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地里，大家为州检察官布弗德·赖特取了许多绰号：好人赖特（性格软弱）、痞子赖特（怕事）、勇士赖特（其实相反）。赖特永远四平八稳，俨然是他那以马闻名的故乡卡洛林县所培育出来的弗吉尼亚绅士。没人爱他，没人恨他，大家对他既无畏惧又缺乏敬意。他是个没什么脾气的人，无论案件如何残忍，我都不曾见他有过激烈反应。更糟的是，当我在法庭上陈述验尸细节时，他却会大惊小怪，而那些陈述只是为了论证所运用的法律观点，不是为了再现惨不忍睹的现场。

他回避停尸间，于是在法医学和医学方面的修养便显不足。事实上，他是我所认识的资深检察官中唯一不重视法定死亡原因的。换句话说，他容许法庭上使用文件报告取代法医作证，实在是荒谬。依我看，这完全称得上“渎职”。没有法医出庭作证，也即代表尸检情况并未呈堂，陪审团便无从想象受害者的惨状及其遭受致命残害的过程。调查报告中的医学文字根本无法传达恐惧或痛苦，因此亟欲确定死亡原因的往往是辩方而非检方。

“布弗德，你好。”我说着伸出手。他看了眼我的石青和绷带，往下是没系好的鞋带，衬衫下摆都露在外面。他只见过我身穿套装的职业打扮，于是眉头紧皱，一副悲悯的表情，好像他是上帝精选出来统治劣等生物的尊贵人种。像他这样的守旧贵族充斥于弗吉尼亚的上流社会，他们善于伪饰心中的优越感和自负，装出身负重担的委屈模样，仿佛他们如此这般有多艰难。

“你好吗？这才是重点。”他说着在漂亮的拱顶椭圆形客厅坐下，窗外可见河流美景。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布弗德。”我选了张摇椅，“每次听人这么一问，我的脑袋就死机。”安娜一定是生了炉火便回避了。我不安起来，总觉得她的缺席较之她客气的沉默更值得玩味。

“不是什么客套话，我真的很难想象你是怎么熬过来的。”赖特操着甜腻缓慢的弗吉尼亚腔调说，“很抱歉这种时候过来打扰你，凯。不过发生了一些状况，突发状况。这房子挺不赖，对吧？”他环顾四周。“是旧房子，还是她自己建的？”

我不知道，也不在乎。

“你们两人想必颇有交情。”他又说。

我不清楚他只是在闲聊还是有意试探。“我们是老朋友。”

“我知道她很为你着想。我的意思是，”他继续说，“就目前来看，你恐怕很难找到更妥善的依靠了。”

这说法让我讨厌，像在暗示我是躺在医院里离不了人的病号。我把这感觉说了出来。

“哦，原来如此。”他扫视着浅玫瑰色墙壁上的油画，以及艺术玻璃、雕像和欧式家具，“这么说你们之间不存在工作关系？从来没有？”

“算不上正式的，”我烦躁起来，“我从没预约看诊。”

“她没开过药给你吗？”他温和地追问。

“我记得没有。”

“啊，真不敢相信圣诞节快到了。”赖特叹了口气，视线从窗外的河流收回到我身上。

借用露西的说法，他的穿着真是傻透了：厚重的巴伐利亚式绿色羊毛长裤，裤脚塞进宽底毛里的橡胶长靴，巴宝莉风格的格子羊毛衣，纽扣一路扣到下巴，让他看起来像是身处苏格兰犹豫着该去爬山还是打高尔夫。

“好啦，”他说，“言归正传。几个钟头前马里诺打电话给我，尚多内的案子出现了意外的进展。”

我顿时感到一种遭背叛的刺痛。马里诺什么都没告诉我，连电话问候都省了。

“我会尽可能向你说明情况。”赖特跷起腿，双手拘谨地搁在腿上，纤细的婚戒和弗吉尼亚大学纪念戒在灯光下闪烁，“凯，相信你也清楚，你家发生的事以及随之而来的尚多内的新闻已经闹得满城风雨。真的是满城风雨。你应该已经充分掌握现况，也能够理解我将要说的事情的重要性。”

恐惧真是种奇妙的情绪，我一直颇费心思地研究，并且经常对人讲述一个最佳实例：你猛地超车并差点撞上前面的车子时，那车里的驾驶员的反应。惊慌陡然变成激愤，他开始按喇叭、连比带画地咒骂，或者像最近常发生的那样给你一枪，此刻我正丝毫不差地经历着这一过程，先是惊骇然后愤怒。“我并没有密切注意那些报道，自然无法理解你所说的重要性。”我回答说，“我的隐私遭受侵犯，还有什么好理解的？”

“金兰案和黛安·布雷案引起极大关注，可是远远不及这次。谋杀对象可是你。”他说，“你大概还没看今天的《华盛顿邮报》吧。”

我激动地瞪着他。

“头版刊登了他被送往东区医院前躺在担架上的照片，毛茸茸的肩膀从床单下露出来，活像只长毛狗，当然，脸被绷带盖住了，不过还是能看出他长得有多丑。至于那些小报，你应该可以想象，大标题净是狼人现身里士满、美女与野兽之类。”他憎恶地说，仿佛这类夸张的报道是猥亵淫秽的，我则成了唤起他和妻子亲热的不堪景象的罪人。我能想象他穿着袜子做爱的情景。我想他可能认为性是一种羞耻，是他崇高的自我用来检视他人道德的基本准则。据说在公共洗手间，他总是避免当着人使用小便池或马桶。他还有洗手强迫症。他端坐在那里说着尚多内的入侵造成我的隐私受侵害，我脑中则飞快闪过这些念头。

“我房子的照片是不是也刊登出来了？”我必须知道这一点，“昨晚我离家时有几个摄影记者守在那里。”

“我只知道今天早上有几架直升机在那里盘旋。别人告诉我的。”他回答。这让我顿时怀疑他又去了我的住处，亲眼看见了这个场景。“航拍，”他望着窗外的飘雪，“我想这天气对他们多少有些妨碍。有好几辆车在警卫大门口被堵，包括媒体和一些好奇的民众。你上泽纳医生这里住倒是好事。事情的发展真是有意思。”他停顿片刻，再次扭头盯着河面。一群加拿大雁盘旋着，仿佛在等着高塔里传来号令。“照理说，我应该建议你等这案子开庭后再回——”

“开庭后？”我打断他。

“我是说，如果案子是由本地法庭审理的话。”他开始透露另一个信息，我自然想到这必定和审理地点的更改有关。

“你是说这案子可能会交给别的法院审理？”我稍加解读，“还有，‘照理说’又是什么意思？”

“我正要解释。马里诺接到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个电话。”

“今天早上吗？这就是案情的进展？”我极其困惑，“怎么扯上纽约了？”

“几小时前的事。”他继续说，“性犯罪调查处的头儿，一个名叫杰米·博格的女人——名字够古怪的。你大概听说过这人吧，说不定彼此还认识呢。”

“没见过面，”我回答，“但听说过。”

“两年前的十二月五日，星期五，在纽约，”赖特继续说，“有人发现一名二十八岁黑人女性的尸体，就在上东区第二大道和第七十七街一带的公寓里。她是一名电视气象播报员，哦，财经台的。不知道你听说过这案子没有？”

我不情愿地搜索着记忆。

“那天早上她没去摄影棚，打电话到她家也没人接。这位受害者——”赖特从后裤兜掏出一个袖珍皮面记事本翻看，“名叫苏珊·普雷斯。尸体躺在卧室床边的地毯上，腰部以上的衣服被撕烂，脸部和头部遭到重击，就像坠机事故中的遇难者。”他说着抬起头看我，“这句是转述，‘坠机’这比喻是博格对马里诺说的。你以前是怎么形容的？记不记得有个案子，一群醉酒青少年驾着辆小卡车飙车，其中一个把半个身体探向车窗外，结果不幸撞上—棵树？”

“扁陷，”我听着，懒懒地回答，“脸部由于剧烈撞击而凹陷，比如坠机或高空坠落的案例中脸部先着地的情形。你说两年前？”我的思绪开始飞驰，“怎么可能？”

“血腥的细节我就不多说了。”他继续翻看笔记，“重点是她身上有许多咬痕，双手双腿都有，血迹上还黏附着奇怪的浅色长毛，起初被当作了动物毛发，安哥拉长毛猫之类的。”他抬头看我，“你在发呆。”

我们一直都认为尚多内抵达美国的第一站是里士满。支持这个假设的唯一理由是，我们认定他经年蛰居于他那巴黎家族豪宅的地窖，像钟楼怪人那般。我们还认定他是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乘船而来，这艘船上还载了他弟弟的尸体。难道这点也错了？我向赖特提出疑问。

“你应该清楚国际刑警的推论。”他说。

“他们认为他利用化名上了‘天狼星号’。”我开始回想，“十二月初那艘货轮在里士满一靠岸，就有个叫帕斯卡的人下了船前往机场，据称是应家族急召要回法国。”我复述着上周杰伊·塔利在里昂国际刑警总部所做的简报内容，“可是没有任何人目睹他上飞机，他们便推测帕斯卡就是尚多内，他哪儿都没去，一直藏在里士满伺机犯案。依你的说法，他在美国进出自如，我们根本无从知道他什么时候来过、待了多久，那什么说法都靠不住了。”

“的确，很多推论势必得推翻。我说这话可没有针对国际刑警或哪个人的意思。”赖特再次跷起腿，不知为何一脸愉悦。

“这个叫帕斯卡的，有谁见过他吗？”

赖特并不清楚，但他猜测无论帕斯卡是谁——假设此人真的存在——必然只是尚多内犯罪家族的一个小卒。“又一个用化名的家伙，也许是集装箱里那名死者，也就是尚多内的弟弟托马斯·尚多内的同伙。至于托马斯参与家族事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博格得知尚多内落网的消息和他的犯罪记录，就打电话过来了？”我说。

“没错，尤其关注他的作案模式。她说苏珊·普雷斯案一直烦扰着她。她急于进行DNA比对，至于精液采样和分析报告显然早在两年前便有了。”

“这么说苏珊案的精液采样已经做了化验。”我思索着，暗暗惊讶。就我所知，化验室工作量繁重、财力单薄，除非有嫌疑人的样本可供比对，否则通常不会进行DNA分析，在缺乏可供筛检的庞大数据库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而一九九七年纽约的数据库尚未建立。“当初他们是否锁定了某个嫌疑人？”我问。

“我想他们心里多少有个底。”赖特回答，“我只知道他们握有分析报告，我们得立刻将尚多内的DNA采样送到纽约的法医办公室去，事实上它已经上路了。简言之，我们必须在本地法院传唤尚多内之前确认两份DNA是否吻合。所幸我们有优势，他伤了眼睛，还得住院疗养一阵。”他说，好像我跟这事毫无关联似的，“这有点像你常提及的黄金时间，人受到重创后进行救治的最佳时机。这几天就是我们的黄金时间，我们必须尽快完成DNA比对，确认尚多内是否为两年前在纽约犯案的那个家伙。”

赖特有个恼人的习惯，总喜欢重复我说过的话，仿佛只要谈点逸事就能让他变成消息灵通的人士。“咬痕呢？”我问，“有没有相关报告？尚多内的齿列很特殊。”

“你知道，凯，”他说，“我手头的信息实在有限。”

此言不虚。我只想让他说真话，说出来找我的真正原因。“要是DNA比对结果证明就是尚多内呢？你说必须在本地法院传唤他以前确定，为什么？”这些问题只是客套话，答案其实我已知道，“你不希望他在本地被起诉，而是想把他送到纽约去，让他先在那里受审。”

他回避我的目光。

“为什么要这么做，布弗德？”我继续追问，愈加肯定这是他此行的目的，“好落得轻松？好把他送去莱克斯岛，摆脱他？这怎么还本地受害者一个公道？我们就把话挑明吧，布弗德，如果他在纽约以一级谋杀罪名被判刑，你就不会再起诉他，对吧？”

他用一贯的真挚眼神望着我。“你的邻居一向都很尊重你。”他这话让我大吃一惊。

“一向？”我像被泼了冷水似的心生警觉。“现在不是了？”

“我只想告诉你，我非常理解你的感受。以你和那些女性受害人的悲惨遭遇而论，他就算死一百次都不足——”

“这混账侵犯了我却就这么逃脱？”我急躁地打断他，心底非常痛楚，被排拒的痛楚，被弃绝的痛楚，“照你这么说，他对那些无辜女性所做的一切也就这么一笔勾销，是吗？”

“纽约有死刑。”他说。

“天哪。”我嫌恶地大叫，狠狠瞪着他，眼神就像我小时候用来取火燃烧纸张和枯叶的放大镜的聚光焦点那般炽烈，“他们什么时候判过？”他很清楚答案，曼哈顿从来就没人被判过死刑。

“就算在弗吉尼亚，也没人敢保证一定会判死刑，”赖特言之凿凿，“毕竟被告并非美国公民，而且患有怪病，还是畸形什么的。他会不会说英语，都还不确定呢。”

“他敲我的门时说的肯定是英语。”

“不管怎样，他很可能以精神异常为由脱罪。”

“这就取决于检察官的辩护技巧了，布弗德。”

赖特眨眨眼，紧咬牙关，这一反应很像好莱坞电影里的蹩脚会计师——衣服扣子通通扣上，戴着小边框眼镜——忽然闻到刺鼻怪味时的表情。

“你和博格谈过了吗？”我问他，“应该谈过了吧。你不可能擅自作此决定，你们必然已达成协议。”

“我们有过一番讨论。我也承受着压力，凯。说真的，你得多多体谅才是。别的不说，他是法国人，你能想象一旦我们决定处决一个法国公民，那边的政府会如何反应吗？”

“天哪，”我脱口而出，“整件事的重点不在死刑，而在于让犯罪者受罚。你知道我对死刑的态度，布弗德。随着年龄增长，我越发反对死刑。但他必须为他在弗吉尼亚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

赖特一言不发，凝视着窗外。

“这么说，你和博格达成协议：如果DNA比对结果一致，尚多内就交由曼哈顿处理。”我总结道。

“想想看，如果审判地点一定要变更，那变更为纽约可以说是最好的结果。”赖特又那样看着我。“况且你清楚得很，鉴于媒体压力，这案子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里士满审理。说不定我们得全部转移到某个偏僻的地方法庭，你愿意在那儿连续煎熬几星期甚至几个月？”

“言之有理。”我起身拿火钳捅柴火，热气扑面，火星有如大群受惊的椋鸟沿着烟囱往上飞窜。“上天如何忍见生灵受苦。”我用右手臂猛力捅着，像是想把火焰置于死地，然后满脸通红地坐回摇椅，一时间很想哭。我太了解创伤后的压力综合征是怎么回事，清楚自己正受其折磨。我成了惊弓之鸟，又焦灼不堪。刚才打开的一个本地古典音乐电台播放着帕赫贝尔的乐曲，令我莫名地陷入哀伤，埋头哭起来。我太清楚这些症状了。我猛吞口水，试图平静下来。赖特默默看着我，神情中流露出贵族特有的忧伤疲惫，像是正在追忆某场激战的李将军。

“我该怎么办？”我说，“继续过我的生活，就当从来没接触过这些惨绝人寰的案子，从来不曾替受害者验尸，从未遭到他的入侵、受到生命威胁？要是他改在纽约受审，布弗德，我又成了什么？”

“这得问博格小姐。”他回答说。

“俎上肉。”这是我常用的字眼，专指那些没能得到法律保护的受害者。若按赖特所说，我即将成为俎上肉——在纽约，尚多内不会因在里士满对我所做的一切遭起诉；更荒谬的是，他无须为在此地犯下的所有罪行付出相应代价。“你这么做等于把这城市送入狼口。”我对他说。

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明白我话中有话，明白里士满已饱受尚多内这头狼的蹂躏。从在法国展开杀戮以来，他一直遵循同一个作案模式：在现场留纸条，上签“Le Loup-Garou”，即“狼人”。如今，为这城市所有受害者讨公道的任务即将落到他人头上，而更糟的是，或许根本无公道可言。那么犯罪者何惧之有？还有什么罪行不会发生？

“如果法国政府决定引渡他，”我逼问赖特，“而纽约又答应了呢？”

“我们可以罗列出一长串‘如果’，一直讨论到太阳从西边出来为止。”他说。

我瞪着他，难掩憎恶。

“要保持客观，凯，”赖特说着又露出他那做作的难过神情，“别把这案子变成你的个人战场。我们的目的是让这混账停止犯罪，至于由谁来实现并不重要。”

我站了起来。“当然重要，怎么不重要？！”我对他说，“你真是个懦夫，布弗德。”我说着转身离开客厅。

几分钟后，我在卧室里透过紧闭的房门听见安娜送赖特出门。显然他和她谈了一会儿，不知道他怎么说我的。我坐在床沿茫然无措，这辈子从不曾感觉如此孤单、恐惧。不久走廊里传来安娜的脚步声，我才稍稍松了口气。她轻叩房门。

“请进。”我颤着声音说。

她站在门口望着我，我感觉自己像个柔弱无助又傻气的孩子。“我骂了赖特，”我对她说，“虽然说的是实话。我不该叫他懦夫。”

“他认为你目前情绪不太稳定，”她说，“他很关心你。还有，以我们家乡的说法，他实在是ein Mann ohne Ruckgrat，意思是没骨气的男人。”她说着淡淡一笑。

“安娜，我并非情绪不稳定。”

“有温暖的炉火可以享受，何必在这里挨冻呢？”她说。

她想和我长谈。“好吧，”我妥协了，“你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