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来自斯德哥尔摩的飞机降落在布拓夫塔机场时，马丁·贝克觉得很不舒服。

他向来就厌恶飞行，再加上这个星期五早上他还有前晚派对残余下来的宿醉未醒，这趟旅途，着实令他备觉不快。

才从还算凉快的机舱走出来，炙热沉重的热气便迎面击来，他甚至还没有下完台阶就已经汗流浃背了。在走向国内航线的航空大厅时，他只觉得连鞋底下的柏油路面都软绵绵的。

虽然开着窗户，出租车里仍然很闷，而且单薄的衬衫贴在后座的假皮椅面上，也让他觉得非常难受。

他知道蒙松在警局等着，但他决定先到旅馆洗个澡、换件衣服再说。这一次他不像往常住在圣乔治旅馆，而是在萨伏大饭店订了一间房。

门房迎接他的态度十分殷勤，一时间马丁·贝克怀疑自己是否被错认成某位许久不见的贵客。

旅馆房间朝北，宽敞凉爽。透过窗户，他可以望见运河、火车站、港口的远方，还有寇坎码头，一艘驶过海湾正要开往哥本哈根的白色汽艇，刚消失在淡蓝色的薄雾当中。

马丁·贝克脱下衣服，赤身裸体地在房里走来走去，取出行李箱里的衣物。然后他走进浴室，冲了一个又长又凉的澡。

他穿上干净的内衣裤和衬衫。穿好衣服后，他注意到火车站上的时钟，正好指在十二点。他搭出租车去市警局，直接走进蒙松的办公室。

蒙松把窗户大开，窗口对着中庭。在一天中的这个时刻，那里已经沉在一片阴影之中，他卷起衬衫袖子，一边喝啤酒，一边翻阅文书。

彼此问候以后，马丁·贝克脱下外套，在一旁的扶手椅坐下，点了一根佛罗里达牌香烟。蒙松把一沓文件交给他。

“你可以先从这份报告开始。你会看到，整件事情从一开始就处理得非常糟。”

马丁·贝克仔细地阅读，偶尔问蒙松一两个问题，后者补充了报告里所没有的细节，还重述了克里斯蒂安松和卡凡特在卡洛林斯路的所作所为。这段经过，勒恩已稍事修改，而贡瓦尔·拉尔森则拒绝再与本案扯上任何关系。

读完后，马丁·贝克把文件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说：

“显然首先我们必须把精神集中在好好询问证人上面。这点做得实在很不理想。总之，这个怪句子是什么意思？”他翻出一张文件，念着其中一句话：“‘在犯罪当时，存在犯罪现场的几个不同时钟的正确时间所造成的偏差……’这是什么意思？”

蒙松耸耸肩。

“是巴克隆德写的。”他说，“你见过巴克隆德没有？”

“哦，是他呀，那就难怪了。”马丁·贝克说。

他见过巴克隆德一次，是在几年前，那次经验就够他受了。

一辆车驶进中庭，停在窗户下面，接着是一阵吵杂声及用力关车门的声音，还有几个人奔跑相用德语呼喊的声音。

蒙松缓缓站起来，往外张望。

“他们一定在古斯塔夫·阿道夫广场做了一次大清查。”他说，“要不然就是在码头那边。我们在那一带加强了侦查，可是被捕的人多半只是身上带了点儿自用大麻的青少年。我们很少抓到大宗毒品或真正危险的毒贩。”

“我们也是。”蒙松关上窗户坐下。

“斯卡基干得怎么样？”马丁·贝克问。

“很好。”蒙松说，“他是很有上进心的孩子，每天晚上待在家里读书。他的工作也做得很好，非常仔细，而且做事不鲁莽。他确实从那次学到了教训。顺便一提，当他听说是你要来而不是科尔贝里时，真是松了一口气。”

不到一年前，科尔贝里腹部被刺一刀，本尼·斯卡基多少可以说是这起意外的肇事者。刺伤科尔贝里的人，是他俩去阿兰达机场所要逮捕的凶犯。

“听说他也是足球队的主力。”蒙松说。

“是吗？”马丁·贝克淡然地说，“他现在在干什么？”

“他在设法联系一个独坐在离帕尔姆格伦的派对才几张桌子远的人。他叫爱德华松，是《阿尔伯泰特报》的校对员。星期三他醉得太厉害，没有办法接受询问，昨天我们又找不到他。他大概宿醉待在家里，但是拒绝开门。”

“如果帕尔姆格伦遭枪击时他也喝醉酒，那并不算是一个好证人。”马丁·贝克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询问帕尔姆格伦的妻子？”

蒙松喝了一小口啤酒，用手背抹抹嘴巴。

“今天下午，我希望，或者明天。你要询问她吗？”

“也许你来会更好。关于帕尔姆格伦，你一定知道得比我多。”

“不一定。”蒙松说，“可是，好吧，你是做决定的人。如果斯卡基联络到爱德华松，你可以和他谈谈。我感觉，他是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名证人。对了，你要不要来一罐啤酒？不过恐怕是温的。”

马丁·贝克摇摇头。他口渴得很，但是温啤酒对他没有吸引力。

“我们何不干脆到小卖部喝矿泉水？”他说。

他们站在吧台，各饮了一瓶矿泉水，然后回到蒙松的办公室。本尼·斯卡基坐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读着备忘录上的东西。他们走进来时，他立刻站起来，和马丁·贝克握手。

“你有没有联络到爱德华松？”蒙松问。

“嗯，终于联络上了。他现在在报社，但是三点钟左右应该会回到家。”斯卡基说，他看看自己的笔记。“坎若路二号。”

“打电话跟他说我三点钟过去。”马丁·贝克说。

位于坎若路上的那栋建筑，似乎是一系列新建筑的第一座。

街道另一边是一些无人居住的低矮老屋，它们很快就会被推土车铲平，好盖更新更大的公寓大楼。

爱德华松住在顶楼，马丁·贝克刚按了门铃，他马上就打开门。他大约五十岁，一张脸孔充满智慧，有只醒目的大鼻子，嘴巴周围有很深的皱纹。打开门后，他眨了眨眼看看马丁·贝克，说道：“贝克督察吗？进来吧。”

马丁·贝克经过他身边，走进屋里。里面陈设简朴，四面墙壁都是书架，靠窗的书桌上有一架打字机，滚筒上有一张打了一半的纸。

爱德华松把一堆报纸从房间里唯一一张扶手椅上移开，说道：

“请坐，我去拿点儿饮料，我冰箱里有一些冰啤酒。”

“听来不错。”马丁·贝克说。

男子进到小厨房，然后带了两只玻璃杯和两瓶啤酒回来。

“贝克牌啤酒，”他说，“正适合，是不是？”

把啤酒倒进玻璃杯以后，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一只手搭在沙发背上。

马丁·贝克灌下一大口啤酒，在这种闷热的天气，真是又凉又舒服。然后他说：“呃，你知道我来访的目的吧？”

爱德华松点点头，点上一根香烟。

“是的，和帕尔姆格伦有关。我大概没办法说我对他的死感到遗憾。”

“你认识他吗？”马丁·贝克问。

“你是指私交吗？不，根本不认识。但是，几乎在每一个相关场合你都会碰到他。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霸道傲慢的人——呃，我向来就无法和那一类的人相处。”

“那是什么意思？‘那一类’？”

“那种把金钱看成一切的人，而且，为了获得金钱，可以不择手段。”

“如果你愿意谈谈你对他的个人看法，我可以稍后再多听一些，但是，首先我要知道一点儿别的事情。你有没有看到开枪的人？”

爱德华松撩开覆在额头上的斑白卷发。

“我恐怕帮不上太多忙。我正好坐在那里读东西，一直等到那个家伙都跳出窗户一半了，我才察觉不对。起初，我只注意到帕尔姆格伦，然后又看到开枪的人——但是，只是从眼角扫到一眼而已。他逃得很快，等到我回过神来望窗户外看去，他已经消失了。”

马丁·贝克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皱巴巴的佛罗里达牌香烟，点起一根。

“你记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他问。

“我依稀记得。他穿着颜色很暗衣服，可能是西装或运动外套，一条不相称的长裤，而且年纪不小，但那只是我的印象——他有可能是三十、四十或五十岁，但不会更年轻，也不会更老。”

“你到餐厅时，帕尔姆格伦的宾客已经都入座了吗？”

“不，”爱德华松说，“他们来的时候，我已经用过餐，而且喝了一杯威士忌。我住在这里，但是，有时候到某家餐馆里看书感觉也挺好的。我在那儿坐了很久。”他停了一下，又补上一句：“当然啦，到餐厅用餐贵死了，但那感觉还是不错的。”

“在那场宴会上，除了帕尔姆格伦，你还认得出什么人吗？”

“他妻子，还有那个年轻人，据说他过去是帕尔姆格伦的左膀右臂。我不认得其他人，但是，他们看起来好像也都是他的属下，其中有几个讲丹麦语。”

爱德华松从长裤口袋抽出一条手帕，擦掉额头的汗。他穿着白色衬衫，打着领带，还有浅色的涤纶长裤和黑色的皮鞋，他的衬衫已经湿透了。马丁·贝克觉得，他自己的衬衫电开始渗出汗来，而且黏在身上。

“你有没有听到他们在说些什么？”他问。

“老实告诉你，我听到了。我这人好奇心很强，而且觉得研究他人有趣，所以，我偷听了一点儿。帕尔姆格伦和那些丹麦人在谈生意经，我听不懂细节，但是他们提到‘罗德西亚’好几次。他经营的项目非常多，我还听说他常用些不择手段的方法，我甚至听过帕尔姆格伦自己在说这些事。那些女士们谈的，则是女人都爱谈的话题，像衣服、旅游、彼此都认识的朋友、派对等等，帕尔姆格伦太太和另外两个女人里面比较年轻的那个，在聊某某人为自己塌扁的乳房动了手术，结果看起来却像在下巴底下挂了两个网球。夏洛特·帕尔姆格伦聊到在纽约市的二十一俱乐部——就是弗兰克·辛纳特拉去过的那一家——举行了一个派对，其中有一个叫曼的人，整晚缠着人喝香槟。还有好多类似那样的谈话，例如，突尔飞特公司在卖七十五克朗一件的好得不得了的胸罩，或是夏天戴假发太热，每天都必须把头发挽起来等等的。”

马丁·贝克心想，当晚爱德华松应该没有读进去多少书。

“那么其他的男人呢？他们也在谈生意吗？”

“不怎么谈。好像他们在餐前就有过一次会议。第四个男人，就是既不是丹麦人也不是年轻小伙子的那个，稍微提到了点儿。没有，他们的谈话也不是严肃的。譬如说，他们聊帕尔姆格伦的领带聊了很久，不幸，我看不到那条领带，因为他背对着我。那应该是一条很特别的领带，因为他们都表示很羡慕，而且帕尔姆格伦说，那是他花了九十五法郎在巴黎香榭丽合大道买的。第四个男人还说，他有一个让他晚上睡不着觉的问题——他女儿和一个黑人同居了。帕尔姆格伦建议他把女儿送到瑞士，因为那里几乎没有黑人。”

爱德华松站起来，把空啤酒瓶拿到小厨房，又带回来两瓶啤酒。那两只酒瓶上罩了一层冰霜，看起来极为令人垂涎。

“是啊，”爱德华松说，“那就是我所记得的谈话内容。没有帮上什么忙，是不是？”

“是。”马丁·贝克坦白地说，“关于帕尔姆格伦，你知道些什么吗？”

“知道一点儿。他住在靠近林汉区那些高级华厦群中最大的一栋。他钱赚得多，花得也多，而且不只是花在他妻子和那栋老房子上头。”

爱德华松沉默了一会儿，反问道：

“你对帕尔姆格伦又知道多少呢？”

“就你说的那些，也不多。”

“如果警方对维克托·帕尔姆格伦的了解和我差不多，那我们真的需要上帝保佑了。”爱德华松说着，又灌了一大口啤酒。

“帕尔姆格伦中枪时正在演讲，是吗？”

“是的。我记得他站起来，然后就开始滔滔不绝——还是那种老套的废话：欢迎大家，谢谢大家辛苦工作，然后开玩笑取悦一下女士们，开开怀。他好像对这种事很有一套，听起来也十分兴高采烈。所有服务人员都退下，以免打搅他们，甚至连音乐也停了。服务员都不知道哪儿去了，害得我必须坐在那里嘬冰块儿。你们真的不知道帕尔姆格伦都在干些什么勾当吗，还是那是警方的秘密？”

马丁·贝克看看那杯啤酒，拿起来，谨慎地喝了一口。

“事实上，我知道的不是很多。”他说，“但是，可能有其他人知道。他有很多国外的生意，而且在斯德哥尔摩有一家房地产公司。”

“原来如此。”爱德华松说，好像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只稍微看到凶手一眼，这我已经在前天告诉过他们了。有两个警方派来的家伙问过我。其中一个老是问我那是发生在什么时间，还有一个稍微年轻的，好像比较聪明。”

“案发当时你不是很清醒，是不是？”马丁·贝克说。

“当然，老天，我当然不清醒。而且昨天我又喝了一场，所以到现在头还是昏昏的。一定是这鬼打架的热天气引起的。”

太好了，马丁·贝克心里想。宿醉未醒的警探询问宿醉未醒的证人，非常有建设性。

“也许你了解这种感觉。”爱德华松说。

“是的，我了解。”马丁·贝克说，举起那杯啤酒，一口把剩下的都喝光。最后他站起来说：“谢谢。也许我们还会再和你联络。”

他又说：“顺便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凶手使用的武器？”

爱德华松犹豫了一下。

“现在想起来，我好像看到了，就在他把它插进口袋里的时候。当然啦，我对枪懂得不多，但是那支武器长长的，相当窄，有点儿像是枪轮——你们是怎么称呼那个东西的？”

“转轮式枪膛。”马丁·贝克说，“再见了，谢谢你的啤酒。”

“有空再来吧。”爱德华松说，“现在我要喝一杯提神酒，这样才能让脑筋清醒一些。”

蒙松仍然坐在桌子的后面，姿势几乎都没有变。

“我应该怎么说？”马丁·贝克进门来时，他问，“进行得怎么样吗？嗯，进行得怎么样啊？”

“这是个好问题。相当糟，我想。你这边进行得怎么样？”

“什么也没有。”

“那个寡妇呢？”

“我明天去找她。最好小心一点儿，她在服丧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