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下午刚过一点钟，马丁·贝克和佩尔·蒙松在通往警局小卖部的走廊上相遇。

马丁·贝克刚到工业园船坞逛了一趟。就如一般暑假期间的周六一样，那里一片安静荒凉。他一路走到暂时没有船卸货、充满油污的码头边，去观赏那片有如科幻小说般的奇异景观。

奶油色的海水淤积在笔直的沙堤中的池塘里，沙堤上，卡车和开凿机的轮迹累累可见。自从大约十五年前他第一次到这个港口以后，这一带竟然扩展了这么多，他深感惊讶。突然间，他觉得饥肠辘辘——在刚吃过一顿丰盛晚饭的次日，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崭新现象。不需要太久，他就可以再度拥有一副好胃口，他很满意地想。

他在烈日下加紧脚步赶回市中心，心中好奇警局的午餐菜单上会有什么菜色。

蒙松虽然并不特别饿，但是他极为口渴。他拒绝了夏洛特·帕尔姆格伦招待他的饮料，但是在坐进窒闷的车子之后，他的眼前却一直浮现马茨·林德手捧的红色饮料，里面还有冰块哗哗响。它们不断在他的眼前起舞，一时间，他考虑开车回家，给自己调一杯鸡尾酒，但转念一想，此时喝酒未免太早了，便就此作罢——到小卖部去喝一杯冰苏打水就好。

才踏进小卖部，马丁·贝克已经没有先前感觉的那么饿了，而且，他对自己的胃肠还不是那么有信心，因此，只叫了一份火腿煎蛋、一个番茄和一瓶矿泉水。蒙松也点了同样的餐点。

把餐盘摆在桌子上以后，他们瞧见本尼·斯卡基正在不远处往他们这方向焦急地张望。巴克隆德和斯卡基面对面坐着，背对着马丁·贝克。巴克隆德将餐盘推到一旁，正用食指要胁地指着斯卡基。他们听不见他在讲什么，但是根据斯卡基的表情来判断，他像是在训话。

马丁·贝克很快吃完煎蛋，走到巴克隆德那里。他把手放在对方的肩膀上，友善地说：“对不起，我要借用斯卡基一下。有几件事我必须跟他讨论讨论。”

巴克隆德似乎不太乐意，但也无从抗议。那个狂妄自大的斯德哥尔摩人，是警政署派下来指挥调查工作的，好像以为他们这里无法自行处理似的。

斯卡基显然松了一口气，他站起来，随马丁·贝克走开。蒙松吃完饭，跟他们一起离开小卖部。巴克隆德的眼光跟随着他们，一脸懊恼。

他们到蒙松的办公室去，那里还算凉爽通风。蒙松在旋转椅上坐下，从笔筒里拿出一根牙签，撕掉包装纸，插在嘴角。马丁·贝克点起一根香烟，斯卡基则直接到走道对面办公室去拿他的记事簿，然后在马丁·贝克旁边的椅子坐下来，把记事簿放在腿上。

马丁·贝克看见记事簿封面上的字，不禁笑了笑。当斯卡基发觉到他在看什么时，脸红了起来，急忙把记事簿遮起来，然后开始报告新证人提供的情报。

“你确定她的姓是格隆格林吗？”蒙松怀疑地问。

等斯卡基报告完毕，马丁·贝克说：

“你最好和水翼站的工作人员核对一下。要是他与那个站在甲板上的男子是同一个人，他们应该也会看到那个盒子——如果当时他还带在身上的话。”

“我已经打过电话了。”斯卡基说，“看见他的那个女服务员今天没上班。但是她明天早上必须上船，所以到时我会去一趟，跟她谈谈。”

“很好。”马丁·贝克说。

“你会说丹麦话？”蒙松用怀疑的口气问。

“那有那么难吗？”斯卡基睁大了眼睛说。

然后，轮到马丁·贝克告诉他们马尔姆打来的电话，还有他们的秘密同侪已大驾光临的事。

“嗯，原来他的名字叫保尔松。”蒙松说，“我可能在电视上看过他。听起来他跟我们这儿一个安全人员很像。那是一个名叫佩尔松的情报人员，总是穿着那种套装，衣着很奇怪。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他们出口鲱鱼的那档生意，但是我从来不知道还有武器交易。”

“事实上，那也没什么好吃惊的。”马丁·贝克说，“那种事本来就不能让太多人知道。”

蒙松把牙签折成两半，丢到烟灰缸里。

“嘿，当那个裸体寡妇告诉我帕尔姆格伦经营很多事业时，我心里的确也闪过类似的疑问。”

“裸体寡妇？”马丁·贝克和斯卡基同时问。

再从笔筒里拿出一根牙签后，蒙松说：

“我本来是想说，快乐的寡妇。但是她呀，既不快乐也不悲伤，她似乎对什么都漠不关心。”

“可是，你说的是裸体。”马丁·贝克说。

蒙松把那天早上造访帕尔姆格伦豪宅的经过讲了一遍。

“她很漂亮吧？”斯卡基说。

“不，我不认为。”蒙松直率地说，然后他转向马丁·贝克说：“你不反对我去询问林德吧？”

“不反对。”马丁·贝克说，“但是我也很想见见他。再说，可能需要我们两个人才对付得了他。”

蒙松点点头。过了一会儿，他说：“你相信关于政治动机那套说法吗？”

“当然，为什么不？但是我希望多知道点儿帕尔姆格伦在海外的活动。至于怎么取得那些情报，我不知道。马茨·林德可能对那一部分并不熟悉——假设他的工作仅限于鲱鱼公司的话。顺便问一下，那个丹麦人的职务是什么？”

“我还不知道。”蒙松说，“我们必须去查出来。如果我们查不出来，莫根森一定知道。”

他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斯卡基说：

“如果凶手就是从卡斯特洛飞到斯德哥尔摩的那个人，我们就可以判断他是瑞典人。而如果这件谋杀案有政治动机，那他一定是反对帕尔姆格伦和罗德西亚、安哥拉、莫桑比克等这些国家做生意；而如果他反对的话，他一定是个左翼狂热分子。”

“你现在讲的话就跟保尔松一样。”蒙松说，“他在每个树丛底下都可以找到一个极端分子。但是，当然啦，你讲的也不是全无道理。”

“老实说，在和马尔姆通话以前，我的脑海也曾经浮现同样的想法。情况看起来太像是政治谋杀。凶手的modus operandi非常奇特……”

马丁·贝克突然住口——他使用了和马尔姆一模一样的语词，这使他极感不快。

“也许是，也许不是。”蒙松说，“这边的激进团体主要都集中在隆德市。我对他们略知一二，但是大部分的团体都相当平和。当然啦，‘秘密警察’并不认为如此。”

“没有迹象显示他是本地人。”斯卡基说。

蒙松摇摇头。

“他还挺了解这个地方，”他说，“如果他是骑单车的话。”

“想想看，也许我们可以找出那辆单车。”斯卡基乐观地说。

蒙松注视他良久，然后又摇摇头，善意地说：

“我亲爱的斯卡基，要追查一辆单车——”

巴克隆德敲敲门，而且不待回答就走进来。他勤快地擦着眼镜。

“在讨论案子啊，原来如此，”他口气不快地说，“或许各位先生想得出来到底弹壳跑到哪里去了。我们什么地方都找了，连食物也查了。我甚至把那盘马铃薯泥都彻底清查过，但就是没有弹壳——”

“当然有弹壳。”蒙松疲惫地说。

“可是他用的是一把左轮手枪。”马丁·贝克和斯卡基异口同声说。

巴克隆德露出一副好像刚被雷劈的表情。

周日早上，当本尼·斯卡基在水翼站旁边跳下单车时，斯普林格伦号正好驶进码头，船身刚刚稳定下来，正慢慢地滑向岸壁。

仍然是一个艳阳天。这天，没有多少人选择搭乘这种近似飞机机舱的交通工具过海。十来个乘客从船舱爬出来，匆忙走过踏板，穿过船站，抢搭唯一一辆停在站边的出租车。

斯卡基在踏板旁边等着。过了五分钟，一个穿着服务员制服的金发女郎走上甲板。他向她走去，自我介绍，并把警察证拿给她看。

“可是我已经告诉过警察关于那个人的事。”她说，“哥本哈根的警察。”

斯卡基惊喜地发现，她会讲瑞典语，当然，有明显的丹麦腔。

“是的，我知道。”他说，“但是有一些事情他们没有问你。你有没有注意到，上星期三晚上站在甲板上的那个男子，是不是带着什么东西？”

女服务员咬起下唇，皱起眉头。最后，她迟疑地说：

“有，有，现在经你一提，我想起来了——嗯，等等，他手里是不是带了一个盒子，一个黑色的厚纸板盒子，大约这么大？”她用双手大略比划了一下大小。

“等他进船舱坐下来的时候，你看到他手上是不是还有盒子？或者，在他上岸的时候呢？”

她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坚定地摇头。

“不，我不记得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看到，他站在甲板上时，那个盒子在他的臂弯底下。”

“还是很感谢你。”斯卡基说，“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情报。自从和哥本哈根的警察谈过以后，你还有没有想到关于那个男子的其他事情？”

她又摇了摇头。

“没有，没有了。”她说。

“没有了吗？”

她给他一个职业性的微笑，说：“没有，没有别的了。现在，如果你不介意，我还得去准备下一趟航行的东西。”

斯卡基骑单车回大卫厅广场，走进警局的办公室。事实上，他已经下班了，但是现在快十一点了——那是打电话给莫妮卡的时间。

他比较喜欢从办公室打给她，而不是从家里。其一，考虑到电话费，在家里，他不敢讲那么久；其二，他打电话的时候，房东太太常常很好奇。在和莫妮卡通电话的时候，他不喜欢被打扰。

她也下班了，一个人待在和同事合租的公寓里。电话谈了将近一小时，可是有什么关系呢？警察局付得起。或者，更正确地说，纳税人付得起。

等到挂断电话，斯卡基心头想的已经是和维克托·帕尔姆格伦谋杀案完全无关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