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时分，我坐在壁炉前的摇椅上，这把手雕摇椅应该是安娜屋内唯一的乡村风格家具。她刻意摆放了自己椅子的角度：她能看着我，而我在敏感地觉察到自己的心理症结时无须面对着她。最近我意识到，和安娜谈话的时候会有出其不意的发现。我的内心变成了我初次探察的犯罪现场。客厅里灯光全无，炉火将熄未熄，发白的炭块奄奄吐着橙色光晕。我向安娜叙述着一年多以前的事：十一月的某个周日夜晚，我发现本顿对我抱着似有若无的怨恨。

“似有若无，什么意思？”安娜的嗓音有力又平静。

“我晚上睡不着时就会熬夜工作，对此他一向很习惯。那晚他在床上看了会儿书就睡着了，这是常有的事，于是我便有自己的时间了。这是我渴望的那种宁静和完全的孤独。所有人都已入睡，不会再要求我做什么。”

“你时常会觉得想要独处？”

“经常是。”我回答，“只有在全然孤独时我才能感觉自己的存在，才能做回自己。我需要属于自己的时间，迫切需要。”

“那天晚上是什么情况？”她问。

“我站起来，拿开他大腿上的书，然后关灯。”

“他在看什么书？”

这问题问得突然，我得想一想。印象很模糊，但依稀记得像是讲詹姆斯城的。此城位于里士满东边仅一小时车程外的地方，是英国人在美国的第一块定居地。一批考古学者在挖掘并发现了一座古怪的堡垒，这激起了本顿的好奇。他对历史很感兴趣，大学时获得了历史和心理学双学位。记忆渐渐被唤醒，那是约翰·史密斯的系列传奇故事中的一本，书名我记不得了。我告诉安娜，这本书应该还在我家里。想到哪天我或许会再发现它，心头便又一阵绞痛。我继续往下讲。

“我离开了卧室，轻轻关上门，下楼来到书房。”我说，“你知道的，验尸时我会采下各个器官甚至伤口的组织切片，交由组织化验室制成玻片，再加以观察。我总是无法赶上口述工作的进度，因此常把玻片档案夹带回家，当然警方曾经问我这些玻片的事。有趣的是，我原本觉得自己这种举动稀松平常，直到有人质疑才意识到这有异于常人。”

“依你看，警方为什么会想知道你屋里那些玻片的事呢？”安娜问。

“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放过。”我继续说着和本顿相关的往事。当时我在书房里弯腰观察显微镜下的物质，沉浸在那一大片有着重金属色泽、仿如长了触须的紫金色独眼生物的神经元世界里。我感觉背后有人，一转身就看见本顿站在敞开的门口，一脸的阴森诡异，仿佛雷击前的圣艾尔摩之火。

睡不着吗？他问。挖苦、不怀好意的语气不像是出自他的口。要是能教会那东西做爱，你根本不需要我了，他说，眼中怒火灼灼。他穿着睡裤，脸色在台灯发散的光芒下显得无比惨白，泛着汗光的胸膛剧烈起伏，手臂上青筋浮动，额头贴着一缕银发。我问他怎么了，他伸出手朝我一指，命令我回卧室。

安娜打断了我：“没有任何先兆吗？或是预警一类的？”她认识本顿，知道他不会这样，倒像是被外星人附了身。

“没有，没有先兆。”我不停晃着摇椅，冒着烟的柴火噼啪作响，“那时候我根本不想和他同在一张床上。他是联邦调查局红得发紫的犯罪心理分析专家，有时却冷漠封闭得像块石头。躺在床上，身边的人背对着你闷不吭声，我不想就那样整夜发呆。他从来就不是粗暴残忍的人，也从不曾用这样恶劣的语气对我说话。就算我们之间一无所有，安娜，起码还有尊重。我们一向尊重彼此。”

“他告诉你哪里出了问题吗？”她追问。

我苦笑着说：“当他说出‘要是我能教显微镜做爱’这句气话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我和本顿在我的房子里生活得很惬意，但他总感觉自己是客人。那确实是我的房子，一切都属于我。去年他对事业感到彷徨，如今想想，他是累了，茫然了，恐惧日渐老迈，这种种因素腐蚀着我们之间的亲密。至于性，也随之荒芜，有如一座废弃的机场，只可远观不能近看飞机不再起降，偶尔为之也如蜻蜓点水，因为我们认为理当如此，因为习惯成自然吧，我想。”

“你们做爱时都是谁主动？”安娜问。

“他吧。大都是为了宣泄情绪而非欲望，有时甚至是由于失意。没错，就是失意。”我坚定地说。

安娜端详着我，渐趋暗淡的火光加深了她脸上的阴影。她的手肘抵着椅子扶手，食指支着下巴。这几晚她聆听我倾诉时似乎都保持着这样的坐姿，而客厅俨然成为一个昏暗的告解室，让我毫无顾忌地敞开心扉。我并没觉得如此长谈是一种心理治疗，它更像是一种神圣安全的友谊性告解。我终于有勇气向他人谈论自己了。

“继续讲那个晚上的事吧。”安娜导引着，“记得那天的确切日期吗？”

“刚好是他遇害前两周。”我出神地望着有如闪亮鳄鱼皮的木炭，语气平静，“本顿了解我需要独处。即使做爱后，我也时常在他入睡后悄悄起床下楼去书房。他对我的不忠深表谅解。”黑暗中我感觉安娜在微笑。“当他伸手，发现身边人不在时，也极少抱怨，”我解释着，“他能接受我对私人空间的需求，至少表面上如此。我从没意识到我的夜猫子习性对他造成了多大伤害，直到那晚他走进我书房的那一刻。”

“是因为夜猫子习性吗？还是因为冷淡？”

“我觉得我不至于冷淡。”

“你认为自己很容易跟人沟通吗？”

我思索着，在内心搜索某个我害怕触及的真相。

“你跟本顿沟通有碍吗？”安娜又问，“从他入手好了。他是和你关系最密切的男人——当然恋爱关系也最长久。”

“我和他沟通有碍吗？”我就让这问题悬在那里，像手举排球，不知以什么角度什么打法什么力道发出去。“有又没有。我没见过比本顿更良善温和的人。他是那么睿智、体贴、有涵养，我们几乎无所不谈。”

“可是你和他沟通良好吗？我感觉并非如此。”安娜看透了我。

我叹着气说：“我觉得我是从没和谁真正交心。”

“本顿应该很可靠。”她提醒我。

“也许吧，”我回答，“不过有些心事我从来不向他透露。我不想让他知道，不想让我们的关系变得过于密切，没有空间。或许是因为我们的关系打一开始就不寻常。他有家室，总得回妻子康妮身边。我们经常分隔两地，只能偶尔私下见个面，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多年。老天，我不可能再跟任何人维持这种关系了，无论是谁都一样。”

“罪恶感？”

“没错，”我回答，“每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为此都会怀有罪恶感。刚开始时我也如此，因为我一向不是特立独行的人。我不像露西，应该说，她不像我。当她认为某项规矩愚昧或不合理，就会毫无顾虑地打破它。我却连张超速罚单都没接过，安娜。”

这时她忽然前倾，举起一只手。当我的话中有引起她特别关注的词时，她就会有这样的暗示。“定义，”她说，“何谓规矩？”

“定义吗？你要我说‘规矩’的定义？”

“没错，你的定义。对你来说何谓规矩？”

“就是对与错，”我回答，“合法与非法，道德与不道德，人道与不人道。”

“和一个已婚男人上床是不道德的、错的、不人道的？”

“至少是愚蠢的。而且没错，这是一种错误。不至于罪孽深重，但说不老实不为过。没错，绝对是不老实，也是不合规矩。”

“所以你承认自己有能耐不老实。”

“我承认我有能耐犯傻。”

“不老实呢？”她不放过我。

“一切都是可能的。我和本顿的关系是一种不老实的行为。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遮遮掩掩，这等于是拐弯抹角地说谎。我是用我虚伪的一面面对包括康妮在内的很多人，这样做不对，就是不对。至于我是不是有能射去欺骗，或者说谎……很显然，我有。”我袒露心声，沮丧无比。

“凶杀案呢？触犯的又是什么规矩？不对？不道德？杀人总是错误的行为吗？你也杀过人。”安娜说。

“那是出于自卫。”我对于这点非常笃定，“我别无选择，对方就要杀了我或者其他某个人，我只在这种情况下才会这么做。”

“如此是否触犯了戒律？勿杀人。”

“绝对没有。”我莫名地感到失落，“站得远远的，从高标准的道德或理想观点来评判别人的行为很是容易，可当你遭遇凶手，看着他拿刀抵着谁的喉咙或伸手拿枪准备射杀你时，情况就不同了。你若眼睁睁地任他取了无事者或你自己的性命，那才是罪恶。”我对安娜说。

“现在你有什么感觉？”

我闭上眼睛，火光在我的眼皮上跳动。“难过。每次一想起那种死亡事件都会难过。我没有做错，当时的确没有选择余地。但我也不会说那是对的，不知你能否明白两者的差异。邓波尔·高特就在我眼前，鲜血淋漓，哀求我救他。那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言语形容的感觉，无论何时回想都历历在心。”

“那事发生在纽约的地铁隧道里。有四五年了吧？”她问。我点了点头。“高特曾经是嘉莉·格雷滕的犯罪伙伴，甚至导师，对吧？”我又点头。“有意思，”她说，“你杀了嘉莉的伙伴，嘉莉又杀了你的。两者也许是有关联的？”

“我也不知道。我从没想过这问题。”这想法令我心头一震。如此显而易见，我却从未想到过。

“在你看来，高特是不是很该死？”安娜接着问。

“或许有人会说他丧失了生存的资格，没有他我们都会好过些。可是老天，这事怎么都不该由我来执行啊，安娜。绝不应该。我看着鲜血从他的指缝汩汩流下，他的眼里净是恐惧、惊慌。那一刻他不过是个垂死的人，而这是我一手造成的。他哭喊着求我帮他止血。”我停止了摇晃，感觉安娜正灼灼注视着我。“真的，”最后我说，“真的很可怕。有时我会梦见他。他将永远刻在我的记忆里，因为我杀了他，这是我必须付出的代价。”

“让-巴蒂斯特尚多内呢？”

“我不想再伤害谁。”我凝望着微弱的火焰。

“所幸他还活着？”

“这并没有让我觉得宽慰。怎么会宽慰？像他这样的人，就算坐了牢，也不会洗心革面，心魔仍会存在。这真是两难处境——我不想让他们死，但又知道他们若是活着将会让更多人受罪。无论怎么做都是输。”我说。

安娜没说话，默默倾听、适时开口是她的风格。悲伤让我的胸口抽痛，心跳已然成了一曲断断续续的恐惧之音。“如果我杀了尚多内，当然该受惩罚，”我补充说，“但毫无疑问的是，因为没杀他，我还是会受惩罚。”

“你救不了本顿的。”安娜的声音回荡在我们中间。我晃动着脑袋，泪水盈眶。“你是否还觉得，你本可以保护他？”她问。我暗暗咽了一口，阵阵痛苦的抽搐使我无法开口。“你对他不够上心，是吗，凯？于是你的忏悔方式就是除掉其他恶魔？就为了本顿，因为你害他丧生在恶魔手中？因为你没有救出他？”

我满腔的委屈和愤慨终于释放出来。“是他没有救自己，可恶。本顿迷迷糊糊地迎向自己的末日，就像猫狗游荡到野外那样，只剩死路一条，因为时候到了。老天！”我干脆一吐为快，“他一直抱怨皱纹的增多、皮肤的松弛和病痛的折磨，都可以追溯到我们刚认识那会儿。你也知道，他年龄比我大些，或许更能感受到变老的威胁吧，我也说不清楚四十五六岁的时候，他每次照镜子总不免摇头感叹。‘我不想变老，凯。’总是这句话。”

“我记得有一回我们一起洗澡，他又开始抱怨。‘没人愿意变老。’我忍不住对他说。‘可是我真的——真的不愿意，总觉得到时候我可能会不想活了。’他这样回答。‘每个人都得活下去，否则就太自私了，本顿，’我说，‘况且青涩岁月我们都熬过来了，不是吗？’哈！他误以为我是在嘲讽。我问他年轻时是不是常期待着明天，因为相信明天会更好。他想了想，一把拉过我，在飘散着薰衣草蒸气的浴缸里抚弄我，让我兴奋，他熟谙此道。那阵子我们之间仍存有一点即燃的激情，仍有美好的感觉。‘是啊’他若有所思地说，‘这是事实。我总在等待明天，期许明天会更好。这是为了生存，凯。要是你不想着明天、明年并且一年一年会更好，那还伤什么脑筋？’”

我停下来，摇着椅子，接着又说：“他不想再伤脑筋。他会死是因为他不再相信未来会更美好。夺走他性命的是别人，但他自己是听之任之的。”我已哭不出来，空荡的内心里只剩挫败和愤怒。我盯着炉火的余烬发愣，幽暗的火光映着我的脸。“去你的，本顿，”我对着冒烟的炭火喃喃念着，“去你的，你怎么能放弃！”

“所以你和杰伊·塔利好上了？”安娜问，“为了报复本顿？惩罚他离开你，惩罚他选择了死亡？”

“就算是这样，也是无意识的。”

“现在你有什么感觉？”

我试着去感受。“死了。本顿遇害后……”我思索着。“死了，”我肯定地说，“我觉得自己死了，不再有任何感觉。我想我和杰伊……”

“不要思考。去感觉。”她柔声提醒。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我想找回感觉，渴望感觉一点什么，无论什么都好。”

“和杰伊做爱是否让你感觉到了什么？”

“苟且吧，我想。”

“不要去想。”她再度提醒。

“我感觉到饥渴、肉欲、愤怒、自我、解脱。哦，是了，解脱。”

“从本顿的死里解脱？还是从他这个人？他略有点自我压抑，是吗？他为人十分可靠，品格高尚。他正派，做事中规中矩。和他做爱是什么感觉？中规中矩吗？”安娜问。

“体贴，”我说，“温柔细腻。”

“哦，体贴。你得好好解释一下。”安娜的语气带着一丝调侃，玩味起我刚刚脱口而出的话来。

“我们一向对对方渴求过少，情欲不足。”我更放开了，“我得承认，亲热时我常思考事情。和你谈话的时候都不该思考，安娜，更何况是做爱的时候。应该尽情享受才是。”

“你喜欢性爱吗？”

我一惊，哑然失笑。从来没人这么问过我。“哦，喜欢，不过也分情形。我经历过妙不可言的性、美好的性、将就的性、乏味的性、糟糕的性。性爱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是怎么看待它的。但愿我以往的性体验都算不上是顶级的。”我以波尔多的葡萄酒等级暗喻，因为性爱像极了美酒。老实说，我以往和情人的经历大都未及顶级，相当于山坡下产的酒，普通而价廉，毫无特殊之处。“我觉得我还不曾享受过真正美好原始强烈的性。没有，没享受过。”我喃喃自语，试图厘清思绪，又犹豫着是否有这必要。“哦，我说不上来。我在想它是否真的那么重要，或者到底有多重要。”

“想想你赖以维生的事业，凯，你应该清楚性有多重要。它是权力，它是生与死，”安娜指出，“当然，在你接触的那些案例中，这种权力往往遭到了滥用。尚多内就是最佳例证。他获得性满足的方式是征服、制造痛苦、扮演上帝决定谁生谁死以及怎么死。”

“没错。”

“权力让他获得性兴奋。大多数人都如此。”安娜说。

“是最有效的催情剂，”我表示赞同。“人如果够诚实，就会承认这点。”

“黛安·布雷是另一个例证。一个利用性吸引力去操控打击他人的迷人女性，至少我的印象是如此。”

“这确实是她给人的印象。”我说。

“你认为她有没有被你吸引？”安娜问。

我试着给出一个客观评价，所以尽量把这问题推离自己，像观察器官切片那样加以研究。“其实我从没想过这一点，”最后我说，“我觉得或许没有，否则我多少会有点觉察。”安娜没有回应。“应该是这样。”我支吾地说。

安娜不信。“你告诉过我她曾经向马里诺打听你，对吗？”她提醒我，“还说想和你共进午餐，大家交流一下，好深入一点认识你，而且想托他帮助安排，有这回事吗？”

“是马里诺告诉我的。”

“或许就是因为她感受到了你的性吸引力？这么一来她就能彻底击败你了，不是吗？这么一来她不仅能毁掉你的事业，还能与你近距离接触，掠夺你的一颦一笑？这不正是尚多内这类人的作风？他们也一定感受得到性吸引力，只不过表现方式和常人不同。我们知道当他被你吸引而试图有所表示时，你是怎么对他的。那是他自食恶果？他色迷迷地看着你，而你让他瞎了眼，至少暂时是瞎了。”她停了下来，手支着下巴，目不转睛地直视我。

我也转身直视着她。那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又涌上来，大概类似某种征兆。

“要是他换成黛安·布雷，你会怎么做？”安娜继续挖掘。

“我有办法应付别人的示好。”

“包括女人？”

“任谁都一样。”

“这么说，的确有女人曾向你示好。”

“这么些年了，不时遇到。”答案很明显，我又不是住在山洞里。“确实有女人向我示好，但我无法回报。”

“无法还是不愿？”

“都有。”

“女人表示对你有意思时，你有什么感觉？”

“你想知道我是不是讨厌同性恋，安娜？”

“讨厌吗？”

我思考着，探入心底深处，看看同性恋是否让我感到不自在。我常笃定地向露西保证，对于同性恋爱我没有丝毫排斥感，尽管这种关系很难应付。“我无所谓，”我回答安娜，“真的。无关我的喜好，也不是我的选择。”

“人能够选择吗？”

“基本可以。”对这点我有一定把握，“这么说吧，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感觉到，有些性吸引会困扰自己，因此宁可按捺不动。我了解露西的感受。我时常看到她和她的情人亲密无间，有时甚至会羡慕。因为我知道，尽管她们必须承受多数人的另眼相看，但彼此却能享受不可多得的同性情谊。异性很难成为彼此的灵魂伴侣或亲密朋友，这是事实。但我想，我和露西之间的最大差异在于，我并不期待自己成为男性的灵魂伴侣，而她在男性面前却时常存有挫败感。真正的亲密关系建立在双方权力相制衡的基础之上。我不觉得受挫于男性，因此可以和他们建立性关系。”安娜一言不发。“并非所有事情都有合理的解释。露西和她的性倾向以及性需求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释清楚的，我的也是。”

“你真的认为你无法成为男人的灵魂伴侣吗？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你的期望值过低了？”

“很有可能。”我差点笑出声，“如果说我的期望过低，那我还真该去追求所有那些被我弄糟了的感情。”我补充说。

“你有没有被女性吸引过？”这个问题在意料之中。

“我觉得有些女人真是魅力四射，”我坦承，“我记得青年时期曾迷恋过几个女老师。”

“你所谓的迷恋，就是性吸引。”

“迷恋包括性吸引，但它天真单纯。很多女学生都迷恋过女老师，尤其是在一些老师也全是女性的教会学校。”

“修女。”

我笑了笑。“没错，试想迷恋上修女是什么感觉。”

“我猜修女们也会互相爱慕。”安娜指出。

不安与疑惑交织着如逐渐扩散的黑云笼罩住我，某种警示在我的意识深处响起。我不懂安娜的关注点为什么是性，尤其是同性关系。我想也许她是同性恋者，所以才一直未婚。或许在我们相识这么多年后，她终于决定向我袒露她的性倾向，现在先试探一下我可能会有的反应。想到她有可能因为害怕而对我隐瞒这样重大的事情，我不禁难过起来。

“你说过你是为了爱才搬到里士满来，”轮到我打探她了，“结果那个人辜负了你。那么你为什么不回德国而留在这里呢，安娜？”

“我在维也纳念医学院，是奥地利人，不是德国人。”她对我说，“我自幼在一座城堡里长大。城堡就在多瑙河畔的林茨附近，被我们家族承袭已有几百年，战时还有纳粹居住。我家里有双亲、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从窗口可以远眺几十英里外黑烟滚滚的火葬场，它就在那座臭名昭著的毛特豪森集中营里。无数囚禁其中的人被迫开釆花岗石，背负巨大的岩石爬数百级台阶，体弱无力者当场遭受鞭打或被推下山崖。关在里面的包括犹太人、西班牙共和党人、苏联人和同性恋者。

“日复一日，地平线上满布死亡的乌云。我偶尔瞥见父亲凝望着远方叹息，他还以为四下无人。我感觉得到他深深的痛楚和羞愧，因为无力改变现状，只能装作没看见。大多数奥地利人都无视发生在自己美丽家园的事，我觉得这真是不可原谅，但事实也只能如此。论财力和影响，我父亲是不可小视，可对抗纳粹者的下场不是被送往集中营就是就地枪决。家里欢声笑语，杯觥交错，仿佛那些恶魔是我们最亲密的友人。后来其中一个开始趁着晚上进入我的卧室，那年我十七岁。就这么过了两年，我绝口不提，因为我知道父亲一样无能为力，我甚至感觉他清楚情况。是的，我肯定他知道。我担心同样的事会发生在姐姐们身上，而她们果真也没逃过。战后我在维也纳完成了学业，遇到了一个念音乐专业的美国学生。他是个优秀的小提琴手，机敏而充满活力。我便随他到了美国。主要也是因为我无法继续待在奥地利，无法面对我的家人违背良知这个事实。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家乡，脑海中便只剩集中营的黑烟。那景象一直铭刻在记忆中，一直在。”

客厅渐冷，余烬里的炭屑有如闪烁在黑暗中的几十只形状怪异的眼睛。“那个美国小提琴手后来怎么了？”

“造化弄人，”她的声音透着忧伤，“在世界最美最浪漫的城市维也纳和一个奥地利年轻心理医生恋爱是一回事，可带她回到弗吉尼亚，回到里士满这个依然处处飘扬着邦联旗帜的内战时期南部邦联首府，则是另一回事。我开始在弗吉尼亚医学院实习，詹姆斯则在里士满交响乐团待了几年。后来他搬到华盛顿，我们就分手了。所幸我们没结婚，至少省掉了一些麻烦，也不用考虑孩子的问题。”

“你的家人呢？”我问。

“两个姐姐已经去世，剩弟弟在维也纳，和父亲一样混银行界。我们该休息了。”

我钻进被窝，打了个冷战。我缩起两腿，在伤臂下塞了个枕头。和安娜的谈话让我有天崩地裂般的不安感，内心一些原已封存、遗忘的角落开始隐隐发痛。她的身世使得我的心情倍加沉重。难怪她从不轻言自己的过去。身为纳粹帮凶是种奇耻大辱，这事实让我对她本人和她的生活背景产生全新的观感。对于当时家庭的处境和做法，或者十七八岁时卧室里发生的一切，不管安娜多么别无选择，也都是百口莫辩。没人会原谅她。我躺在客房里盯着漆黑的天花板发呆，不禁喃喃道：“天哪，天哪。”

我起床，经过黑魆魆的过道，穿过客厅来到屋子的东侧。主卧位于过道尽头，房门敞开着，微弱的月光透过窗子渗入，柔和地映出被褥下她的身形。“安娜？”我轻声呼唤，“你醒着吗？”

她翻动身体，坐了起来。我挨近她，但看不清她的脸。她的白发披在肩上，看起来格外老迈。“还好吧？”她声音颤抖，不无警觉。

“对不起，”我对她说，“真的很对不起，安娜。我是一个太不称职的朋友。”

“你一直是我最可靠的朋友。”她拿起我的手轻捏了下，她那柔软松弛皮肤下的手骨摸起来那么纤弱，仿佛她在一瞬间突然衰老了，不再是我想像中的女神。或许是因为我知道了她的过去的缘故。

“你受苦了，长期独自承担那许多煎熬。”我轻声说，“对不起，我没有在一旁陪着你。真的很对不起。”我反复说着，顾不得伤臂，弯下身笨拙地抱住她，亲吻她的脸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