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时即使再忙乱再烦，我依然心存感激。我知道我所带领的法医系统，就算不是全世界最好的，也属全国最优秀的。我同时还兼任国内第一所法医专校，弗吉尼亚法医科学及医学研究院的院长。在一栋难得的先进大楼里，我可以完成所有工作。

这栋占地十三万平方英尺、耗资三千万的建筑名为“近代生物技术”，是生物科学研究园区的核心所在。这个园区经过多年对老旧百货公司和废弃大楼的逐步翻新而终于成形，它那砖墙玻璃外观为里士满的风貌平添一抹优雅，而生物技术也让这个从北方的侵略者发射最后一发枪弹以来又长期饱受摧残的城市重新充满活力。

八十年代我初来里士满时，它还是个凶杀案发生率长年排全国第一的城市。许多企业纷纷迁往邻近城镇，入夜后街上人影难觅。不过这已成为过去，现今的里士满正逐渐蜕变为科学和文明之城，老实说我以前可没敢这么奢望。我坦承，一开始我实在恨透了这个城市，至于原因，则远非马里诺对我的排斥或者我对迈阿密的怀念这么简单。

我相信每个城市都有性格，这取决于居住其中并对其实施治理的人的能量。黑暗时期的里士满人是那么顽固、目光短浅，他们以受创的自尊紧守着逝去的光荣历史不放。如今它的治理者正是昔日受人支配、甚至奴役的那群人。这里一度充斥着疯狂的排外气氛，我这样的外来人颇受歧视与隔阂。多年来我在此地探查到的旧伤和轻蔑之迹就如同我在尸体上验出的伤痕那样真实。夏季，我便感受到一股深沉的哀伤在沼泽上和无边无际的松树林间回荡，沿着河流漂游，缠绕着残酷战争所遗留的砖桩、铸造厂和战俘集中营的伤口。我心生怜悯，不再怀疑里士满。而今晨，我悲伤渐增，内心纠结，觉得是它不相信我了。

窗外，市区天际线上映着深入云霄的建筑剪影，雪花纷扬，天空朦胧一片，我出神地望着。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走廊上人影穿梭。我担心州政府和市政府今天会停止办公，但愿我回来的第一天不会发生这种事。

“罗丝？”我呼唤在隔壁办公室里的秘书，“你看气象预告了吗？”

“下雪。”她的声音飘了回来。

“看得出来。他们今天没休息吧？”我伸手端起咖啡，暗自惊叹这场让整个城市冻结的白色风暴。就整个州而言，冬天的美丽雪景通常只出现在夏洛茨维尔以西、弗雷德里克斯堡以北的地区，里士满则不在其中，究其原因，据说是冷空气一抵詹姆斯河便立刻升温，雪花于是变成冰冷的雨水横扫过来，势比格兰特率领的军队。

“大约会有八英寸的积雪量。傍晚雪可能会逐渐变小，最低气温只有零下五六度。”罗丝大概正在上网查询最新气象消息，“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也都在冰点以下。看来今年会有个白色圣诞了，很棒吧。”

“罗丝，你圣诞节有什么打算？”

“就那样啦。”她的声音又飘了过来。

我瞄了眼成堆的案件档案和死亡证明书，推开电话留言条、邮件和办公室备忘录。办公桌的桌面都看不见了，我无处下手。“八英寸？会不会发布全国性的紧急通告？”我问，“我们得查一下除了学校还有什么机构会临时放假。我的日程里还有什么没被取消的事吗？”

罗丝放弃吼叫，走进我的办公室来。她身穿一套灰色裤装，内搭白色套头毛衣，一头灰发绾了个法国髻，看上去精干利落。她翻开那本从不离身的大日程簿，手指在上面滑过，视线透过厚厚的镜片随之移动。“重点是，还不到八点呢，就送进来六件案子了。”她说，“你还得上法庭作证，不过我预感会取消。”

“哪个案子？”

“我看看。梅奥·布朗。我怎么不记得了。”

“掘尸案。”我记得，“是粧毒杀事件，相当骇人。”相关档案正躺在我桌上的某个角落，我忍着脖颈和肩膀的酸痛开始翻寻。布弗德·赖特上回就是为此大驾光临，结果只是白白浪费时间，并徒增出庭时的困扰。枉我花了四个钟头向他解释，经过防腐处理后，尸体原本的毒物浓度便被稀释，并且目前也没有有效的办法能够测定此类组织切片的衰变率。我向他说明了毒物检测报告的内容，协助他为出庭对抗辩方的毒物稀释说法作准备。我给他恶补相关知识：由于防腐液取代了血液，毒物浓度便被稀释，因此如果死者体内的可待因含量处于致死用药量的低剂量水平，那么在防腐处理前用药量必然要高。我不厌其烦地解释，他只需要强调这点，因为辩方一定会把海洛因和可待因混为一谈，混淆视听。

当时我们俩就坐在我那间私人会议室的椭圆形会议桌旁，桌上堆满文件。每当感到困惑、受挫或单纯只是不悦时，赖特就猛发牢骚。抽出一份报告，紧皱眉头，再把报告放回去，同时像鲸鱼喷水柱那样喋喋不休。“简直是天书嘛，”他念叨着，“6-单乙酰吗啡是检测海洛因的代谢指标，这东西没被检测出来也并不表示海洛因就不存在，但如果这东西被检测出来就表示海洛因一定存在，你是要我这么跟陪审团解释？还得解释可待因的药性？”我说这是我的主张，可惜也恰恰是他最不愿采用的意见。聚焦于稀释论点——作防腐处理前的尸体，所含毒物浓度一定更高——我再三提醒他这点。吗啡是海洛因的代谢物，也是可待因的代谢物，但是可待因在血液中代谢之后，产生的吗啡含量极低。我们无法给出一个论断，只能说虽然验出的并非海洛因的代谢指标，但发现了相当剂量的可待因和吗啡，这表示死者生前曾经服用药物，不管是自愿或被迫。我翻来覆去地强调：由于防腐处理的关系，之前的毒物含量必定比检测出的要多，但这是否能证明死者的妻子用泰诺三号之类的止痛药毒害他？不能。可别落入6-单乙酰吗啡的泥沼里了。

我回过神来，坐在办公桌前，气呼呼地整理已扎成堆的案子，同时痛苦地回想着我替赖特准备另一起案子的繁复过程，当时我还答应会像以往那样随时支持他。很不幸的是，他似乎没有一点感激之情。我只是俎上肉，弗吉尼亚州所有尚多内的受害者全都是俎上肉。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甚至对杰米·博格也不满起来。“和法院确认一下。”我对罗丝说，“对了，弗吉尼亚医学院今天早上就会让他出院了，”我回避着让-巴蒂斯特·尚多内的名字，“准备应付媒体的电话轰炸吧。”

“新闻报道了这位纽约检察官进城的消息，”罗丝翻着我的日程簿，头也不抬，“要是她被雪困住岂不很有意思？”

我站起来，脱掉实验袍，将它披在椅背上。“她没来电话吧？”

“她没打来这里，没找过你。”这是在暗示她知道博格找过杰克或我的某个手下。我能自如地专注于工作，并善于委婉地转移别人试图窥探我内心禁地的企图。“为提高工作效率，”我抢在罗丝向我投来关爱的目光之前开口，“把全体职员会议取消。我们必须趁天气变得更坏以前把这批尸体送出去。”

罗丝担任我的秘书已经有十年之久，她是我的职场保姆，比任何人都了解我，却不会滥用职权勉强我去做什么事。对杰米·博格的好奇在她的脑袋里嘶嘶作响。我看得出她眼里疑问重重，可是她没问。她了解我对于将本地案件交由纽约法院审理一事有何感受，也知道我不想谈论它。“钟医生和费尔丁医生应该在停尸间了，”她说，“福布斯医生还没来。”

我忽然想到，就算今天法庭风雪无阻地照审梅奥·布朗一案，赖特也未必会打电话给我。他顶多只会将我的报告列入证词，然后找个毒物检测专家出庭作证。他绝不会在我辱骂他是懦夫之后再和我面对面，我骂的还是事实，而他自己多少也心知肚明。说不定以后他会尽可能躲着我，我在走廊里边走边思索，这令人不快的念头衍生出另一个征兆，到底是凶是吉呢？

我推开盥洗室的门，经过一长列更衣间，从铺着墙板和地毯的温和世界来到一个有生物危害、对知觉极具冲击力的冷酷空间。进去前必须脱去鞋子和外衣，将它们储存在浅绿色的密封柜里。我在验尸室入口附近常备一双耐克运动鞋，它注定不会踏上活人的领地，到不能穿了我就把它焚毁。我笨拙地将套装上衣、宽松长裤和白色丝衬衫挂在衣架上，感觉左手肘阵阵刺痛。我艰难地穿上有着抗菌前护片、袖子、密封缝边和夹领——小竖领——的Mega防护衣，穿戴好鞋套、手术帽和口罩。最后一道体液保护是防护面罩，保护眼睛免受携带肝炎或艾滋病病毒的血液飞溅感染。

不锈钢自动门开启，我踏上验尸室经无菌处理的覆环氧树脂褐色乙烯基防腐地板，脚下窸窣作响。身穿蓝衣的医生们在五张闪亮的不锈钢工作台前忙碌，这些台子全部安装着不锈钢水槽，水流和水管吸水声不断。X光灯箱有如一条黑白画廊，展示着器官形状、不透明骨头轮廓，以及外观酷似飞行器上的松脱金属片、威力足以击碎物体甚至取人性命的白色枪弹碎片。保险柜里用夹子固定垂挂着许多涂抹过血液的DNA样本卡，它们放置在金属罩下风干时看起来就像一大片日本国旗。角落里的闭路监视屏上显示一辆前来收运尸体的殡仪车正停在大楼车库入口，引擎隆隆作响。这就是我的剧院，我的舞台。熟悉的事物、声音连同大多数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病态气味涌上前来迎接我，我顿时大大松了口气。医生们朝我点头道早安，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我总算重回岗位——回来了。

天花板高悬的狭长空间里飘散着带有烟熏味的酸臭，我一眼便瞧见了一张已被推了出来、覆着布单的轮床。上面躺着一具修长赤裸的焦黑尸体。那个凄冷孤单的男子默默等待着。他在等待我，我将是听他倾吐心事的最后一个人。他脚趾的挂牌上用记号笔写着“约翰·多”，字迹潦草，连“伊”字都省了。我从橡胶手套盒里抽了一双戴上，好在它连罩着防水长袖的石膏也能一并套进。我没有用吊腕带，打算尽量用右手工作。在这个惯用右手的世界里惯用左手多有不便，却并非毫无优点。像我们这种左撇子大多两手均灵便，起码都堪使唤。然而酸痛的骨折伤口不断提醒我，再怎么讲怎么敬业，我的世界业已改变。

我绕着案主走了一圈，俯身凑近观察。他的右手臂上仍插着一支注射筒，二级烧伤的上身布满脓泡，脓泡的边缘呈鲜红色。皮肤上净是煤烟痕迹，鼻孔和眼眶里尤其厚重。他是在告诉我，起火时他还活着，吸进了不少浓烟；他仍然有血压，足以将体液压入水泡形成鲜红色边缘。火灾及注射筒当然意味着自杀的可能，可他右大腿根有一处红肿似柑橘的挫伤。我摸了一下，发现它硬得像石头，显然是不久前才有的。怎么形成的呢？注射筒插在右手臂，他若是自行注射，便应该是惯用左手之人。可他右臂肌肉比左臂要发达，这便表明他惯用右手。还有，他为什么赤身裸体的？

“身份还无法确认吗？”我提高嗓门问费尔丁。

“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他往解剖刀上装新刀片，“警方应该快来人了。”

“他被发现的时候就是赤裸的？”

“是。”

我隔着手套抚摸死者沾满煤灰的浓发，辨别他真正的发色。这个得等到我替他清洗完后才能确定，不过他身体和阴部的毛发都是深色的。他的脸刮得很干净，颧骨高隆，鼻子尖削，下巴方正。额头和下巴严重烧伤，若需替他拍照供作身份确认之用，恐怕得先用上殡仪馆的化妆品。他体格健壮，手臂笔直地伸展在体侧，手指微微弯曲。尸斑，即血液在重力依赖区集中所造成的斑点，也已形成，使他两腿及臀部的外侧呈现暗红色，而死后和墙或地面接触的地方则泛着灰白。我把他的身子侧过来，检查后背，发现肩胛骨的位置有几条平行的擦伤，是被拖行的痕迹。肩胛骨之间和后颈部下方各有一处烧伤，其中一处黏着块疑似塑料的细长碎片，大约两英寸长，白底加蓝色小字，类似食品包装纸的背面。我用镊子把碎片夹起，高举在手术灯下观察。它的材质很像是软薄的塑料，常被用作糖果或饼干包装纸的那种，上面有“本产品”、“东9-4”等字样，还有一个免费电话专线号码和不完整的网址。我把碎片放进证物袋。

“杰克？”我边喊他过来，边拿起一叠空白表格和验尸图表夹在笔记板上。

“想不到你真打着石膏来上班。”他穿过验尸室向我走来，一身短袖工作服，饱满的二头肌露在外面。我的这位副手勤于健身是出了名的，然而再多举重练习或每餐一杯美而力高蛋白粉似乎都阻止不了他脱发。很奇怪，最近几周他那头淡褐色头发不知为何开始换毛似的往下掉，黏在衣服上然后随风飘落。

他皱着眉看死者挂牌上的名字。“运送尸体的那家伙一定是亚洲人，还约翰·多呢。”

“负责的警探是哪一位？”我问。

“斯坦菲尔德，不认识。你可别让手套破洞，否则接下来几周你都带有生物危险了。”他指的是我橡胶手套下的石膏，“说真的，万一真那样你会怎么做？”

“切开换新的。”

“这么说，这里应该准备些一次性石膏模才对。”

“反正我本来就很想把它拿掉。我看不懂这家伙的烧伤痕迹，”我对他说，“我们知道尸体距离大火有多远吗？”

“和床铺大约有十英尺距离。据称那张床是唯一燃烧的家具，而且只是部分燃烧。他光溜溜地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墙壁。”

“我在想，为什么只有上半身烧伤。”我指着几处银币大小、零散分布的伤痕，“手臂、胸部。左肩也有一处，还有脸上这些，背部也有。既然他背靠着墙，背部不应该烧伤。也许是被拖过的痕迹？”

“根据我的了解，消防小组赶到后，把尸体拖往了停车场。有一点可以确定，起火的时候他必然已经失去意识或无法行动，”杰克说，“否则，谁会呆坐着等火烧上身、吸浓烟呢？尤其还是在圣诞节。”他的神色透着类似宿醉后的疲倦，我不禁怀疑他昨晚或许不太好过，也许是又和妻子闹翻了。“大家都玩自杀。那个女人也是。”他指着一号工作台上的尸体。钟医生正站在活梯上忙着拍照。“陈尸在厨房地板上，抱着枕头和毯子。邻居听见一声枪响，她母亲第一个发现尸体，还有一张纸条。再看看二号台，”杰克转头过去，“车祸至死，州警察局怀疑是自杀。撞上了一棵树，非常严重。”

“这人的衣服送进来了吗？”

“嗯。”

“立刻给她的脚部照X光，然后让化验室检查鞋底，看她撞上树时踩了刹车还是油门。”我在验尸图表的局部涂上阴影，代表有煤烟。

“另外一个是用药过量的糖尿病患者，”杰克继续罗列今早的案主清单，“尸体在院子里被发现的，不确定死因是毒品、酒精还是受冻。”

“也许三者皆是。”

“没错。我明白你说的烧伤疑问是什么意思了。”他凑近细看，眼睛眨个不停。我这才想起他戴了隐形眼镜。“奇怪的是，这些伤口的大小和形状几乎一样。需要我帮忙处理吗？”

“谢了，我自己来。你还好吧？”我抬头看他。

他眼神露出疲惫，漂亮的娃娃脸上净是不自然。“也许我们可以找个时间喝咖啡，”他说，“就这几天吧。我有很多事情想问你。”

我拍拍他的肩膀，示意他我没事。“好得不得了，杰克。”我加了句。

我开始为约翰·多伊的尸体进行物证复原检验。这套烦琐的检验包括用棉花棒采集尸体七窍的体液，用剪刀剪指甲，拔取头发、体毛及阴部毛发。对于有理由怀疑并非自然原因致死的一切案件，我们都会进行如是检验，而且我通常不会马虎对付赤裸的尸体，除非有充分理由可以解释案主死时为何没穿衣服，譬如正在洗澡或动手术，我不会为顾全死者的尊严而省略这道程序，我无法这样做，因为最关键的证据往往深埋在最幽暗细小的孔隙里，潜藏在指甲和头发中。在冒犯这名男子的最私密部位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他肛门处有旧裂伤，嘴角有挫伤，舌头和口腔内侧黏着纤维。

我用放大镜照遍他全身，尸体揭露的故事愈来愈蹊跷，手肘和膝盖上有轻微擦伤，而且沾着泥巴和纤维，我拿便利贴在上面轻压一下后放进密封塑料袋。他双手手腕突起的骨头周围有断续且发干的红褐色擦伤和细碎破皮。我抽了髂静脉血和眼球的玻璃体液装进试管，用小升降梯送往三楼的毒物化验室进行酒精和一氧化碳定性定量分析，十点半，我正在翻检Y形切口内的器官组织时，一个高大的中年男子朝我走了过来。他的宽脸疲态尽现，手上紧抓着一只购物袋大小的褐色纸袋，袋口折起并贴着红色证物密封条，谨慎地和我的工作台保持一定距离。我脑中一闪，想起家里澳洲红木餐桌上那只装着我私人衣物的纸袋。

“你是斯坦菲尔德警探吧。”我夹起一小块皮肤，用解剖刀一点点将它从肋骨上剥离。

“早上好。”他看着尸体，顿了一下，“不过他可能不太好吧。”

斯坦菲尔德那身人字纹套装外没有罩任何防护衣物，他也没戴手套或鞋套。他看了一眼我臃肿的左臂，没问我怎么回事，显然早就知道了。我遭遇的一切早已见报，而我是坚决不看报的。安娜曾经说我是胆小鬼，这当然不是精神病医生该用的字眼，她也绝非当真如是看待我。她的言下之意是“否认”。我不在乎。我拒绝碰任何报纸，我不想看、不想听任何关于我的新闻。

“抱歉来晚了，路况实在太差，而且恐怕会越来越糟，女士，”斯坦菲尔德说，“希望你的车加了防滑链。我的没有，结果困在半路，我叫了拖车又加装链子，所以这么晚才到。有什么发现吗？”

“CO含量是百分之七十二。”CO即一氧化碳的英文缩写，“看到他的血有多红了吧，一氧化碳含量过高的表现。”我从工具架上拿起肋骨剪，“酒精定量分析结果为零。”

“所以可以肯定他是死于火灾啰？”

“他的手臂上插着注射筒，但一氧化碳中毒才是致死原因，不过还无法确定。”我从手术推车里拿起肋骨剪，“他的肛门有裂伤，也就证明有同性恋行为。手腕上有死前遭到捆绑的痕迹，并且嘴巴似乎被塞住了。”我指着那两个部位的擦伤。斯坦菲尔德睁大了眼睛。“手腕上的伤口还没结疤，”我继续说，“换句话说，不是旧伤。而嘴里残留着纤维，因此几乎可以断定临死时他曾被堵住嘴巴。”我把放大镜移到死者的前臂内侧内凹处，也就是手肘窝上，让斯坦菲尔德看上面的两个小血点。“新近的注射点，”我解释说，“有意思的是，他身上并没有任何显示他曾经滥用药物的旧针孔。我会采下肝脏切片进行周边组织症状群检查，看胆囊和动、静脉是否有慢性发炎现象，同时看看毒物分析结果。”

“说不定他有艾滋病。”这是斯坦菲尔德警探的第一反应。

“我们会替他做HIV筛检。”我回答。

我移除死者肋骨的三角形胸骨，斯坦菲尔德再次后退一步。轮到劳拉·特克尔上场了。她是我向彼得斯堡李堡军事基地的墓地登记单位借调来的助手，体贴热心，时常从工作台边忽然冒出来向我敬礼。被大家昵称为“特克”的她总喜欢称呼我“首席”，也许对她来说“首席”的地位比医生要高吧。

“我可以切头盖骨了吗，首席？”她说这话用的是肯定语气。特克跟我们借调过的所有女军人一样，强悍、积极，让男人相形见绌，事实上两相接触时大惊小怪的往往是男人。“钟医生手头那位女士，”特克说着拿起斯特莱克电锯插头接上头顶的电线卷，“生前立了遗嘱，还写好了自己的讣告，她将保险文件等装在活页夹里，连同结婚戒指一起放在餐桌上，一切准备停当后才躺在毛毯上朝自己的脑门开了一枪。很难想象吧，好惨。”

“真的很惨。”我挖出一团微微发亮的器官，放在切板上，“进这里之前要做好保护措施，”我对斯坦菲尔德说，“有没有人告诉过你可以在储物柜那里换衣服？”

他盯着我沾上了鲜血的袖口和手术袍前摆。“女士，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向你说明一下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他说，“我们可以坐下来谈吗？我还得趁天气恶化以前赶回去。要快，再过一会儿恐怕哪里都去不成了。”

特克拿起解剖刀，沿着两耳间的弧线在后脑上划出一条口子，然后翻开头皮，将它往前拉，整张脸皮便扯了下来，像是外翻的袜子，露出来的拱形头盖骨闪着白光。我仔细观察着。没有血肿，也没有凹痕或碎裂迹象。电锯的呼呼声像是锯子和牙钻的混合声。我拉下手套丢进装生物危害废弃物的专用红桶，然后示意斯坦菲尔德跟着我走向验尸工作站对面墙边那一整排长操作台，拉了椅子坐下。

“不瞒你说，女士”斯坦菲尔德缓缓摇着头说，“这案子我们实在无从着手。目前我只能告诉你，这男人——”他指的是工作台上的死者，“昨天下午三点投宿在詹姆斯堡汽车旅馆和露营地。”

“那是在哪儿？”

“五号公路西向路上，距离威廉玛莉学院不到十分钟的车程。”

“你和那里的老板谈过了吧？”

“是的，和前台的那位女士。”他打开一个马尼拉纸大信封，抽出一叠宝丽来照片，“她叫贝芙·基芬。”他说了名字的写法，然后从外套内兜里掏出近视眼镜，两手微颤地翻着一本便条簿，“她说那个年轻男人走进旅馆，订下一六〇七优惠。”

“抱歉，你说什么？”我说着停下做着笔记的手。

“周一到周五，五个晚上的住宿费为一百六十美元七十美分，一六〇七；正常情况下每晚四十六美元。就旅馆条件来说这价格相当高，我觉得。可是你也知道，外出旅行者的钱好骗。”

“一六〇七？詹姆斯城建立那年？”此时提起詹姆斯城有点奇怪，因为昨晚和安娜谈起本顿时我才提过。

斯坦菲尔德用力点头。“没错，詹姆斯城，建立于一六〇七年。这是优惠套餐，他们是这么说的，优惠日的优惠价。可依我看，女士，这家旅馆一点都不老实，真的，女士。简直像个猪窝。”

“有过犯罪记录吗？”

“噢，那倒没有。据我所知没有，从没有过。”

“只是恶劣而已。”

“对，只是恶劣。”他猛点头，斯坦菲尔德警探说话时经常再三强调，仿佛教过反应迟钝的儿童似的。他把那叠照片排列在操作台上。我垂头看着。“你拍的？”我猜测。

“是的，女士，是我拍的。”

他所摄取的场景果然符合他的作风——强调重点，包括门牌号十四、敞开房门后的房间景象、烧毁的床铺、焦黑的窗帘和墙壁，全都清晰可见。房里有一个抽屉柜，门口狭窄的空间里立着根挂衣架。我发现床上除了部分着过火的被子和白色床单外别无他物。我问斯坦菲尔德有没有把床单提交化验室做触媒测试。他回答说床上什么都没有，没什么好化验的，除了床垫的焦屑已经被他装在密封铝漆罐里了。“依照程序。”他说。这是警探新手才会有的说法，不过他也奇怪为何不见床罩。

“他登记入住的时候床罩在吗？”我问。

“基芬太太说她没有陪他去房间，但很肯定床铺是整理好的，因为上个房客退房后是她亲自进去打扫的。”他回答。还不是太没见识。

“行李呢？”我接着问，“受害者有行李吗？”

“没发现。”

“消防队是什么时候到的？”

“他们是下午五点二十分接获报案的。”

“谁报的？”我做着笔记。

“一个过路人。他一看见黑烟就用自己的车载电话报了警。根据基芬太太的说法，目前是淡季。她说昨天有四分之三的房间没人住，因为圣诞节就快到了，加上天气因素，等等。你看这张床就知道了，火根本没烧起来。”他用粗大的手指点着照片上的几个地方，“第一辆消防车赶到时火很可能已经自动熄灭。用灭火器就足够，水龙带都没派上用场。这对我们而言倒是好事。这是他的衣服。”

他让我看的这张照片中，房门敞开，地板上有一堆深色衣物。我看出那是长裤、T恤、外套和鞋。接着是房间内部的照片。水槽上有一个紫铜色塑料冰桶、包有玻璃纸的塑料杯和一小块尚未拆封的肥皂。斯坦菲尔德从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打开刀刃，将他带来的那个纸袋的封条割开。“他的衣服，”他解释说，“或者该说，我觉得是他的。”

“稍等。”我说着站起来，拿了块干净的布盖在轮床上，然后戴上一副干净手套。我问他在现场是否发现了皮夹或其他私人物品。他回答没有。拉出衣物时我闻到一股尿味。我十分谨慎，避免让任何潜在的证物掉落，仔细检查着渗有尿液的黑色内裤和黑色阿玛尼羊绒长裤。

“他尿湿了裤子。”我对斯坦菲尔德说。

他只摇摇头耸耸肩，眼神带着狐疑和些许恐惧。这实在令人不解，不过我已经有把握。这名男子是独自入住的，后来又出现了另一号人物。我想受害者或许是因为惊恐至极以致膀胱失禁。“前台那位女士，基芬太太，对他入住时穿的衣服有没有什么印象？是不是就是这身？”我将口袋翻出来查看，没什么异样。

“我没问她。”斯坦菲尔德回答，“口袋是空的，这倒是奇怪。”

“现场没人翻过口袋吧？”

“这个嘛，老实说，衣服不是我整理的，是一名警官把它们装进袋子的，不过我敢说，没人搜过口袋，至少没发现任何私人物品，不然我一定会知道，并一起带过来。”他说。

“你可不可以立刻打个电话给基芬太太，问她是否记得他入住时穿着什么衣服？”我礼貌地要求斯坦菲尔德尽他的职责，“还有开的什么车？知道他怎么到旅馆的吗？”

“目前为止没发现他有车。”

“从穿着看他不太像个住便宜旅馆的人，斯坦菲尔德警探。”我在衣物图解表上画着长裤。

他的黑色外套、黑色T恤和腰带、皮鞋和袜子都是高档名牌货，这让我想起让-巴蒂斯特·尚多内。这个月初托马斯·尚多内的腐尸在里士满港口被发现，他身上的名牌服饰沾满了让-巴蒂斯特那婴儿毛发般细柔的奇特体毛。我向斯坦菲尔德说明这两人衣服的相似之处，接着又解释，我们推测让-巴蒂斯特谋杀了他的弟弟托马斯，下手的地点或许是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然后和他掉换了衣服，将尸体藏在准备运往里士满的集装箱里。

“是因为你发现了奇怪的毛发吗？就是报上报道的那些？”斯坦菲尔德试着理解即使是资深警探都难以想象的繁复案情。

“这是其中一个因素，另外我们通过显微观察，发现衣服上的硅藻——一种藻类——和尚多内家所在的巴黎圣路易岛附近的硅藻吻合。”我解释道。斯坦菲尔德听得一头雾水。“我想说的是，斯坦菲尔德警探，这名男子，”我指的是让-巴蒂斯特·尚多内，“有着一种非常罕见的先天性缺陷。据说他常在塞纳河里洗澡，相信这么做能治愈他的病。我们确定他弟弟身上的衣服原本是他的，懂吗？”我抽出皮腰带，细看上面那处磨损最厉害的环扣凹痕。

“老实告诉你吧，”斯坦菲尔德回答说，“最近报上除了这个怪案子跟这个狼人的事，几乎没有别的新闻了。我是说，女士，打开电视或翻开报纸，看到的全是这则新闻。我想你大概也知道。还有，你遭遇那样的不幸，我真的觉得很遗憾。老实说，我不懂你怎么还能继续工作，还能正常过日子。老天！”他摇了摇头说，“我老婆说要是换作她，那人根本不用做什么，她就立马心脏病发作死了。”

我猛地感觉到他对我心存怀疑——怀疑此刻我是否理智，是否正在倾诉，我是否让现在自己经历的一切都感染上了让-巴蒂斯特·尚多内的气息。我将笔记板上画好的衣物图解表和约翰·多伊的资料放在一起。斯坦菲尔德在一旁翻着便条簿打电话。他用手指塞住一只耳朵，眼睛眯缝起来，好像被特克用电锯切头骨的声音弄疼了一般。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不久他挂了电话，走了回来，同时他的寻呼机响起。

“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他宣布说，“基芬太太记得他穿着高档深色套装。问题是，她也记得他手上拿着钥匙，昂贵的新型汽车配备的那种遥控钥匙。”

“可我们没发现汽车。”我说。

“没错，没发现，也没有钥匙。”他说，“看来是有人帮他上路的。你想会不会是有人让他服毒，然后企图焚尸灭迹？”

“我认为我们最好把它当作正经的凶杀案看待，”我点出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我们得先采集他的指纹，看能不能在自动指纹辨识系统中里找到匹配的数据。”

自动指纹辨识系统拥有州际共享的指纹数据库，可以将扫描进计算机里的指纹与其数据库中的指纹进行比对。倘若这名死者在国内存有犯罪记录，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被录指纹收入此库，案件的破获就容易多了。我戴上另一双干净手套，小心翼翼地将橡胶套上包裹着我左手掌和拇指的石膏。采集死者的指纹时需要一种类似汤匙的简单工具，像纵向对切后的中空弯曲金属管，一端的狭长口子上固定着一小片呈一定弧度的白纸，适应死者已失去弹性的手指。每片纸上采一枚指纹，随后下一张纸自动推进。这工作谁都能胜任，可当我告诉斯坦菲尔德金属匙放在哪里时，他眉头一皱，好像我说的是外国话。我问他有没有给死尸采过指纹，他坦承没有。

“稍候。”我说着走过去打电话到指纹检验室，没人接。我试着让总机转接，结果发现所有人都在这坏天气休假了，于是我从抽屉里拿出金属匙和墨水。等特克将死者的双手擦拭干净后，我开始采指纹，将他的手指一根根往弯曲的纸片上按。“如果你们不反对，我可以做一件事，”我对斯坦菲尔德说，“就是请里士满警方把他的指纹拿去比对，看有什么结果。”看着我抬起死者的拇指贴在金属匙上，斯坦菲尔德一脸不舒服，显然痛恨停尸间，巴不得尽早脱身。“目前检验室帮不上忙，但又必须尽快查出这家伙的身份，”我解释，“万一他和国际刑事案件有牵扯，也好把他的指纹等数据提供给国际刑警组织。”

“好吧。”斯坦菲尔德又点了点头，低头瞄着手表。

“你和国际刑警组织接触过吗？”我问他。

“没有，女士。他们是搞间谍工作的，对吧？”

我呼叫马里诺，看他是否有空。四十五分钟后他赶到了，斯坦菲尔德早已离开，特克正忙着整理约翰·多伊体腔内一个塑料袋里被解剖的器官，她得把这个塑料袋在死者体腔内放好再缝合Y形切口。

“哟，特克，”马里诺跨过敞开的自动金属门，朝她打了声招呼，“又是剩菜冷饭？”

她抬头看了眼马里诺，眉毛一挑，扬起嘴角微笑。马里诺喜欢特克已经到了一有机会就口不择言的地步。特克丝毫没有她名字所暗示的阳刚味。她身材娇小，脸蛋干净漂亮，五官柔和，一头金色长发扎成高高的马尾。她把粗笨的白色上蜡麻线穿过十二号手术缝针的针眼。马里诺在一旁继续奚落她。“告诉你，”他说，“万一我挨了一刀，绝不会来找你帮我缝伤口，特克。”她笑了笑，将那根带弧度的大缝针扎进死者的皮肤，引着缝线穿过去。

马里诺弯下身盯着瞧，眼睛红肿。嘴上是俏皮话，心情其实很恶劣。“你昨晚忘了睡觉吗？”我问他。

“可以这么说。说来话长。”他想敷衍我，就只顾看着特克，心神不宁的样子可谓罕见。我脱去手术袍，摘下防护面罩、口罩和手术帽。“不知道你们把这组指纹拿去比对，多久会有结果。”我对他说。纯粹谈公事的口吻，不带私人感情。他有什么瞒着我，而且他那少年般幼稚夸张的行为也相当令我恼火。“这里的情况很棘手，马里诺。”

他的注意力转向我，忽然正经起来。“我边抽烟边听你讲，可以吧？”他看着我说。这是他几天以来第一次直视我。

这整栋楼都禁烟，不过并未能禁止某些高层管理者在办公室里点烟，只要同事不举发就没问题。至于停尸间里，则无一人可破规矩。我倒不是怕让案主们吸二手烟，只是这里的工作人员绝不能让手与嘴有任何接触。不准吃喝或吸烟，也不鼓励嚼口香糖、糖或润喉糖。我们唯一的吸烟区在大楼车库入口处的汽水贩卖机附近那只直立烟灰桶旁，那里有两把椅子。在这个季节那里可不是温暖舒适的所在，不过还算隐秘。这桩发生在詹姆斯城的案子并不属马里诺的辖区，但我还是把衣服的事告诉了他。“只是我的直觉。”最后我说。

他把烟灰弹向烟灰桶，两腿十分不雅地在塑料椅前方打开。我们呼出来的气息冻成了白雾。

“哦，的确不太对劲，”他回答，“不过说不定只是巧合，医生。还有，尚多内一家子都不好惹。目前我们还不确定这场戏会怎么演下去。他们的怪胎儿子犯了谋杀罪被关起来，所有镁光灯也跟着投向他那个身为犯罪集团教父的父亲和其他家人。这些人可是无恶不作的浑蛋，真的是。相信我，他们的狰狞面目刚开始显露。”他说得隐晦，“我对这类犯罪组织没好感，医生，没一丝好感。我们苦干实干，他们呢，什么利益都能捞一把。”他说着愤慨起来，“妈的，说不定现在还在捞，差别只在于更加无法无天了。我不知道这家伙跑到詹姆斯城这一带做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绝不是来旅游的。而且距离尚多内所在的医院只有六十英里。肯定有见不得人的事。”

“马里诺，我们马上知会国际刑警吧。”我说。

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交案犯名单属警方的职权。马里诺必须先联系国际刑警组织在州警察局的联络人，由此人将案子转交国际刑警组合位于华盛顿的美国中央局。我们将要求他们针对这名死者发布国际协寻通告，同时利用里昂总部庞大的罪犯资料档案库进行搜寻。各种通告都标有颜色。红色表示需立即逮捕，必要时加以引渡；蓝色表示被通缉者为犯罪嫌疑人；绿色针对潜在罪犯，例如儿童性侵害或偷窥摄影惯犯；黄色是协寻失踪人口；黑色涉及疑似逃犯的死者，要求识别其身份，潜在逃亡者也可用红色标示。这案子是我今年的第二个黑色通告，离上一个仅几周，当时托马斯·尚多内的尸体刚在里士满港的集装箱中被发现。

“好，我们就把档案照片、指纹和验尸报告提交给国际刑警组织，”马里诺谨记在心，“一离开这里我就去做，只要别得罪了斯坦菲尔德就行。”马里诺说得像是在担心，其实他才不管是否会侵犯斯坦菲尔德的管辖权，只是不想碰这么棘手的事。

“他很蠢，马里诺。”

“也是警界之耻，詹姆斯城真是有个好警察！”马里诺回答，“问题是，斯坦菲尔德的姐夫是马修·丁威迪议员。斯坦菲尔德向来享有特别待遇，处理过的凶杀案大概不比小熊维尼多。但我猜他会紧抓这案子不放，而呆威迪——我取的昵称——肯定也向局长美言过了。”

“尽力而为吧。”我对马里诺说。

他又点了根烟，目光在车库人口游移，他脑袋里在想些什么我清楚得很。我的烟瘾又犯了，真是痛苦。每次重新沾上烟瘾，我都很后悔。我总是想再吸一根就好，但总是一根接着一根。马里诺和我分享着一份古怪的安静。我终于忍不住提起尚多内案，以及周日赖特去找我的事。

“你会对我说实话吧？”我轻声说，“我知道他今天早上出院，我想你也在场吧，而且跟博格碰了面。”

他慢吞吞地吸着烟。“是啊，医生，我也在场。妈的简直是动物园，”他的声音随着烟雾飘散，“连欧洲的媒体都来了。”他瞄了我一眼，似乎没打算透露太多，我深受打击。“要是你问我，我会说像他这样的人都该关到百慕大三角之类的地方去，不准任何人和他说话或拍照，”马里诺说，“这样本不对，可对他除外。单那长相就够让人受的了，说不定还会惹麻烦，砸坏媒体的昂贵摄影机什么的。他像个盲人似的被牵着走出来，身上的铁链都能拴住一艘战舰了。眼睛还蒙着绷带，装出一副痛苦样，骗谁啊。”

“你和他说话了吗？”这才是我真正想知道的。

“我又不是主角。”他答得怪异，茫然地盯着车库入口，牙关紧咬，“据说他可能还得做眼角膜移植。妈的！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人没钱买眼镜，这人渣却想换新的眼角膜！指不定纳税人还得负担这手术费用。照料他臭皮囊的那些医生和护士的薪水还不是由我们支付？”他缓缓站起来，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和露西约好一会儿一起喝啤酒，她说有重大消息要告诉我。”

“那就让她自己告诉你吧。”我说。

他斜眼打量着我。“你打算吊我胃口，嗯？”

我说吊人胃口的是他。

“暗示一下都不行吗？我是说，那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可别告诉我她怀孕了。”他嘲弄地说着给我让路，然后一起离开。

回到验尸室。特克正在清洗，用海绵擦拭着验尸台。水花飞溅，金属架铿锵作响。她一瞥见我，立刻扯着嗓门说罗丝找了我好久。我拨电话。“法院没上班，”罗丝说，“但赖特办公室的人说赖特会把你的报告列为证词，所以不必担心。”

“好个意外。”安娜是怎么形容他的？Ein Mann什么的。没骨气的男人。

“还有，银行来电，一个叫格林伍德的男人请你回电。”秘书把号码报给了我。

银行一找我，我就慌乱上一阵。不是投资缩水，就是计算机故障等五花八门的事由导致我的账户透支。我拨通个人理财部格林伍德先生的电话。“非常抱歉，”他平静地说，“刚才是我们工作的疏忽。完全是误会，斯卡佩塔医生。很抱歉给您带来不便。”

“这么说没人要找我。没出问题？”我糊涂了。我和格林伍德来往多年，此时他却像不认识我似的。

“是业务疏忽，”他的语气依旧冷漠，“再次向您道歉。祝您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