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碰过。硬纸夹上唯一可以辨识的指纹是我的。

上面有一些污渍——此外还有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东西。我惊讶到完全忘记我来找范德的理由。

他用激光翻来覆去地照那个夹子，硬纸发亮，有如夜空中的小星星。

“太不可思议！”这是他第三次表示惊讶。

“那些东西一定是从我手上来的。”我难以置信地说，“温格戴了手套，贝蒂也是。”

范德打开头上的灯，然后大摇其头：“如果你是男人，我会建议警察把你带回去问话。”

“我也不能怪你。”

他脸色凝重。“重新想一想你今早做了些什么，凯。我们必须确定这些残留的物质是从你那里来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可能要重新考虑对那些勒杀案和发光物质所作的假设——”

“不，”我插口道，“不可能是我把那些物质留在尸体上，尼尔斯。我在验尸时一直戴着手套。当温格发现采证袋时，我脱了手套，我是光着手碰那个硬纸夹。”

他坚持道：“你用的发胶、化妆品呢？任何你常用的东西？”

“不可能。”我又说了一遍，“我们检查其他尸体时，并没有发现这种残余物。它只出现在这些勒杀案中。”

“有道理。”

我们想了一会儿。

“处理这些档案时，温格和贝蒂他们戴了手套？”他要百分之百确定。

“是，他们戴了，所以没有他们的指纹。”

“因此这些残余物不该是来自他们手上？”

“一定是从我这里。除非有其他人碰过。”

“有人把它放在冷冻室，你还在想这种可能性。”范德一脸怀疑，“这上面只有你的指纹，凯。”

“但那些污渍，尼尔斯。任何人都可能留下污渍。”

当然不是不可能。不过我知道他并不相信这种说法。

他问：“你上楼前在做什么？”

“检验一个撞死人后逃逸的案子。”

“然后呢？”

“然后温格拿着那个夹子过来，我立刻拿去给贝蒂。”

他轻描淡写地看了我满是血迹的罩袍一眼。“你在验尸时戴了手套。”

“当然，温格拿夹子过来时我才脱掉的，我已经解释过了……”

“手套里有一层滑石粉。”

“我不认为是滑石粉造成的。”

“可能不是，但我们可以从这点开始。”

我下楼去解剖室拿来一副同类的橡胶手套。几分钟后，范德撕开封袋，把手套内层翻出来，然后用激光去照。

一点光也没有。滑石粉没有任何反应，我们也不认为它会。过去我们从那些被杀女人的现场找了多种爽身粉，希望能找出那种发光的物质。那些以滑石粉做基底的爽身粉并没有任何反应。

范德再次将灯打开，我一边吸烟一边思考，重想从温格给我看那档案夹到我去范德办公室的每一个步骤。温格拿着采证袋进来时，我正埋首于心脏血管中。我放下手术刀，脱去手套，打开档案夹看里面的玻片样本。我走到水槽边，匆匆洗了手，用纸巾擦干。接下来我上楼去看贝蒂，我有没有碰到她检验室里的东西？我不记得我碰了。

只有一样东西值得注意。“我在楼下曾用肥皂洗手，会不会是那肥皂？”

“不太可能。”范德立刻接口，“特别是你已经冲掉了。如果你平常用那种肥皂洗手之后，还会有发光反应，那么我们每天碰过的尸体与衣服上应该到处都有那种发亮的物质。我很确定那种残余物是粉状，某种粉末。你在楼下用的是消毒剂，液体的，对不对？”

没错，但不是我那次用的；当时我太着急了，所以没有到更衣室去用水槽边的粉红色消毒剂。我去了最近的水槽，就在解剖室，那里有一个金属容器，里面放着整栋大楼通用的粗粒灰色肥皂粉。它很便宜，州政府一次买一大堆。我不知道里面的成分是什么，既没有味道也不易溶解或起泡沫，用起来好像湿沙一样。

走廊的尽头有间女盥洗室，我去那里抓了一把灰色粉末。关灯后范德再次开启激光。

肥皂发出的光宛如耀眼的白色霓虹。

“见鬼了……”

范德非常兴奋。我的感觉与他并不完全相同。我迫切地想知道我们在这些尸体上发现的残余物来自何方。但我从未想到，就是在我最无稽的幻想里，也没有想到这种物质在办公大楼的每间盥洗室里都能找到。

我还是不相信。这些残余物真是从我手上来的吗？如果不是呢？

我们着手做各种实验。

火药专家经常进行一连串检查以确定开枪的距离与弹道。范德与我做了一遍又一遍的洗手测验。我们想知道到底要冲洗到什么程度，那种残余物才不会在激光下显现。

他拿那种肥皂粉用力搓手、冲洗，然后小心地用纸巾擦干。他的手在激光下只发光了一两次。我试着重新洗手，与我在楼下的洗法完全一样。结果在台面和范德罩袍的袖子上，任何我碰到的东西上都有一些闪光。显然，我碰到的东西越多，我手上的闪光越少。

我回到女盥洗室，拿来一整咖啡杯肥皂粉，我们洗了又洗，一次又一次开灯、关灯、激光照射，最后，整个水槽区域就像入夜后从空中看到的里士满景观。

一个饶有意味的情况变得很明显：我们洗手又擦干的次数越多，闪光就越亮。我们的指甲下、手腕上、袖口上，最后我们的衣服上也有，就连我们的头发、面部，脖子，任何我们碰过的地方都有。经过四十五分钟数十次的洗手实验，范德与我在普通光下可能看起来很正常，但在激光下，我们身上好像撒满了圣诞节的小亮片。

“狗屎！”他在黑暗中大叫一声，我从来没听他说过脏话。“你看看这玩意儿，那家伙一定有洁癖。他能留下那么多残余物，一定每天洗手洗上二十次。”

“如果这种肥皂粉是我们要找的东西。”我提醒他。

“当然，当然。”

我希望楼上的检验专家能够神奇地找出答案。但我想即使是他们或任何人，都无法确定档案夹上的残余物原先来自哪里，以及那个夹子怎么会进入冷冻室。

有个焦虑的声音在心中啃噬着我。

你就是不能接受自己犯了错误。我责备自己不能面对事实：你在那采证袋上贴错了标签，而那些残余物来自你的双手。

但如果不是呢？如果这中间有险恶的隐情呢？我静静地和自己辩论。如果有人出于恶意把那采证袋放进冷冻室，如果那些发光的物质来自那个人的手，而不是我的手呢？这样的脑中对答很古怪，好像我的想象力发了狂。

到目前为止，那四个女人的尸体上都发现了相似的残余物。

我知道温格、贝蒂、范德与我都曾经碰过那个夹子。其他可能碰过的人是坦纳、埃伯格与比尔。

他的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星期一下午发生的事缓缓在我的记忆里回放，我觉得很不对劲而且毛骨悚然。在我们与埃伯格、坦纳开会时，比尔似乎很遥远。他无法正视我，就连之后他们在我的会议室看那些档案时，也是如此。

我看到那些卷宗从比尔膝上滑落，乱七八糟地跌落在地板上。坦纳很快表示要帮忙，他的善意是不经思考的反应。不过比尔捡了起来，而里面有那些剩下的标签。他与坦纳把所有文件照案子分类。要撕开一张标签滑进口袋简直太容易了……

后来埃伯格与坦纳一起离开，但比尔和我留了下来。我们在玛格丽特的办公室里谈了十到十五分钟。他深情地说，只要几杯酒和共度一个晚上，就会舒缓我的神经。

我回家前他早走了。他离开大楼时孤身一人，没有人看见他。

我把那样的景象赶出脑子，拒绝再想。这太过分了，我一定疯了，比尔绝对不会做这种事。他何必做这种事？我想不出如果他出手破坏会有什么好处。贴错标签的样本对他上庭起诉只会有坏处，他这样做不只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而已，简直就像在自杀。

你想怪在别人身上，因为你还是不承认可能是你坏了事。

这些勒杀案是我工作以来最困难的案子，我满心恐惧，怕自己太过投入。或许我已经无法理性而有条理地办事，说不定我出了纰漏而不自知。

范德说：“我们必须查出这玩意儿是由什么合成的。”

我们像谨慎的顾客，需要有一盒肥皂粉并仔细阅读它的成分。

“我去女盥洗室。”

“我去男的。”

没想到得来不易。

我在整座大楼的女盥洗室进进出出都找不到后，终于学聪明了，去找温格。他的职责之一就是装停尸间的肥皂瓶。他指点我到一楼门房的柜子里去找，那地方与我的办公室只隔几扇门。就在最上一层，一叠抹布旁边有一个灰色的大盒子，上面印着“硼砂洗手肥皂”。

主要成分就是硼砂。

我迅速查阅化学参考书，终于发现了这种肥皂粉会像节庆灯火般辉煌闪亮的原因。硼砂是硼化合物，一种结晶物质，高温时会像金属般导电。它的工业用途为制陶、特殊玻璃、洗洁剂、消毒剂、研磨剂，甚至火箭燃料。

讽刺的是全世界大部分硼砂均产自死谷。

星期五来了又去，马里诺并没有打电话来。

第二天七点钟，我在大楼后面停好车，开始不安地检查有谁已经到了停尸间。

其实毋庸多想，我就该知道。如果出事，我会是最早接到通知的人之一。所有签到的人都在我意料之中，但那种寂静好像是不祥之兆。

我驱除不了那种凶杀案再度发生、又有个女人在等我验尸的感觉。我一直在等待马里诺报恶讯的电话。

七点半范德从家中来电。

“有没有事？”他问。

“如果有，我会立刻打电话给你。”

“我会守在电话边。”

激光放在他楼上实验室的推车上，必要时可以随时推进X光间。我预定了第一个解剖桌。昨天傍晚温格把桌子擦洗得有如镜子般发亮。旁边有两个推车，上面放好了所有可能用到的手术器具，以及采集证据的盒子与装备。桌子与推车都还没人用过。

我的案子不多。有个人在费德瑞克斯过量使用可卡因致死，还有人在詹姆斯敦意外溺死。

接近中午时只有温格与我在一起，我们一步步结束今天上午的工作。

他的球鞋在湿瓷砖上发出叽嘎之声。他把拖把靠墙放好，对我说：“据说昨晚有上百名警察加班巡夜。”

我继续填写死亡证明。“希望这样能生效。”

“如果我是那家伙，就有效。”他开始冲洗血淋淋的解剖桌，“除非他疯了才会露面。有个警察告诉我，他们在街上拦下所有的人。他们看你深夜还在外面游荡就会盘查你。假如看到你的车深夜还停在外面，就记下车牌号码。”

“哪个警察？”我抬头看他。今天我们没有里士满的案子，也没有里士满的警察来这里。“哪个警察告诉你的？”

“和溺死的那个一块来的警察。”

“从詹姆斯敦来的？他怎么知道昨晚里士满发生了什么？”

温格好奇地看着我。“他的兄弟是这里的警察。”

我转过头去，不想让他看到我在生气。太多的人在讲东讲西。有个警察的兄弟刚好是里士满的警察，然后他就自自然然地告诉温格这个陌生人这些？他们还说了些什么？闲话太多了，多得数不清，就连很普通的谈话我也会听出另一番意思，接着得对任何事、任何人都开始疑神疑鬼。

温格接着说：“我觉得那家伙躲起来了。他暂时不干，等事情平静下来。”他停住，水声像敲鼓似的落在桌面。“要不然他昨晚还是杀人了，只是还没被人发现。”

我没有说话，恼怒的情绪越来越强烈。

“谁知道？”他的声音被水声淹没，“很难相信他居然还会试。照我看，太危险了。但我知道他们说的那些理论，这类凶手过了一段时间后越变越大胆。他们喜欢向人挑衅，但其实他们希望被人逮到。他们似乎无法控制自己，于是祈求别人阻止……”

“温格……”我发出警告声。

他好像没听到，又继续说：“一定是有毛病，他自己也知道。我很确定这一点。也许他希望有人能够拯救他——”

“温格！”我提高音调，猛然旋转椅子面对他。他关水的动作晚了一步，我话已出口，在那空洞静止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

“他不希望被抓！”

他的嘴唇惊讶地张开，我尖锐的反应把他吓了一跳。“嗯。我不是有意惹你生气，斯卡佩塔医生……”

“我没有生气，”我回应道，“但那类杂种并不想被人抓到，嗯？他有反社会倾向，而且很邪恶，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想做，对吗？”

安静的室内只听见他的鞋子发出低沉的声音。他缓缓从水槽里拿出海绵，开始擦拭桌子侧面，不再看我一眼。

我看着他的背影，感到无比受挫。

他只顾清洗，不再理我。

我觉得很难过。“温格？”我稍微让椅子后移，再次叫他，“温格？”他不情愿地走了过来。我轻碰他的手臂，说道：“对不起。我没有理由对你发脾气。”

“没关系。”他眼里的不安让我紧张起来。“我知道你很不好过。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都快让我发疯了，你知道。我坐在那里，心里一直在想可以帮上什么忙。你出了这么多问题，我却一点忙也帮不上。我只是希望我能帮上忙……”

原来是这样！我不仅伤害了他的感情，还让他更加担忧。他在为我担心，他知道我最近像变了一个人，紧张的神经几乎要绷裂。说不定其他人也都看出来了。消息的走漏，电脑的侵入、贴错标签的玻片标本……也许哪天我被指为无能时，没有任何人会表示惊讶。

“这种事迟早会发生，”人们会说，“她崩溃了。”

别的不说，我睡不着。即使试着放松，心神仍像关不掉的机器。它不断搅动，直到我的脑子过热，神经像高压电线般嗡嗡作响。

为了振奋露西的心情，昨晚我带她出去吃晚饭，看电影。在餐馆和戏院，我无时无刻不在等待传呼器发出呼啸，又不断检查电池有没有电。我就是无法相信会平安无事。

下午三点我口述了两个验尸报告，又解决了一叠报告。正当我要进电梯时，电话铃响了。我奔回办公室，一把抓起听筒。

是比尔。

“我们还是照原计划见面吗？”

我不能说不。“我希望能看到你，”我用言不由衷的热烈语气答道，“不过我不确定我们在一起的事还值不值得你写信回家报告。”

“我不提就是了。”

我离开了办公室。

又是阳光普照的一天，只是更炎热，大楼周围的草地好像要烤干了。开车回家的途中我听广播说，如果再不下雨，将会损害西红柿的收成。今年春天的气候变化很大，同往年不同，一连多日风大且阳光普照。忽然之间，一大片乌云像大军压境般从天边掩杀过来，阵阵闪电把城里各处的电源切断，接着大雨倾盆而下，就像对一个焦渴的人迎面泼下一桶水——水流的速度快得让人来不及喝上一口。

有时我会惊叹于天气与人生际遇的相似。我与比尔间的关系仿佛就像天气的变化。他的强势进军不是没有某种力量之美，但我想要的是温存的雨水，静静滋润我寂寞的心。我期盼今晚能看到他，但另一方面又不想见他。

他如常在五点整开车到来。

“是好事，但又是坏事。”我们在后院的阳台点火烤肉时，他说。

“坏事？”我问，“我不相信你当真的，比尔。”

太阳已西斜，气温还是很高，云层从夕阳前飘过，使得大地时暗时亮。风开始加速，空气里隐含着变化。

他用袖子擦抹额头，眨眼看我。一阵大风将枝叶吹得乱颤，一张纸巾随风在阳台上乱窜。“我说坏事的意思，凯，是他可能已离开这个区域。”

我们离开闷烧着的炭火，啜起啤酒。我不能忍受凶手已经离开这一可能性，他得待在这里。至少我们熟悉他所做的事。我担心万一他到其他城市去作案，那里的警探与法医并没有我们的经验。而以往几次区域联合侦查的案例到最后都搞砸了。警察有强烈的地盘观念，每个调查员都想由自己来拘捕要犯，而且自认为比其他人都强。有时候他们甚至觉得某个案子是属于他的。

我想我也免不了会有这种占有欲。那些被害人成了我的责任，她们对司法的唯一期望就是将凶手缉捕归案，起诉判刑。如果凶手在其他地方被捕，就可能不在这里受审。我不能忍受那种可能性。这些在里士满惨遭杀害的女人结果只算凶手的习作、他的热身运动，她们的死一无价值，而我的努力也变得毫无意义。

比尔在炭上浇了更多助燃剂，然后离开火，看着我。他的脸热得发红。“你的电脑怎么样？”他问，“有没有进展？”

我迟疑了一下。我没有顾左右而言他的必要。比尔知道得很清楚，我没有遵照埃伯格的指示改变密码，或采取任何处置来“保卫”我的资料。上星期一比尔就站在我旁边，看我将电脑设定在响应模式又开了回显，好像在邀请那个侵入者再度光临。我的意图也正是如此。

“不像有人进去过，如果你是问这个。”

“有意思，”他在深思，又喝了一大口啤酒，“不过却没道理。你不是认为这个人是想获得洛丽·彼得森的资料吗？”

“不在电脑里面。”我提醒他，“这些案子还在侦查期间，我们不会输入新的数据。”

“所以这个案子不在电脑里。但除非她去查，否则她怎么会知道？”

“她？”

“她，他……不论是谁。”

“她——他——不论是谁第一次去查的时候，都没有拿到洛丽的资料。”

“但仍旧没道理，凯。”他坚持，“其实说起来，那个人上次去查就很奇怪。任何对电脑的数据输入有点了解的人都不会那样做。他会想到星期六刚刚验尸，数据不会在星期一就已输入办公室的电脑。”

“不去试，不会有结果。”我喃喃地说。

比尔在一旁显得很焦躁。夜色怡人，但我就是不能放松。

足足有一英寸厚的牛排在厨房里腌着，桌面上有瓶红酒在等着。露西正动手做色拉。她母亲及其插画家丈夫不知跑去了哪里，音信全无，但露西的心情很不错，好像十分满意。在她的幻想里，她开始相信她永远不需要离开这里，并且表示如果鲍尔斯先生与我结婚，那该有多好。她的想法让我很不安。

迟早我得戳破她的美梦，逼迫她回到冰冷的现实：她母亲回到迈阿密后她就得回家，而比尔与我永远不会结婚。

我开始仔细观察他的行径，像我们初识时一般。他正在沉思，两眼瞪着炭火，双手不经心地握住啤酒罐，手臂和腿上的汗毛像阳光下的花粉。我们之间隔着一层热气与烟雾，这情形仿佛是我们渐行渐远的象征。

为什么他太太用他的枪自杀？只是因为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吗？或是她想借此惩罚他那不为人知的罪恶？

他太太坐在床上，一枪射进自己的胸膛。那个星期一早上，他们做过爱，但就在几小时甚至数十分钟后，她扣了扳机。她的采样里测出精子。我在现场检查她时，还可以在她身上闻到那股气味。比尔离家工作时，他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凯……”

我涣散的眼神逐渐集中。比尔在瞪着我。“你的心去了哪里？”他问，一条手臂围住我的腰，他的呼气喷上我的脸颊，“我也可以去吗？”

“我只是在思考。”

“想什么？不要告诉我你还在想办公室……”

我说了出来。“比尔，那天你、坦纳与埃伯格在看的那些档案里，有个案子少了些文件……”

他抚摸我后背的手停了下来。我可以感到他的手指在愤怒地加压。“什么文件？”

“我并不确定。”我紧张地回答。我不敢说得太清楚，不敢提在洛丽·彼得森的卷宗里丢了些采证时用的标签。“我只是想知道，你有没有刚好注意到有人无意间捡到——”

他突然抽手，抱怨脱口而出：“哼，今晚你就不能不去想那些该死的案子吗？”

“比尔……”

“够了，可以吗？”他将双手插进短裤口袋，不看我，“上帝！凯，你要逼得我发疯。她们死了，那些女人死了，死透了，但你和我还活着。人生得继续向前，至少理论上如此，如果你还继续日日夜夜放不开这些案子，迟早会遭殃，我们都会有事。”

但整个晚上，当比尔与露西在饭桌上闲谈时，我的耳朵一直专注在电话上面。我期待它会响，我等着马里诺打来。

清晨，铃声响起时，大雨敲打着房子。我睡得很不安稳，断断续续的梦充满焦虑。

我摸索着拿起听筒。

没人应答。

“喂？”我打开灯，又问了一遍。

有电视在那一端低声播放。我可以听到有人说话，但听不清楚。我心头一紧，憎厌地摔下电话。

星期一午后时分，我看到了楼上法庭检验专家的初步报告。

他们将这些勒杀案列为优先处理级，其他案子的检验，像量血液酒精浓度、毒品、镇静剂等都排在后面。我派了四个高手专门检查那些发亮物质的成分——在城里公厕到处可见的廉价肥皂粉。

初步检查并没有令人特别兴奋之处。目前为止，我们甚至不能对手上已有的样本，即大楼里用的硼砂肥皂得出任何定论。它含有约百分之二十五不起化学反应的研磨剂，其他百分之七十五则是硼酸盐。这些是工厂的化学专家告诉我们的。硼酸盐、碳酸盐和硝酸盐在电子显微镜下只是盐，分不出有何不同。那种发光物质也是如此，它看起来是盐。这种结果就等于是说某种东西含有铅一样，说了也是白说，因为铅无所不在。我们在测枪火残余物时从不测定铅，即使有也不能代表任何事。

换句话说，那些发光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硼砂。

我们在那些死去的女人身上发现的东西可能是其他物质，或许是用来制造肥料、火药的硝酸盐，或者是用来冲洗照片的碳酸结晶。从理论上说，那个凶手可能在暗房、温室、农场工作。有多少物质包含盐？只有上帝知道。

范德在用激光测试一些盐类，看它们会不会发光，这样我们可以很快排除不发光的物质。

同时，我自有想法。我想知道除了我们的部门，在里士满大都会区还有谁购买硼砂肥皂。于是我打电话去找新泽西州的代理商。秘书把我转给推销员，推销员把我转给会计师，再转给数据处理，再转给公关，又转回会计。

他们有一番套话要说。

“我们的顾客名单是机密，我不能公开。你是作哪种检查的？”

“法医。”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我是斯卡佩塔医生，弗吉尼亚州的首席法医。”

“噢。你有医生执照，那么——”

“不，我们是检验死因的。”

停了一会儿。“你是验尸官？”

再多加解释也无益。不，我不是验尸官。验尸官是经选举产生的官员，他们通常不是法庭病理学家。在某些州，即使是加油站的管理员一样可以被选为验尸官。不加解释的结果反而更糟。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有人觉得硼砂肥皂会致命？不可能。据我所知，它没有毒性，绝对没有。我们从来没有那类问题。有人误吃了吗？我请我们的老板和你说话……”

我解释道，在硼砂肥皂里可能含有一种在几个谋杀案中出现的物质，但这种清洁剂与那些死亡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对肥皂可能的毒性完全不感兴趣。我告诉他，我可以拿到法庭的强制令要他们提供资料，但那只是浪费他和我的时间。我听到他走向电脑时钥匙摇动的声音。

“我想你会希望我把单子送过去。这里共有七十五个名字，里士满的顾客。”

“嗯，如果你可以尽快把名单送来，我会非常感谢。但如果可能，请你就在电话里念给我听。”

他老大不情愿地做了。除了车辆管理局、中央供应中心和我们部门，大多数公司我都不知道。整体而言，他们包括一万余名雇员，从法官、公共辩护人、检察官到全部警察局、州与市政府管车辆的技师。在这么多人之中，有一个有洁癖的无名先生。

三点多时，我手拿一杯咖啡走回我的办公桌。罗丝按铃叫我，她转了电话过来。

“她死了好一阵了。”马里诺说。

我抓过公文包夺门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