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斯卡基在卡乐斯路所租的房子，离警察局才一个路口。房间宽大舒服，家具虽然稍嫌陈旧，却也舒适实用。他是从一个被调到蓝兹克罗纳市的警官那里接手这个房间的。房东是一个友善和蔼的老女人，她已过世的前夫是一名警察。她要求房客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必须是警察。

他的房间在通道旁边，到浴室和厨房都很方便，而且他可以随心所欲使用这两处地方。

本尼·斯卡基是一个很注重规矩的人，或者应该说，他是一个正在为自己培养规矩的人。虽然这并非他天性的一部分，但是他以为，如果能够制定一个固定的计划，会比较容易完成达到目标所需的种种工作。他的目标，就是要成为警政署长。

每天早上，他六点三十分起床，做体操，举重，冲一个冰凉的冷水澡，把全身擦得干干爽爽的，然后穿衣服。他食用营养丰富的早餐，通常是酸奶加麦片，一个软煮蛋，全麦面包和一杯果汁。由于工作的时间非常不固定，他必须把健身训练安插在每天的空档里。他每周至少游三次泳，骑长途单车，有时还穿上运动服到林汉田径场慢跑。除了在马尔默警察足球队里占有一个位置，参加在马里铎球场的每一场比赛以外，他还勤快地参加球队的例行练习。晚上他还学习法律，他已经修完两个学期的法学学位课程，并打算在秋天进修第三学期的课。

每天早上十一点和每天晚上九点，他都会打电话给他的未婚妻莫妮卡。他们是他到马尔默工作前一个星期在斯德哥尔摩订婚的。莫妮卡才刚毕业，她曾试着在马尔默一带找理疗师的工作，但能找到的最近的地点，也只有赫尔辛堡。总之，那也算不错的了，因为现在如果两人的假期正好一样，就可以聚在一起。

然而，在这个温暖明亮的星期六，他脱离正常程序，比平时晚一个钟头才起床，而且没有吃早饭。反之，他用保温瓶装了满满的一罐冰巧克力奶，连同泳裤和浴巾放在一个帆布袋里面。在去警局的路上，他拐进大卫厅广场的一家糕饼店，买了两个肉桂面包卷和一个心型香草酥。他经过警局主要入口的大铜门，转上沃克斯塔路，然后走进存放单车的中庭。他的车了是黑色的，丹麦制造。在车子的斜梁上，他自己漆了“警察”两个白色大字，希望这样可以吓走偷车贼。

把帆布袋放上载物架后，他骑车经过城堡公园繁茂的树丛，前往里泊斯柏格的游泳池。虽然时间还早，但天气已经相当炎热。他游了个泳，做了大约一小时的日光浴，然后在海滩边的草地上坐下来，吃他随身带来的午餐。

斯卡基九点三十分走进办公室时，他的桌子上有一张巴克隆德留下的纸条：

蒙松去寡妇家，贝克在萨伏大饭店等待进一步通知。如果电话响，接听。我中午回来。

巴克隆德

斯卡基在桌后坐下来等电话。电话始终没有响，他便开始思考维克托·帕尔姆格伦谋杀案。这起案件的动机会是什么？由于帕尔姆格伦很有钱，金钱应该是一个很容易猜到的解释。

或者是权力。可是他的死可以让谁得利呢？夏洛特·帕尔姆格伦是他最亲近的人，而且据斯卡基所知，她也是他财产的唯一继承人。马茨·林德应该是接替他职位的人选。如果考虑到帕尔姆格伦太太名满天下的美色和年轻的岁数，动机有可能是嫉妒。这并不难想象，如果她有一个情人，而那个情人又不愿意继续扮演第二提琴手的话……然而如果是这样，用这种方式除掉丈夫也未免太奇怪了，无论动机是什么，凶手使用的方式似乎太缺乏计划。事实上，凶手是逃走了，但是如果他有预谋的话，在那种局面下要安然逃走的机会应该是极为渺茫的。再者，受害人经过了二十四小时才断气，如果凶手运气很坏——或者说很好——他很有可能会活下来。那个人一定是知道帕尔姆格伦会在那个时间在萨伏火饭店的餐厅里。当然了，除非他原来就是个疯子，只是随便走进来，看到第一个客人就杀。

电话铃响起来。是斯德哥尔摩的督察长马尔姆，要找马丁·贝克。斯卡基告诉他，马丁·贝克可能还在旅馆里，马尔姆一听便挂断了，既没道谢，也没说再见。

本尼·斯卡基忘掉原来的思路，开始做起白日梦。他想象自己想出解决的办法，单枪匹马追踪并抓住凶手。他升了官，然后官运扶摇直上。就在他快当上警察总长时，又进来一通电话，打断了他的美梦。

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起初他听不懂她在讲什么，因为她的斯科讷省口音让斯德哥尔摩人很难理解。在调到马尔默之前，斯卡基从来没到过斯科讷省，所以某些斯科讷省方言让他感到费解，但这也很稀松平常。让他觉得有趣的是，有时候竟然会有人听不懂他讲的话，而他讲的是字正腔圆的瑞典语。

“呃，是关于报纸上登的那件谋杀案。”他听到那个女人这么说。

“是。”他应一声，等着。

“你是警察吧，是不是？”她怀疑地问。

“是的，我是副组长斯卡基。”他说。

“副的？你上司不在吗？”

“不在，他正好出去了。但是跟我说也是一样的。我也在办这件案子。你有什么事情吗？”

他以为他的口吻可以引起对方的信任，但是那个女人似乎对他的权威没有任何信心。

“也许我最好过来一趟。”她严肃地说，“我住得并不远。”

“是，请过来吧。”斯卡基说，“只要说，要找副组长……”

“也许那时候你上司就回来了。”女人加上一句，就挂断了。

十二分钟后，传来敲门声。如果说这女人在电话上曾有疑虑，那只能说，在她亲自见到斯卡基后，疑虑更深了。

“我以为会看到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她说，仿佛是在商店里挑东西。

“很抱歉。”斯卡基僵硬地说，“可是现在正好是我值班。请坐。”

他把扶手椅往桌子那头移了移，女人小心地坐在椅子边缘。她矮矮胖胖，穿着一件淡绿色的夏季外套，戴着一顶白色的草帽。

斯卡基回到他桌子后面的位置，说：

“嗯，这位太太是，呃……”

“格隆格林。”

有这样的名字吗？斯卡基想，显然有。

“好吧，格隆格林太太，关于上周三发生的事情，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那件谋杀案，”她说，“呃，你知道，我正好看到那个凶手。嗯，当时我不知道就是他，我是说，在今天早上读到报纸以前。后来我才明白。”

斯卡基身体前倾，两手抓住吸墨纸。

“你快说。”他说。

“呃，我去哥本哈根那边买杂货，你知道，然后我遇到一个女友，我们到布洛南喝咖啡，所以我回家的时候相当晚了。等我走到萨伏大饭店对面的玛拉大桥街角时，正好是红灯，所以我必须站在那里等。突然间，我看到一个男人从萨伏大饭店餐厅的窗户跳出来——我曾经和侄子在那里吃过好几次饭，所以我知道那里是餐厅。嗯，我那时的第一个反应是：真下流，没付账就想溜掉！但我什么也不能做，因为那时候是红灯，而且四下无人。”

“你有没有看到他往！哪儿跑？”斯卡基问。

“嗯，我看到了。他跑向旅馆左边的停车处，骑上一辆单车，往皇后广场的方向骑去。后来信号灯变绿，但是我已经看不到他的踪影。我想餐厅的经理应该负担得起那笔损失，所以就没有多想，直接回家了。”她停了一下。“哎，等我穿过马路后，有一些人从饭店大门出来张望，但是那时他已经跑掉了。”

“你能不能描述那个男子的样子？”斯卡基掩不住兴奋，把记事簿拉过来，“呃，他大约三十岁——也许四十，比较接近四十。头相当秃——不，并没有全秃，但是几乎快秃光了。头发颜色很暗，穿着咖啡色套装，一件近似黄色的衬衫，打着领带，我不清楚是什么颜色。黑色或咖啡色的鞋子，我想——应该是咖啡色的，因为他的套装是咖啡色的。”

“他长什么样子？他的脸、身材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她似乎在回想。

“他瘦瘦的。”她说，“身体瘦，脸瘦。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相当高，我想。比你矮，但是相当高。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

斯卡基沉默地坐在那儿，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说：

“你最后看到他时，他在哪儿？”

“在红绿灯那儿，我想，在洛斯路的交叉口。那时那边一定是红灯。然后绿灯亮起来了，等我过了街，他就不见了。”

“嗯。”斯卡基说，“你有没有看到那辆单车的样子？”

“那辆单车？就像任何单车一样，我猜。”

“你有没有看到那辆单车的颜色？”

“没有。”格隆格林太太说着摇摇头。“一直都有车子来来往往，挡住了我的视线。”

“原来如此。”斯卡基说，“关于这个男子，你还记得什么吗？”

“没有了，我现在想不起来还有什么。我会不会因此得到什么奖赏？”

“我想没有。”斯卡基说，“民众有协助警察的义务。你能不能留下你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以便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和你联络？”

女人留下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然后站起来。

“唉，那就再见了。”她说，“你想我会上报吗？”

“很可能。”斯卡基鼓励她。

他站起来，随着她走到门边。

“再见，非常谢谢你的帮忙，麻烦你了。”

等他关上门在桌后坐下，门又打开了，那女人把头探进来。

“你知道吗，没错！”她说，“在骑上单车以前，他从外套里拿出一样东西，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那是一个厚纸板盒子，就放在单车的载物架上。我都给忘了。”

“哦？”斯卡基说，“你有没有看到那是什么？那个从他外套里拿出来的东西？”

“没有，他是背对着我。那个盒子大约这么大，几乎和载物架一样大小，大约四英寸厚。我是在后来他骑车离开时看见的。”

斯卡基又向她道谢，然后格隆格林太太就走了，这一次显然没有再回头。然后他拨了水翼站的号码。

这本记事簿还是新的，在封面上，他写着：B·斯卡基副组长。趁着等对方接电话的时间，他在前面添了两个字：首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