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家的客房面对着河流。过去几天，我在窗前布置了一张临时书桌：搬了一张小桌子，在上面盖上一块布以免刮伤光滑的表面，然后从书房里拿来一把苹果绿的英式皮革旋转椅。起初我很困扰，因为忘了把笔记本电脑带来，不过我马上发现使用钢笔和纸张，任由思绪流过指尖转化成泛光的墨迹，能获得意外的宽慰。我的字很难看，或许得归咎于我长期所从事的职业。某些工作日我得签名或写名字缩写多达五百次，此外经常戴着沾血的手套潦草地记录验尸结果和检测数据也多少造成了影响。

我在安娜家逐渐养成一种习惯：每天早晨溜进厨房倒上一杯咖啡——预设在五点半就开始煮的——然后回到房间把门关上，坐在那方幽暗的窗户前开始写东西。第一个早晨写的是我在法医学院开设的下一个死亡调查班的课程规划。只是当第一道曙光照亮河水的时候，恶性交通事故、窒息、法医放射学的概念全部远离了我的脑海。

这天早晨我照例忠实地观赏着这幕演出。六点半黑暗转成一片炭灰，几分钟之内光秃秃的梧桐和橡树的轮廓已隐隐浮现，接着眼前的暗沉一片变得水陆分明。多数时候河水都比空气温暖，雾气在詹姆斯河上翻腾。此刻看来那河流更是如冥河一般，几乎可以瞧见一个如幽灵般衣衫褴褛的瘦削男子以竿撑船，从迷雾薄纱中飘过。将近八点，时有动物打破宁静。这一阵它们已成为我极大的慰藉。我爱上了那些群聚在安娜屋前埠头上聒噪不止的加拿大雁。松鼠在树顶忙上忙下，尾巴似暗灰色烟团般高卷着。野鸟在窗前流连，盯着我，仿佛好奇我在窥探些什么。鹿从河对岸的萧瑟树林中奔过。红尾鹰向地面俯冲。

我和白头雕也有短暂而珍贵的邂逅。它们那巨大的羽翼、白色的脑袋和尾羽非常醒目。我见到它们很宽心，因为它们总是独自翱翔于高空，不像其他鸟类那样疲于奔忙。它们来问盘旋，偶尔停歇于树枝却从不久留。就像诗人爱默生，我不禁痴想，它们是否也正传送给我什么信息呢？大自然是慈悲的，但近来我生活的其余部分却并非如此。

一月十七日星期一，我依然被放逐在安娜的房子里。至少我是这么看待自己的处境的。时间悠缓地流逝，几乎停滞了，就像窗外的那条河。我的生命之流正朝某个未知的方向转弯，再也没有回头的可能。圣诞假期来了又去，我手上的石膏也已换成了爱司绷带和夹板。我租了辆车，因为我的那辆奔驰被警方扣押以作进一步调查，停放在贺尔街和商业街之间的保管场。那里并没有警察全天候巡逻，也没有警犬看守。就在新年前夕，有人敲破我的车窗玻璃，偷走了里面的双频无线电、AM-FM收音机和CD唱盘，天知道还拿走了什么。证据足够多了，我对马里诺说。

尚多内案的调查有了新的进展。不出我所料，一九九七年苏珊·普雷斯案的精液DNA鉴定中只用了四个基因座进行比对。直到现在，纽约的法医办公室在作初期鉴定时仍然如此，因为那是他们内部执行的检测，较为经济。他们将冷藏筛取检体拿出来再次进行比对，使用了十五个基因座，结果真的不相符。精液检体的所有人并不是让-巴蒂斯特·尚多内，也不是他的弟弟托马斯。可是相似的等位基因数量非常多，DNA图谱又极为相近，我们只能假设他们可能还有一位兄弟，苏珊身上的精液系此人所有。我们全都傻了眼，博格为此伤透脑筋。“DNA告诉了我们事实，也愚弄了我们一把。”博格在电话那头对我说。尚多内的齿列特征符合尸体上的咬痕，他还留下了唾液和毛发，可是他并没有在苏珊·普雷斯死亡前和她交媾。这样的证据或许还站不住脚，必须由纽约的大陪审团决定这是否足以构成起诉条件。当博格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我只觉得讽刺。要起诉我怎么就没有罪证不足的问题，只凭着传言、臆测的动机，加上我用尖头锤和烤肉酱做实验的事实？

几周过去，我静候法院传票的到来。昨天终于等到了。那位法院助理出现在我的办公室时一如往常情绪高昂，我猜他并不知道在此案中我是被告而不是专家证人。在接受大陪审团的问询之前，我还必须先到约翰·马歇尔法院大楼三〇二号法庭去作证。大陪审团听证会则是定在二月一日周二下午两点举行。

七点刚过，我站在衣橱前翻着成排的衬衫和套装，思考着今天该做的事。杰克·费尔丁已经告诉我，办公室今天接获了六具尸体，两个法医同事要到法院作证。另外，我和米歇尔州长约了十点开个电话会议。我挑了一身黑底蓝色细条纹的套装和一件法式袖口的蓝衬衫，然后晃到厨房又喝了杯咖啡，吃了碗露西带来的高蛋白麦片。她送来的这脆硬无比的健康食品差点让我咬断了牙齿，我忍不住苦笑，外甥女坚持要我像火凤凰那样超然于生活的泥沼。我洗了餐盘，换上衣服，正要出门时寻呼机突然响起，上面显示的是马里诺的电话号码，后面接着“911”。

停在安娜车道上的车是最近我生活上的一点小改变——租来的。这辆深蓝色福特探路者的内部有股陈年烟臭味，除非我听马里诺的劝放入一个空气清香剂，否则这气味永远不会消散。我把手机连上电源转换器后给马里诺回电。

“你在哪里？”他开口就问。

“正要开车离开车道。”我打开暖气，前院的铁栅门开启。早上我没有取报纸，这会儿马里诺非要我看看不可，说我显然还没看，否则早就打电话给他了。

“来不及了，”我对，说，“我已经开上切诺基路了。”我语气强硬，好像一个逞能的孩子，挑衅对方给自己一拳，“你就说吧，报上写了什么？”我心想大概是大陪审团的调查外泄给媒体了。果不其然。车子沿着切诺基路行驶，空气依然潮湿，住宅屋顶的雪堆懒懒地滑落。

“首席法医涉嫌杀人，手段凶残。”马里诺念着报纸头条标题，“还登了你的照片。看样子大概是那个恶婆娘在你家门前拍的，在雪地上滑了一跤的那个，记得吧？你刚下车的镜头。我的卡车倒是挺好看的，你的样子不太——”

“告诉我上面是怎么写的。”我打断他。

我驱车行驶在弯曲的切诺基路上，听着他念那篇报道的重点内容。里士满的大陪审团正针对我涉嫌谋杀警察局副局长黛安·布雷的事件展开调查。案情相当耸人听闻，让本地执法机构都晕头转向。不具名消息来源指出，州检察官布弗德·赖特虽拒绝评论，但在获知已有证人出面指证以及警方提供了确凿证据之后，沉痛地表示将积极展开调查。不具名消息来源进一步指出，我对布雷怀恨在心，因为她认为我无法胜任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一职，正设法要我离职；被谋杀前她曾经告诉周围的人，我多次当面向她挑衅，对她恐吓威胁；还有，有迹象显示极可能是我蓄意模仿残忍的金兰案犯下此案，等等。

正值交通高峰时段，车子驶到了胡格诺桥。我要马里诺暂停，我受够了。

“还多着呢。”他说。

“绝对的。”

“他们一定是趁着假期加班赶稿，扯了这么一大堆关于你和你的背景的东西。”我听见纸张翻动的声音，“连本顿和他的死都被搬出来，还有露西。有一小篇边栏文章介绍你的生平，学业背景，康奈尔、乔治城、霍普金斯。内页还有一些照片，其中一张拍的是你和我在犯罪现场。该死，是布雷的。”

“写了露西什么？”我问。

马里诺正沉浸于上报的滋味中，沉醉于浏览和我一起入镜的大幅照片。“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事。”又翻过几页，“简直没完没了呢，医生，已经有五大栏了。报社的记者一定全员出动跑这则新闻了。还有一张你房子的航拍照——”

“写了露西什么？”我声音提高了些许，“他们是怎么说露西的？”

“该死，还有一张拍的是你和布雷在金兰遇害现场外面的停车场，那家便利商店外。你们两个都是势不两立的样子——”

“马里诺！”我大喝一声。我只能这样，因为还得专心开车。“好了，够了！”

他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说：“对不起，医生。天哪，我知道你不好受，但我打电话给你时还以为只上了头版，现在才看清楚。除非某个名人猝死，不然这种大篇幅报道还真是少见。”

泪水刺痛了我的双眼。我没指出他这话有多么讽刺。我真的感觉自己像是死了似的。

“我看看他们写了露西什么，”马里诺说，“还不就是那些。她是你的外甥女，不过一直被你当女儿看待，嗯，上弗吉尼亚大学念的法律，酒醉驾车出车祸，是个同性恋，会开直升机，待过调查局、烟酒枪械管制局，等等等等。还有，差点在你的前院枪杀了尚多内。妈的，这才是重点吧。”马里诺气愤了。平日里他老爱挑露西的毛病，却无法容忍别人也这么对她。“没提到她请了公务假，以及你目前住在安娜家。至少那些混账没全挖出来。”

车子驶近西卡瑞街。“你在哪里？”我问。

“警察局总部。正要去你的办公室。你肯定会受到列队欢迎，”他指的是媒体，“所以最好有个人陪着，而且我有事情要和你谈。我们来玩个小把戏吧，医生。我先到你的办公室去，把车停好。你别走后门那儿的第四街，换走前面的杰克逊街，到达后就直奔大楼，车子我会帮你停好。听说大楼停车场那儿已经聚集了三十多个记者、摄影师，就等着你出现。”

我正想接受他的提议，但念头又一转。不，我说，我不想躲避，不想高举着档案夹或拉起外套挡住镜头，活像个大魔头。我绝对不会那么做。我告诉马里诺会在办公室和他碰面，但会照例在后门停车并正常应付媒体，因为我的固执劲又上来了，再者我想不出平平常常地上班，坦诚地说出事实，也就是黛安·布雷非我所杀这个事实，会有什么坏处。我都没想过要伤她，尽管我讨厌她，对她深恶痛绝。

第九街亮起红灯，我停车，穿上套装上衣，对着后视镜稍作整理。我擦了点口红，用手指顺了下头发，然后打开收音机，竖起耳朵准备听第一段新闻。我预料本地电台会在节目中不断穿插实时新闻，告诉民众我是新世纪的头号丑闻人物。

“……这么说吧，吉姆，要说谁最有能耐制造一桩完美的谋杀案——”

“那还用说吗！你知道，我曾经采访过她……”

我转台、再转台，听到的内容无一不是对我的嘲讽、贬低及议论，因为有人向媒体泄漏了所有司法程序致力于维护的个人最神圣的隐私。不知道是谁违反了缄默法则。让我伤感的是，好几个名字浮现在我的脑海。赖特有嫌疑，他就我的电话记录或银行记录询问过的人也都有嫌疑。但我心中还有一个怀疑对象-一杰伊·塔利，我敢说他一定也收到了法院传票。我打起精神将车子拐进停车场，一眼便看见电视和电台采访车沿着第四街排开，几十个人带着摄影机、话筒和记录本等着我。

没有一个记者注意到我开的深蓝色探路者，因为他们没想到是这辆车。我这才发现自己失策了。我已经开了几天租来的车，直到现在才想到，或许有人会问及原因。我把车开到前门的专属停车位，那群人立马察觉到了，如追逐巨兽的猎人般朝我拥来。我努力振作回归本来的角色：我是处事不惊、无所畏惧的首席法医；我没有犯错。我下了车，从容地从后座拿出公文包和一叠档案，裹着层层伸缩绷带的手臂微微抽痛。照相机响作一片，无数话筒伸到我面前，如一把把扣上扳机瞄准标靶的枪。

“斯卡佩塔医生？你能不能说明一下……”

“斯卡佩塔医生……”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大陪审团正对你展开调查的？”

“你和黛安·布雷不和，这是真的吗……”

“你的车呢？”

“能否证实一下，目前你的确已被逐出自家房子，连自己的车都不能开了吗？”

“你打算辞职吗？”

我站在人行道上面对着他们，保持沉默，等他们安静。发现我有意接受采访，他们纷纷露出惊讶的表情，随后迅速恢复冷静。我认出了不少面孔，但记不得名字。这些媒体幕后工作人员的名字我一个也不熟悉。我提醒自己他们只是在履行职责，我没有理由迁怒他们。对，没必要迁怒。任他们再怎么粗暴、冷酷、不友好、带偏见，我也绝不能迁怒。“我没有准备任何声明。”我说。

“黛安·布霤遇害那晚你在哪里……”

“拜托，各位，”我打断他们，“我和你们一样，也是最近才知道有陪审团正在调查她的案子，我请求你们尊重司法调查的机密性，我无法和你们讨论这些，请你们谅解。”

“但你有没有……”

“你的车子被警方扣留了，所以才开别的车，是这样吗？”

我走向办公大楼，种种疑问和指控如霰弹般划破清晨的宁静，我无话可说。我是首席法医，行得正坐得端，没做不可告人之事。有个记者我倒是认出来了。我怎么忘得了这个身材高大、满头白发、五官分明，名叫华盛顿·乔治的非裔美国人？他穿着长款皮大衣，在我挣扎着打开大楼玻璃门的时候紧贴在我背后。

“我只问一个问题，可以吗？”他说，“你记得我吗？我要问的不是这个。”他笑了笑，“我是华盛顿·乔治，法新社记者。”

“我记得你。”

“我来帮你。”他替我把门打开，我们进入办公楼大厅。保安盯着我看，我知道那眼神意味着什么。我的昭彰恶名已经反映在别人的眼睛里，我心里不禁一沉。“早上好，杰夫。”走过前台时我向他打招呼。

他点了下头。

我拿出门卡，刷开通向办公室的电动门。华盛顿·乔治仍然跟着我，说有件事我应该知道，可是我没仔细听。等候区坐着一个女人，缩在椅子里，在光滑的花岗石地面和玻璃墙面之间显得那么哀伤渺小。待在这地方实在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我每次看见这种情形心里总难免一阵酸楚。“有人招呼你吗？”我问她。

她穿着黑裙和护士鞋，上身裹着深色雨衣。她紧抓着皮包，怕被偷走似的。“我在等人。”她哑着嗓子说。

“你在等谁？”

“我也不知道。”她声音结巴，眼里泛着泪光，然后开始哽咽，鼻子抽搐着，“我的孩子。你觉得我见得到他吗？我不知道你们这里会怎么处置他。”她颤抖着下巴，用手背擦去眼泪，“我真的很想看看他。”

我看了费尔丁留给我的关于今天案件的说明，得知那个男孩疑似上吊死亡。姓什么？怀特？我问她。她点了点头。班尼，她告诉我他的名字。我问她是不是怀特太太，她又点了点头，然后解释说几年前再婚后她和小儿子改姓了怀特。我要她跟我走，她放声大哭起来，我想探寻个究竟。不管华盛顿·乔治想告诉我什么，他也只能等一等了。

“这件事你一定迫切地想知道。”他说。

“好吧，好吧。跟我进来，我尽快回来就是了。”我说着刷开另一道密码门锁，带她进入办公室。克莉塔正把档案数据输入电脑，她看见我立刻脸红起来。

“早上好。”她努力装出一贯的轻松愉快，可眼神却也是那样，一种让我越来越厌恶并害怕见到的眼神。可以想见我的这些助理一大早都在谈论些什么。我分明看见克莉塔桌上放着份折叠好的报纸，还用毛衣盖上了。克莉塔经过这个假期又长胖了，还多了黑眼圈。每个人都在为我难过。

“班尼·怀特是谁负责的？”我问她。

“应该是费尔丁医生。”她望着怀特太太，赶紧从工作区走出来，“我替你挂一下外套，好吗？要喝点咖啡吗？”

我要克莉塔带怀特太太去我的会议室，让华盛顿·乔治到医学图书室等我。接着我去找秘书罗丝。我一见她就宽心不少，烦恼也忘了。她没把它挂在脸上，没对我做出那种表情——神秘、好奇又尴尬。罗丝还是罗丝。硬要说有什么改变的话，大概是最近的灾祸让她变得更紧张了。她看了我一眼，摇着头。“我恶心得就快吐血了，”我走到她的办公室门口时她说，“这辈子我还没见过这么荒谬无聊的事。”她拿起报纸朝我甩了甩，好像我是只恶狗。“别为这种事心烦，斯卡佩塔医生。”但愿事情真这么简单。“那个该死的布弗德·赖特，真是胆小得要死。他不敢当着你的面直接告诉你，对吧？所以你得看报纸才知道？”她又抖抖报纸。

“罗丝，杰克在停尸间吗？”我问。

“老天，正在处理那个可怜孩子的尸体。”罗丝暂时忘了我的事，满腹憎恶转成了怜悯，“老天啊，你看见他了吗？”

“我刚到——”

“长得像唱诗班的孩子。金发蓝眼，漂亮极了。老天，如果他是我的孩子……”

我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她别再说了，因为我听见克莉塔带着男孩的母亲从走廊经过。我用嘴形告诉她那是“他的妈妈”，她立刻安静下来，看着我的眼睛。今天早上她烦躁不安、紧张异常。她一身肃穆的黑色，头发束在脑后，让我想起格兰特·伍德的油画《美式哥特》。“我没事。”我平静地对她说。

“我不信。”她说着湿了眼眶，埋头整理文件以掩饰焦虑。

整个办公室的士气都被让-巴蒂斯特·尚多内打垮了。每个认识我、信赖我的人全都失魂落魄。他们对我的信任打了折扣，同时暗暗为自己的工作和未来焦急。这让我想起我学生时代最艰难的一段时期，那时我十二岁，和露西一样智力早熟，也是班上年龄最小的。那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我父亲去世。他拖到圣诞节前两天才走，这当中的唯一好处是邻居们大都已放假，在家烹煮食物。依照优良的意大利天主教传统，我父亲走得十分热闹，接连几天我们家中充满食物、美酒、笑声、泪水和歌声。

新年过后回到学校，我更加热衷挑战自己的智力。考试得高分不再能令我满足，我渴盼获得重视，极力取悦别人，还央求修女派事情给我做，任何事情都好。结果每天放学后我都在我们那所教区学校里晃荡：在台阶上拍黑板擦，帮老师批改作业，整理布告栏。我使用剪刀和订书机很熟练，修女每次需要剪贴字母、数字再拼成字句或表格时总是会来找我。

马莎是我数学班的同学，就坐在我前面，从没和我说过话。她时常表情冷淡却心怀好奇地回头看我，想偷瞄我合上的作业簿和试卷上方的红色分数。一次很有难度的代数测验之后，我发现特丽萨修女看我的眼神很冷峻，她一直等到我清理黑板擦的时候。我蹲在教室外面的石阶上用力拍击黑板擦，阵阵粉笔灰在冬日的阳光下飘舞。我抬头，她还皱着眉头站在那里，身穿修女袍，像只戴着十字项链的巨大南极企鹅。有人向她报告说我在测验中作弊。尽管没透露谁撒的谎，我明白一定是马莎。我证明清白的唯一方法就是再考一次满分。

在那之后特丽萨修女时时注意着我，我眼睛再也不敢乱瞄。有一天教室里只剩我和修女，我在清理垃圾桶，她说我必须时常祷告，这样上帝才会赦免我的罪，说我应该感谢天主赐予我天赋，祈求他导引我走上正途，因为我做了坏事总能脱逃。上帝无所不知，特丽萨修女又说。我愚弄不了上帝。我抗辩说我很诚实，没有愚弄上帝，她可以向上帝求证。然后我哭了起来。“我没有作弊，”我啜泣着说，“我要找爸爸。”

上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第一年，我给特丽萨修女写了封信，重提那件不公正的往事。当年我受到污蔑，修女却没有出面主持正义，甚至从此对我怀着不信任，我至今对此感到困扰、愤愤不平，重申了我的清白。

二十年后的此刻，我站在罗丝的办公室里，想起和杰米·博格初次见面时她对我说的话：伤害才开始。不幸被她言中。“今天下班前，”我告诉秘书，“我有话要对大家说。请你通知他们，罗丝。视工作情况定个时间。我得先去看一下班尼·怀特。请好好照料他的母亲，我很快就去找她。”

我沿着走廊走过休息室，在医学图书室找到华盛顿·乔治。“我只能待—会儿。”我心不在焉地说。

他正在书柜前浏览，手中的笔记簿像一把随时会用上的枪。“我听到一则传言，”他说，“如果你知道，恳请证实一下；如果你不知道，那我更该告诉你。布弗德·赖特不会担任大陪审团听证会的检察官。”

“我没听说这件事。”我说，同时压抑着恼怒，因为媒体往往比我消息灵通。“不过我们合作侦办过不少案子，”我补充说，“他不想亲自处理这案子，我也能够理解。”

“我也这么想。据我了解，有个特别检察官奉命接手。这正是我要说的重点。你听说了吗？”他观察着我的表情。

“没有。”我也望过去，试图读出一丝能够让我避免遭受猛烈抨击的好兆头。

“没人对你说过杰米·博格已经被指派担任听证会的检察官了吗，斯卡佩塔医生？”他灼灼地注视着我说，“据我所知，这正是她从纽约赶来的原因之一。这阵子你和她深入讨论金兰案、布雷案等案件，但有可靠的消息来源指出这完全是圈套。她是卧底，应该这么说吧。这圈套是赖特早在你家据称被尚多内闯入以前就设计好了的。事实上，博格参与此事已经有好几周了。”

我唯一能想到的回应是：“据称？”我无比震惊。

“唉，”华盛顿·乔治说，“从你的反应看来，你显然还不知道这事。”

“我想，你大概无法透露你的可靠消息来源是谁吧。”我说。

“不能。”他微微一笑，不知为何有些腼腆，“这么说，你无法证实了？”

“当然没办法。”我说，努力保持镇定。

“这样吧，我会继续追踪。不过我希望你能知道我很欣赏你，而且你一直待我很友善。”他又说。但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满脑子只想着博格和我共处了那么多时刻——在她车里，在我家，在布雷住处，而她从头到尾都在搜集可以用来在大陪审团听证会上攻击我的材料。老天，难怪她对我的事那么了解。说不定她早已看过我的电话记录、银行对账单和信用报告，甚至找所有认识我的人谈过。“华盛顿，”我说，“我得去看一个死了孩子的可怜母亲，不能继续和你谈了。”我说着走开，不在乎这么做是否失礼。

我来到更衣室，穿上实验袍和鞋套。验尸室里一片嘈杂，所有工作台都占满了。杰克·费尔丁身上血迹斑斑，他已经剖开怀特太太儿子的遗体，正将十四号注射针头插入他的大动脉抽血。我朝他的工作台走过去时，他给了我惊惶的一瞥。今天早报的新闻全写在他的脸上了。

“等一下，”趁他不及发问，我抬起手阻止他，“他的母亲在我的办公室。”

“该死，”费尔丁说，“对这个荒唐扭曲的世界，我只能说妈的真该死。”

“她想看看他。”我从轮床上的袋子里拿出一块布来擦男孩那漂亮精致的脸庞。他的头发呈棕黄色，除了脸部充血以外，皮肤是玫瑰奶茶那般的颜色。嘴唇上方长着茸毛，胯间的耻毛也刚冒出。他体内的荷尔蒙正开始骚动，准备带他迈入成人生活，然而他却无缘享受。一条深色的细狭沟槽沿着他的脖子绕了一圈后爬上右耳，也就是绳结的位置。除此之外，他年轻结实的身体没有丝毫暴力痕迹，没有任何可解释他为何不想活下去的迹象。自杀案往往十分难以索解。和一般认知正相反，自杀的人事实上很少留下遗言。他们很少谈论自己内在的感受，他们的遗体能透露的也非常有限。

“目前了解多少？”我问他。

“只知道圣诞节过后他回到学校行为就开始有些异常。”杰克拿起水管冲洗尸体的胸腔，直到那里光洁如郁金香花瓣。“老爸几年前得肺癌死了。”水声哗啦。“那个该死的斯坦菲尔德，天哪，他那里是怎么了？有优待活动吗？妈的四周之内送来三个。”杰克冲洗着内脏器官，它们在切板上呈现暗沉的色泽，准备迎接最后的劫难。“妈的，那家伙老是阴魂不散的。”杰克从工具推车上抓过一把手术刀，“总之，这孩子昨天做完礼拜之后回到家，在树丛里上吊了。”

杰克·费尔丁越频繁地使用“妈的”，表示他越生气。此刻他已气愤到了极点。“斯坦菲尔德怎么了？”我悻悻然问，“我以为他辞职了。”

“要是这样就好了。那家伙是个白痴。他打电话通报了这案子，然后你猜怎么着？他跑到现场去了。那孩子吊在树上，他给放了下来。”

我有种奇怪的预感。

“从绳结的地方割断的。”

果然没错。“他应该拍了照片吧。”

“在那里。”他朝验尸室另一端的台子指了指。

我不得不看那些令人心痛的照片。看来班尼从教堂回家后连衣服都没换，就直接跑到树林里，把一根尼龙绳抛到树枝上，一头打了个圈，另一头穿过去后再打了一个简单的活结，脖子往里一套。照片里的他穿着深蓝色套装和白衬衫，地上有一个红蓝条纹的扣式领结，不知是被绳结挤掉了还是他事先摘下来了。他膝盖弯曲，两手悬在体侧，头低垂着，典型的自缢姿势。我所处理的此类案件中，当事人两脚离地完全悬空的并不多。关键是让颈部血管受到足够的压迫，造成脑部有氧血液供给不足。事实上，阻塞颈静脉只需施加四点四磅压力，阻塞颈动脉再多上一倍。脑袋卡在绳结上所造成的压力便足够。知觉很快就会失去，死亡几分钟内就会降临。

“这样吧，”我对杰克说，“拿几块防水布盖上，把他的身体遮好，以免血液渗出。让他母亲看他一眼，然后你再进行后续工作。”

他深吸了一口气，把手术刀丢回工具架。

“我这就找她去，看能不能再问出些什么。准备好了就通知罗丝。谢了，杰克。”我注视着他，“我们只能等会儿再聊了？一直没机会一起喝咖啡，连声圣诞快乐都没说过。”

我在私人会议室找到怀特太太。她已经不哭了，但还沉浸在悲凉中，出神地瞪着前方。我走进去关上门，她看着我，目光涣散。我说我去看过班尼了，现在要带她也去探视一下。她立刻又热泪盈眶。她问他死前是否受了极大痛苦。我告诉她，他应该很快就昏迷了过去。她问他是不是窒息而死。我回答说目前还有许多疑点，不过他不太像是呼吸道阻塞致死的。

班尼或许是死于缺氧性脑损伤，但是我更怀疑是颈部血管遭到紧勒而导致血管迷走神经反应。也就是说，心跳减缓而后死亡。我说他是跪着的，她说也许他在祈求天父带他走。也许吧，我回答。他很可能是在祷告。我尽力安慰怀特太太。她说有个猎人到树林里寻找他先前射杀的鹿，结果发现了她儿子的尸体。班尼应该才死不久，因为他离开教堂后就失踪了，时间大约是十二点半。警方是在五点左右上门来通知她的，说有个猎人在两点发现了班尼的尸体。因此他没有在外面独自闲晃太久，她反复地说。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外衣口袋里放着本《新约圣经》，上面有他的名字和地址。警方据此才知道他的身份，然后找到了他的家人。

“怀特太太，”我说，“班尼最近有哪里不对劲吗？昨天早上在教堂是什么情形？你有没有察觉到什么蛛丝马迹？”

“他最近很郁闷。”她的情绪平稳了些，听口气好像班尼就坐在外面的会客室里等她，“下个月他就满十二岁了，你也知道这种年龄的孩子是怎么回事。”

“你所谓的郁闷是什么意思？”

“他常常一个人关在房间里，戴着耳机听音乐。最近变得伶牙俐嘴的，以前不是这样的。我是担心过，”她哽咽起来，眼睛一眨一眨，仿佛突然记起她身在何处以及来这里的原因，“但我不懂他为什么非这么做不可！”泪水簌簌地流下，“我知道他和教堂里的几个男孩处得不太好。他们老是取笑他，叫他漂亮弟弟。”

“昨天有人取笑他吗？”我问。

“很有可能。他们一起上主日学校。有一些传言，你知道的，关于那附近发生的凶杀案。”她又停顿，以免偏离正轨去讨论一个陌生而怪异的话题。

“圣诞节前发生的那两桩案子吗？”

“是啊。有人说他们受了诅咒，因为一般人不会这样，你知道，那种死法。”

“诅咒？谁说他们是受了诅咒？”

“都在传。很多谣言。”她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那里离詹姆斯城很近。老早就盛行一种传言，说有人看见约翰·史密斯船长和波卡洪塔斯公主的鬼魂什么的。这两个人被谋杀的地点又跟那里、跟詹姆斯岛那么接近，有人说他们是……你知道的，说他们是怪物。所以他们才会被人杀死吧，我想。至少我是这样听说的。”

“你和班尼谈过这些吗？”我的心直往下沉。

“谈过几次。每个人都在谈论他们的事，就是那两个被虐待然后烧死的人。大家都关门落锁。我得说，真的很恐怖。所以我也和班尼聊了这件事。老实说，那些案子发生以后他的心情更加阴郁了，也许这就是他心烦的事。”她沉默下来，凝视着桌面。她不确定谈论自己儿子的时候该用什么时态。“这是一点，另外还有其他男孩说他漂亮。班尼厌恶别人这么说他，我也不怪他。我时常告诉他说，等你长大以后变成个英俊的男人，找你的女孩不排队才怪，到时候他们可是要羡慕死了。”她说着淡淡一笑，接着又哭起来，“他对这事非常敏感。你也知道，孩子们开玩笑是什么状况。”

“他昨天是不是又受了侮辱？”我试探地问，“你觉得会不会是那些男孩提起所谓族群仇杀或同性恋的话题，或者暗示——”

“嗯，”她激动地说，“没错，什么怪物和恶人受到天谴之类的。《圣经》里交代得非常清楚。‘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她引述道。

“那有没有可能，班尼是在担心性方面的事呢，怀特太太？”我温和但坚定地问，“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这很常见，性别认同困扰之类的。尤其在这种年头。世界越来越复杂，比以前复杂太多。”这时电话响了。“请等一下。”

是杰克，说我们可以过去了。“还有，马里诺来找你，说有重要消息要告诉你。”

“让他直接过来找我。”我挂了电话。

“班尼的确问过我，那些人遭遇那么恐怖的事是不是因为他们是……他用了‘男同性恋’这词，”怀特太太说，“我说那很可能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

“他听了有什么反应？”我问。

“我记得他好像什么都没说。”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概三个星期前吧。就在第二具尸体被发现后不久，那阵子新闻不断报道说他们是遭到了族群仇杀。”

我不知道斯坦菲尔德是否明白，他把调查情况泄露给他那该死的姐夫所造成的伤害有多大。穿过走廊时，怀特太太念叨着，内心的忧虑随着步伐而攀升。我领她走到办公室前台，通过一道门前往小观察室，里面摆有沙发和桌子，墙上挂着宁静英国乡村的绘画。桌椅对面是一整面玻璃墙，用布帘遮着。墙的那边是冷藏室。

“你坐一下，尽量放轻松。”我轻按怀特太太的肩膀。

她端坐在沙发边缘，害怕得浑身紧绷，两眼紧盯着拉上的布帘，十指紧扣着搁在膝盖上。我打开布帘。班尼一身蓝色，蓝布直盖到他的下巴，遮住了绳索留下的勒痕。湿漉漉的头发往后梳，双眼紧闭。他的母亲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仿佛没了呼吸。她目光茫然，像是充满疑惑，眉头紧皱。“他的脸怎么会那么红？”她几乎是在指责。

“绳索让血液无法流回到心脏，”我解释道，“因此脸充血了。”

她起身走到玻璃墙前。“我的孩子，”她低语，“我亲爱的孩子。你已经到了天堂。在天国的基督怀里。他的头发湿湿的，好像刚受洗，你们一定替他洗过澡了。我真的很想知道，他是不是死得很痛苦。”

我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回答。我想象着他把绳结紧勒住脖子，头部受到的冲击必定极其强烈。他正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意识清晰得足以感受到痛苦。是的，他死得很痛苦。“结束得很快，”我只能这么说，“他没有痛苦太久，怀特太太。”

她双手掩面，啜泣起来。我拉上布帘，带她离开观察室。

“你们接着会怎么做？”她木然地跟在我后面。

“我们会继续检查，进行一些化验工作，看能有什么发现。”

她点点头。

“你要不要坐一下？要喝点什么吗？”

“不了，我想回家去。”

“我对你儿子的事感到非常遗憾，怀特太太，真的不知该如何表达我的难过。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打电话给我，倘若我不在，也会有别人帮你。这阵子肯定会很难熬，而且有不少烦琐的事等着你去办。需要我们帮忙的话，请随时打电话来。”

她在走廊上停步，抓住我的手，热切地看着我的眼睛。“你确定他不是被害死的？我们怎么能肯定他是自杀的呢？”

“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他是被人杀害的，”我安抚她说，“不过我们会尽力调查。案子还没了结，有些化验工作得花好几个星期。”

“他不能在这里待那么久！”

“不会的，再过几个小时他就可以离开了。殡仪馆会来接他。”

我们回到办公室前台。我陪她走出玻璃门到了大厅，她犹豫着，似乎不太确定接着该怎么办。“谢谢你，”她说，“你真好心。”

受人感谢，这并不经常。我沉着一颗心回到办公室，差点和马里诺撞了个满怀。他就站在门口等我，手上拿着文件，一脸兴奋。“你绝不会相信有这种事。”他说。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不能信的。”我板着脸说，随即往堆满文件的办公桌后那把大皮椅里一瘫，叹了口气。我料想马里诺是来告诉我杰米·博格被指派为特别检察官的事。“如果跟博格有关，我已经知道了，”我说，“有个法新社的记者告诉我她已经被指派来定我的罪。我不确定这究竟是好是坏。管他呢，我甚至不确定自己到底在不在乎。”

马里诺困惑地说：“真的？是她？她能吗？她通过了弗吉尼亚州的律师考试了吗？”

“不需要，”我回答，“她可以经过pro hac vice，”“特准”的意思。我接着解释，法庭可以应大陪审团的要求，准许外州的律师参与某件案子，即使此人并未持有本州的律师执照。

“那么赖特呢？”马里诺问，“他不就没事做了吗？”

“必须有个本州检察官办公室的人和她共同审查。我猜他应该会担任次席，而把质询的工作丢给她。”

“詹姆斯堡汽车旅馆一案的调查中有个离奇的发现。”他开始说他的重要消息，“范德一直忙着鉴定在旅馆房间里采到的指纹，结果你绝对料不到。”他又强调，“猜猜是谁的指纹？黛安·布雷的，我没骗你。就在一进房间的电灯开关上有个潜在指纹——布雷的潜在指纹。当然，我们也发现死掉那家伙的指纹，除此还有贝芙·基芬的，别的就没有了，例如《圣经》上面，没有马托斯的，只有她的。这点也很有意思，看来把《圣经》翻到那页的人就是基芬本人了。”

“《传道书》”我说。

“对。翻开的页面上有一枚基芬的潜在指纹，但她却说没碰过。我打电话确认，她还是坚持说没有。我怀疑她大概也涉案了，尤其现在我们又知道布雷进过那家伙被杀的房间。布雷到那家旅馆做什么？你有什么看法？”

“也许是她认识的毒贩带她去的，”我说，“我想不到别的。她不会投宿在那种汽车旅馆，这是可以肯定的。”

“没错，”马里诺手指作枪状，朝我一指，“而基芬的丈夫和巴博萨又在同一家卡车运输公司工作，对吧？但我们还没找到那家公司姓基芬的司机或员工的记录，甚至根本没有他的线索，这点实在匪夷所思。据调查，奥佛兰公司涉嫌毒品和枪械走私，对吧？如果最终证明露营地发现的毛发是尚多内的，那就有意思了。他的家族可能也有牵涉？这也许正是他来里士满的初衷，为了家族的事业，而虐杀女人只是他忍不住犯的老毛病。”

“这倒也可以解释马托斯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补充说。

“当然。说不定他和尚多内是哥们儿，又或许家族里有人派马托斯来弗吉尼亚堵截尚多内，中止他的任务，防止他把家族的勾当泄露出去。”

推理似乎没完没了。“无法解释的是，马托斯为何被谋杀，是谁下的手？还有，巴博萨为何也遇难？”我指出。

“是个问题。不过我感觉答案就快浮现了，”马里诺说，“而且我总觉得，只要我们追查下去，就会发现塔利和这一切难脱干系。也许他是全案的关键。”

“他和布雷早在华盛顿就认识了，”我说，“而且他长年居住在尚多内家族老巢所在的城市。”

“他一直都能自由进出尚多内的犯罪现场，”马里诺补充说，“前几天我还看见了那浑蛋。我在路口停车等红灯，看见旁边停着辆黑色本田大摩托车。起初我没认出他来，因为他戴着安全帽和墨镜，把脸全遮起来了。可是他一直盯着我的卡车看，我敢说一定是塔利。他立马就转过头去了，那混账。”

罗丝通知我州长来了电话，准备进行十点钟的电话会议。我示意马里诺把办公室的门关上，然后拿起听筒等米歇尔上线。现实再度涌至，我又回到我的困境和劈头盖脸的媒体袭击当中。我想我已经知晓州长心里的盘算。“凯？”迈克·米歇尔语气十分严肃，“我看了早上的报纸，很遗憾。”

“我也不太开心。”我对他说。

“我支持你，而且会继续支持下去。”他说，也许是为了让我对之后的谈话有个心理准备，总之绝不会是好事。我没吭声。我怀疑他知道博格的事，也许还和她被指派为特别检察官有关。我没主动提，没这必要。“我认为以目前的状况，”他继续说，“你最好暂停一下职务，等事情结束了再说。凯，这并不表示我相信那些报道。”这也并不是说他相信我是无辜的，“只不过你处在风口浪尖，继续领导法医办公室有失明智。”

“你想炒我鱿鱼吗，迈克？”我直截了当地问他。

“不，不是的，”他立刻问答，语气变得温和了，“咱们先过了大陪审团那关再说。我依旧相信你，也没忘记你说要单干的事。先把这件事解决了再说吧。”他强调说。

“当然，听你的，”我以得体的敬重口吻对他说，“不过老实说，若是抛下手头处理了一半的案子不顾，并不符合民众的利益。”

“凯，不会的，”他又成了政客，“只是搁置两周罢了，等听证会还你清白之后就恢复了。”

“天哪，”我说，“非得这样不可啊。”

“我相信一定会的。”

我挂了电话，看着马里诺。“就这样了，”我开始把东西塞进公文包，“但愿不会我前脚走出办公室他们后脚就把锁换掉。”

“说真的，他又能怎么样呢？你认真想一想，医生，他能怎么样？”马里诺缩回他的宿命论里。

“我只是想知道究竟是谁把消息透露给媒体的。”我合上公文包，把锁扣上。“你接到法院传票了吗，马里诺？”我又问他，“我真不知道该相信谁才好。要是接到了，你最好告诉我。”

“你知道我不会瞒你。”他神情凝重地说，“别让那帮混账把你打败了，医生，千万别认输。”

我拿起公文包，打开办公室的门。“我说什么也不会认输，要做的事多着呢。”

他的表情像是在问：例如什么？州长才命令我什么都别倣。“迈克是个好人，”马里诺说，“别逼他，别让他有理由把你革职。你何不去度几天假？去纽约看露西。她不是打算去纽约吗？她和蒂恩？先离开一阵子，等举行听证会的时候再回来。真的，免得我一天到晚替你担心。我很不放心你单独住在安娜家。”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压抑内心的愤慨和伤感。马里诺说得对，我没有理由拿州长出气，把事情弄得更僵。我现在只想尽快离开这里。此外，安娜连个音讯都没有，也让我十分忧心。我就快哭了，但不想在办公室里落泪。我别过头去，马里诺却已经察觉到了。

“喂，”他说，“你难受是应该的，别不好意思。这一切真的太离谱了，医生。”

我穿过走廊，从女盥洗室往停尸间走。特克正在缝合班尼·怀特的遗体，杰克则坐在流理台边填写表格。我拉了把椅子在副手身边坐下，替他摘下几根沾在工作服上的头发。“你不能再掉头发了，”我极力隐藏情绪，“你得告诉我为什么你的头发掉个不停。”我几星期前就想问杰克这问题了，只是这阵子根本无暇顾及他。

“看报纸就知道了，”他说着放下笔，“我怎么就会拼命掉头发。”他神色凝重地说。

我点头表示懂得他的意思。不出我所料，杰克早就知道我会麻烦缠身。也许赖特几星期前就和他接触并且刺探过，就像他对安娜那样。我向杰克求证，他承认了。他说他最近就像行尸走肉，说他痛恨政客和行政工作，根本不想接我的班，无论如何都不会接。

“我只是沾你的光，”他说，“一向都是如此，斯卡佩塔医生。他们或许以为我担任首席也是理所当然。我会做什么呢？我不知道。”他说着耙了下头发，又掉了几根，“我只希望一切能回复常态。”

“真的，我也希望能这样。”我说。这时电话响起，特克去接听。

“对了，”杰克说，“我们这里常接到怪电话。我告诉过你吗？”

“上次我们接过一个，”我回答，“有人自称是本顿。”

“变态。”他憎恶地说。

“我也只接过这么一个。”我补充说。

“斯卡佩塔医生？”特克大喊，“你方便接电话吗？是保罗。”

我过去接听。“近来怎样，保罗？”对方是保罗·蒙蒂，州法医化验室主任。

“首先我要你知道，我们楼里的所有同事都在为你抱不平，凯。”他说，“真是瞎扯。看到报上的新闻，我差点没把咖啡吐出来。不过我们的工作还是照常。”他指的是证物鉴定工作。所有证物的鉴定原本该秉持公平原则，按先来后到的顺序进行，没有哪个受害人享有优先权。不过有一点就像警方办案一样，是约定俗成的：先处理自己人的案子。这是不争的事实。“鉴定结果很有意思，我想亲自送去给你，”保罗·蒙蒂又说，“露营地发现的那些毛发，你怀疑是尚多内的，DNA检测结果果然如此。更有趣的是，我们对纤维也作了比对，发现那儿的棉布床单纤维和黛安·布雷房间床垫上采得的纤维是一样的。”

剧情逐渐明朗。尚多内杀害黛安·布雷之后将她的床单带走，逃到了露营地。之后他可能用过床单，也可能只是把它丢在那里。可是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尚多内曾经出现在詹姆斯堡汽车旅馆。目前保罗似乎没别的可告知。

“马桶里的牙线呢？”我问保罗，“在马托斯遇害的那个房间发现的？”

“还不清楚。得到的DNA既不是尚多内的，也不是布雷或者几个惯犯的。”他说，“也许是前一个房客的？也许根本不相干。”

我回到操作台边。杰克重提怪电话的事，说最近来得很频繁。

“有一个是我接的，一个男的说要找你，说他是本顿，然后就挂断了。”杰克说，“另外一个是特克接的。那家伙要她转告你他来过电话，说会晚一个小时去吃晚餐，也自称是本顿，然后挂了。本来就够烦的了，还添上这些，难怪我的头越来越秃。”

“你怎么没告诉我？”我拿起轮床上那叠班尼·怀特还穿着衣服时照的宝丽来照片。

“我想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应该告诉你的，我错了。”

这个穿着主日学校服装的男孩躺在金属轮床上，裹着拉链敞开的尸袋，这情景显得无比突兀。我发现他的长裤短了点，袜子也不成双，一蓝一黑，心情愈加沉重。“有什么发现吗？”关于我的烦恼，我已谈论得太多。看着班尼的照片，想起他母亲在观察室的神态，我的烦恼又算什么。

“噢，有个地方很令我不解。”杰克说，“据说他从教堂出来后并没有进家门。他下了车就直接往谷仓去了，说去找他的瑞士刀——刀大概放在他的钓鱼工具箱里，几天前他钓鱼回来忘了把它拿出来。他并没有进屋去。换句话说，周日那天这小家伙没有吃晚餐，但他的胃袋却装得满满的。”

“看得出他吃了些什么吗？”我问。

“爆米花和热狗。我打电话到他家，和他继父谈了。我问他班尼那天有没有在教堂吃东西，他说没有。他继父也不清楚他胃里的食物是哪儿来的。”杰克说。

“这就奇怪了。”我说，“这么说他从教堂回家，进树林上吊自杀，中途还在别的地方吃了爆米花和热狗。”我起身离开操作台，“这似乎有点蹊跷。”

“如果没有胃里的这些食物，我会说这纯粹是起自杀事件。”杰克仍旧坐着，抬头望着我，“我要杀了斯坦菲尔德那家伙，他竟然把绳结割断了。蠢货一个。”

“也许我们该到班尼上吊的地方去瞧瞧，”我说，“到现场去。”

“他们住在詹姆斯城的一座农场里，”杰克说，“就在河边。那片树林就在农场边，离家不到一英里。”

“走吧，”我说，“露西应该可以送我们一程。”

从纽约飞机库到里士满海罗飞行基地的航程是两小时，露西乐得趁机炫耀一下她新公司的交通工具。行程很简单，她驾驶直升机来接我和杰克，送我们到农场，然后我们三人到班尼·怀特的自杀现场去探查，另外我还想看看他的房间。之后先送杰克回里士满，接着我和露西一起飞往纽约，我将在那里待到举行大陪审团听证会的那天为止。这都是明天上午的事。至于斯坦菲尔德警探，他表示没有兴趣和我们同行。

“干吗？”这是他的第一反应，“你们去那里做什么？”

我差点提起胃袋残留食物这一反常现象，想问他可曾观察到什么疑点。但我忍住了，不知为何没说出口。“请你说一下该怎么走。”我对他说。

他描述了班尼·怀特家的地点，就在第五号公路旁，很容易辨认，因为交叉路口有一家小杂货店，只要在那里左转就行。路标是有了，可是对走空中路线恐怕没什么帮助。最后我总算又探知，那座农场和詹姆斯城郊渡口相距不到一英里。也就在这时我才了解到，班尼·怀特家离詹姆斯堡汽车旅馆和露营地非常近。

“是啊，”我提起这点时斯坦菲尔德说，“他和另外那两人的陈尸地点很接近。那两件案子让他很难过，他母亲说的。”

“农场距离汽车旅馆有多远？”我问。

“农场就在河的对岸，并不大。”

“斯坦菲尔德警探，班尼有没有可能认识贝芙·基芬太太的两个儿子？我知道班尼也喜欢钓鱼。”我脑中浮现麦切·巴博萨住处那根靠在楼梯窗口的钓竿。

“我也听说他原本要去拿钓鱼箱里的瑞士刀，不过我认为他并没有那么做。在我看来，那只是他借机离开的托辞。”斯坦菲尔德回答。

“知道他那根绳子是哪里来的吗？”我不理会他的臆测。

“他的继父说谷仓里什么绳子都有。”斯坦菲尔德说，“说是谷仓，其实只是堆放杂物的地方，我问过。知道吗，我有种感觉，班尼很可能见过巴博萨，在钓鱼的时候。我们知道巴博萨对孩子很友善，这么推测也算有理有据。他妈妈也说了，那孩子常做噩梦，为凶杀案心烦。害怕得要死，她这么形容。你们只要直接往河边走，就会看见农场边上有个谷仓，它的左侧就是树林。沿着一条长满杂草的小径走大约五十英尺就是他上吊的地方，那里有个猎鹿台，很容易找的。我没有爬到猎鹿台上割断绳子，只割断了绕在他脖子上的绳结，所以它应该还在那里，那根绳子应该还在那里。”

我强忍着对斯坦菲尔德渎职的反感。我没再多问，也没暗示他应该去做他最害怕的事：辞职。我打电话给怀特太太，告诉她我们的计划。她声音微弱伤感，无法理解直升机降落在农场的事。“我们需要一块空地，平坦的草地，不能有电话线或者太多树木。”我解释说。

“我们这儿没有飞机跑道。”她一再重复。

最后她让丈夫来听电话。他叫马库斯。他说他们的住宅和第五号公路之间有一片大豆田，那里还有一座漆成深绿色的贮粮塔。那一带没有别的贮粮塔，至少没有深绿色的，他补充说。飞机可以在那里降落。

这天剰余的时间很漫长。我一直在办公室里处理公务，然后趁助理们下班前把他们集合起来。我解释我这阵子遇上的麻烦，并且保证他们绝不会有失业之虞。我也强调我没做错什么，有自信洗刷不白之冤。我没说我已辞职，他们够心烦了，不需要再火上添油。我没把办公室里的东西打包，出去时只提着公文包，仿佛一切如常，明早依然会和他们见面。

晚上九点，我坐在安娜家的厨房里，挖着一大块切达奶酪，小啜着一杯葡萄酒，试图放松心情，摆脱阴郁，结果却发现食物难以下咽。我体重在减轻，也不知轻了多少。反正一点胃口都没有，而且养成了一个坏习惯，不时跑到屋外抽烟。我每隔半小时左右呼叫一次马里诺，却始终联系不上。我想的全是T档案，自从圣诞节那天我看过它之后，它便在我脑中萦绕不去。午夜时分，电话铃响了。我以为马里诺总算回电了。“斯卡佩塔。”我拿起电话。

“我是杰米。”博格强有力的声音传送过来。

我愣在那里。但我很快记起来，博格向来毫不避讳和她打算起诉的对象谈话，而且不管时间早晚。

“我和马里诺通过电话，”她开口便说，“所以我知道你已了解我的处境。或者应该说，我们的处境。老实说，你不该担心的，凯。我不打算告诉你该怎么应对，不过这么说吧，面对陪审团你用对我说话的方式就是了。总之尽量别担心。”

“‘担心’二字不足以形容我的感受。”我说。

“我打电话主要是告诉你一些消息。我们在那些邮票上取得了DNA，就是T档案信件上贴的那些。”她说，让我又有种脑袋被入侵的感觉。我猛然想到，当前里士满化验室直接受她领导了。“邮票上的唾液是黛安·布雷的，凯。至少邮票是她贴的，我推测信也是她写的，而且谨慎地没留下任何指纹。某些信件上发现了本顿的指纹，大概是拆信封时留下的。我想他也知道自己留下了指纹，但不懂他为何没交代。不知道本顿有没有向你提过布雷，他们会不会早就相熟了呢？”

“我记得没提过。”我说。我的思绪一片混乱，难以相信博格所言。

“他们认识也是正常的，”博格又说，“布雷在华盛顿特区住过，和本顿所在的匡提科相距不过几英里。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很惊讶她会寄那种信给本顿，此外据我猜测，她让信件盖上纽约的邮戳，是想让本顿以为那些信是嘉莉·格雷滕写的。”

“本顿确实是这么推测的。”我说。

“这么一来，我们又不得不怀疑黛安·布雷是否可能——只是可能——和本顿的死有所牵连。”博格说出了重点。

我一个闪念，心想她又在捉弄我了。她希望怎样？我又吐出什么足以让自己被定罪的话来？布雷是自寻死路，或说死有余辜？但对此我又不确定，也许这只是我的妄想而非事实。博格也许只是说出她的想法，没有别的意思。

“我想她大概也没向你提过本顿。”博格说。

“没有印象，”我回答，“不记得她提过。”

“我不懂的是尚多内的行为，”博格又说，“如果说让-巴蒂斯特·尚多内认识布雷——就假设他们有商业往来吧——那么为什么要杀她，而且手法那么残酷？这点有违常理，不符合逻辑。你认为呢？”

“你在问我布雷的相关事情之前，或许应该先宣读我的法律权利，”我说，“否则就请你保留到听证会那天再问我。”

“你并没有被逮捕。”她回答。亏她说得出来，还带着笑意，像在开玩笑似的。“我不需要宣读你的权利。”接着她严肃地说：“我不是在和你说笑，凯，我这是在请求你帮忙。说真的，你应该庆幸听证会那天负责问询证人的是我而不是赖特。”

“听证会原本就是多余的。任何人都不该出席。这不是为我自己考虑。”我说。

“有两个关键点我们必须厘清，”她丝毫不为所动，继续说，“苏珊·普雷斯案的精液采样并非为尚多内所有，加上这个和黛安·布雷有关的新发现，我认为——只是我的直觉——尚多内并不认识黛安·布雷，他们没有私交，毫无瓜葛。我认为他杀害的都不是他的熟人。他暗中观察、跟踪、幻想。顺便一提，本顿针对苏珊案进行犯罪心理分析的时候也持同样的观点。”

“他是否认为谋杀她的和留下精液的是同一个人？”我问。

“他始终认为犯案的只有一个人。”博格回答，“里士满的几件案子发生之前，我们一直把目标锁定在露米餐厅那个穿着体面的英俊男子身上，从没想过会跟一个有着遗传疾病、自称狼人的家伙有关。”

累了一整天之后似乎该倒头就睡着，但我翻来覆去难以入眠，不断拿起闹钟看。时间如冰川一般不知不觉地重重滑过。我梦见我在家里，身边有一只漂亮的拉布拉多黄毛小母狗，长而低垂的耳朵，巨大的脚掌，迷人的面孔。它让我想起纽约有名的施瓦兹玩具店里的冈德毛绒玩偶，露西小时候我常去那里买礼物给她。在梦中，在我半睡半醒的当儿编织的哀伤幻境里，我在和小狗玩耍，逗弄着它，它则舔着我，一个劲地摇尾巴。接着我莫名地再度走进我的屋子，里面又黑又冷，似乎没人住，一片死寂。我呼唤着小狗（我记不得它的名字了），焦急地跑遍每个房间。然后我醒来，发现自己在安娜的客房里，啜泣、叫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