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贝克和梅兰德走进那个接待室的时候，坐在大理石柜台后方的总机小姐放下了指甲锉。

比约内·福斯贝里的办公室位于国王街一栋建筑的六楼，靠近斯蒂勒广场。四楼和五楼也是该公司的楼层。

时间才九点过五分，他们知道福斯贝里通常要到九点半才会进办公室。

“他的秘书应该就快到了，”总机小姐说，“你们要等她的话，请到那边坐。”

在接待室另一端总机小姐看不见的地方，摆着一张低矮的玻璃桌，周围有几把扶手椅。两人挂起大衣坐了下来。

接待室四周总共有六扇门，上面并没有姓名牌；其中一扇门没有关紧。

马丁·贝克站起来，到门口偷窥了一下，然后走了进去。梅兰德拿出烟斗和烟草袋，装填烟草，擦燃火柴。马丁·贝克回来坐下。

他们沉默地坐着等。总机小姐的声音和转接电话的杂音不时传来。除此之外，唯一的声音就是外面微弱的都市喧嚣。马丁·贝克翻阅一本一年以前的工业杂志，梅兰德咬住烟斗往后靠着椅背，双眼半闭。

九点二十分，外面的门打开了，一位女士走进来。她穿着毛皮大衣，高统皮靴，挽着一个大手提袋。

她对总机小姐颔首招呼，很快朝半掩的门走去，而且毫无表情地瞥了这两个坐在椅子上的男人一眼，脚步不曾稍停，然后她“砰”一声把门在身后关上。

又过了二十分钟，福斯贝里才出现。

他的打扮跟昨天一样，举止敏捷有活力。他正要挂起大衣的时候，看见了马丁·贝克和梅兰德。他的动作停顿了半秒钟，但很快就恢复正常，把衣服挂在衣架上，然后走向这两个人。

马丁·贝克和梅兰德一起站起来。比约内·福斯贝里疑惑地扬起眉毛。他张嘴要说话，但马丁·贝克伸出手说：

“我是贝克督察，这位是梅兰德侦查员。我们想跟你谈谈。”

比约内·福斯贝里和他们握手。

“当然可以，”他说，“请进来。”

他扶着门让他们进去，态度镇静，几乎算是愉快。他对秘书点点头说：

“早安，薛德小姐。请你先回避一下。我要和这两位先生谈一下话。”

福斯贝里带他们进入办公室，里面宽敞明亮，装潢典雅。室内铺着厚厚的灰蓝地毯，大办公桌闪闪发亮，上面空无一物。黑皮旋转椅旁有一张小桌，上面放着两部电话、口述录音机和对讲机各一。宽大的窗台上放着四个白铁相框，是他的妻子和三个小孩。两扇窗户之间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人像油画，应该是他的岳父。房里还有鸡尾酒柜、一张会议桌，桌上的托盘里放着玻璃水壶和水杯。此外还有沙发和两张安乐椅，一个有活动玻璃门的书柜，里面摆着一些书和瓷像，另有一个慎重地嵌入墙中的保险柜。

马丁·贝克关上门，打量着这一切。比约内·福斯贝里从容地走向办公桌。

福斯贝里把左手放在桌上，倾身向前，拉开右边的抽屉，伸手进去。他的手再次出现时，紧抓着一把手枪。

他的左手仍撑着桌面，右手举起枪，直接塞进自己嘴里，嘴唇含住闪亮的蓝钢枪管，并且扣下扳机。从头到尾他都望着马丁·贝克，仍然带着几近愉快的神情。

这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马丁·贝克和梅兰德才走到房间中央，比约内·福斯贝里就猛然倾颓在桌前。

手枪的保险栓打开了，击铁敲在枪膛上的刺耳声音清脆可闻。但本来会从枪口呼啸而出打烂比约内·福斯贝里上腭、轰掉他大脑的子弹却根本没离开枪管。这发子弹仍躺在马丁·贝克右边裤袋的黄铜弹壳里，跟其他五颗原来在弹匣里的兄弟姊妹们在一块儿。

马丁·贝克取出一颗子弹，用手指搓来搓去，阅读着撞击式雷帽上印刻的字样：METALLVERKEN38SPL。子弹是瑞典制造，但手枪是美国的S&w点三八特制型，麻省斯普林斯菲尔德市出品。

比约内·福斯贝里脸朝下趴在光滑的桌面上，浑身发抖。几秒钟之后他滑到地板上，开始尖叫。

“我们最好叫一辆救护车。”梅兰德说。

于是勒恩又一次带着录音机，坐在御林军医院的隔离病房里。这次不是外科部门，而是精神科，跟他在一起的不是讨人厌的乌尔霍尔姆，而是贡瓦尔·拉尔森。

比约内·福斯贝里接受了种种治疗，打了好几针镇定剂和其他一堆玩意儿，担心他精神状况的医生已经在房里待了好几个小时了。但病人唯一能说的一句话似乎只有：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死？”

这句话他一再重复，现在又说了一遍：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死？”

“对啊，我们干吗不让你死了算了？”贡瓦尔·拉尔森咕哝道，医生严厉地瞪他一眼。

要不是医生说比约内·福斯贝里真的有生命危险，他们根本不会到这里来。根据医生的解释，病人感受到非常强烈的震惊，因而心脏衰弱，神经几乎错乱；诊断的结论是，病人的状况大致而言还算不坏。只不过，发一次心脏病就随时可能要了他的命。

勒恩思忖关于病人大致状况的评语。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死？”福斯贝里重复道。

“你为什么不让特雷莎·卡马朗活着？”拉尔森反问。

“因为不行。我得摆脱她。”

“哦，”勒恩充满耐心地说，“为什么非这样不可呢？”

“我别无选择，她会毁了我一辈子。”

“你这一辈子到头来反正也毁了呀。”贡瓦尔·拉尔森说。

医生再度严厉地瞪了他一眼。

“你们不明白，”福斯贝里埋怨道，“我叫她不要再来。虽然我自己穷得要命，还挤出钱来给她。但她还是……”

“你想说什么？”勒恩和蔼地说。

“她还是一直追着我不放。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她躺在床上没穿衣服。她知道我放备用钥匙的地方，自己就进来了，我妻子……我的未婚妻十五分钟之后就要来。我别无选择。”

“然后呢？”

“我把她搬到楼下放毛皮大衣的冷藏室里。”

“你不怕别人发现吗？”

“钥匙只有两把。我一把，尼瑟·约兰松一把。尼瑟不在。”

“她在那里待了多久？”勒恩问。

“五天。我在等下雨。”

“对，你喜欢雨。”贡瓦尔·拉尔森插嘴。

“你不懂吗？她是个疯子，只消一分钟她就能毁了我一辈子、我计划的每一件事。”

勒恩不自觉地颔首。一切进行顺利。

“冲锋枪从哪儿来的？”贡瓦尔·拉尔森突然问道。

“打完仗后带回来的。”

福斯贝里沉默地躺了一会儿，然后他骄傲地补上一句：

“我用那把枪干掉了三个布尔什维克党人。”

“是瑞典枪吗？”贡瓦尔·拉尔森问。

“不是，芬兰的。苏米M三七。”

“枪现在在哪里？”

“没人找得到的地方。”

“水里面？”

福斯贝里点头，似乎陷入沉思。

“你喜欢尼尔斯·埃里克·约兰松吗？”过了半晌勒恩问道。

“尼瑟没问题，是个好孩子，我像是他爸爸一样。”

“不过你还是杀了他？”

“他威胁到我、我的家庭、我活着的所有目的、我必须维持的一切。他忍不住了，所以我让他一了百了，干净利落，毫无痛苦。我没有像你们折磨我这样折磨他。”

“尼瑟知道特雷莎是你杀的吗？”勒恩问道，声调一直都很平静和蔼。

“他猜到了，”福斯贝里回答，“尼瑟可不笨。他是个好伙伴。我结婚以后给了他一万克朗和一辆新车，然后我们就永远分道扬镳了。”

“永远吗？”

“对。之后我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直到去年秋天，他打电话来说有人日夜跟踪他，他很害怕，需要钱。我就给他钱，还试着送他出国。”

“但是他没去？”

“对，他太消沉了，而且吓得半死，觉得出国的话看起来更可疑。”

“所以你就杀了他？”

“我不得不动手。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别的办法，要不然他会毁了我、我孩子的未来、我的生意、我的一切。他不是故意的，但是他太软弱而且不可靠，甚至胆子太小。我知道他迟早会来找我帮他，然后我就完了。他有毒瘾，太过软弱，靠不住，警方逼供他就会全都招了。”

“警方并没有逼供的习惯。”勒恩温和地说。

福斯贝里第一次转过头来。他的手腕和脚踝都被绑着。他望着勒恩说：

“那这是什么？”

勒恩垂下眼睑。

“你在哪里上公车的？”贡瓦尔·拉尔森问。

“克拉拉贝里路奥伦斯百货外面。”

“你怎么去的？”

“开车。我把车停在公司，那里有专属停车位。”

“你怎么知道约兰松要搭那一班公车？”

“他打电话来，我叫他照我的话做。”

“换句话说，你告诉他要怎样行动，好让你宰了他。”

“你不明白吗，他让我没有选择啊！反正我的方法很人道，他什么也不知道就结束生命了。”

“人道？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你们放过我好吗？”

“还不行。解释公车的事。”

“好吧。然后你们就会走人？可以保证吗？”

勒恩瞥向贡瓦尔·拉尔森，然后说：

“对，我们保证。”

“星期一早上尼瑟打电话到办公室找我。他走投无路，说无论他到哪里那个人都跟着他。我知道他撑不了多久了。我妻子和女佣那天晚上不会在家，而且天气很适合。孩子们都睡得很早，所以我……”

“怎样？”

“所以我就跟尼瑟说，我要看看那个跟踪他的人。尼瑟会把他引到动物园岛去，准备大概十点的时候去搭双层公车，一直搭到终点站。他离开前十五分钟必须打办公室专线电话给我。所以九点一过我就出门，把车停好，进办公室等待。我没开灯。他照我说的打电话来，我就下去等公车。”

“你是不是之前就决定好地点了？”

“那天稍早我从头到尾坐过一趟，然后决定的。那个地点很好——我不认为附近会有人，特别是雨下个不停的话。我想大概只有少数乘客会一直坐到终点。要是只有尼瑟、那个跟踪他的人、司机和另外一个人坐在车上就再好不过了。”

“另外一个人？”贡瓦尔·拉尔森说，“谁啊？”

“谁都可以。这样看起来比较像样。”

勒恩望着贡瓦尔·拉尔森，摇摇头，然后他转向活动病床上的人说道：

“你有什么感觉？”

“下困难的决定时一向都很难受，但是一旦我下定决心要做——”他没说下去。“你们不是保证会走吗？”

“我们的保证和我们要怎么做是两回事。”贡瓦尔·拉尔森说。

福斯贝里瞪着他，苦涩地说：

“你们就只会折磨我，还说了一堆谎话。”

“在这里说谎的可不止我一个人，”贡瓦尔·拉尔森反击。

“你早在好几个星期以前就决定要杀掉约兰松和斯滕斯特伦警员了，对不对？”

“对。”

“你怎么知道斯滕斯特伦是警察？”

“我之前观察过他。尼瑟没发觉。”

“你怎么知道他是自己一个人？”

“因为一直没有人接替他。我认为他是自己私下在查案，好扬名立万。”

贡瓦尔·拉尔森沉默了半分钟。

“是不是你叫约兰松身上不要带证件？”最后他说道。

“对。他第一次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

“你怎么学会控制公车门的？”

“我仔细观察过司机怎么做。就算这样，还是差点出了错。公车的型号不一样。”

“你在公车上坐哪里？上层还是下层？”

“上层。坐了一会儿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然后你带着冲锋枪下来？”

“对。我把枪藏在背后，这样尼瑟和其他坐在后面的人才不会看到。但还是有一个人站了起来。你得事先有所准备。”

“要是枪卡住了昵？”

“我知道枪没问题。我的武器我很清楚。把枪带到办公室之前我仔细检查过。”

“你什么时候把冲锋枪带到办公室的？”

“大概之前一星期。”

“你不怕被人发现吗？”

“没人敢开我的抽屉，”福斯贝里高傲地说，“而且我上了锁。”

“枪以前放在哪里？”

“在阁楼上锁的箱子里，和其他的战利品放在一起。”

“你杀了那些人以后往哪里走？”

“往东沿着北站街走，在绿地航站坐出租车，然后到公司开车回石得桑。”

“而沿路随手就把冲锋枪扔了？”贡瓦尔·拉尔森说，“别担心，我们会找到的。”

福斯贝里没有回答。

“你有什么感觉？”勒恩温和地重复道，“开枪的时候？”

“我是在保卫自己、我的家人、我的公司。手里拿着枪，预备十五秒钟之内就要冲进一道全是敌人的战壕，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

“我没有。”勒恩回答。

“那你什么也不懂！”福斯贝里大吼，“你根本没资格说话！你这种白痴怎么可能了解我！”

“这样不行，”医生说，“他得接受治疗。”

医生按铃。几名医护人员走进来，把躺在床上大吼大叫的福斯贝里推出房间。

勒恩开始收拾录音机。

“我真恨那个狗娘养的。”贡瓦尔·拉尔森突然说。

“什么？”

“我要告诉你一件以前没跟别人说过的事，”贡瓦尔·拉尔森坦白道，“干这一行，碰见的每个人我都觉得他们可怜，那些家伙都是希望自己是最好没出生的人渣。人生搞得一塌糊涂并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但是像福斯贝里这样的家伙——这种毁了别人一辈子还自以为是的猪猡，满脑子只想到自己的钱、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老婆孩子，以及自己所谓的地位。这种人自以为高人一等，所以可以对别人发号施令。这种人有成千上万，但大部分都不会笨到去勒死一个葡萄牙妓女，所以我们根本抓不到他们，我们只能看见被他们戕害的人。这家伙是例外。”

“嗯，或许你说得对。”勒恩说。

他们离开了房间。走廊另一端的一扇门前站着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双腿岔开，双臂交叠在胸前。

“哼，是你们啊，”贡瓦尔·拉尔森遗憾地说，“对了，这家医院在索尔纳嘛。”

“你们终于抓住他了。”卡凡特说。

“对啊。”克里斯蒂安松应和。

“我们没抓住他，”贡瓦尔·拉尔森说，“是斯滕斯特伦自己解决的。”

大约一小时后，马丁·贝克和科尔贝里坐在国王岛街的警局里喝咖啡。

“侦破特雷莎谋杀案的其实是斯滕斯特伦。”马丁·贝克说。

“是的，”科尔贝里说，“但他的方法实在太蠢了。自己一个人偷偷查案，连一张纸也没留下来。真是的，这个小孩儿一直没长大。”

电话响了。马丁·贝克接起来。

“喂，我是蒙松。”

“你在哪里？”

“现在在瓦斯贝加。我找到那一页报告了。”

“在哪里？”

“斯丹斯壮的桌上，在吸墨纸底下。”

马丁·贝克一言不发。

“我记得你说你们找过了，”蒙松语带指责。“而且——”

“怎样？”

“他在上面用铅笔写了几个字。右上角他写着‘归还特雷莎卷宗’。这页底下他写了一个名字：‘比约内·福斯贝里’，后面有一个问号。不知道这重不重要？”

马丁·贝克没有回答，他抓着话筒坐在那里，随后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