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位于弗吉尼亚州匡提科市的联邦调查局训练中心是由玻璃与红砖组成的建筑。我永远忘不了几年前在那里的情形，早上总是被机枪声吵醒，一不小心走错方向，便差点被迎面而来的坦克轧死。

周五早上，本顿·韦斯利与我们约好见面。我到达时，马里诺已在水池边等候。我跟着他前往新大楼，他走一步，我得走两步才赶得上。大楼前厅非常宽阔，光线充足，像一个高级旅馆，所以得了个绰号叫“匡提科希尔顿”。马里诺在前台交出手枪，把我们两人的资料登记好。在我们佩戴来宾证的同时，前台职员通知韦斯利，说我们已经完成了安检手续。

这里像个迷官，由许多玻璃走廊连接各区的办公室、教室和实验室。从一栋大楼到另外一栋大楼，完全不需要经过室外。不管我来得多频繁，总是会迷路。马里诺似乎知道方向，于是我亦步亦趋地跟着他，看着一群群以颜色区分身份的学员与我们擦肩而过。红色衬衫加卡其裤的是警察；灰色上衣、黑色裤子塞入锃亮长靴的是缉毒组新探员，他们的学长则穿全黑制服；联邦调查局新探员穿蓝色上衣、卡其长裤；最精锐的人质组一身白色。这些学员不管男女，每个人的身材都适中，仪容也极为整齐。我可以嗅出他们军人般的气质，还有一股擦枪剂的味道。

我们走进电梯，马里诺按下标有LL的按钮（大家都戏称LL代表LowLow，最低阶层）。那是地下六十英尺深的地方，即室内射击室底下的第二层楼。我认为训练中心把“行为科学组”放在这样接近地狱的地方相当合理。行为科学组是新的名称，从前里面的工作人员都被称为犯罪研究探员（Criminal Investigative Agents），简称CIA，与中央情报局一样，容易搞混。现在名字虽是新的，工作内容却没改变。他们永远在研究变态杀人狂——那些专以给别人造成极端痛苦为乐的魔鬼。

出了电梯，我们走进一条土褐色长廊，又走进一个土褐色办公室。韦斯利出现了，领我们进入里面的一间会议室。罗伊·汉诺威尔已经坐在长桌的一端。这名纤维专家总不记得我是谁，每回他伸手，我都要再自我介绍一次。

“哦，是的，斯卡佩塔医生，你好吗？”每回他都这么问候。

韦斯利关上门。马里诺东张西望，因找不到烟灰缸而唠叨，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可乐罐代替。我抑制住也想从袋子里拿烟的欲望，训练中心就像护理中心一样没有烟味。

韦斯利白衬衫的背部都皱了，双眼疲惫地看了看资料夹里的文件，然后直奔主题。

“斯德琳·哈博的案子有没有新进展？”他问。

昨天我看过她的组织片，对发现的东西并不感到意外，但无助于我了解她猝死的原因。

“她有慢性骨髓性白血病。”我回答。

韦斯利抬头。“是死因吗？”

“不是。事实上，我不确定她知道自己有这种病。”

“奇怪，”汉诺威尔说，“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得了白血病？”

“白血病的发作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我向他们解释，“有些症状非常温和，像夜间盗汗、疲倦、体重减轻。说不定一段时间前，医生已经诊断她患了这种病，而一切都在控制中。总之，她的生命尚未遭受威胁，白血球也还没增加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也没有出现任何严重感染的情形。”

汉诺威尔有些困惑。“那她到底是怎么死的？”

“不知道。”我坦承。

“药物中毒？”韦斯利一面做笔记一面问。

“药物组已经开始第二轮测试，”我回答，“初步调查显示零点三的酒精浓度。此外，她的血液中含有类似吗啡的右旋美沙芬，是普通止咳药的成分。我们在她家楼上的浴室洗手台上找到一瓶止咳药，里面还剩下一半。”

“所以不是止咳药害的。”韦斯利自言自语道。

“喝掉一整瓶也无害。”我告诉他，又加了一句，“这的确很难理解。”

“一有新发现立刻通知我，好吗？让我知道她究竟是怎么回事。”韦斯利又翻了几页笔记，开始计划中的下一步，“罗伊研究过贝丽尔凶案的纤维，我们现在就开始讨论这一部分，之后，”他抬眼看着我们，“我要和你们谈另外一件事。”

韦斯利看起来有些沉重，我感觉他这次召集我们的理由不会让我们太高兴。汉诺威尔的表现刚好相反，还是那副镇定自若的样子。他的头发、眉毛、眼睛全是灰色，甚至连西装都是，如此平静又如此平淡的颜色，让我不禁怀疑他有没有血压。

汉诺威尔简洁有力地开场：“斯卡佩塔医生，你们要求我做的纤维调查，除了一项例外，并没有呈现意外的结果。没有特别的色素，横切面也没有任何不寻常的形状。我的结论是六根尼龙纤维来自六种不同的物件，和你们里士满的检测人员说的一样。还有，其中四种与车上的地毯材料吻合。”

“怎么看出来的？”马里诺问。

“尼龙沙发布和地毯在阳光和高温下都容易退色，”汉诺威尔说，“如果事先不经过金属色素染色，也就是抗紫外线与抗热处理，车上的地毯会在短时间内退色。我以X射线荧光检测后，发现有四种纤维含有金属成分。我不能断言那四种纤维来自车内地毯，可两种材料的确是吻合的。”

“有没有办法查出是什么车的地毯？”马里诺问。

“恐怕没办法。”汉诺威尔回答，“除非这几种纤维很特别，有可能追查到专利厂商，否则一定徒劳无功，尤其是日本制造的汽车。我以丰田汽车为例，地毯的前身是小珠子，这些珠子是从美国出口到日本的。日本人将珠子纺成纤维纱，运回美国织成地毯，送回日本加装到车内，再将汽车运回美国来卖。”

他越说希望越渺茫。

“就算是美国本土生产的车，也令人头痛。比如克莱斯勒，它可能会向三个不同的供应商订购同一种颜色的地毯。汽车生产到一半，可能又会更换供应商。假设你和我都开一九八七年款黑色的克莱斯勒男爵，内饰都是枣红色，但我车上地毯的制造商可能与你的不同。所以，这次纤维调查的唯一发现，就是它们来自不同的物件，其中四根可能来自车上地毯。所有纤维的颜色和横切面都不同，有的材料是烯烃类，有的是戴诺，有的是丙烯酸棉，五花八门，非常奇怪。”

“很显然，”韦斯利判断道，“凶手的职业或环境会使他接触到不同种类的地毯。还有，他杀害贝丽尔·麦迪逊时穿的衣服布料容易使纤维附着在身上毛料、灯芯绒、法兰绒属于这种布料，但我们没找到任何毛纤维或染色棉纤维。”

“戴诺纤维呢？”我问。

“通常拿来做女人的职业装，有时也用来生产假发、假皮衣。”汉诺威尔答复。

“是，但不全然是。”我说，“以戴诺纤维制成的衬衫或长裤会像多元酯一样容易引起静电，使东西容易附着，这样就可以解释凶手身上为什么带有这么多纤维。”

“有可能。”汉诺威尔答道。

“说不定那畜生戴假发。”马里诺提议道，“我们知道是贝丽尔让他进门的，也就是说她不觉得来人很危险。如果敲门的看起来是女人，大多数妇女都不会感到害怕。”

“你是说男扮女装？”韦斯利说。

“说不定，”马里诺回答，“有些扮相还真迷人，连我都看不出来，除非走近仔细观察他们的脸蛋。”

“如果凶手是个变装者，”我说，“又怎么解释那些附着在他身上的纤维？假使那些纤维来自他的工作场合，他不可能在工作时男扮女驻”

“或许他是男扮女装的‘妓女’，”马里诺说，“整晚进出别人的汽车，或在汽车旅馆铺有地毯的房间来来去去。”

“那么他选择的对象不应该是贝丽尔。”我说。

“对，可这就能解释他为什么没有留下精液。”马里诺说，“男扮女装者、男同性恋者通常都不会强暴女人。”

“他们通常也不会谋杀女人。”我说。

“我最先提到，纤维调查结果有一项例外，”汉诺威尔瞄了一眼手表，“就是令你好奇的那根橘色纤维。”他灰色的眼睛注视着我。

“三叶形的那根。”我回想起来。

“是的。”汉诺威尔点头，“是很少见的形状，制成这种形状的主要目的是隐藏灰尘与分散光线。据我所知，七十年代末出产的普利茅斯汽车上有三叶形纤维所制的地毯，其横切面和贝丽尔一案的那根一样。”

“但我们找到的纤维是丙烯酸棉，”我提醒他，“不是尼龙。”

“你说对了，斯卡佩塔医生。”他说，“我那么说，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背景，凸显出那根纤维的罕见性。它是丙烯酸棉，又是鲜橘色，鲜橘色永远不会出现在汽车的地毯上。因此，我们可以排除几种可能的出处，包括七十年代末的普利茅斯汽车，甚至你能想到的任何一种汽车。”

“那么，你过去从未见过类似的橘色纤维？”马里诺问道。

“我现在就要对你们说这个。”汉诺威尔略显迟疑。

韦斯利替他说道：“去年我们见过和这根橘色纤维完全一样的纤维，来自雅典的一桩劫机案。罗伊受托研究那架波音747在希腊雅典被劫后留下的遗物证据。我相信你们都记得那桩案子。”

屋子里一片沉默，连马里诺都一时说不出话。

韦斯利继续说着，双眼因困境而黯淡下来。“劫机者杀了两名美国军人，将他们的尸体丢出机外。二十四岁的切特·拉姆西是第一个被抛出来的人，橘色的纤维沾在他左耳的血上。”

“纤维来自机舱内的装潢吗？”我问。

“不像。”汉诺威尔答道，“我将纤维与地毯、坐椅、上方行李柜存放的毯子一一比较，没有一样相符。拉姆西应该不是从飞机以外的地方沾上纤维，因为纤维附着在湿血上，表明是在出血后立即沾上，所以纤维有可能是从恐怖分子身上转移而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纤维出自机上其他旅客，假设如此，那么带纤维的旅客应该在拉姆西受伤后碰过他。可据目击者描述，没有旅客接近过他。恐怖分子将拉姆西带离其他乘客来到飞机前面，在那里殴打并枪杀他，然后拿机上的毛毯包裹住尸体，扔到跑道上。那条毛毯是土黄色的。”

马里诺不顾一切地问道：“请说明一下希腊的劫机与两个作家在弗吉尼亚州被杀有什么关系？”

“一样的纤维。”汉诺威尔答道，“我并不是说劫机案和贝丽尔·麦迪逊一案有直接关系，但那根纤维相当稀有，所以我们必须考虑两案之间可能有交叉点。”

不是可能，是一定。一定有交叉点，人、地、物，必然是三者之一，我思索着，并渐渐想起劫机案的细节。

“办案人员始终没机会盘问恐怖分子，其中两个死了，另外两个依然逍遥法外。”我说。

韦斯利点头。

“那些人真的是恐怖分子，本顿？”我问。

他停顿片刻才开口：“我们一直无法证明他们和任何恐怖组织有关联，但认为他们的行动是一项反美宣言。飞机是美国的，机上有三分之一的乘客是美国籍。”

“劫机者穿什么衣服？”我问。

“平民服装，长裤，开襟上衣，没什么特别的。”

“两名死亡的劫机者身上没发现其他橘色纤维？”我问。

“我们不知道，”汉诺威尔答复，“他们在跑道上被杀，我们来不及要求将他们与遇难的美军一起运回接受检验。很不幸，我只拿到希腊当局的纤维报告，无法亲自检查劫机者的衣物，显然错过了很多线索。不过，就算从两名死亡劫机者身上捜集到一两根橘色纤维，恐怕也无法推测其出处。”

“什么？你是说一个逃走的劫机犯现在在弗吉尼亚杀了人？”马里诺语气强烈地问道。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彼得。”韦斯利说，“即使听起来很荒谬。”

“无法证明那四个劫机犯与任何恐怖组织有关，”我回想道，“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和目的，只知道其中两人是黎巴嫩人，另外两个逃走的可能是希腊人。如果我没记错，当时政府当局曾经怀疑他们的真正目标是美国大使，他原本预定与家人搭乘那班飞机回国度假。”

“没错，”韦斯利说，“美国驻法大使馆在那之前几天遭到炸弹攻击，于是大使秘密改变了旅行计划，但订位依旧保留。”

他瞥了我一眼，手上的墨水笔轻敲着指关节，又说：“劫机者也有可能是受雇的职业杀手小组。”

“够了！够了！”马里诺不耐烦地回到主题，“我们也怀疑贝丽尔·麦迪逊和盖瑞·哈博的命案可能是职业杀手千的，从案情分析，的确像是职业杀手所为。”

“我认为应该继续追踪橘色纤维的出处。”我立刻表示，“也该更注意斯巴拉辛诺，看看他与那位原是劫机者目标的大使有没有任何关系。”

韦斯利没有搭腔。马里诺正拿着随身小刀修指甲。

汉诺威尔看看大家，觉得我们似乎都没问题要问他了，便告辞离去。

马里诺又点燃一根烟。“这种做法是白费工夫，”他喷出一口烟，“根本说不通！为什么需要雇请国际杀手去袭击一个浪漫女作家和一个过气的小说家？”

“很难说，”韦斯利说，“要视谁与谁有关系而定。妈的，要视很多情况而定，彼得。什么都一样。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尽力研究证物而已。说到这里，我要向你们提议程的下一步，杰布·普瑞斯。”

“他已经被释放了。”马里诺说。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什么时候？”韦斯利问。

“昨天。保释金五万。”

“请问，他是怎么办到的？”马里诺没告诉我这件事，我相当气愤。

“别发火，医生。”他说。

我知道申请保释出狱有三种方法：签下私人具结书，交付现金或以财产抵押，或由保释经纪人出面保释，但经纪人要收取百分之十的服务费，还要一个保证人签名承担责任，一旦当事人逃走，他还有地方讨债。马里诺说杰布·普瑞斯采取的是第三种方法。

“我想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我重复了一遍，取出香烟，把可乐罐移近一些。

“我只知道他打电话给律师，律师替他开了一个银行账户，再把存折寄到好运之家。”马里诺说。

“好运之家？”

“对，‘好运之家保证经纪公司’，位于第七街，离监狱只隔一条街，真方便。”马里诺答道，“查理·洛克开的，相当于嫌疑人的专用当铺，外号叫‘当，就走’。查理和我认识很久了，我们偶尔会在一起喝喝酒，讲讲笑话。有时他会透露一点什么，有时又守口如瓶。不巧这次他决定守口如瓶，不管我怎么挖，他就是不肯告诉我普瑞斯的律师是谁。但我觉得那律师不是当地人。”

“普瑞斯显然认识一些有势力的人。”我说。

“显然。”韦斯利同意。

“他什么都没招供？”我问。

“他有权保持沉默。他还真彻底地行使了这项权利。”马里诺说。

“有没有调查过他的那些武器？”韦斯利再次记笔记，“登记过吗？”

马里诺说：“都登记在他名下。他居然还有携带强力武器的执照，六年前由一个北弗吉尼亚州的老法官签发的，那个老法官已经退休，搬到南方去了。普瑞斯的执照申请书上显示他未婚，在华盛顿特区一家名为‘芬克斯坦’的金银交易中心工作。‘芬克斯坦’现在已经关了。”

“监理处有没有他的资料？”韦斯利继续写着。

“没有任何罚单，名下有一辆一九八九年的宝马，住址位于华盛顿特区都旁街的一处公寓，但他去年冬天就搬走了。房东找出了他的租房合同，工作栏上写的是自由职业。我还在追踪，最近会请国税局将他过去五年的纳税资料调出来。”

“他会不会是私家侦探？”我问。

“至少没有在华盛顿特区登记。”马里诺答道。

韦斯利抬起头看着我：“他受人雇用，只是我们不知道雇用目的何在。他的行动失败了，幕后指使者必定会再试一次，我不希望下回再让你碰上，凯。”

“如果我说我也不想碰上，你们会相信吗？”

“我的意思是，”他突然像一个严肃的父亲，“我希望你避免一切可能让自己陷入危险的情况，比如，我认为你最好不要在大楼无人的时候工作。我不光是指周末，平常也不要工作到晚上六七点，那时大家都回家了，只身一人走到黑暗的停车场是非常危险的。最好在五点钟离开，同事才能照应你。”

“我会记住。”

“如果一定要加班，凯，至少打电话请警卫陪你走到车上。”韦斯利还没说完。

“碰到那种情况，干脆打电话给我。”马里诺主动请缨，“你有我的寻呼机号码，要是我不在，叫他们派警车送你。”

好，我想，今晚若能在十二点以前回到家就算幸运了。

“务必格外小心。”韦斯利认真地看着我，“毕竟已有两人被杀，凶手又还没抓到。行凶动机不明，案情离奇，我不得不相信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不止一次回想起他的话。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也就是说没有情况不可能发生；一加一不等于三，也可能等于三；斯德琳的死与他弟弟和贝丽尔的死不能画上等号，说不定也能画上等号？

“你曾告诉我，贝丽尔遇害那晚，哈博小姐不在家，”我对马里诺说，“你有没有更进一步的线索？”

“没有。”

“不管她去哪里，你认为她是开车去的吗？”我问。

“不是，哈博家里只有那辆白色的劳斯莱斯。贝丽尔死的那晚，开车的是她弟弟。”

“你怎么知道？”

“问过考匹柏酒馆的人，”他说，“那晚，哈博到酒馆的时间一如往常，他一个人开车去，六点半左右离开。”

02

一连串事件后，我竟然在周一早上的会议中宣布休年假，在场同人无不吃惊。

大家都猜我是在杰布·普瑞斯事件中受到过度惊吓，需要休息疗养。我没有告诉他们我会去哪里，因为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就这么走出大楼，身后是悄悄松了口气的秘书和满桌待处理的公事。

回到家，我花了整个上午打电话给有班机飞到里士满拜尔德机场的航空公司，那是对斯德琳·哈博来说最方便的机场。

“我知道改变行程需付百分之二十的罚金，”我告诉全美航空的票务员，“你误会了，我不是要改期，我是在问几个星期前，她有没有上飞机。”

“不是你的票吗？”

“不，”我已经说了三次，“机票是她的。”

“那么她要亲自打电话来才行。”

“斯德琳·哈博死了，”我说，“她不能亲自打电话给你。”

对方沉默了。

“她在起程前不久突然暴毙，”我说，“你能不能查一下电脑……”

我不断解释，已经到了足可背诵的程度。全美航空没有资料，达美航空、联合航空、美国航空、东方航空也都没有。这些公司的职员表示，哈博小姐不曾在十月最后一个星期飞离里士满，贝丽尔便于那个星期遇害。哈博小姐也没有开车，我不认为她会选择长途客车，那么便只剩下火车。

美国铁路公司一名叫约翰的专员表示他的电脑坏了，说稍晚会回我电话。我挂上电话后，门铃响了。

还不到中午，空气依然十分清新。阳光透过窗户在我家画上一格格四方形白色光影，也令门口停的一辆陌生的银色马自达汽车分外显眼。我透过门镜看到门外站着一名金发年轻人，低着头，皮夹克领子拉到了耳边。坚实的手枪沉沉地在我手上，我将其藏在外衣口袋中，打开了门锁。面对面时，我终于认出他来。

“是斯卡佩塔医生？”他紧张地问。

我没有请他进门的意思。我的右手放在口袋里，手指压着扳机。

“请原谅我这么冒昧，”他说，“我打电话到你的办公室，他们说你休假了。我从电话簿上查到你的电话，可一直在通话，我想你一定在家。我很需要和你谈谈，可以让我进去吗？”

他看起来比录像带上更不具侵略性。

“你想谈什么？”

“关于贝丽尔·麦迪逊的事。”他说，“我叫艾尔·哈特，不会占用你太久的时间，我发誓。”

我退后几步让他进门。他在沙发上坐下，脸色苍白如纸。我坐在扶手椅上，离他有一段安全距离。他看到了我外套口袋中露出的枪柄。

“呃……你有枪？”

“对。”

“我不喜欢枪。”

“枪不算可爱的东西。”

“是的，小姐。小时候，父亲曾带我去打猎。他射到一头鹿，鹿哭了，是头母鹿，躺在地上不停地哭。从那以后，我再也无法用枪了。”

“你认识贝丽尔·麦迪逊？”

“警察……警察和我谈过她，”他结结巴巴地说，“一位组长，姓马里诺，马里诺组长。他到我工作的洗车房和我聊过，然后又在警察局和我谈过一次，谈了很久。麦迪逊小姐到我们那里洗车，我是这样认识她的。”

我一面聆听，一面开始想自己会散发出什么颜爸。铜铁般的蓝？或是鲜红色？因为我现在提高了警觉，而且还拼命掩饰？我思索着是否该叫他离开，是否该报警，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人正坐在我屋里。也许是他的礼貌加上我的困惑，使我暂且按兵不动。

我打断他：“哈特先生……”

“请叫我艾尔。”

“好，艾尔。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如果你有什么消息，为什么不通知马里诺组长？”

他的双颊红润起来，不自在地看着双手。“我要说的并不是警方想要的东西，我觉得你才会了解。”

“你为什么这么想？你根本不认识我。”

“你在处理贝丽尔的案子。一般来说，女人更相信直觉，而且比男人温和。”

也许哈特会来找我，是因为他相信我不会羞辱他。他望着我，眼神里充满委屈和忧伤，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

“斯卡佩塔医生，你是否曾经确信某些事情，即使你没有证据支持自己的看法？”

“我没有超能力。”

“你的回答硬得像科学家。”

“我的确是科学家。”

“但你一定有过那种感觉吗，”他迫切地追问，“你知道我的意思，对吧？”

“是的。我想我知道你的意思，艾尔。”

他像是松了一口气。“我知道一些事，斯卡佩塔医生，我知道是谁杀了贝丽尔·麦迪逊。”

我完全没有反应。

“我认识他，我知道他的想法、他的感受，还有他为什么杀她。”他带着情绪说道，“如果我对你说，你一定要认真地听，不要随便告诉嘗察，他们不会懂的。好吗？”

“我会认真地听你说。”

他微微倾身，眼睛亮了起来。我的右手在口袋里，手心紧贴着枪柄。

“警察完全不了解我，比如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放弃心理学。我有硕士学位，结果呢？我居然去当护士，现在又在洗车房工作。你也认为警察没有能力理解这些，是吧？”

我没有回答。

“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就梦想成为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或心理医生。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很自然，天性指引着我走这条路。”

“可你没走下去，”我提醒他，“为什么？”

“因为这条路会毁了我，”他避开我的眼神，“我无法应付它给我造成的影响。我对别人的问题与个性感同身受，经常因此迷失、痛苦。直到我进入犯罪精神科以后，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我是到那里做研究、写论文的。”他愈加入神了。“我永远忘不了弗朗基，他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用壁炉里的木柴打死了他妈妈。我开始接触弗朗基，引导他重新回顾生命。一个冬日的下午，我对他说：‘弗朗基，弗朗基，究竟是为什么？是什么让你动了杀机？你记不记得当时自己想的是什么？感觉到什么？’他说他像往常一样，坐在壁炉前的椅子上，望着燃烧的炉火，忽然有人在他耳边说话，说的都是嘲弄他、令他害怕的话。那时，妈妈恰好经过，朝他瞟了一眼。她总是那样瞟他，可这次他看到了她的眼睛深处。耳边的声音越来越大，他再也无法思考，之后他就发现自己身上沾满黏稠的血，妈妈的脸已经烂了，耳边的声音也已停止。他告诉我之后，我失眠了好几个晚上。每当我闭上眼睛，就看到弗朗基哭泣的样子，身上还沾着他妈妈的血。我理解他，明白他为何那么做。不管我和谁谈过，他们的故事都会深深地影响我。”我平静地坐着，事实上想象力已完全受阻，科学家和医生的身份现在完全起不了作用。

我问他：“你有没有想过杀人？”

“每个人在某些时候都会这么想。”他说道。我们四目相对。

“每个人？你真的这么想？”

“是的，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绝对有。”

“你想杀谁？”

“我没有枪或其他武器，因为我不想屈服于一时的冲动。一旦你想象自己杀人，设想了种种细节，危险的大门就悄悄打开，事情便可能会发生。这世上所有害人的事情都会先在脑子里成形。我们不是天生的好人或坏人，”他的声音颤抖了，“甚至连公认的疯子都有行事的理由。”

“贝丽尔被杀的理由是什么？”我理智而清楚地提出问题，但其实已感到难受，因为我又想起了那些画面：墙上的黑色血迹，她胸前密集的刀伤，她书架上那些静静等待翻阅的书籍。

“杀她的人其实是爱她的。”他说。

“这种爱的方式很残忍，你不觉得吗？”

“爱可以很残忍。”

“你爱她吗？”

“我们是很相似的人。”

“怎么说？”

“和世界不搭调。”他又专注地看自己的双手，“寂寞、敏感、被曲解，这些特点使她与人疏离，使她有很强的防御心，外人完全无法接近。其实我对她一无所知，没有人和我谈过她，但我感觉得到真正的她。她非常明白自己是怎样的人，了解自己优于他人，不过她很憎恨自己必须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才能与众不同。她的内心受过很深的伤，这也是我关心她的原因，我想伸出手，我知道我能了解她。”

“你为什么始终没有伸出手？”

“情况不允许，也许我会找其他机会认识她。”

“谈一谈杀她的人，艾尔。如果情况允许，他会主动出面认识她吗？”

“不会。”

“不会？”

“情况永远不会允许，因为他自知配不上她。”

他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现在俨然像个心理学家，非常专注，双手在腿上紧握。

他说道：“他很自卑，无法以正常而合理的方式表达自我，于是暗恋变质为妄想，爱情变质为病态。当他爱上一个人，他总是不安，害怕失去，希望占有对方，尤其当他的爱得不到回报时，更会变本加厉。他整个人专注于此，将失去所有基本的应对能力，再也无法自我克制。就像弗朗基一样，他听到外来的声音，无法再掌控自己。”

“他聪明吗？”

“算聪明。”

“教育程度呢？”

“心理问题使他失去了应对能力，自我控制能力远不及智力。”

“为什么是她？他为什么挑上贝丽尔·麦迪逊？”

“她拥有自由、名声，他没有。”哈特的眼神变得略微呆滞，“他以为自己被她的容貌气质所吸引，其实理由更复杂。他想要那些他没有的特点，通过占有，他就可以成为她。”

“你是说，他知道贝丽尔是作家？”

“很少有他不知道的事。他会不断打听她的消息，直到她忽然发现他对自己无所不知，变得非常震惊、非常害怕。”

“说说那个晚上。她死的那个晚上，发生了什么，艾尔？”

“我只知道报上说的那些。”

“从报上的消息，你整理出什么？”

“她在家里，”他望着远方，“已经晚了，他出现在她家门口。看起来是她让他进门的。午夜来临以前，他离开她家，警铃大作。她被刺死了，有性侵害的迹象。我就读到这么多。”

“除此之外，有没有自己的想法？”我温和地询问。

他往前探身，神情又有了大幅转变，眼睛充满了情绪和热切，下唇开始颤抖。

“我可以看到案发现场。”他说。

“比如？”

“比如那些我不会告诉警察的事情。”

“我不是警察。”

“他们不会懂的。我可以看到、感觉到一些事情，可就是无法解释，像弗朗基一样。”他强忍住泪水，“像其他那些罪犯一样。我看到发生的种种情形，我明白为什么会那样发生，即使从来没人告诉过我细节。我不需要细节，事实上也没人会知道细节，你明白原因吗？”

“我不确定……”

“因为全世界像弗朗基这样的人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像一般人记不起那些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意外事故一样。等他们终于意识到出事了，一切已经太晚，只能如大梦初醒般望着眼前的尸体，望着已经面容模糊的母亲或躺在血泊里的贝丽尔。然后他们开始潜逃，或是等到他们不记得联络过的警察出现在门口。”

“你是说，杀贝丽尔的凶手已经不记得自己做过的事？”我小心地问。

他点头。

“你肯定？”

“连最厉害的心理医生花一百万年都问不出案发的情形。永远没有真相大白的一天，所有细节都是外人推断出来的。”

“你看到的也是你推断出来的？”

他舔了舔下唇，呼吸中带着战栗。“要不要我告诉你我看到的情形？”

“要。”

“从他第一次见到她起，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她没有注意到他，可以说对他视若无睹，完全没有觉察此人的存在。困惑和占有欲驱使他出现在她家。有事情惹恼了他，他突然感到有必要面对她。”

“什么事？什么事惹恼了他？”

“我不知道。”

“当他决定面对她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

哈特闭上眼睛：“愤怒，无法随心所欲的愤怒。”

“因为不能和贝丽尔交往而产生的愤怒？”

他依然闭着双眼，缓缓摇头。“不，表面上看起来如此，但有更深层的原因。他的愤怒来自一开始凡事就不能如愿。”

“从他的童年开始？”

“对。”

“他受到虐待吗？”

“情绪上的虐待。”

“谁虐待他？”

哈特仍闭着眼睛：“他母亲。他杀了贝丽尔，同时也杀了他的母亲。”

“你读过犯罪心理学的书吗，艾尔？你常读那些书吗？”

他睁开眼睛望着我，好像没听到我说了什么，语带激动地继续说道：“你知道他心里已经暗自排练过几次见面的情形吗？他会出现在她家门口，并不完全是出于冲动，出发的时间也许是冲动使然，但他早已计划好所有细节。他知道不能令她起疑，那样她就不会邀请他进门，而且会报警，他就再也不能接近她了。他的计划周详，没有任何瑕疵，不让她有起疑的空间。于是，在那一晚，他来到她门口，赢得了她的信任，让他进门。”

我的脑海里出现一个男人走进了贝丽尔家的走廊的画面，可我看不见他的脸或头发的颜色。他向她自我介绍，我只看到他模糊的身影，还有长长的刀光。

“然后他的意识开始模糊，”哈特继续描述，“接下来的事他都不记得了。她的痛苦和恐惧其实并没有取悦他，他的计划中没有这部分。她开始逃，试着远离他。他看到她眼里的惊慌，忽然觉得自己遭到拒绝。他对自己的鄙视转换为对她的鄙视。他感到狂怒，越是无法控制她，就越露出狰狞的面目，成了一个杀人犯，一个毁灭者，一个失去理智、乱砍乱刺、令对方严重受伤的野蛮人。她的尖叫、溅血也使他极为难受。他不停地破坏这座心中崇拜已久的圣殿，同时又无法接受自己造成的残破景象。”

他看着我，眼睛深处一片空白，脸上全无表情。“你能想象吗，斯卡佩塔医生？”

“我在听。”我只能这么说。

“所有人心中都有他的影子。”

“他感到悔恨了吗，艾尔？”

“比那还糟。我不认为他对自己做的事感到骄傲，甚至对自己做了什么还一知半解，情绪经常飘忽不定。他没让心中的贝丽尔就此死去，仍常常想起她，回忆与她相处的每一刻，想象自己和她的爱情是世上最神圣的，因为她在临死时心里想的是他，这是人类最亲密关系的体现。在他的幻想中，她连死后都还惦记着他。可他的理智没有得到满足，而且还继续感到困惑，因为他发现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属于另一个人。”

“什么意思？”

“他的行为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他开始怀疑自己与贝丽尔是否真的达到了终极的亲密关系，就像他永远不确定与母亲之间是否真正亲密，尤其这时他又察觉有些人与贝丽尔产生了比他更合理的关系。”

“像是谁？”

“警方。”他凝视着我，“还有你。”

“因为我们调查她的案子？”我突然感到一阵寒意爬上背脊。

“对。”

“因为她成了我们的生活重心？因为我们和她的关系比他与她的更公开？”

“对。”

“这会导致什么结果？”我接着问道。

“盖瑞·哈博死了。”

“是他杀了哈博？”

“对。”

“为什么？”我紧张得点了根烟。

“他杀贝丽尔是因为爱，杀哈博是因为恨。他开始走入憎恨的境界，所有与贝丽尔有关的人都惨了。我试着警告马里诺警长，可我知道他不会相信。他……他们只会认为我哪根筋不对。”

“是谁？谁杀了贝丽尔？”

艾尔·哈特移到沙发边缘，双手搓着脸。当他抬起头时，两颊都红了。

“吉吉。”他低声道。

“吉吉？”我茫然地问。

“我不知道，”他突然大声说道，“这个名字一直在我的脑袋里响着，我不断地听到……”

我僵直地坐着。

“我在瓦哈拉疗养院工作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说。

“犯罪精神科？”我叫道，“吉吉是你的病人？”

“我不确定，”情绪集结在他的眼底，像一场暴风雨，“我听到他的名字，我看到那个地方。我的思绪被拖到那段黑暗的回忆里，像卷人水槽底的旋涡。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很多回忆已经不再淸晰。吉吉、吉吉，如火车般的响声不能停歇，令人头痛欲裂。”

“多久以前的事？”我语气强烈。

“十年前。”他吼道。

十年前的哈特不可能写硕士论文，他那时应该不到二十岁。

“艾尔，”我说，“你在疗养院不是写论文，你是那里的病人，对吧？”

他遮着脸号啕起来。当他稍微控制住自己时，便拒绝再说话了。他明显地感到受挫，含糊地说了声自己还有约便逃出门外。我的心不住地狂跳，缓不下来。我倒了一杯咖啡，在厨房里无端地摸索，考虑下一步该做什么。突然，电话响了，我几乎跳起来。

“请找凯·斯卡佩塔。”

“我就是”

“我是美国铁路公司的约翰，我终于找到了你要的资料。让我看看……斯德琳·哈博订了十月二十七日‘弗吉尼亚’号的往返票，回程是十月三十一日。根据记录，她的确搭乘了火车，或至少有人拿她的票上了火车。要不要火车时刻？”

“要，请说。”我记了下来，“什么车站？”

“从弗雷德里克出发，目的地是巴尔的摩。”

我打电话给马里诺，他不在警局。傍晚他给我回电时，先宣布了他的最新消息。

“需要我过去吗？”我很震撼。

“看起来没必要，死因很清楚。他写了张纸条别在内裤上，说很抱歉，他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就这样。现场没有可疑的地方，我们要处理完了，而且科尔曼医生在场。”他说的是我的驻地法医。

艾尔·哈特离开我家后，即开车回到津特园住宅区，他和父母一起住在那里。他从父亲的书房里拿出纸笔，走到地下室，抽出腰际的细黑皮带，将鞋子和长裤留在地上。他母亲下楼洗衣服时，发现儿子吊死在洗衣房的水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