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贝里懊恼地叹了口气，不耐烦地胡乱翻着眼前堆着的卷宗。

“要花一个星期才看得完。”他说。

“至少一星期。你知道案件的实际情况吗？”

“不知道，连大概轮廓都不知。”

“应该留有一份概要。要不然我可以大概说给你听。”

科尔贝里点点头。马丁·贝克挑了一两页说：

“案情很清楚，非常简单，所以才这么困难。”

“说吧。”科尔贝里道。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早上，也就是说超过十六年以前，一个男人在找他家养的猫时，在国王岛上斯塔德哈根运动场附近的矮树丛里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尸体赤裸地趴着，双手放在身侧。验尸显示她遭人勒毙，死亡大概五天了。尸体保存得很好，显然曾经放在冷冻库或类似的地方。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性谋杀，但由于时间已经过了太久，验尸的法医无法找到任何死者曾经遭到性侵害的确切痕迹。”

“总而言之就是性谋杀案。”科尔贝里说。

“是的。另一方面，犯罪现场的鉴识结果显示，尸体躺在那里的时间不可能超过十二小时；这点稍后由证人证实了——前一天晚上证人曾经过树丛旁边，要是有尸体的话不可能没看见。

“此外，纤维和织物分析发现，她是被裹在一条灰色毯子里搬运的，因此犯罪第一现场并不在尸体被发现的地方，尸体只是被丢到树丛里而已，也几乎没有用落叶残枝加以掩盖。大概就是这样了……不对，我差一点儿忘了，还有两件事：她在死前数小时都没有吃过东西；凶手也没有留下脚印或任何蛛丝马迹。”

马丁·贝克翻过几页，浏览打字机打出来的内容。

“当天死者就被人指认出是特雷莎·卡马朗，二十六岁，在葡萄牙出生。她于一九四五年来到瑞典，同年嫁给恩里克·卡马朗，也是葡萄牙人。他比特雷莎大两岁，曾经是商船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但后来上了岸，找到无线电技师的工作。特雷莎·卡马朗一九二五年出生于里斯本，根据葡萄牙警方的资料，她出身于受人尊敬的好人家，中上阶层。她是来瑞典念书的，但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来迟了一些。她没念出什么名堂来，遇见恩里克·卡马朗就嫁了。他们没有孩子，家境富裕，住在索尔街。”

“谁去指认批的？”

“警方，准确说是风化小组。她生前最后两年在风化小组可是大大有名。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号——当时刚好有确切的日期——她完全改变了生活方式。特雷莎离家出走——这里写着——开始在黑社会混。简而言之，特雷莎·卡马朗成了妓女。她是个花痴，在那两年间跟几百个男人上过床。”

“这我记得。”科尔贝里说。

“现在是最精彩的部分。三天之内警方就找到了三个证人，在发现尸体的前一天晚上十一点半，他们看见一辆车停在国王岛街通往弃置尸体小径的入口旁边。三个证人都是男人。其中两人开车经过，另外一人步行。开车的两个证人同时还看见有个男人站在车旁，身边地上有个大小跟尸体差不多的东西，用似乎是灰色的毯子裹着。第三个证人在几分钟后经过，只看见车子。他们对这个男人的描述很模糊。当时下着雨，那个人站在阴影里，只能确定是个男人，而且很高。进一步追问证人‘很高’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大概是五英尺九英寸到六英尺一英寸之间，也就是本国百分之九十男性的身高。但是……”

“嗯，但是什么？”

“但是关于那辆车，三个证人的说法是一致的。每个人都说那是法国车，雷诺的CV一4，一九四七年问世，每年都原封不动重新推出。”

“雷诺CV一4，”科尔贝里说，“这是保时捷被法国人以战犯身份监禁时所设计的车子。他们把他关在工厂的门房小屋里，他就坐在那里画设计图，我想后来他就被释放了。法国人用那辆车赚了好几百万。”

“你对各种不同题材的广泛知识真是令人吃惊，”马丁·贝克讽刺地说，“你能告诉我，特雷莎案和斯滕斯特伦四星期前在公车上被集体谋杀犯打死有什么关联吗？”

“等一下，”科尔贝里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斯德哥尔摩市警察进行了本国前所未见的大规模谋杀案调查。真的非常庞大，你可以想象。几百个认识特雷莎·卡马朗或是曾经和她接触过的人都接受了审讯，但无法确定最后见到她活着的人是谁。她在尸体被发现的前一个星期就完全消失了踪迹。她在新桥路一家旅馆和一个男人共度了一夜，第二天十二点三十分在山姆街一家葡萄酒餐厅外面跟他分手。就是这样。之后每一辆雷诺CV一4都被找到了。首先是在斯德哥尔摩，因为证人说车牌是A开头的。接着警方调查了全国每一辆这种型号的车，因为车牌有可能是伪造的。这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最后警方确定，全国没有一辆这种车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九号十一点三十分停在史德哈根。”

“嗯，这样一来……”科尔贝里说。

“正是。这样一来，整个侦查行动便完全停顿，办完了，结束了。唯一没做好的是特雷莎·卡马朗被谋杀了，没人知道是谁干的。特雷莎案最后的垂死挣扎是在一九五二年，当时丹麦、挪威和芬兰的警方都通知我们那辆该死的车不是从他们那儿来的。与此同时，瑞典海关也证实这辆车不可能来自海外任何国家。你大概还记得，当时汽车没那么多，想把车弄过边境麻烦得要命，官样文章一大堆。”

“我记得。那些证人——”

“同坐一车的两个人是下班经过。其中一人是修车厂的工头，另一个是修车技工。第三个证人对车子也很了解。他的职业是……你猜。”

“雷诺车厂的经理？”

“错了，警官，是交通问题的专家。他叫卡尔勃，现在已经去世了，但就连这点我们也没有放过——当时就已经有证人心理学了——这三人都接受了一连串的测试，要他们单独辨认幻灯片上不同厂牌汽车的剪影。三人都辨认得出所有当时的车型，那个工头甚至知道罕见的车种，像是希斯巴诺一苏伊莎和派格索。他们画一辆不存在的车都骗不过他。他说：‘车头是菲亚特五零零，后面是迪那潘哈。’”

“负责办案的人私底下怎么想？”科尔贝里问。

“内部的说法是这样的：凶手就在这些卷宗里面，是和特雷莎·卡马朗睡过的男人，在一时冲动之下勒死了她；侦查失败是因为有人在清查那些雷诺车的时候出了差错，所以我们再查一次吧。然后又查了一次。接着他们很正确地判断，时间经过这么久，所有线索应该都已经丧失了。他们还是认为在清查车辆的过程中不知哪里有了失误，但现在再查已经太迟了。基本上我也同意。除此之外别无他解。”

科尔贝里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他说：

“你提到的那一天，一九四九年五月，特雷莎出了什么事？”

马丁·贝克翻阅卷宗，说道：

“她受了某种惊吓，导致心理异常，身心都陷入一种颇为罕见但却不是前所未有的病态。特雷莎·卡马朗在中上阶层的家庭里长大，父母和她都是天主教徒，她在二十岁出嫁时是处女。虽然她跟丈夫都是外国人，但他们的生活方式跟典型的瑞典富裕的中上阶层一样。他们俩一起住了四年。特雷莎内敛理智，性情温和，她的丈夫认为他们的婚姻很幸福。这里记载说，有位医生说她是两种环境下的纯粹产物：严格的天主教中上阶层跟严格的瑞典中产阶级，她承担了两者所有的道德禁忌，更别提加在一起的后果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她的丈夫到北方出差，她跟一个女性友人去听演讲，遇见了一个她的朋友认识多年的男人，这个男人送她们回到索尔街卡马朗的家，朋友要在那里过夜，因为她的丈夫也不在家。她们喝了茶，然后聊着演讲内容，配上一杯葡萄酒。这个男人心情不太好，因为他跟女朋友吵架——在那之后不久他娶了这个姑娘，当时他无所适从，又觉得特雷莎很漂亮，事实上也是，就开始跟她打情骂俏。女性友人知道特雷莎是最道德最贞节的女人，自己就先就寝了……她睡在走廊的沙发上，可以听见房内的动静。那个男人要特雷莎跟他上床，说了大概有十几次，但特雷莎一直拒绝。

“最后这个男人把她从椅子上抱起来，走进卧房，脱光她的衣服跟她做爱。据我们所知，在此之前特雷莎·卡马朗从没有让任何人看过她的裸体，连女性朋友也没有。特雷莎·卡马朗从没有过性高潮，而那天晚上她大概高潮了二十次。第二天早上那个男人说声‘拜拜’就走了。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特雷莎一天打十通电话给他，之后他就再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了。他和女朋友和好结婚，生活十分美满。这份卷宗里大概记录了十几次他接受审讯的内容。警方严厉地讯问他，但他有不在场证明，而且没有车；此外，这个家伙是个好男人，婚姻幸福，从没有对妻子不忠过。”

“所以特雷莎就开始像发情的母狗一样到处乱跑？”

“对，真的是这样。她离家出走，丈夫和她断绝关系，所有的相识和朋友也都不再理她。两年之内她和十几个不同的男人短期同居，跟十倍以上的男人有过性关系。她是个花痴，什么都肯干。起先她不收钱，但后来她偶尔也会接受。当然啦，她始终没遇到能够忍耐她的男人，也没有女性朋友。她就这样从上流社会一下子堕落到最下层。不到半年，与她往来的人就都是我们所谓黑社会的成员了。同时她也开始酗酒。风化小组知道特雷莎这个人，但一直无法抓到她。他们本来要以流浪罪逮捕她，但还没行动她就死了。”

马丁·贝克指着成堆的报告，继续说下去。

“这些文件里面有一堆特雷莎掌中猎物的记录。这些男人接受审讯时都说特雷莎贪得无厌，不停地烦他们。大部分人都吓得半死，特别是已婚出来打野食的男人。她认识很多小混混儿和半黑道人物、小偷、骗子、做黑市生意之类的人。你也记得当时那些道上的家伙。”

“她丈夫后来怎么了？”

“他觉得自己的名誉、颜面荡然无存。这也难怪。他改了姓，成为瑞典公民，遇见一个来自石得桑的良家妇女，娶了她，生了两个孩子，从此之后幸福快乐地住在林汀岛自己的家里。他的不在场证明跟凯瑟船长的船一样滴水不漏。”

“谁？”

“你唯一一无所知的东西就是船。”马丁·贝克说，“你看完那份档案夹里面的东西，就会知道斯滕斯特伦的灵感是从哪儿来的了。”

科尔贝里看了。

“老天爷！我从没见过毛这么多的小妓女。照片是谁照的？”

“一个对摄影有兴趣的人，他的不在场证明也完美无缺，而且和雷诺车一点儿关系也没有。跟斯滕斯特伦不一样的是，他卖这些照片可挺赚钱。你应该也记得以前没那么多色情刊物。”

他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最后科尔贝里说：

“十六年前发生的事，跟斯滕斯特伦和其他八人在公车上被打死有什么关联？”

“完全没有，”马丁·贝克回答，“只是我们又回到那个心理变态的疯狂杀手身上。”

“那他为什么没说……”科尔贝里欲言又止。

“正是如此，”马丁·贝克说，“现在这一切都有了解释。斯滕斯特伦在翻悬案。他野心很大，但却天真地选了最没希望破解的疑案。如果他破了特雷莎谋杀案，会是石破天惊的壮举。他没跟我们说，因为他知道我们会有人笑他。他跟哈马尔说不想挑太旧的案子时，就已经选了这个了。特雷莎·卡马朗躺在停尸间的时候，斯滕斯特伦才十二岁，可能连报纸都看不懂。他认为自己可以毫无偏见地来看这件案子。他仔细看过了所有记录。”

“有什么发现吗？”

“什么也没有，因为根本没啥可发现的。所有线索都彻底详查了。”

“你怎么知道？”

马丁·贝克严肃地望着科尔贝里说：

“因为十一年以前我也干过同样的事。什么也没发现。而我并没有奥萨·托雷尔可做性心理实验。你一告诉我奥萨的事，我就知道他在查什么案子了，但我忘了你并不熟悉特雷莎·卡马朗的事。说到这个，其实我们在他抽屉发现照片时我就该发觉的。”

“所以他是在进行某种心理实验？”

“对，唯一能做的只有这个了。找一个某方面跟特雷莎相似的人，看看她会做何反应。这也是有点道理的，特别是家里就有现成伴侣的时候。侦查行动可以说是毫无疏漏，要不然……”

“什么？”

“我本来要说要不然就得找灵媒了。但有个聪明的家伙已经找过了，卷宗里有。”

“但这并没告诉我们他在公车上干什么。”

“是没有，我们还是他妈的什么也不知道。”

“我还是会去查几件事。”科尔贝里说。

“好，去吧。”马丁·贝克说。

科尔贝里找到恩里克·卡马朗，他现在叫亨德里克·卡姆，是个肥胖的中年人。他叹了一口气，懊恼地偷瞟了上流社会的金发妻子和穿着天鹅绒外套、留着甲壳虫乐队发型的十三岁儿子一眼，说道：

“我就永远不得清静吗？夏天的时候才有一个年轻警察来过……”

科尔贝里也查过了十一月十三号晚上卡姆的不在场证明，毫无可疑之处。

他也找到了十八年前替特雷莎拍照的人，这人已经成了没牙的老酒鬼，关在中央监狱长期刑区的牢里。这个闯入别人家盗窃的家伙嘴皱成一团说道：

“特雷莎，我记得呢，她的奶头跟啤酒瓶盖一样大。真奇怪，几个月以前有另外一个条子……”

科尔贝里看了卷宗里的每一个字，这花了他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四晚上，他看完最后一页，然后望向妻子。她已经睡着好几个小时了，满头凌乱的黑发埋在枕头里。她趴着睡，右膝弯曲，毯子滑到腰际。他听见客厅沙发的咯吱声，奥萨·托雷尔起身蹑手蹑脚地走到厨房去喝水，她仍旧睡不安稳。

这个案子的侦查没有疏漏，科尔贝里思忖，没有未经追查的疑点。但明天我还是要列个单子，列出谁被审讯过、谁曾经和特雷莎·卡马朗有过往来；然后再看看现在有谁还在，他们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