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纸盒中的蛋糕为何会被掉包为死鸽——少女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下了这个结论。与死鸽一同被遗留在自己房间时仍是小学低年级的少女，现在已经成为了国中生。

后来，“她”依旧担任少女的家庭教师一阵子。在少女眼前爆发情绪时，“她”似乎是真心想辞职；但事后冷静下来，便改变了主意。这不是出于对少女本人的顾虑，而是担心自己的双亲在少女家人面前不好做人。当然，少女不明白这种公关性的考量，却隐约察觉“她”做了某种自己无法理解的成人判断。

只不过，“她”的自尊心似乎不容许自己对小孩子低头；对于冲动地刮了少女一耳光之事，“她”只装作没发生过。

倘若少女向家人告状，“她”的立场便岌岌可危；然而少女无意对他人提起当天之事，而“她”似乎也料到了少女的心境。万一事情曝光，“她”只需籍口是基于教育上的考量，再道个歉便可解决；但若没曝光，“她”根本不打算主动道歉。

就这样，“她”回复为原来那个貌似温柔的家庭教师，全然不提及死鸽之事，一如从前地代替少女的家人知道功课、倾听烦恼；不，表面上，“她”的温柔体贴甚至更胜从前。

一度目睹“她”一百八十度转变的少女虽然迷惘，却又为“她”回复成原来的美好女性之事而感到欣喜；不，或许该说是试着感到欣喜。少女发现自己不像从前一般崇拜“她”了。

对于蛮不讲理地掌掴少女之事，“她”亦有万一之时谢罪的打算；然而，是对少女的家人谢罪，并非对少女本人谢罪。“她”认定自己绝无对小孩低头的必要。

当然，少女并不知情。只不过，少女却隐隐约约察觉“她”的心中对自己多了份以前没有的隔阂，而这份隔阂将一切都毁去了。

丧失了敬爱与崇拜的对象，令少女的自我变得明显不安定；她的心中充满了自己亦无法理解的悲哀，甚至曾在半夜醒来的时莫名地掉泪。少女觉得自己遭受了不合理的待遇。虽然没能明确分析，但年幼的她知道，原因全出于自己无法像以前那般爱“她”。

然而，少女无意责怪“她”。“她”并没有错——少女顽固地如此想着。即使“她”拒自己于千里之外，也并非出于本意，全都是那具死鸽的错。正确说来，该责怪的是将纸盒中的蛋糕调换成死鸽的人。

一思及此，少女的注意力全转移至“犯人”身上。究竟是谁、为了什么目的做了那种事？

那个犯人害自己与“她”之间产生了决定性的裂痕，假如那具死鸽没出现，自己就能继续爱“她”——一这么想，少女对那素未谋面的犯人便涌现了激愤之情；这股强烈得几乎将少女抛至九霄云外的情感，便是她有生以来初次体验的憎恨。

想知道“犯人”是谁及那么做的理由——这个念头充斥少女的脑海，但具体上该如何找出真相，她却全然不知。

倘若少女的年岁再大一些，应该会从询问“她”本人是否遭人怨恨、带着纸盒离开蛋糕店后是否曾到他处开始着手；但少女完全没想到这些环节，更重要的是，即使年幼如她，也明白死鸽话题在“她”的面前是个禁忌。

数年后，“她”辞去了少女的家庭教师，理由是为了结婚。

男方是少女的远亲，某个政治家的儿子，似乎是少女的家人提议相亲的。幸而当初耐着性子继续当家教，才能得此良缘——“她”本人是否曾如此庆幸，少女不得而知；这并无任何意义。

少女亦应邀出席隆重的婚宴，所有宾客皆异口同声地赞赏新娘的美貌。

“她”的确很美，这点少女无法否定，也无意否定。然而，如今“她”的美貌已沦为已沦为隶属男人的层次。

少女所崇敬的高雅玲珑之完成品，已不复在；现在的“她”，只拥有吸引男人品头论足的微渺魅力。“她”被男人消费的命运已昭然若揭，那身纯白的新娘礼服甚至显得悲惨。

少女并未将自己的心思全化为语言并逐一分析，只是漠然地确认了新娘的美丽不再是自己所追求的美。少女的女神，已不存在。

当然，“她”从不曾是女神。

“她”并非成了新娘才突然堕落，“她”所经雕细琢的美貌原本就属于被男人消费的层次。高雅玲珑的完成品，不过是少女单方面的理想化。

随着成长，少女明白“她”只是个寻常人，同时也渐渐了解强加自己幻想的形象于他人身上有多么愚昧。但她尚未成熟到足以庆幸自己的幻想及早于幼时破灭，她甚至期望能珍藏理想化后的“她”，直到永远，永远——原本她办得到的，只要那天的那个时刻，那具死鸽没出现于盒中的话。

少女憎恨着从自己身边夺走“她”的人，憎恨着将这个蛋糕调换为死鸽的犯人。自己必须知道那个“犯人”是谁，还有他这么做的理由——浮现这个念头时，少女已是个国中生了。

当时“她”已完婚，不再出入少女家中；但这些都无关紧要。

对少女而言，“犯人”不光是杀害鸽子，也不光是将蛋糕掉包为死鸽，而是掠夺了自己的“爱”；因为失去“她”，便代表失去憧憬及爱情，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存在基础。将自己转为虚无的魔物——正是那具死鸽。

而现在“犯人”仍持续掠夺着，今后也将掠夺下去——只要其真面目与动机尚未水落石出。

除非找出那个看不见面孔的“犯人”，否则自己永远只是个被掠夺的存在，无法爱人也无法被爱的空洞存在。

无论用什么手段，都必须找出“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