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飞到下关进行空袭的B-29坠毁在阿苏五岳附近的一个叫星和的村子里。它被大村航空队的数架紫电改集中火力狠揍了一顿。

“这架B-29正是一架‘特务机’，呼号V605，也就是说，它从提尼安岛上的基地飞过来，是第五〇九混编大队十数架战机中的一架。这架‘特务机’碰巧在日本的上空被击落了。

“日本海军当时在九州还保留了相当数量的战斗机。也许是提尼安岛没有这方面的情报，它把如此重要的一架飞机就这么孤零零地派到了九州的上空。

“当时这架飞机向下关城里扔下了唯一的一枚那种一万磅的大号炸弹，然后就准备返航了。而且它还在无线电里对硫磺岛的基地说‘让日本人尝尝南瓜的滋味’。

“在这一段时间，日本东部遭到相同攻击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每次都是只扔下一枚装填普通炸药的胖墩墩的大炸弹后，就掉头返航，叫人捉摸不透。燃烧弹几乎就没扔过，所以城里的损失还不算太严重。

“特种情报部的同人们都觉得很蹊跷，而我却认为这是在为投放原子弹进行演练，就是说，它是投放原子弹之前的预演。要摧毁一座大城市，原子弹一枚足矣，不需要第二枚的。假如这是预演的话，最终的目的就只可能是投放原子弹。

“而且，投放原子弹是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失误的。它要求必须对市中心做到一发命中。唯有如此，才会达到理想的效果。要是落在荒无人烟的山里或海上，就很难让人见识原子弹非比寻常的威力。为了向国内外彰显原子弹的巨大威力，美国人需要在爆炸后对城市变成一片焦土的情景进行拍照，由此也可以获取大量的破坏力的数据。曼哈顿计划的预算相当庞大，耗费了二十亿美元，这就需要拿出和前期宣传相符的成果，给议会一个交代。

“于是，我做出了这样的估计，由于动真格的时间临近了，美国人便不再像门多弗时期那样只是练习投空弹，而是开始了实战演习，用装填普通炸药的模拟原子弹，模拟对城区造成实际的破坏。

“我的估计是正确的。战后的档案资料证实了这一点。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蒂贝茨机长也是混编大队的指挥官，正是他亲自提出了方案，请求军方同意向日本的城市投放装填普通炸药的模拟原子弹。

“想必混编大队的士兵们自从到了门多弗以后，除了训练就是训练，从未和日本人实际交过手。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取得过任何战果。因此，士兵们大概是流露出了士气低落的苗头。派他们实地轰炸日本的城市，就是为了让他们品尝到胜利的喜悦和军人的自豪感。

“可是，这架呼号为V605的B-29不幸被击落了。担任投弹手的巴纳德·科伊和其他战友一起跳伞逃生，降落到星和村外的山间杂木林里。

“村民们很快便对这帮美国大兵展开了残酷的围捕，机组成员全被猎枪和镰刀打散了。从飞机上跳伞逃生的人中只有五个活着落到了地面上，可其中的四个都被村民们干掉了。幸存下来的只有巴纳德一个人。

“尽管巴纳德乖乖地束手就擒，丝毫没有表现出要抵抗的意思，可还是挨了一顿棍棒，因为村民们都杀红了眼。他不想就这样被打死，便铤而走险，从山崖上跳了下去。他摔得不轻，当场就昏死过去了。

“可幸运的是，巴纳德没有落到群情激愤的村民们的手里，而是被从附近赶来的宫地警察署的警官俘获了。如果不是这些警察，他肯定不等醒过来之前就被打死了。巴纳德被抬到宫地警察署，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就被关进了拘留所。

“我们在长崎很快就接到了情报，说是轰炸下关的一架B-29坠毁在星和的山区，机上的美国兵昏迷不醒。我于是联系了长崎医院，带着救护车跟同事一起赶赴现场。窃听无线电波的工作被搁到了一边，因为这件事的重要程度远比窃听无线电波大得多。

“不用说当地的警察了，就连中央的参谋本部恐怕也没有认识到事情的重要性。不过我和周围的几个情报部的同人都意识到这是何等重大的事件。假如这名被俘的B-29的机组人员真的是参与投放新型炸弹这一特殊任务的军人，那么，他就有可能知道他们的最终目标，也就是新型炸弹会在何时、投向何处。

“当然，这样的绝密情报也许还没有传达给最下级的士兵。可是，时间已经是七月底了。这种携带特殊任务的部队早就结束了特种训练，在五月份就转移到了提尼安岛上。而且紧跟着，七月十六日就在阿拉莫戈多成功进行了‘南瓜’的爆炸试验。美军的计划进行得有条不紊。

“再加上苏联，他们眼下也在抓紧备战，恨不得早一天参战。美国人对此当然也是了如指掌。这就意味着，投弹的日期肯定迫在眉睫，不出这几天了。秘密独立大队的队员很有可能已经被告知原子弹的投放地点和日期。只要了解到地点和时间，我们就可以通知当地的市民转移到安全地带避难。我这么想也是出于立功心切。

“我们和救护车赶到宫地的警察署时，一眼就看到V605机组的四名美国人的尸体被并排盛在一只简陋的大木箱里，周围聚集着村民，也包括了女人，他们在不停地用木棒殴打尸体。

“我们带医生看了看巴纳德的情况，医生说他遍体鳞伤，不过没有一处是致命的。我们立刻将他抬进救护车，送到长崎。一路上我们问了他各种各样的问题，可问来问去就发现，巴纳德的精神已经变得不正常了，他的记忆出现了混乱。他不停地絮絮叨叨，满嘴都是犯人啦、狱友啦之类的话，他似乎以为自己这会儿是在恶魔岛上的什么地方。

“将他送进长崎的医院后，我也是想尽了办法三番五次地盘问他。可是巴纳德的反应特别的迟钝。问他‘特殊任务’、‘南瓜’、‘V605’，他都没有任何的反应。跟他提‘B-29’、‘核裂变的新型炸弹’、‘提尼安岛’，也统统不起作用。他反倒一本正经地反问‘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口口声声地说‘我不知道……没听说过……我什么都不知道’，就像在说胡话似的。他还越说越激动，一个劲儿地叨唠什么‘我得离开这个岛……待在岛上会被杀掉，被狱警开枪打死，就像哈利和鲁比那样的下场’。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要是能跟他提到‘第五〇九混编大队’这个名字，情况也许就不一样了。提尼安北机场之类的字眼大概也能见效的。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这个词。

“他是一名投弹手，假如我当初知道这个，也许就能想出别的办法来，可惜我不知道。从他嘴里经常会冒出‘恶魔岛’这个词，我对这个词也是一无所知。别看这个岛在现在赫赫有名，可战前我是在东海岸，当时的东海岸没有人知道这个小岛。

“在当时，早期的吐真剂也已经问世。这种药的主要成分是脱氧麻黄碱，它还远未成熟，具有危险性。可我想，比起数万同胞的生命来，这不算什么，所以我连这个药也用上了。结果适得其反。这种药引起了全面性的回忆障碍，使巴纳德的记忆里只保留了恶魔岛以前的经历，离开恶魔岛以后的记忆被这种药从他的大脑里抹掉了。从此以后，他张口闭口都是些我们不熟悉的词语，不是恐龙的名称，就是人的内脏器官，要么就是地球以外的天体的名字。

“后来才知道，也许对他来说，勉强称得上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生活大概在他来到恶魔岛之后便终结了。此后的军旅生活似乎只是浑浑噩噩、长期唯命是从之后所形成的惯性。因此，有关这一段的记忆就变得恍惚了。

“再有就是原子弹轰炸。对于原子弹的可怕程度，他的第五〇九混编大队的战友们是懵然不知的。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在那个年代，一切都是未知的，包括核试验对周边的居民所造成的放射性损害。可是，巴纳德却了解这些，他也深知，这是绝对不能染指的恐怖恶行。因此，他的大脑极力地想逃避被任命为恐怖核弹的投弹手这一现实。这种心理状态恐怕也会对他造成影响。而且，现实中的坠机恰好给了他的大脑一次逃避的机会。

“我们束手无策了。巴纳德是一张来之不易的宝贵的王牌，可从他的嘴里却掏不出任何情报。我们想问出新式炸弹投放的目标城市和日期，可是，曾在第五〇九混编大队里待过这一段记忆本身已经从他的大脑里消失了。如此一来，从他嘴里套出这支混编大队的目标也就成了不可能实现的奢谈。我们只能先帮助他唤起大脑里的记忆，让他知道，他自己加入了那支携带特殊任务的部队，也是呼号为V605的B-29的机组成员。

“于是，我把妹妹从小仓叫来了。我是这么打算的，我所做不到的事，她这个女人也许会有什么办法。

“她赶到长崎后，从头到尾地听了我的描述，又对巴纳德的神经紊乱状况进行了观察后，建议应该把他转移到一座岛上。她的意思是，在这个美国人的意识里，自己这会儿正在某座岛上，而且还固执地认为他刚从岛上的监狱里逃出来；假如我们能够为他营造出他所深信不疑的那种情境，就一定会找到某种契机，让他吐露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至于选哪个岛，她认为附近的端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军舰岛比较合适。因为从巴纳德的絮叨中可以推测出，他所说的岛是一座靠近城市的小岛，大小刚好和端岛相仿。使现实贴近他大脑深处的妄想，真不清楚这种做法到底会有多大的效果，大概是妹妹有她自己的直觉或者想法吧。

“被称为军舰岛的这个小岛，由于拥有明治时期以来日本数一数二的优质煤矿，长期以来财源兴盛，岛上兴建了可以做手术的现代化医院。煤矿里瓦斯爆炸的风险是常有的，加之环境恶劣，疾病也是无处不在。因此，现代化的医院是必需的。岛上的医院不仅配备了最新的设备，还常驻有以外科为主的优秀医生。

“不仅如此，端岛利用通过煤业赚取的丰厚的利润，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就开始将居住环境向高层化方向发展。日本兴建高层公寓的浪潮就是在长崎的端岛兴起的，因为这块狭小的土地上居住了大量的煤矿工人。

“后来，岛上又盖起了电影院，成立了中小学校、幼儿园，修建了各种游乐设施，接着又开办了各式各样的商店——食品店、餐馆、布店等，应有尽有。这个小岛在战争时期就已经完成了日本未来都市的雏形。

“但是，岛上没有精神科医生，更没有熟悉谍报工作的医生。普通的居民们也不了解谍报工作是什么，大概他们连美国人长得什么样还都没有见过呢。何况巴纳德的个头在美国人里面也算是高的，他到了岛上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的。

“于是，妹妹葆拉，哦，这是她在美国时用的昵称，本名叫美奈子，妹妹说，她打算找机会和他同居，通过为他治疗精神上的创伤而成为他的精神支柱，借此打探出重要的情报。她还说这办法一定有效。

“作为哥哥，我当然是一百个反对了。再怎么说妹妹已经成家了，是有夫之妇，虽说丈夫南下参战去了。妹妹说不会和他有什么事的，可这种事谁又能说得清呢。这样的计划完全就是荒谬绝伦。

“可惜我也拿不出别的更好的办法，新式炸弹的投放时间又一天比一天临近，最后也只好答应了。平心而论，我也觉得这种方法确实可行，尤其是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

“妹妹之所以想到这么点子，是因为她对军舰岛并不陌生。她战前在岛上当过高中的英文教师，虽然时间不算长吧，但毕竟在那里生活过两年。战争开始后，她的工作就是阅读从英国进口的各种机床的说明书和德国寄来的战斗机设计图的英译本，再把它们翻译成日文。再后来就调到了我所在的情报部。

“妹妹大概很醉心于这项工作，她动员了留在岛上的以前教过的学生，做了很多道具布置在岛上，比如用南瓜做的灯笼，在四处的墙壁上写上‘V605’或者‘PUMPKIN’这些字样。她用南瓜做了大量的头套，让她的学生们在夏季祭祀时套在头上，还让他们跳一种叫做‘盂兰盆舞’的舞蹈。

“当然，她同时也四处奔走，尽可能地通知岛上的居民，告诉他们万一在岛上看到了美国人，千万不要大惊下怪，指指点点的。她说这是军部的命令。她甚至还编出一个幻想故事，把小岛说成是一个王国，岛民以南瓜为主食。因为她同时也是一位童话作家。

“她让我朗读‘V605’、‘PUMPKIN’这几个词，把声音传到岛内有线广播的线路上，通过各个角落的扬声器播放出来。当时，岛上的有线广播只用于传达消息，不播放音乐之类的东西，而妹妹则将它改造成她在美国时喜欢收听的东海岸广播节目的形式。

“然后，她把声音放给巴纳德听，观察他的反应。这很容易办到，因为他俩经常在一起。一旦时机成熟，她将利用这声音诱导他回忆起不久以前的军旅生活，并令他说出实情。

“这是一项需要耐性的工作。如果急于求成、太过直接，所有的努力就将付诸东流。必须以极大的耐心一点一点地为对方营造出一种氛围，使他在心情放松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回忆起来，并主动开口。

“可是巴纳德的情况很棘手。非出己愿的严格的军旅生活、其后的轰炸机坠毁和冒死逃生所造成的冲击、屡屡濒临死亡的恐怖感，这一连串的遭遇让他的精神彻底紊乱了，记忆陷入了极端的混沌状态。

“他的潜意识里似乎有一种倾向，那就是通过彻底的忘却而实现逃避。他的大脑拒绝再回到从前作为一个美国人的生活里。因此，他的记忆丝毫未见复苏的迹象，这使我们心急如焚，倍感绝望。偏偏这个时候，一个最大的麻烦出现了。妹妹开始爱上了巴纳德。

“妹妹其实在骨子里是个美国人。少女时代的美国生活十分符合她的天性，反而是日本的生活让她感到很不适应。她的性格积极，一点儿也不像是日本女人。她擅长西洋的歌曲和舞蹈，还在写音乐剧、舞台剧的剧本和小说。

“她是个男女平等主义者，喜欢也擅长占据领导者的地位。她打心眼里厌恶日本式的男权社会。她的婚姻也是对方死缠烂打的结果，虽然勉强嫁给了他，可她在很多地方都感到不尽如人意。

“就在这时，巴纳德出现了。现在想起来，他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妹妹心仪的那种类型。个子高，五官好，头脑也聪明。他缺乏母爱，依赖感很强，喜欢撒娇，哪个女人碰到这种类型的男人都是不会撒手的。

“所以，妹妹开始为在巴纳德身上设套而感到苦恼。由于巴纳德也渐渐地爱上了妹妹，我就想利用他的这种感情来套出秘密情报。从纯粹的爱情观来说，这是难以宽恕的恶行。

“但是，离投弹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我们就按照当初制订的计划，造成妹妹被绑架的假象，再让巴纳德去追。我们放了珍珠作为引导，可是巴纳德没能发现，他偏离了我们预设的路线，跑进了地下矿坑里。于是，我们就给被强征来挖煤的朝鲜人制造了一次逃跑的机会，费了很大的周折。幸好我们的同伴们配合得很好，使得事情发展的轨迹得到了修正，最终把他引到了天文台。

“对于我们来说，这最后的阶段同时也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假如他还是想不起来，首先时间就已经不允许了，我们也只有放弃。我们想知道的就是，钚型原子弹‘南瓜’会在什么时间、投向日本的哪座城市。

“不过这一天已经是八月九日了，广岛已经成了牺牲品。所以，广岛可以从候选的目标城市里被划掉。就是说，还剩下小仓、长崎、京都和新潟这四个。

“一九四五年的七月份，我们掌握了一份情报，得知美方高层在这四个里面增加了广岛，将这五座城市作为了原子弹投放的候选地。可我们认为，京都绝不会挨炸。如果美国人胆敢毁掉堪称世界遗产的古都，全世界都会众口一词地进行抨击。这么做有些类似于破坏欧洲的行为，与毁掉希腊、罗马和梵蒂冈的性质一样。

“而且，假如不能到京都观光，这对战胜后进驻日本的美国人来说，那就太没意思了，有名的京都舞女也就没戏了。如此一来，候选城市还剩下三座——小仓、长崎和新潟。

“除了这三座以外，我姑且把京都也加了进来。我把从高空俯瞰到的河川的样子画成图片，土地只是简单地涂成黑色，再用白色勾出河川的轮廓，这就是每座城市的示意图了。我把每张图都做成牌子，将它们分别贴在四扇门上。

“对于身为投弹手的巴纳德来说，这样的地形俯瞰图想必在他的诺顿瞄准器的视野里出现过许多次了。在进行模拟实战的投弹演习时，他一定是通过瞄准器向下俯瞰的。假如他已被告知了目标，那么，对于从B-29上俯瞰到的目标城市的模样，他的印象一定格外深刻。

“很显然，对于原子弹轰炸，美方高层考虑的是以钚型的‘南瓜’为主。迄今为止，无论是核爆试验，还是投弹演习，他们眼里的只有‘南瓜’。至于铀型原子弹的演习，则一次也没有过。

“即便巴纳德没有被选为投弹当天的投弹手，那他也会在候补名单里。因为他很优秀。所以，他是有可能知道最终目标的。我想，他在看到这些地形后，肯定能回忆起哪个才是真正的目标。何况我还给了他诺顿瞄准器上的手柄。

“于是，我通过麦克风对他讲，你要选择一扇门，一扇贴着你所知道的最终目标的门。

“果然，他的记忆在最后的关头完全复苏了。被他打开的，是贴着小仓地形图的那扇门。这一定是拜他对妹妹的炽烈的爱所赐，否则的话，天知道他还能不能重拾记忆。

“我们事先在房间里摆好了从被击落的B-29上拆下来的驾驶座、投弹席，还有诺顿瞄准器。这是为了帮助他更好地回忆起来，也是为了使他的记忆不再出现反复。

“后来，他回答了妹妹的所有问题。他说目标是小仓，日期是八月十一号。

“可是我们已经预测到，九州的天气从第二天起就会变得很恶劣。他于是回答说，那样的话会提前两天，也就是今天了。

“他还说，如果小仓的上空浓云密布，无法目视投弹的话，轰炸的目标肯定会改为长崎。因为目视投弹是轰炸的前提，这一点不可动摇。

“我们总算找到了答案。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时间正好是八月九号的上午十一点零二分。

“可是为时已晚，一眨眼的工夫，窗外就划过了一道极其耀眼的闪光。在眼前的长崎上空，‘南瓜’炸开了。”

老人讲到这里停了下来，闭上了眼睛。这一次，他缄默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外面的雨下得正急，雨声也越来越大，哗哗地传进房间里。不知道老人是否也能听到这雨声。

看上去，老人似乎不打算再开口了。这让我感觉有些无所适从。这种如坐针毡般的感受似乎源于我作为一名罪孽深重的美国人的身份，它使我倍感煎熬。

“哎，该怎么说才好呢，”我终于忍不住打破了沉默，“请您原谅。”

我低下了头。于是，老人睁开了眼睛。他歪了歪嘴，似乎在苦笑。

“你又何必道歉呢？这不是你的错。”高木说，“你是在战后出生的吧？”

我点点头：“是的。”

“那责任就不在你了。”

老人说完，又想了一会儿，然后长吁短叹地说：“总之，我和妹妹的努力都白费了。在那个瞬间，一切都化为了泡影。”

长时间的讲述，使老人看上去极度疲惫。

“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可结果却是徒劳的。战争就是这样，它叫人终归一无所获，只会给参与它的人留下徒劳感。”

“怎么会呢？”我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可是老人似乎对我的话并不感兴趣，他闭上眼睛，陷入了沉默。

“长崎的市民也许没有得到拯救，可您二位在斯托雷切先生身上可谓用心良苦，不正是因为这样，斯托雷切先生才恢复了记忆吗？”

于是，老人缓缓地点了点头，一次，两次……然后，他长叹一声，说：“嗯，也许是吧……如果巴纳德的精神一直处于异常，妹妹对他的感情大概就不一样了。她也许会可怜他，可大概不会把他当作一个男人了。”

“您妹妹后来怎么样了……”

“她的丈夫再也没有从战场上回来。他在硫磺岛战死了。”

“哦……”

“她很早以前就知道消息了。”

那么说，两个人之间就不再存在什么障碍了。

“占领军登陆了，可巴纳德根本没有打算向美军报到、回到美国去。他对我说，他想让人家以为他已经死了。”

“您和他的关系后来处得不错吧？”

“是啊，好得就像是十几年的至交哪……”老人说。

“那敢情好。”

“因为我向他道了歉。他可是很痛快地就接受了。后来，我就成了他的哥哥，因为妹妹和他结了婚。”

“哦……”

“我仗着有些电气方面的知识，还存了点小钱，就在被炸成了不毛之地的城里开了一家小小的配线工程公司。风里来雨里去的，总算支撑到了现在。”

“斯托雷切先生呢？”

“巴纳德把名字改成了鲤川，入了日本籍，成了一名日本人。妹妹就成了鲤川美奈子。”

“户籍上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老人这才露出了一点笑意：“战后遍地狼藉，户籍册也都烧毁了。每个市民的过去都化为了灰烬。这种事就完全听凭自己的申报了。”

“原来如此。”我说。

“后来，巴纳德在妻子的辅导下恶补了日语，考取了日本的行医执照。对他来说，只要过了语言关，这就算不得什么难事了。他是很了不起的。特殊的家庭环境、无比的孤独都对他的人格形成造成了影响。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他终于从那种孤独感中解脱出来，摆脱了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他的那些东西。在这里，他终于有了无可替代的伴侣和依赖他的家庭。从前，他总是与自己的人生失之交臂，在这块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他总算是牢牢地抓住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医院就开在这儿，对吧？”

“哪儿啊，他原先的地方又小又破，是我东拼西凑把楼盖了起来，把他那医院整出了点模样在战后，城里的原子弹受害者比比皆是，他便不遗余力地参与救治工作。作为‘特务机’上的成员，他大概有一种想赎罪的心理吧。对于穷人，他向来都是分文不取的。

“所以，他们一开始过得很拮据，妹妹也得挑起养家的担子，而我也会尽可能地给他们一些资助。不过，等到医院走上了正轨，他就反过来提携我了，特别是在公司面临破产，或者不景气的时候，他帮了我很多很多。在我上了年纪以后也是这样，始终受着他的关照。

“后来，市政府也向他的医院提供了资助，用于原子弹后遗症的治疗。战后的巴纳德，啊不，应该说是鲤川升，深受长崎市民的拥戴，市政府也对他进行了表彰。到了晚年，他的日语也说得得心应手了，还经常参加市里的集会呢。他和他的妻子都对长崎这座城市充满了感情。”

“他现在呢？”

“已经去世了，都十来年了。妹妹也在两年后追随他而去了。”

“啊，这样啊……”我叹了口气，不无沮丧说，“我还以为能有幸见上一面……”

“太迟了。”老人说。

“因为什么去世的呢？”

“是癌症，胰脏癌。”

“哦。”

“这里是个癌症高发的地区。妹妹也是胆囊癌。我无意将这些归罪于‘南瓜’。生老病死终有时嘛。巴纳德活到了七十六岁，妹妹也过了八十岁啦。”

“您妹妹要稍稍年长一些吧？”

“是啊，要大上几岁。”

“他们有孩子吗？”

“有个独生子。刚才在前台你都见过了吧？”

“啊，就是那个医生！”

“是啊，他叫端太郎。他们俩是在端岛相识的，就从岛的名字中取了一个字。这孩子长得跟他的父亲有点像，或者说，他们两个人的身上相互有对方的影子。”

于是，我尝试着在脑海里重新搜寻在前台见到的那个留着小胡子的中年医生的容貌。他的年龄大概与我相仿，确实，相貌显示他有着一半的白人血统。

我不慌不忙地开始说明来意：“是这样的，斯托雷切先生的父亲在当时是个企业家，他离异的夫人，也就是斯托雷切先生的生母留下了一份书面文件，声明放弃遗产，于是土地和财产就由第二任夫人继承了。第二任夫人去世后，遗产由她的儿子接管，由于他做生意失败，遗产缩水了。后来，这个人也去世了，而下一代……”

“真麻烦哪。”老人打断了我的话，“巴纳德的儿子可不缺钱啊，医院经营得很顺利。巴纳德早就把美国抛弃了，他的祖国带给他的都是些糟心的回忆，他受尽了无以复加的孤独，锒铛入狱，最后又还被推上了原子弹的投弹手的位置。这个国家可真不一般哪。”

“是啊，是啊……”

“他在这里进行了赎罪，穷其余生为他祖国的所作所为赎罪。正是在赎罪的过程中，他才终于摆脱了形同陌路的父母对自己造成的阴影，获得了一个男人的人格，一个令人尊重的人格，一个叫做鲤川升的日本人的人格。所以，他才不会要那笔钱呢。钱可以留给那个人，那个做生意破了产的人的儿子。”老人说。

“哎呀……”

“要是为了一笔微不足道的钱，又被人从美国追到这儿来，那他在墓地里也不会安生了。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

“老爷爷。”

这时，院子里传来一个小孩子的声音。我一看，只见庭院一侧的玻璃门开了一道缝，一个看上去十来岁的小女孩从门缝里露出一张脸。

我这才注意到，外面的雨已经停了。

“嗬嗬，是赖赖啊，怎么了？”老人又操起了日语。

“有水果，爸爸让过来拿。”

“是这样啊，那就……”说着，老人重新将视线转向了我。

我不解其意，便问他：“她在说什么？”

老人用英语重复了一遍，然后告诉我，这是端太郎的女儿。原来斯托雷切先生有了孙女了。

“哦，那好啊，我这就去取一趟！”我兴冲冲地说着，站起了身。

我正想活动活动身子骨，更想去雨后的庭院里走走。身后，老人在对着小女孩嘱咐着什么。大概他是在替我告诉她，待会儿和她一起去的人是我。

我在玄关穿好鞋，走到院子里。小女孩正站在院子里等我。

“谢谢。”我用日语说。“让你久等啦”，这一句就换成英文了。我可不知道这句话用日语该怎么说。

“好了，咱俩走吧。”这句也还是英文。

我们结伴而行，半道上，我在可以俯瞰长崎街景的地方停了下来。

“好美的城市。”

我的话音刚落，就听她用英文说：“彩虹。”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一道时隐时现的七彩虹桥横跨在远方的天际。

“嗬，你会说英语？！”我惊讶地问。

“一点点。”她用英语说。接着，她又用英语问我，“您是从美国来的吗？”

我说：“是啊，我从波士顿来，你的爷爷就是在那儿长大的。”

“我想去美国学习。”顿了一下，又说，“我还想去美国的大学。”

“是留学吧？”我问她，可她好像听不懂这个单词。

“为什么想去美国的学校呢？因为那里是爷爷的老家吗？”

听到我这么问，她用日语说了声“是啊”，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于是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我噌地向右一转，又折了回去，走到一扇可以看见高木身影的玻璃窗前。我拉开玻璃窗，向里面的高木提了一个建议：

“等她长大了，送她去美国留学怎么样？她可以在遗产继承人斯托雷切先生的房子里寄宿，她在美国期间的开销就从遗产里出。美国私立大学的学费很昂贵的，剩下的钱就用来贴补学费。您要是不乐意，就当是领到了一笔奖学金，将来再还上好了。您觉得呢？”

高木没有马上回答，而是一言不发地陷入了沉思。

“其实遗属们也是这个意思，他们说如果斯托雷切先生有后代，他们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反正那房子也很大。”

于是，高木如是对我说：“这事不由我定。你去主楼跟她的家里人讲吧。”

我笑着点了点头，说：“嗯，这就去。”

我关上玻璃窗，刚转过身来，就听高木冲着我的后背说：“西格拉姆先生，别忘了水果。”

我朝高木扬了扬手，然后冲着眼巴巴地站在院子里等着我的小女孩说：“好啦，你去美国的事情刚才已经谈妥了。我们这就找你爸爸去，把细节好好地说一说。”可是，她似乎没听明白这句英文的意思。

“OK，我们一言为定，我会在美国等着你。我知道在波士顿有哪些美味的餐馆，等你到了美国，我们就一起去大吃一顿，以示庆祝好不好？你吃东西，我掏钱。”

也不知道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巴纳德·科伊·斯托雷切的小孙女抿着嘴乐了起来。都结束了，我如是默念，漫长、恢宏的旅程终于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