒了，正常运转起来，邻居们看着我在警察们的护卫下离去。美丽的草坪上结了白霜，天空就要变蓝了。

我抵达了约翰·马歇尔法院，一切似乎和以往并无不同，但安全扫描处的职员却不了解我为何而来。

“早上好，斯卡佩塔医生，”他咧嘴笑着说，“那场雪很美吧？是不是让你觉得好像生活在圣诞卡里面？还有队长，希望你有美好的一天。”他对马里诺说。

我通过了X光扫描机的检查，然后一位女职员走出来对我进行搜身，那个很喜欢下雪天的职员则检査我的提包。马里诺和我下楼来到一个铺着橙色地毯、布置着很多排橙色椅子、落座者寥寥的房间。我们在后排坐下，听着人们打盹、翻纸张、咳嗽、擤鼻涕。一个身穿皮外套、衬衫下摆垂在外面的人翻着杂志，另一个穿羊毛外套的人则读着一本小说。隔壁传来吸尘器的怒吼，声音闯入橙色房间却又戛然而止。

包括马里诺在内，这单调死寂的房间里共有三名穿着制服的警察围绕着我。陪审官员姗姗来迟，八点五十分，她走到讲坛上开始作说明。

“有两个地方作了变更，”她直视着我说，“你们即将看到的录像带里的治安官不再是治安官了。”

马里诺在我耳边低语：“因为他已经不在了。”

“还有，”陪审官员接着说，“录像带会告诉你们担任陪审员的酬金是三十美元，但其实仍然是二十美元。”

“疯了，”马里诺又凑近我耳畔，“你需要贷款吗？”

我们看了录像带，了解了我的公民义务和权利有多么重大。我看着带子里的治安官谢谢我能够执行这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他告诉我说我接获传唤来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然后指着他用来选择我的那台电脑。

“以下的名字是从陪审投票箱里抽出来的，”他微笑着叙述，“我们的司法系统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审慎处理证据，司法公正有赖大家共同维护。”

他给了我们一个电话号码，并且提醒所有人一杯咖啡二十五美分，不找零。

录像带播完了，陪审官员向我走来。她是个漂亮的黑人女子。“你是警方人员吗？”她轻声说。

“不是。”我向她解释我是谁，她则不时地望着马里诺和其他警察。

“我们得让你离开，”她悄声说，“你不该在这里的。你应该早点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其他陪审员全盯着我们。我们走进来之后他们就一直盯着我们，原因再明白不过。他们完全被司法部门忽略了，而我却被警察团团围住。现在陪审官员又跑过来，他们大概以为我是被告。他们不知道被告不会和陪审员待在同一个房间里看杂志。

到了午餐时间我离开了，心想不知这辈子是否还有机会担任陪审员。马里诺让我在办公大楼前下车，我回到了办公室，再次打电话到纽约找霍洛维茨医生。

“她昨天下葬了。”他指的是珍妮。

我感到一股极大的哀伤。“我以为你通常会等久一点。”我说。

“十天。通常都是这样，凯，你也知道我们有储藏空间不足的问题。”

“我们可以先化验她的DNA啊。”我说。

“为何不用牙齿记录？”

我向他解释了缘由。

“真是可耻。”霍洛维茨医生略为犹豫，才又接着说，“很抱歉，我必须告诉你，我们这里出了严重的问题。”他又顿了顿，“老实说，我希望我们没有把她埋葬，可是已经埋葬了。”

“怎么回事？”

“没有人知道。我们用滤纸储存了一份血液样本，准备做DNA化验用的，平时我们都是这么做的，当然，我们也用一个储存罐装着主要器官的切片。但是那份血液样本似乎不见了，储存罐也不小心丢弃了。”

“不可能有这种事。”我说。

霍洛维茨医生沉默不语。

“那么用石蜡块保存的组织样本呢？”我接着问，因为万一其他方法失败，固定的组织细胞也可以用来化验DNA。

“当死亡原因明确的时候，我们不采用组织样本做显微镜检验。”他说。

我哑口无言。若不是霍洛维茨医生的统驭能力有问题，就是这些疏失并非真的疏失。我一向以为他是个极度谨慎的人，也许我错了。我知道纽约的情况，那些政客连停尸间都不肯放过。

“我们必须开棺，”我对他说，“没有别的办法。你们替她涂香油了吗？”

“我们很少往预备送到哈特岛的尸体上涂香油。”他指的岛在东河中，波特墓园就在岛上，“我们得先找到她的辨识号码，然后把她挖出来，用渡轮运回这里，这我们倒是办得到。我们也只能做到这里，真的。可能需要几天时间。”

“霍洛维茨医生，”我小心地说，“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回答时语气平静，但有些颓丧。“我实在摸不着头绪。”

我呆呆地坐了一会儿，思索着应该怎么做。我越想越觉得困惑，军方为什么会在意珍妮的身份是否得到确认呢？如果她是高特少将的侄女而军方又知道她已经死亡，应该会希望她被验明正身、隆重下葬才对。

“斯卡佩塔医生，”罗丝站在办公室门口，“布伦特从美国运通打来电话。”

她将电话转给我。

“我发现了一笔新的支出。”布伦特说。

“请说。”我的神经为之紧绷。

“昨天，在纽约一个名叫芬诺的地方。我查了一下，是在东三十六街。数额是一百零四美元十三美分。”

芬诺是一家意大利北部美食餐厅。我的祖先来自意大利北部，于是高特以北意大利人伯奈利的身份现身。我给韦斯利打电话，他不在办公室。接着我打给露西，她既不在工程研究处，也不在她的房间，最后我只告诉了马里诺高特又回到纽约了。

“他又在玩游戏了，”马里诺憎恶地说，“他明知道你会追踪他的支出状况，医生。他就是要让你清楚他所做的每一件事。”

“这我知道。”

“我们不需要通过美国运通公司来逮他，你应该立刻撤销你的信用卡。”

但我不会这么做。我的卡就像露西早已掌握的那个地板下的调制解调器，两者都是通向高特的隐形线路。他想玩游戏，但有一天他或许会栽跟头，他或许会由于过度冒险加上吸食可卡因产生的兴奋而犯下错误。

“医生，”马里诺继续说，“你对这案子太投入了，你得冷静一下。”

我在想，高特或许希望我能够逮到他。他每一次使用我的信用卡，其实都是在向我传递信息，让我更了解他。我知道他喜欢什么食物，知道他不喝红酒，知道他抽什么香烟、穿什么衣服。我想起了他的靴子。

“你在听吗？”马里诺问。

我们一直认为那双靴子是高特穿的。

“那双靴子是他妹妹的！”我大叫。

“你在胡说什么？”马里诺不耐烦地说。

“一定是她好几年前从她叔叔那里得来的，后来又变成高特的了。”

“什么时候？总不会是在樱桃丘的雪地里吧。”

“我不知道。也许是在她死前不久，也可能是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时候。他们的鞋子尺寸差不多，有可能换鞋子穿。有很多种可能。但我认为她不会心甘情愿地送人，理由很简单，丛林靴非常适合在雪地里穿。在街头流浪时，这双靴子当然强过我们在班尼所在窝地看见的那些鞋子。”

马里诺沉默了好一阵才说：“他为什么要拿走她的靴子？”

“理由很简单，”我说，“因为他想要。”

下午，我带着一个鼓鼓的公文包和过夜用的旅行袋开车来到里士满机场。我没有打电话给旅行社，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的去处。我在美国航空公司的柜台买了一张前往南卡罗莱纳希尔顿海岬的机票。

“听说那是个好地方，”女职员亲切地说，“很多人到那里打高尔夫和网球。”她检査着我的小旅行袋。

“请你给它挂个标签，”我降低音量说，“里面有一把手枪。”

她点点头，递给我一块闪亮的橙色辨识牌，以显示我携带了未上弹药的枪支。

“你可以把枪留在里面，”女职员对我说，“你的袋子上锁了吗？”

我将拉链锁上，然后看着她将我的旅行袋放上输送带。她把机票交给我，我上楼往登机口走去。这里挤满了人，或是正要回家，或是度假结束准备回去工作，个个都显得不太开心。

飞往夏洛特的航程似乎不止一小时。我的传呼机响了两次，但我无法使用移动电话。我读着《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心思却滑入了崎岖的窄径。我思索着该对邓波尔·高特和那位我们称为珍妮的受害女子的父母说些什么。

我甚至无法确定高特家的人会不会见我，因为我事先并没有打电话。他们的电话号码和地址都没有登记在名录里，但我觉得想找到他们在波佛附近的家并不难。莱夫橡树园是南卡罗莱纳最古老的地区之一，当地居民应该会认识这对从奥尔巴尼迁移过来、家园刚被洪水淹没的夫妻。

我在夏洛特机场有充分的时间回电话。两个电话都是罗丝打的，要和我确认我的空当，因为有几张传票刚送来。

“还有，露西一直联系不上你。”她说。

“她有我的传呼机号码。”我困惑地说。

“我问她是否有，”我的秘书说，“她说她晚一点会再和你联系。”

“她有没有说是从哪里打来的？”

“没有，我猜她在匡提科。”

我没有时间多问，因为到D登机口的距离很长，而前往希尔顿海岬的班机十五分钟后就要起飞。我一路奔跑，还吃了一块清淡的无盐脆饼干。我抓起几包芥末和一些食品带上飞机，这有可能是我今天的唯一一顿餐食。坐在我身边的商人瞪着我的饼干，好像我是个不懂机上礼仪的鲁莽家庭主妇。

飞机起飞后，我撕开芥末包，向空服员要了加冰块的威士忌。

“请问你可不可以和我换二十美元的零钱？”我问身边的男子，因为我听到空服员在抱怨没有足够的零钱找给我。

我打开《纽约时报》时，他拿出皮夹，给了我一张十美元和两张五美元钞票。我替他付了酒钱。“聊表谢意。”我说。

“你真好，”他说话带着黏腻的南方口音，“我猜你一定来自纽约。”

“是的。”我撒谎了。

“你是到希尔顿海岬参加卡罗莱纳便利超市大会吗？在凯悦酒店？”

“不，我去参加殡仪馆大会，”我又撒谎了，“在假日酒店。”

“哦。”他闭嘴了。

希尔顿海岬机场停满了私人飞机和在岛上拥有产业的富人的喷气式飞机。终点站大楼比一间小屋大不了多少，所有行李都堆放在外面一张木台子上。天气清凉，天空灰暗多变。乘客们纷纷赶往等候的汽车和班车，我听见了他们的抱怨。

“可恶！”坐在我旁边的男子叫道，他拖着高尔夫球袋。这时雷声骤起，闪电照亮了部分天空。

我在机场停车坪租了一辆银色林肯，并在里面静坐了片刻。雨点敲击着车顶，我看着“赫兹”租车公司给我的地图，却无法看清玻璃窗外。安娜·泽纳的房子所在的帕米多沙丘距凯悦酒店，也就是飞机上那个人的落脚处不远。我看不清楚他的车子是否还停在停车坪，但我判断他和他的高尔夫球袋应该已经不在那里了。

雨势减弱了，我从机场出口开上威廉·希尔顿林荫大道，再转往昆斯·弗利路，接着到处游荡了一阵，直到发现那栋房子。它比我预期的大些。安娜的度假小屋可不是一栋小平房，而是一栋用玻璃和木料建造的漂亮乡村宅邸，屋后的停车坪上长满了矮棕榈树和披着西班牙青苔的水栎。我登上前廊阶梯的时候，一只松鼠从树上跑了下来。它跑到我的面前，两腿站立，脸颊快速鼓动着，像是有很多话要对我说。

“我打赌她一定常常喂你，对吧？”我掏出钥匙，对它说，“可惜我除了刚才吃过的脆饼干之外，什么食物都没有，我真的非常抱歉。”见它又靠近了些，我停下脚步，“如果你有狂犬病，我恐怕得开枪打死你。”

我进了屋子，很失望地发现里面没有防盗警铃。

“真糟。”我说，但并不打算离开。

我把门锁上，转上门闩。没人知道我在这里，应该会没事。安娜来到希尔顿海岬多年，都不觉得需要保安装置。再说高特此刻在纽约，不可能跟踪我到这里。我走进有着乡村风格原木装潢和落地窗的客厅，硬木地板上铺着色彩明亮的印度地毯，桃花心木家具有些退色，罩着各种颜色鲜亮的饰布。

我在屋里四处闲逛，当海洋转成铅灰色、大片乌云从北边聚集而至的时候，我饿了起来。屋外有一条散步板道越过沙丘，于是我带着咖啡漫步到尽头，看着散步、骑车的人和偶尔经过的慢跑者。灰色的沙地很硬，大群褐色鹈鹕排成战斗队形飞来，仿佛正准备袭击不友善的鱼群或天气似的。

几个人将高尔夫球挥进海里时，一只海豚冒出水面。这时一个小男孩手中的塑料冲浪板被强风吹落，沿着海滩翻滚，他疯狂地追赶。我看着这场长达四分之一英里的追逐，接着他的猎物在海滩上一弹，跃上我所在的沙丘。我跑下沙丘抓住它，以免风再度将它吹走。那男孩见状，刹住了脚步。

他看上去八九岁的样子，穿着牛仔裤和运动衫。他的母亲正从海滩那端赶过来。

“可以把冲浪板还给我吗？”他盯着沙地说。

“要不要我帮你把它交给你妈妈？”我和善地问，“风很大，你一个人很难把它带回去。”

“不用了，谢谢你。”他羞涩地伸出双手，喃喃说着。

我站在安娜房子的散步板道上，看着他对抗强风，感觉自己遭到了拒绝。最后他将冲浪板像熨衣板似的紧紧夹住，蹒跚地走过湿滑的沙地。我就这么看着他和他母亲，直到他们的身影变成地平线上的两个点。我想着他们会去哪里，是酒店还是住宅？在这样的风雨之夜，那些小男孩和母亲都躲在哪里呢？

我在成长阶段从来不曾去度假，因为父母没钱，而现在我又没有儿女。我聆听着巨浪冲向海滩的声响，想起了韦斯利，很想给他打个电话。星星破云而出，风中夹杂着难以辨识的声响，也许是蛙鸣或鸟啼。我拿起空咖啡杯进了屋子，一点都不觉得害怕。

我突然想起屋子里或许没有食物，而我这一整天只吃了那些脆饼干。

“谢谢，安娜！”当我找到一堆林恩快餐包时，不禁叫出声。

我把火鸡肉和蔬菜什锦加热，打开了暖炉，然后在白沙发上昏昏欲睡起来，那把勃朗宁就放在手边。我累得无法做梦。太阳和我是同时苏醒的，而我这趟行程的目的直到我打开公文包检査里面的东西时才显得真实起来。现在出发还太早，因此我穿上运动衫和牛仔裤出去散步。

通向海松林的沙地平坦而坚实，水面闪耀着白金色的阳光。鸟鸣声伴随着嘈杂的冲浪声，白翅鹬四处寻觅螃蟹和海虫，海鸥随风滑翔，乌鸦有如戴着黑色头盔的高速公路骑手般漫无目的地游荡。

年纪较大的人多半趁着这个阳光尚不灼烈的时刻出门。我散步时专注于迎面吹拂而来的海风，感觉自己能够畅快地呼吸。手牵手漫步经过的陌生人的微笑令我感到温暖，当他们向我挥手时，我也挥手回应。情侣们相互揽着腰，有些人则独自在散步板道上喝咖啡，眺望着海洋。

回到安娜的屋子后，我把在冰箱里找到的面包圈烤热，畅快地洗了个澡，然后穿上原来的黑色外套和宽松长裤，整理好行李，关上大门，好像再也不会回来。我丝毫没有被监视的感觉，直到那只松鼠再度出现。

“哦，糟了，”我说着打开车门，“又是你。”

它两腿直立站着，对我念叨了一阵。

“听好，安娜说我可以住在这里，我是她非常要好的朋友。”

它朝我露出小小的白肚皮，胡须抽动着。

“如果你想向我诉苦，那就省省吧。”我把旅行袋扔进后车座，“安娜有慈悲心肠，我可没有。”

我打开驾驶座车门，它向前跳了几步。我拿它没办法，只好打开公文包，搜出一包从飞机上拿来的花生。我倒车退出车道时，松鼠坐在那里猛嚼花生，目送着我离去。

我开上了二七八号西侧公路，经过一片长满香蒲、沼泽草、大米草和灯芯草的平地。池塘里舒展着莲花和莲叶，几乎在每个转弯处都可以看见大群的老鹰在翱翔。远离了群岛，多数地区的居民似乎都相当贫穷，狭窄的道路两边坐落着白色小教堂和仍然垂挂着圣诞灯饰的活动房屋。快接近波佛的时候，我看见了汽车修理场、建在空地上的小型汽车旅馆和飘舞着南方邦联旗帜的理发店。我两次停下来翻找地图。

我在圣海伦娜岛上绕过路边一辆制造出满天尘土的牵引车，想找个地方停车，问问路。沿路有烧焦的废弃砖造商店，街道两侧密密分布着橡树和由稻草人守护着的花园，沿街散布着番茄包装店、农舍和殡仪馆。我一直开到特里普岛找到吃午餐的地方才停车。

餐厅的名字是嘎勒屋，招呼我的是个高大的黑人女子。她穿着一身热带色彩的蓬蓬裙，用发音奇特、富有音乐感的语言向柜台后的一名侍者说话。嘎勒方言混合了西部印第安语和伊丽莎白式英语，是奴隶的语言。

我坐在木桌前等着冰茶，担心店里没人能够和我沟通，告诉我高特家在哪里。

“你还需要些什么吗，亲爱的？”那名女侍者端着杯装满了冰块和柠檬片的冰茶回来了。

我指着菜单上的“Biddy een de Fiel”，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念，而译文说是烤鸡胸肉配长叶莴苣。

“要不要先点炸土豆片或螃蟹饼？”她说话时目光仍在餐厅里漫游。

“不了，谢谢你。”

发现她的顾客可能更适合吃减肥午餐，她便翻给我看菜单后面的乡村风味炒虾。“我们今天也有新鲜的炒虾，好吃得让你连舌头都会吞下去。”

我望着她。“好吧，来一小盘当配菜。”

“那么你两种都要啰？”

“是的。”

菜上得很慢，我结账时已经一点钟了。那位衣着艳丽的女士——我猜是这家店的老板——正在外面的停车场上和一个开着辆小游览车的黑人女子说话，车身上写着“嘎勒旅游团”。

“打扰了。”我对那位老板说。

她的眼睛有如松脂石，充满怀疑但并非不友善。“你想环岛一周吗？”她问。

“其实我是想问路，”我说，“你对莱夫橡树园熟吗？”

“那不在我们的旅游路线上，已经不在了。”

“这么说我无法去那里了？”我问。

她转过头，狐疑地看着我。“那里住了几个新搬来的人。他们对旅游团不太友善，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懂，”我说，“但我必须去那里。我不想参加旅游团，只是想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

我突然明白，我所说的不是这位无疑身为旅游团经营者的老板想听的。

“如果我付费呢？”我说，“请你的游览车司机带我到莱夫橡树园去？”

这主意似乎不错。我付了二十美元便上路了。距离并不远，不久游览车就开始减速，一只色彩鲜艳的手臂指着窗外一道漂亮白篱笆后面的大片胡桃林。车子经过一条长长的泥地车道，车道尽头的大门敞开着。行进了约半英里的时候，我瞥见了白色木料和暗铜色的屋顶，上面没有任何表明屋主姓名的门牌，也没有标志说明这里是莱夫橡树园。

我朝车道左侧走去，视线在已经收获过的老胡桃林间的空地上游移。我经过一处长满浮萍、岸边有只苍鹭在漫步的池塘，没看见人的踪迹。但当我走近那栋大战前建造的豪宅，就发现了一辆汽车和一辆小卡车。屋后有个锡皮屋顶的旧仓库，紧邻着一个谷仓。天色渐渐暗下来，我爬上陡峭的门廊阶梯去按门铃时，觉得身上的外套似乎太薄了。

应门的男人脸上的表情告诉我，车道尽头的大门原本不该敞开。

“这是私人土地。”他用平板的嗓音声明。

若说邓波尔·高特是他的儿子，我倒看不出有任何相似之处。此人体格结实，头发斑白，长脸，显得饱经风霜。他穿着平底橡胶便鞋、宽松的卡其布裤子和常见的灰色连帽运动衫。

“我找佩顿·高特。”我说着抓紧公文包，迎着他的目光。

“大门应该关上的。你没看见那些‘不得擅自进入’的牌子吗？我刚钉上，每两根篱笆柱钉一块。你找佩顿·高特做什么？”

“我只能告诉佩顿·高特本人。”我说。

他仔细地打量着我，眼神有些犹豫不决。“你不是记者之类的人吧？”

“不，先生，当然不是。我是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我递出名片。

他不舒服似的倚靠在门框上。“上帝，”他咕哝着，“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就是不肯放过我们呢？”

我无法想象他的亲生儿子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折磨，因为这位父亲在内心显然还深爱着儿子。

“高特先生，”我说，“请允许我和你谈谈。”

他用拇指和食指按住两边的眼角，忍住哭泣。晒黑的额头上皱纹很深，一缕偶然穿透云层的阳光将他的头发映照成淡灰色。

“我来不是因为好奇，”我说，“也不是为了做研究，求求你。”

“他打从出生那天起就没做过一件好事。”佩顿·高特边说边抹眼睛。

“我知道你不好受。那种恐惧不足为外人道，但我明白。”

“没人会明白。”他说。

“请让我试试。”

“说了没好处。”

“说了只有好处，”我说，“我来就是为了能够尽点力。”

他不确定地看着我。“谁派你来的？”

“没人，我自己来的。”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向别人问了路。”我告诉了他经过。

“你那件外套好像不怎么暖和。”

“我觉得足够了。”

“好吧，”他说，“我们去码头。”

他的码头切入一片无垠的沼泽，巴瑞尔群岛在地平线上形成水塔般的罕见景象。我们倚在栏杆上，看着招潮蟹爬过黝黑的泥浆，偶尔有牡蛎吐着水沫。

“南北战争期间这里有两百五十个奴隶。”他说，仿佛我们是来谈心的，“你离开以前应该到伊斯教堂去看看。如今只剩空壳了，生锈的铁栏杆围着小墓园。”

我静静聆听。

“当然，在人们的记忆里那些坟墓经常遭窃。教堂好像是一七四〇年前后建造的。”

我沉默不语。

他叹了口气，眺望着海洋。

“我有几张照片想让你看看。”我轻声说。

“你知道，”他的声音再度感伤起来，“那场洪水好像是在惩罚我似的。我是在奥尔巴尼的种植园里出生的，”他转头看着我，“那座园子熬过了两百年的战乱和恶劣气候。那场暴风雨一来，芬林特河涨了二十多英尺。州警、军人紧急围堵，洪水还是淹过了我家屋顶，那些树就更别提了。再也无法靠胡桃树过活，有好一阵我和我太太跟大约三百个无家可归的人挤在救济中心。”

“洪水不是你儿子造成的，”我温和地说，“即使是他也没有能力呼风唤雨。”

“嗯，还好我们搬家了。每天都有人跑来，想瞧瞧他是在什么样的家庭里长大的，这对蕾切尔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

“蕾切尔是你太太？”

他点头。

“你的女儿呢？”

“那又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故事。简妮十一岁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她送往西部。”

“她叫简妮？”我惊讶极了。

“她的本名其实是蕾切尔，小名叫简妮。我不知道你是否清楚，邓波尔和简妮是双胞胎。”

“我不知道。”我说。

“他老是忌妒她。情况实在很复杂，因为她非常崇拜邓波尔。他们小时候真是一对可爱极了的金发小双胞胎，但有一天邓波尔想把她当虫子一样压扁。他很残酷。”他停了下来。

一群海鸥尖啸着飞过。大队招潮蟹占据了一丛香蒲。

佩顿·高特将头发往后一撩，一只脚踏在较低的栏杆上。“简妮五岁那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当时她有只小狗，小杂种狗，”他顿了顿，“后来……”他的声音哽住了，“那只小狗不见了。那晚简妮醒来，发现小狗死在她的床上，可能是被邓波尔掐死的。”

“你说简妮后来住在西海岸？”我问。

“蕾切尔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知道他迟早会要了她的命，后来有一回他差点就成功了。你知道，我有个弟弟住在西雅图，名叫卢瑟。”

“那位少将。”我说。

他依然直视着前方。“我想你们都调查得很清楚了，这都是邓波尔的功劳。事情接着大概会写成书或拍成电影。”他轻轻敲击着栏杆。

“简妮搬去和你弟弟和弟媳一起住？”

“我们则在奥尔巴尼看管着邓波尔。相信我，要是我能够把他送走而留着简妮，我一定会这么做。她真是个贴心可爱的孩子，心地又善良。”泪水沿着他的脸颊滚落，“她会弹钢琴、吹萨克斯，卢瑟把她当亲生女儿那样疼爱。他只有儿子。比起从前，这时的情况算是好多了。蕾切尔和我每年会去西雅图几次。告诉你，我已经够难受的了，可蕾切尔的心几乎碎了。后来我们犯了一个大错。”

他停顿半晌，直到能够再度开口，又连着清了几下喉咙。“某年夏天简妮坚持要回家一趟，我想大概是她快满二十五岁的时候。她希望和大家一起过生日，于是她、卢瑟和他的妻子莎拉从西雅图飞到奥尔巴尼。邓波尔好像无所谓一样，我还记得……”他轻咳一声，“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以为大概没事了，也许他已经克服了心魔。生日聚会上简妮玩得非常开心，带了我们那只老猎犬龅牙去散步。她想拍照，于是我们替她拍了几张，就在那片胡桃林里。然后我们都回到屋子里，只有她和邓波尔留在外面。到了晚餐时间，他回到屋内，我问他：‘你妹妹呢？’他回答说：‘她说她想去骑马。’我们等了又等，她一直没有回来。于是卢瑟和我出去找她。我们发现她的马还拴在马厩里，而她躺在那里，全身是血。”

他用双手抹着脸。我无法形容内心的难过，为他和他的女儿简妮。我不敢告诉他这个故事有个悲惨的结局。

“医生认为她是被马踢伤的，”他费劲地继续说，“可我很怀疑。我以为卢瑟会杀了那孩子。你也知道，他的荣誉勋章可不是因胆怯得来的。等到简妮终于出院的时候，卢瑟就把她带回家了，但她始终没有好过来。”

“高特先生，”我说，“你知道你女儿现在在哪里吗？”

“四五年前卢瑟去世以后她就搬出去自己住了，只在生日、圣诞节或想到的时候会和我们联系。”

“今年圣诞节你有她的消息吗？”我问。

“不是圣诞节当天，大约是之前一两天。”他努力回想，脸上浮现出怪异的表情。

“当时她在哪里？”

“她在纽约打的电话。”

“你知道她都在那里做些什么吗，高特先生？”

“我一直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坦白告诉你，大概是到处晃荡，需要钱的时候才打电话回来。”他凝视着站在树桩上的一只白鹭。

“她从纽约打回来的那次，”我追问，“向你要钱了吗？”

“你介意我抽烟吗？”

“请便。”

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美丽特牌香烟，在风中费劲地想点燃一根。他转来转去，最后我伸手兜住他的手并稳住火柴——他在颤抖。

“钱的事很重要，”我说，“她向你要了多少钱？你给了吗？”

他略为犹豫。“你知道，这些都是蕾切尔在处理。”

“你妻子把钱汇给她了吗？还是寄了支票？”

“我想你不太了解我女儿。她从来不让人家寄支票给她，蕾切尔都是用固定账号汇钱给她。你知道，简妮经常得看医生以免病情发作，因为她的脑部受过伤。”

“钱汇到了哪里？”我问。

“通过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汇过去的，蕾切尔可以告诉你是哪一家分公司。”

“你儿子呢？你还与他联系吗？”

他脸色大变。“没有。”

“他没有想要回来？”

“没有。”

“这里呢？他知道你在这里吗？”

“和邓波尔接触的唯一理由是想拿把双管霰弹枪射他，”他下巴肌肉紧绷，“我不管他是不是我儿子。”

“你知道他在使用你的AT&T信用卡吗？”

高特直直地站着，将烟灰弹向风中。“不可能。”

“是你太太付的账单吗？”

“是啊，那些事都是她在处理。”

“原来如此。”我说。

他把烟蒂往泥地里一扔，一只螃蟹追着烟蒂跑去。

他说：“简妮死了，对吧？你是法医，你正是为这件事而来。”

“是的，高特先生，我很遗憾。”

“你告诉我你是谁的时候我就有预感了。邓波尔涉嫌在中央公园杀害的那个女子就是我女儿。”

“所以我才来找你，”我说，“我需要你帮忙才能证明她是你女儿。”

他正面凝视着我，我感受到了那种解脱了的疲惫。他挺直身子，我感到了他的傲气。“女士，我不希望她葬在某个不知名的贫民墓地，我要她回家来陪着我和蕾切尔，她总算能够和我们住在一起了，因为他再也无法伤害她了。”

我们沿着码头走去。

“我保证一定办得到，”我说，风抚平野草，吹乱了我们的头发，“只要你把你的血液样本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