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石像鬼
“有一次我被召往旧的法院大楼，加入了陪审团，我答应过你们要讲讲那时的故事。”山姆·霍桑医生边说边往两个玻璃杯里倒上了白葡萄酒，“一九二八年九月，胡佛和艾尔·史密斯之间的总统竞选正趋于白热化，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被召入北山镇的法院陪审团，也是最后一次。通常情况下，发生犯罪案件后我总是自然而然地介入调查，因为镇上每个人都知道我和蓝思警长的深厚情谊，而我本人也对解决镇上的案件颇感兴趣。但这次的案件事实上发生在临镇。考虑到可能对公众造成的恶劣影响，辩护方要求更改审判场所，因此审判被转移到北山镇……”那一年，夏天离去的脚步异常缓慢，树叶迟迟未改变颜色。
我沿着镇大道漫步向前，最后走进法院大楼。这是一栋俗气的建筑，墙上的石头已经发黑。这栋大楼建造于世纪之交。当时，城镇的一些先驱者仿佛看到了北山镇的蓬勃发展，可至今北山镇仍裹足不前。尽管只有两层楼高，这栋房子仍占据了靠近镇广场的一个小型街区。大楼的尖顶由四座象征诚实正直的石像鬼守护，这令亲者痛、仇者快。
二十五名男女被召集到二楼的法庭，审判由贝利法官主持。陪审团以男性为主，因为当时只有很少的女性位列北山镇的陪审团成员花名册上。
我们在法院工作人员蒂姆·乔叟的引导下进入法庭，他走路时有点瘸，是在阿尔贡落下的伤。除了瘸，他也非常丑，以至于有人称他为法院大楼的第五尊石像鬼，可是老蒂姆似乎不以为意。
即将开庭审判的案件发生在相邻的库德伯里镇，一个农场主被谋杀了。他生前为人喜爱，也是库德伯里最大的地主。他被人杀死在自己的谷仓里，猎枪一击致命。被控犯下杀人罪行的凶手是一名年轻的雇佣工人，他流浪到当地后，受雇于农场，干一些杂活儿。他的姓名是亚伦·弗拉维，二十三岁。
除了名字，我对死去的华尔特·加斯特罗一无所知，不过被召入陪审团这件事对我来讲真是再平常不过了。当天，我还弄清楚了陪审团的组成：九男二女，外加一名男性候补。贝利法官告诉我们，陪审团成员只有审议阶段才会被隔离，所以，在呈堂证供的时候，我们将一同留在法庭。贝利法官认为审判将持续一周左右，他希望不会因此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说话的时候，他抿了一口放在他手肘旁玻璃杯里的水。在法官坐席与证人席当中有一个小托盘，上面准备了一个水罐和另两个玻璃杯。
通常情况下，停止出诊一周肯定会带来诸多麻烦，尤其是对我的病人们而言。不过那年夏天，有另一位医生来到北山镇开办了诊所，这分担了我的部分压力。这个叫罗伯特·耶鲁的伙计刚刚结束了在波士顿的实习期，怀揣建造一所小医院的计划来到了北山镇。他的到来使我想起了六年前的自己，当时我也是初出茅庐，来到这儿创办自己的诊所，我们年龄也正相仿，很容易就成了朋友。他主动要求在我忙于陪审团工作期间，帮我照顾病人。
尽管诊所被托管了，但我有个习惯，每天中午庭歇的时候，我总是要到诊所看望一下护士爱玻和早晨送来的信件。到了星期四，也即审判的第四天，我进门的时候，她连头都没抬。
“今天早上有啥进展？”
“胶着着呢，”我回答，“诉讼方中止了案情论述。下午就看原告方了。”
“你认为他杀了人吗？”
“难说，枪是他开的，这一点毋庸置疑，问题在于无法确定是谋杀还是意外。诉讼方试图证明亚伦·弗拉维和加斯特罗的老婆有一腿，这么一来，杀人的动机就有了。”
爱玻露出一副“我早就料到如此”的得意表情：“我可是一直听到关于这次审判的有趣传闻哦！”
“有时候，我觉得这种小镇简直就是生产谣言的工厂！库德伯里的情况肯定比这儿还糟，不然也没必要把审判移到北山镇。”
我翻看着早上收到的邮件，但没什么值得注意，“看来我可以赶紧吃个三明治，然后回法庭去了。”
“你就不能透露点儿证人的证词吗？”爱玻恳求道。
“审判结束了我会全部告诉你的，”我答应她，“在那之前，我不能和其他人讨论。”
我常常在某间咖啡馆吃午饭，今天我在那儿遇见了一位陪审团成员：兰德·史密斯女士。她五十多岁了，身板结实，自打我来到北山镇以来，她就一直在干货店上班。“坐我这边吧，山姆医生，”她邀请道，“离开那个沉闷的屋子，感觉好多了。”
“荣幸之至，”我说着，把身子挪到了她对面的木质雅座上，位子有些局促，“应该再有一两天就结束了吧？”
“希望如此！”
这时，蓝思警长走了进来，他在贩售香烟的柜台停下步子，买了一小块口嚼香烟。他看到了坐在雅座里的我们，便走了过来，类似口香糖，含有烟草成分，有烟瘾的人只要嚼一嚼就不需要通过吸烟来获取尼古丁了。
加入这场谈话。
“作为陪审员的感觉如何？”
“有点不习惯。”
“你的病人们要习惯没有你的日子啦。”他爽朗地笑着。
“我可不希望被人们忘记。”
我们三个人一起朝法院大楼的方向往回走。穿过尘土飞扬的停车场，蓝思警长和我们挥手告别，他还要去一趟位于下一个街区的监狱。
“那辆是贝利法官的车，”兰德史密斯女士指着一辆黑色的帕卡德轿车，“有人说，他的收入不像一个小镇法官。”
“庭审的时候，他令人印象深刻，”我说，“他从不和犯人有太多瓜葛。”
下午的程序是从辩方陈词开始的，由亚伦·弗拉维的律师发言，他名叫西蒙斯，来自库德伯里。看上去他很好地胜任了这个职务，尽管他的发言有点机械，好像判决结果早已经决定了之后走的过场。我没法判断他的想法到底是想赢还是想放弃，因为我是一个陪审员。
开场白结束后，西蒙斯将他唯一的证人——被告人自己——叫上庭来。亚伦·弗拉维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他有棕黄色的头发，脸和手臂因为在夏季农场工作的原因变得黝黑。这一周的时间以来，他都和律师坐在一起，表情毫无变化。即使死者的妻子作证说亚伦常常放下手边的农活来和她搭讪，这个年轻人也只不过露出难以察觉的微笑，似乎忆起了那些七月骄阳下的日子。
“那么接下来，”西蒙斯紧张地搓着双手，这个动作他之前重复了好几次，“请你自己告诉大家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一的下午发生了什么。”
“好，”弗拉维开口了，挠着额头，“从早上开始，我就一直在田里干活儿——把干草搬到农场里面去。当时只有我和华尔特——加斯特罗先生，因为另一个工人那天生病了。”
“你那时住在加斯特罗的房子里吗？”
“没错。从春种季节开始我就住在那儿，帮忙干一些农活。”
“这期间，你和加斯特罗太太有没有什么特殊关系？”
“绝对没有，先生！她是我老板的妻子，就这么多。她负责准备一日三餐，有时候我会帮她做一些家务事。”
“我们知道，死者的遗孀加斯特罗太太正是二八芳龄——与她死去的丈夫相比，你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更加接近。我们收到一些情报——镇上的传言之类的——大致是说你们之间有些不光彩的事。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不，先生！”
亚伦·弗拉维的回答响亮而坚定，但我注意到他说话的时候，手在证人席的椅子上紧张地摩挲，加斯特罗太太之前也有相同的动作。
夫妻紧张时会有些相同的习惯，不知道情人是否一样。
“请继续陈述有关那天下午的证词，弗拉维先生。”
“好的，我当时正在谷仓里，这时加斯特罗先生从田里回来，他说在远处有一群讨厌的乌鸦，让我去房间里拿一下猎枪，他要把它们赶走。”
“你照办了？”
“是的。”
“加斯特罗太太当时在房间里吗？”
“是的。”
“你有没有和她谈话？”
“我印象里是没有。”他在裤子上擦干了手上渗出的汗水，偷瞄了一眼陪审席上的陪审员们。
“你从家里把猎枪拿走的时候，猎枪有没有上膛？”
“在往谷仓走的路上，我装了两发鸟弹。”
“为什么这么做？”
“只是为了帮加斯特罗先生一把。他要去对付那些乌鸦，我想帮他把准备工作都搞定。”
“你到达谷仓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他就站在门里面，因为我是从阳光刺眼的室外走进去的，所以没注意到地上的挤奶椅。我被这个椅子绊了一下，就在我试图稳住身体的时候，枪就走火了。子弹正好击中了他的胸口，我向上帝发誓，我绝对不是故意的。”
“然后你做了什么？”一种挤奶时使用的工具，可防止牛脚碰倒装奶的桶。
“我朝屋子跑去，找来了加斯特罗太太。他的状况非常糟糕，流了很多血。我们回到现场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贝利法官一直饶有兴致地听着证人发言。这时他身体前倾，向法庭工作人员指了一下桌上的空水壶。老蒂姆一瘸一拐地走上前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水壶拿走了。很明显，他没有趁中午休庭的时间将水壶灌满，所以现在他要去陪审席对面墙上的饮水器取水。他先放走了水管里的泡沫，接着将水管接入水壶，注满了四分之三的高度。接着，他又一瘸一拐地回到法官面前，将水壶放在三个玻璃杯旁边的托盘上。
“很抱歉打断了证词陈述，”贝利法官说道，“好几小时没喝水了，喉咙有点儿渴。”
我扫了一眼法庭后方，发现了那个新来的医生罗伯特·耶鲁，他悄悄地溜进了最后一排的某个位子坐下。我起初认为他有什么急事找我，后来我发现他和在座的其他人一样，关心的是这个案子的审判。
我的注意力又重新回到了法官席，贝利法官似乎对西蒙斯提出的新问题视若无睹，他拿起最靠近自己的一个水杯，透过眼镜死死盯着杯子的边缘。
“……然后，加斯特罗夫人就叫来了蓝思警长。”亚伦·弗拉维继续说道。
贝利法官的手指在杯子的边缘绕了一圈，很显然他发现那上面有一小块裂缝或是缺口，于是他把这个杯子放回托盘，从剩下的杯子里拿了一个。他举起水壶，往杯子里倒了半杯水。
“枪击纯属意外？”西蒙斯向被告提问。
“百分之百的意外！我发誓！”亚伦·弗拉维的面孔因为情绪激动而变得扭曲，仿佛重历了一番那可怕的回忆。这时我认为他是个无辜的人，否则就是一个杰出的演员。贝利法官将水杯举到唇边，喝了一口水。
随即他脸色大变，将杯子放回桌上。紧接着，他抓着自己的喉咙，发出了痛苦的喘息。我坐在陪审席上看着这一幕，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当年我还足够年轻，年轻到能够从陪审席的护栏一跃而过——我正是这么做的。我是个医生，贝利法官需要的就是我。我跑到法官身边的时候，整个法庭乱成一锅粥，律师们和蒂姆·乔叟就在我身后不远。法官从椅子上滑落的瞬间，我扶住了他的身体，他呼出的气体带有致命的苦杏仁味。
“他被人下毒了！”我冲身后的人大喊，“过来帮我一把！”
贝利法官试图说话，我身体前倾，听到他气若游丝的声音：
“石像鬼……”
下一秒钟，我发现怀里已经是一个死人。
法庭的混乱仍在持续，几分钟后才恢复秩序。这时罗伯特·耶鲁也来到我的身边：“山姆，死因是什么？心脏病？”
我摇了摇头：“是毒药。苦杏仁味的。八成是某种氰化物。”
“上帝！水里有毒？”
“还能是哪里呢？”
“但是所有人都看着蒂姆·乔叟从那边的饮水器往水壶里灌水！怎么可能有机会下毒？”
“我只是告诉你有人下毒，他是怎么干的我也不知道。”
蓝思警长分开拥挤的人流，来到我们身旁：“医生，你走到哪儿，尸体就跟到哪儿，简直像一群苍蝇，我发誓！”
“最好把你的犯人带走，警长，让这儿恢复清静。我们又要面对凶手了——一个远比现在的案子更令人头疼的凶手。”
“谁有杀害贝利法官的动机呢？”
“这正是我们要查明的。”
过了好一会儿，一位代理法官进来宣布休庭，陪审员们被遣散。原告亚伦·弗拉维被押回监狱候审，他住在一个假释犯人的牢房里。死者遗孀莎拉·加斯特罗仿佛被这突如其来的凶杀搞得身心俱疲，她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含泪离开现场。
“现在是什么情况？”稍后，当法庭里只剩下我们几个人的时候，蓝思警长问，“医生，你以前也帮助过我从这些疯狂的案子里脱身，现在又轮到你大展身手的时候了！要是选民们知道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法官在自己的法庭上被人毒死，他们准得把我的警徽扒了。”
我站了起来，望着法庭里空空荡荡的椅子：“我们一直还没排除自杀的可能性。他有可能在手里藏了一些氰化盐颗粒，喝水的时候一起吞了下去。”
“你相信你自己说的这些东西吗，医生？”
“当然不，”我承认道，“据我所知，他并没有自杀的理由。而且真要自杀的话，他更有可能选择非公开场合。百分之九十九是谋杀。”
“怎么下手的？”我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了。
“氰化物有三种形式——首先是气体，有些州开始采用氰化物气体作为行刑工具；其次是无色液体，人称氢氰酸；最后是固体氰化盐。我认为我们可以排除气体，液体在本案中是最有可能的。我现在还能在法官用过的杯子里闻到苦杏仁的味道。”
“水壶里呢？”
我闻了一下，摇了摇头：“我不认为是水壶的问题，不过你最好也拿回去分析分析。”
“哪能有人在杯子里或水壶里下毒啊？从你告诉我的事实来判断，在场所有人都看着乔叟注水，法官饮水的时候也是一样。”
“法官认为是乔叟干的。他临死前说了‘石像鬼’三个字。”
“这是蒂姆·乔叟的绰号？”
“还能是谁？”
“我们去找他谈谈。”
我们在一间专为法庭工作人员保留的小办公室里找到了乔叟。他勾着身子俯在书桌的抽屉上，正在清理一些铅笔和记事本。
他把这些办公用品堆在桌上，紧挨着的是一张他自己在战时的照片。照片上，乔叟身着一级上士的军装。他抬头看了看我们，然后说：“用不着你们告诉我，我知道自己被解雇了。”
“你怎么会这么想的？”
“贝利法官是我在这里唯一的伙伴。梅特兰对我恨之入骨。不过贝利是个真正的绅士。当所有人都在背后说我坏话的时候，只有他坚持让我留在这个岗位上。”
“什么坏话？比如说你像石像鬼？”我问。
“没错，就是这样。这份工作对长相的要求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
“水里怎么会有毒的，蒂姆？”蓝思警长问。
“我哪知道！”
“是不是你干的？”
“我说过了，法官是我的朋友。”
“但你没准觉得他不再是你的朋友了，没准就是你干的。”
“胡说，扯淡！”他几乎要哭出来了，“走远点，让我一个人静一静！”他蹒跚着走向衣架，“瞧，我现在要滚蛋了。用不着你们动手，我自己会走。”
我友好地将一只手搭在他肩上：“这里也许还需要你，蒂姆，为了找出杀害法官的凶手。我有些事想问你——你给水壶注水的时候，有没有闻到类似于苦杏仁的味道？”
“我不知道苦杏仁是什么味道，”他回答，“连正常的杏仁是什么味道我也不知道。这辈子没闻过杏仁。”
“法官临死前说的话是‘石像鬼’。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
“不可能，没道理的！他从来不会这样叫我！法官一直都管我叫蒂姆。”
“最后一个问题。今天中午重新开庭之前，你是不是忘记给水壶加水了？”
“没有，不可能忘记。我一直按照法官的指示将水壶注满。”
蓝思警长让他暂时留在法庭待命，便和我回到法院大厅。
我留意到陪审员之一的兰德·史密斯女士正在和辩护律师西蒙斯交谈。
“真可怕，不是吗？”她悲伤地摇着头，“而且就发生在我们大家眼皮子底下！”
“对我的客户来说也很糟啊，”西蒙斯自顾自地说，“现在他得在牢里把屁股坐穿，直到他们决定重审。我打算让法庭驳回起诉，或者让他自己支付保证金获得保释。”
“机会不大，”蓝思警长说，“弗拉维小弟还没结婚，在这一地带无依无靠。他是个流浪汉，一旦让他出狱，那我们就再也看不到他的影儿了。”
西蒙斯把公文包一夹：“我希望法院能有不同看法，警长。”
我们看着他迈开大步离开大厅，兰德·史密斯女士问我：“山姆医生，既然陪审团已经被遣散了，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案子，你打算怎么投票？”
“实话实说，我还没想好。”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你好了，”她说，“我认为是加斯特罗太太把自己的丈夫给杀了，然后让亚伦·弗拉维背黑锅。她陈述证词的时候一直在嚼口香糖。我从来不相信在公共场所嚼口香糖的女人。”
“也许你说得有一定道理——我是指弗拉维背黑锅的部分。”我承认。
“你觉得法官是怎么被害的？是不是整个供水系统被污染了？这事儿发生之后，我都不敢喝饮水器的水了。”
“饮水器没问题。”贝利法官在我怀里咽气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认法庭里的饮水器有无问题。水很干净，塞子也没有被动过手脚。
“感谢上帝！”兰德·史密斯女士说完，跑过去喝水了。我们镇的另一位法官——将陪审团遣散的那位——名叫布鲁斯·梅特兰。他是个壮实男人，为人友善，一个典型的地方政客。蓝思警长回监狱察看亚伦·弗拉维的状况，趁此机会，我决定去梅特兰的办公室拜访。
“欢迎，霍桑医生，”他挥手请我进屋，“您是被我遣散的陪审团的一员，对吗？”
我点了点头：“好容易有个机会担任本镇的陪审员。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
“这可说不准。北山镇一直在发展。我们将会需要更多的医生，也需要更多的陪审员。您在想什么？”
“我敢肯定，我脑子里想的事儿和您一样——贝利法官。”
他悲伤地摇了摇头：“可怜的家伙，谁会干出那种事呢？”
“这正是我来此想要请教您的问题。”
“他没有什么敌人——除了那些曾经被他判刑的罪犯们。但这对法官来说是家常便饭，这是我们的工作啊。”
“我和老蒂姆谈过了，他认为既然贝利已死，您将会剥夺他作为法院工作人员的职务。”
“唔，我没法儿假装自己喜欢乔叟。那个丑陋的男人！”
“他是为了自己的国家才受伤的。”
“要不是这个原因，我们早就让他卷铺盖回家了。”他从桌上的一盒哈瓦那烟盒里抽了一根点上，“我希望警长好好查查他和贝利遇害之间的联系。”
“蒂姆自称与此无关。”
“但水壶是他灌的，对吧？他是唯一有可能下毒的人。”
“我们不知道水壶是否被下了毒。真相可能恰好相反。”
梅特兰看上去有点迷惑：“可是——”
“也许贝利是被别的方法谋杀的，当事发后大家都围在法官席边的时候，有人偷偷把毒药放入玻璃杯里。”这个假设听上去说得通，但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我赶在所有人之前，第一个接触到玻璃杯，并且闻了杯内的气味，但梅特兰似乎因这说法而有些忧心忡忡，所以我索性继续发挥。
“当您宣布休庭时，坐在法官席上的人正是您自己啊！”
“您怀疑是我杀了自己的挚友？案发时我在自己的房间里。”
“贝利临死前提到‘石像鬼’，您知道其中的含义吗？”
“不清楚，要不就是暗示蒂姆·乔叟。”
“他生前从来没这么称呼过蒂姆，死的时候就更没理由了。”
“说不定是你听错了，他说的可能是漱口水或是车模之类的单词。”
“我不会听错，他说的就是‘石像鬼’。这栋大楼的楼顶就有一些石像鬼雕像，你应该知道。”
“当然，四角各有一个。去年夏天，工人把其中的一个拿下来清洗，我和贝利还跟它合影了呢。”
“我有印象。”
梅特兰法官站了起来，这表示谈话差不多到此为止。
“欢迎您随时来访，霍桑医生。来支雪茄吧。”
“我不抽雪茄，”我在门口停下，“您会解雇蒂姆·乔叟吗？”
他叹了口气：“我想是的。”
我走到外面，花了一些时间仰望那些石像鬼的雕像。那是四只丑陋的野兽，引着长长的脖子，张开的血盆大口则作为出水口之用。去年夏天进行例行修缮的时候，这些出水口被堵上了，因为人们抱怨刮大风的时候，出水口喷出的水流被吹得纷纷扬扬。
现在，屋顶排水沟解决了所有问题，水管将水流引导至地面。神兽沦为平凡的装饰用具，昭示着已逝去的时光。
正当我站在屋外，蓝思警长从监狱那边的人行道穿过马路，朝我走来。
“真他妈的，医生，我刚接到州警方的电话。他们想插手此案。如果我没办法搞定这案子，他们就要接管后面的调查！”
“别激动，警长。他们一直是这副德行，你又不是不知道。不管怎么说，法官在自己的法庭审理谋杀案却被毒死的消息到哪里都是桩大新闻。想把这事儿压在北山镇是不可能的。明天一早，波士顿甚至纽约的报纸都将报道这个消息。”
“但是北山镇是我的地盘，这是我的工作！”
“我们不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只要我们能在接下来的几小时内一举解决这个案子，所有人都没话好说。”
警长丢给我一个有些迷惘的表情。
“那怎么办，医生？你知道法官是怎么被人毒死的吗？”
“还不清楚。但我知道他临死前试图告诉我一些有关石像鬼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办法检查一下那些雕像？”
“除非你胆敢把身子探到屋顶外，否则别想。还记得去年吗？当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们卸下来进行修缮。”
“有印象。尽管如此，屋顶的坡度并不是很陡，这根本难不倒一个年轻矫健的男人。”
“医生，你在说你自己吗？”
“我认为罗伯特·耶鲁是个更好的人选，到时候我会牢牢抓住他的。”
于是我打电话到罗伯特的办公室，他很快就赶了过来。原来我和他的病人刚好都活蹦乱跳的，这真令人高兴。不过当他看到有些年头的法院屋顶时，不免有些畏缩：“山姆，我们要爬到那上面去？”
“嗯。换了几年前的你，根本眼睛都不会眨一下。想象自己是一个毛头小子，我会系一根绳子在你的腰带上，这样你不用担心会掉下去。”
他哈哈大笑：“像登山队那样干，咱们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要是我掉下去了，你也跑不了。”
“再公平不过了。”
“你认为在那些石像鬼里能找到什么？”
“我不知道。尽管去年它们就被堵上了，但里头没准还是藏着东西。”他抬头望着屋顶。
“我们是不是四个角都得查一遍？”
“那得看运气了。”
他脱衣捋袖，摩拳擦掌。
“准备就绪，山姆。我们从哪个开始？”
我想了一会儿，最后说：“贝利是在其中的某一个石像鬼旁合影留念的。我们得看看那张照片的背景，然后找出这是屋顶的哪个角，然后从那里开始调查。”
从照片上，我们能够看到法院大楼的正门，门是朝向右边的。这说明地上那尊位于贝利和梅特兰当中的石像鬼是从面朝法院大楼时的左前方角落卸下来的。到了屋顶以后，就从这一个开始调查。罗伯特·耶鲁在腰间拴了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系在屋顶的一根大烟囱上，说实话，这项工作并不是特别危险。
“我以前爬过比这个难度高得多的苹果树。”他一边小心翼翼地沿铺着石板的屋顶边缘挪步，一边回头冲我大喊。
“你身体探到屋顶外面的时候千万小心，我可不想失去北山镇除我之外唯一的医生。”
他跨坐在那个石像鬼身上，开始摸索雕像的出水口。
“我要找什么东西啊？”
“不知道他们用什么东西把出水口给堵住了。”
“还用问吗——肯定是水泥！”
“噢。”
“我搞不定，山姆。”他调整了倾斜身体的角度，以便更好地使力，但是堵住的排水口让他无计可施，“你还是得把这玩意儿弄下去，用鹤嘴锄敲烂这些水泥。”
我站在烟囱旁边，牢牢抓住绳子的另一端，我心想，这是不是在浪费时间呢？楼下的马路上，有一些行人看着这边，对我们指指点点，我感到有一点荒唐。
“试试看它的嘴巴。”我冲他喊道。
“嘴，试试看它的嘴。他们用水泥堵住了出水口，但你还是能把手伸进它张开的嘴里。”
他沿着石像鬼的脖子，尽可能地向前伸展身体，我暗自祈祷那尊雕像能够承担他的体重。
“找到了！”他大叫。我看见他从怪物的嘴里伸出手来，拿着一个小小的包裹，我舒了一口气。也许我的想法并不算天马行空。
我开始往回拉绳子，他翻过石板瓦回到烟囱旁与我会合。他手上攥着一个厚实的小包裹，被油纸包裹得严严实实，并且用粗线捆扎妥当。
“他的私人时光胶囊，”我在手里掂量着纸包，发出感叹，“他八成认为下次清扫石像鬼前不会有人发现这玩意儿。”
“里面是什么东西？”耶鲁问。
“我们到下面去看。”
蓝思警长也凑了过来，好奇地盯着我们的发现。我们小心翼翼地展开层层包覆。里面是一些法律文件，文件表明贝利与梅特兰法官是波士顿一家地下酒吧的背后投资人。
“太扯了！”警长冷哼道，“谁能想到会是他俩？”
罗伯特·耶鲁抬头看着我：“这可以作为谋杀的动机吗？”
我耸耸肩：“这个可以是。贝利显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愧疚，因此他将这些自有性质的文件托付给后人。现在让我们去会会梅特兰法官。”
“那这里还有我的事吗？”耶鲁问。
“不用了，你在房顶上的表现非常杰出。”
“山姆，我前面在想，要是我们俩都掉下去的话，村民们该怎么办呢？”
我把我们在石像鬼嘴里的发现告诉了梅特兰法官，他自始至终显得兴趣缺缺。当我说完时，他道：“贝利显然认为投资那间酒吧是见不得人的勾当。我的观点和他恰恰相反。法官也是普通人，可以用自己的钱做一些投资。在波士顿的某家餐馆拥有一部分股份与我身为北山镇法官的责任毫不冲突。”
“那并非餐馆，梅特兰法官。地下酒吧是被法律禁止的。”
“艾尔·史密斯当选以后就不一定了。”
“我可不是来找您谈论政治的。我正在协助蓝思警长调查一起谋杀案。”
“所以你觉得我为了保护商业投资的机密不被泄露而杀了贝利？”他不屑地说道，“首先，我根本不认为这桩投资有什么问题。其次，请你告诉我，我是如何在贝利的饮水里下毒的？老子甚至没有迈进那个法庭半步！”
不得不承认，他的问题让我无法还击。尽管贝利临死之前吐出“石像鬼”几个字，但这可能和谋杀毫无关系。也许他脑海里最后的一些思绪恰巧就是他藏在石像鬼里的秘密。
“我现在没法回答您的问题，”我朝门口走去，“但我还会来找您的。”
“霍桑——”
“还有什么事？”
“你打算怎么处理你们找到的那些文件？”
我转过身，望着对方。梅特兰的假面具终于摘了下来，纸老虎心里发慌了。
“走着瞧，”我告诉他，“我还没想好呢。”
在法院大楼的门口，聚集了一小拨人。难道是他们看到我和耶鲁在屋顶上的行为，感到好奇？我的护士爱玻也在人群中，她发现我后，赶忙冲上前来。
“山姆医生，快来！蓝思警长有新发现了！”
我二话没说，跟着她一路小跑。蓝思在我的办公室等我，他的新发现令我大感意外。
“闻一下这个，医生。”说着，他递给我一瓶无色液体。
“氢氰酸，”我说，“你在哪里找到的，警长？”
“街上的一个垃圾桶里。我走在那个叫西蒙斯的律师后面，看见他把这个瓶子扔了进去。”
“很有意思。”
“你觉得会是西蒙斯干的吗？”爱玻问，“但他离法官隔了八条马路远，不是吗？”
“我们得找他聊聊，”我说，“但我另外还有个建议——一个能将本案速战速决的建议。我希望今晚能重建犯罪现场。”
“那是什么意思？”
“听我说，警长。我想要律师和原告在场，还要召集尽可能多的陪审员和观众，而且不能事先通知他们。我希望所有的一切和今天下午一模一样，包括蒂姆·乔叟和那个大水罐。”
“你是说今天晚上就能结案吗，医生？你打算向众人展示法官被谋杀的方法？”
“看运气了。”
“好极了。凡是有不可思议的谋杀，你总能大展身手。不过就算我把所有人都召集过来，还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缺席。”
“贝利法官。”
“没错，我可不能把他的尸体拿过来重建案发现场。”
“我也许可以说服梅特兰法官扮演这个角色。”
“梅特兰？”
我点了点头：“所有人，今晚八点钟，警长，靠你了……”
一到八点钟，我便立即走进法庭，在兰德·史密斯女士旁边的位置坐下。几乎所有人都到齐了——陪审员们，员工桌前的蒂姆·乔叟，原告方律师，坐在西蒙斯身旁的被告亚伦·弗拉维，前排的死者遗孀，以及零零散散的观众们，连罗伯特·耶鲁都到了，他在后排找了个位置坐下，和下午的时候一样。只有法官席空空如也，但是很快蒂姆·乔叟便跛着脚起立，宣布梅特兰法官驾到。
所有人起身恭迎，梅特兰入座后，俯视着下方的众人：“我被说服来参加这场荒诞剧的演出，只因为有人告诉我这将会是一把钥匙，用来破解今天下午发生在这里的可怕谋杀。总之，这里仍是法庭，我决不允许任何哗众取宠的行为影响到对亚伦·弗拉维的二次审理。”然后，他转向陪审席，“你可以开始了，霍桑医生。”
我站了起来，离开陪审席，接管整个审判流程。我费了好一番工夫才说服梅特兰，这多亏我手上那些从石像鬼嘴里挖出来的证据。他正用冰冷漆黑的眸子望着我，我觉得自己没准已经完成了整个行动中最聪明的一环。
我拿着蓝思警长发现的被西蒙斯丢弃的小瓶毒药，作为开场白：“女士们，先生们，我手上的这个瓶子，正是几小时前，凶手在法庭上用来对贝利法官行凶的工具。氢化氰溶液——或者用个更加通俗的名字来说，氢氰酸。”
蒂姆·乔叟局促地在桌子后面扭动身体，盯着那个空水罐。
“西蒙斯先生，您不介意告诉大家，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在您那儿吧？”
矮个子律师闻言站了起来。
“不，先生！我没什么好说的！”
“谢谢您，西蒙斯先生。”我转向梅特兰法官，“由于您的宽容大量，接下来我将一五一十地演示贝利法官是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下毒的。”
“我相信这个演示不会让我成为下一个牺牲者。”梅特兰闷闷不乐地说。
“没什么可担心的，”我告诉他，其实我心里也没底，“现在，如果证人能站在与今天下午相同的位置，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亚伦·弗拉维站上了证人席，西蒙斯在证人席前方严阵以待。这时，我继续说道：“蒂姆，拿上水罐，像今天下午一样把它灌满。”
蒂姆·乔叟不情愿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朝法官席走去。他唯唯诺诺地伸手去够那个罐子，仿佛担心遭到罐子的袭击似的，与罐子一起放在托盘上的还有三个水杯。他终于拿到了水罐，一瘸一拐地穿过法庭前方，走向取水处。所有的视线都会聚在他的身上，这也和下午一样。他小心翼翼地灌满了水，然后回到法官席，把水罐搁在托盘上。
“辛苦了，蒂姆，”我说，“女士们，先生们，如各位亲眼所见，你们认为他有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水中下毒吗？”
“绝对不可能，”蓝思警长在前排发言，“而且根据我得到的调查结果显示，水罐中并没有毒药，有问题的是杯子。”
“这和我的猜测一致。那么，杯中的毒是怎样以及被什么人投下的？难道是贝利法官自己吗？当然不是，这显然不是自杀。可是水倒进杯子以后，就只有他自己才有机会在里面下毒。我们面临一种完全不可能的情况，除非——”我拖长了尾音，一边打开装着氢氰酸的小瓶，作势朝放着玻璃杯的托盘伸过手去，“除非毒药本来就在杯子里面。”
梅特兰法官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把小瓶里的东西倒进他手边的杯子里。杯子底部只有薄薄一层无色液体。“即使只相隔几英寸都看不见，而且就算贝利法官发现了，也很可能认为是残留的水——例如一块融化了的冰块之类的。”
“但是……”警长打算提出抗议。
“贝利只倒了半杯水，所以毒药的效力仍然足够致命。后来等到贝利意识到水里的怪味时，已经太晚了。”
“这么说来，任何人都有可能趁中午的休庭时间在杯子里下毒。”梅特兰说。这家伙可能又在担心我把怀疑的矛头指向他了。
“确实，任何人都有可能，”我表示同意，“因此西蒙斯律师取得毒药的场所对侦破本案来说至关重要。”
律师狐疑地扫视在座的观众。我举起水罐，将杯子装到半满——正如下午的贝利法官。然后我经过律师身边，来到观众席的栅栏旁，用杯子指着第一排的某个女人。
“毒药是您的，加斯特罗太太，我说得没错吧？”
“我……”她想要开口，却说不出话，只好站起来，摆出一副要夺路而逃的样子，不过蓝思警长抢先一步堵住了她的去路。
“西蒙斯发现了这个小瓶子，然后从你手里夺走了，对吗？”
律师吵吵嚷嚷地抗议起来，却被莎拉·加斯特罗打断了。
“医生说得没错。华尔特死了，我也不想活了。西蒙斯先生发现后从我手里抢走了毒药。但我发誓他跟法官的死没有关系！”
“这个用不着你说我也知道，”我说，“我已经向各位演示了如何在贝利倒水之前将毒药投入水杯。但是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清楚地记得今天下午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看上去毒药事先被人投入了法官的杯子——但事实并非如此。法官端详了其中一个杯子后，发现了杯沿有裂缝或者缺口，于是把那个杯子放在一边。他最终用来喝水的杯子——底部必然事先已有一层毒药——是托盘上剩下的那两个杯子当中的一个。”
亚伦·弗拉维听我这么一说，便问：“你的意思是，那毒药是为我而准备的？”
“对极了，弗拉维先生。不仅是为你而准备，而且是你自己准备的。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取水的蒂姆·乔叟身上时，你悄悄地把手伸向水杯，把小瓶里的毒药一股脑儿倒了进去。你本来是打算服毒自尽的，不过当贝利把你的杯子拿走，并在里面倒水的时候，你却保持了沉默。这究竟是为什么，弗拉维先生？我猜在那一瞬间，你脑子里出现了审判无效，甚至无罪释放的画面。你心想，可能不会再有第二次审判了。于是，当贝利饮下你为自己准备好的毒药时，你选择了沉默。”
“胡说八道！”被告大声抗议，“我到哪儿去弄这种毒药？”
“你和莎拉每人都有一小瓶毒药。答案再明显不过了——你们约好若是事态败露就一起自杀。”
“她离他那么远！”蓝思警长无法理解，“她怎么才能把毒药交给他？”
“我的一位陪审团成员注意到她在提供证词时，一直在嚼口香糖。而我发现亚伦·弗拉维两手在证人席下面摸个不停，加斯特罗太太之前作证时也有相同的动作。结论是，她用口香糖将毒药瓶粘在证人席的椅子上，弗拉维稍后再取下来。当我们都注视着乔叟向水罐里注水时，弗拉维把毒药倒进了离自己最近的那个杯子——然后看着法官代替自己去死。加斯特罗太太看到法官死亡后一定大为震惊——而她也很快猜到事情的真相！”
“自杀同盟的证据，”端坐法官席的梅特兰法官庄重宣布，“正可强有力地支持稍早时华尔特·加斯特罗死亡一案的有罪推定。在第二次审判中，这个证据将被使用。”
“不会有第二次审判了！”亚伦·弗拉维大叫道，一把抢过半满的水杯。众人还来不及反应，杯中的水已被他一饮而尽。我估计法庭上的大家伙儿都僵在位子上，等待毒药生效后出现的第二名死者。
不过大家都没想到的是，我摇了摇头，从他手中拿回了杯子。
“不会这么容易让你逃脱制裁的，亚伦。第二个小瓶子里的毒药已经被我换成了水。”
“大功告成。”山姆·霍桑医生为这故事画下旬号，“他们后来还是举行了第二次审判，而我并不在陪审团里。亚伦·弗拉维因为谋杀华尔特·加斯特罗而被判二十年监禁。事情看上去就这么尘埃落定了，检方并没有就他纵容贝利法官喝下他为自己准备的毒药而提出控诉。加斯特罗太太也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你们这么快就要走了？走之前要不要再来一小杯？下次再来——我给你们讲北山镇第一家医院开业的故事，罗伯特·耶鲁成了医院的第一个病人。”
（吴非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