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口武彦

首先展现在我们读者面前的是一具静諍的、或者说是凄惨的尸体。无论是技巧娴熟的有名侦探，还是努力破案的警察，又抑或是与案件有关的非专业人员关，总之总会有人着手调査事情的真相，找出躲在暗处的真凶。无须多言，这就是贯穿所有杀人谜团的原理。

作品总是从杀人结束后这一时间点出发，追溯到形成杀人动机的真正原因，作品中的侦探推理实际上就是这两个时间点之间的往返运动，所谓揭开谜团，无非就是再次复原从原因到结果这一时间运动。推理小说家原则上是站在立场上的，而侦探则是作品中的读者代表。由于推理小说家详知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推理小说家在所有的小说家之中，知识最丰富；最后又要实践自己的正义感，从这点上来说，他们又是本领最大的。犯人在最后总要被抓住，必须要接受法律的制裁，不，应该说是上天的惩罚。这是因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讲，推理小说家的上述特权，都不允许将读者愚弄到底。

现在，如果用D表示侦探，用V表示受害者，用X表示躲在暗处的罪犯，用RT1表示犯罪动机形成时的所有关系，用RT2表示杀人时的所有关系，一般推理小说的公式可以表示如下：

如上所示，位于分母位置的侦探在两个时间点之间找出罪犯。但是，出现在分子位置的两个数值之间的代数差未必总是告知我们真正的罪犯。问题是以犯罪时间为顶点，迅速进入几何学领域，作者和罪犯X知道所有的分子，但是读者和侦探知道的仅此而已。推翻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据、密室解决等，都是为了完成上述公式而画的分数线。

这个公式虽然显示了一般推理小说的结构，但并没有显示出形成小说所必需的人际关系和案件过程。从公式里，我们是听不到真实的声音的。为了简明易懂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姑且列举一些不被认为是推理小说的文学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以杀死父亲的真凶是谁为故事情节的主轴，他的《罪与罚》，还有耿剧《大人物乔凡尼》的剧本，都可以认为是采用了推理小说的倒叙手法。古今中外的名著中，有不少这样以犯罪为题材的小说。为什么硬要把这些小说和推理小说区分开来呢？这是因为这些作品不是专门描写杀人场面的，甚至也没有侦探登场。只不过在作品的人际关系中事先设置一个未知项X，列出一个方程式并解开它，并将这作为作品的自己目的性。

已经讲得相当多了，其实我关于陈舜臣先生的推理小说，最想说的是，刚才所说的自我目的性，在他的小说中已经明显弱化。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作为推理小说结构不够严谨，作案手法不够高明，这一点请大家事先了解。在他的作品中出现的犯人和侦探，绝对不是无机怪物，只见赤裸裸的智力对决。无论实施犯罪还是进行推理，都是人类行为之间的相互沟通，这正是他的作品的特色所在。我认为，像充满人情味这类的陈词溢调是不能完全表达出这种特色的。毫无疑问，陈先生的推理小说中，蕴含着前面所讲的、自我目的性的敏锐顽强的核心。但是，其背后还隐藏着一种也许只能称之为“仁”的、灵活的感性。这正像桃子或梅子的硬核之内轻轻包着柔软的仁儿一样。

《青玉狮子香炉》一书中所收录的七篇短篇小说，是陈舜臣先生的早期作品，可以称为他的处女作群，甚至可以说：早在这些作品中，就蕴含着贯穿其作品始终的“仁”吧。《方壶园》取材于唐朝末年的长安，《大南营》取材于甲午中日战争时的辽东，《九雷溪》取材于国共内战时期的福建，《来自相册》取材于抗日战争初期的神户，《兽心图》取材于莫卧儿王朝时的印度，这些不同的舞台设定当然不是偶然的。他作为推理小说家的经历，正是开始于其作品取材于浩瀚无垠的亚洲大陆。甚至是唯一一部舞台设定在战后日本的《梨之花》，出场人物也设定为明末倭寇研究家。揭开密室杀人未遂案件的关键是凶器，而这把凶器，则恰恰是明军为了抗击倭寇而开发的武器。

那么，对陈舜臣先生来说，以亚洲大陆文明为背景，写历史推理小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中国人民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曾经拥有过而且现在仍然拥有世界文明，至少是能够影响世界的文明。即使外面与另外一个世界文明——西欧文明对立，内部维持着所谓中华思想秩序，也无非是表明文明的世界性能够容忍民族的多样性。我刚才所说的，蕴藏在陈先生作品底部的“仁”，似乎比我们日本人从儒教概念上理解的“仁”更加感性，范围更大。简单说来，就是承认敌人也是人的一种感受。更何况深谱作案动机与实施犯罪时的人性的侦探和罪犯。不了解犯罪动机是不可能挖出罪犯的。但是，掌握这种犯罪动机，可以说绝对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所有的犯罪都是由人来实施的。但是，在陈先生的作品里，之所以从这种人性之中提炼出某种抒情诗一般的东西，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吧。

这几篇作品的绝大部分，都非常精彩地描写了密室阴谋。但同时，作者又以大致相同的频率涉及了诗。《方壶园》中奇才李贺的诗成了犯罪动机，《大南营》中古诗被用来伪装，《九雷溪》中，一首恋爱诗暗示着高洁的犯人与其帮助者之间的关系，《兽心图》中的希腊诗使王宫中的杀人行为充满庄严的抒情背景。仿佛这正形成这样一幅图案：密室是开始形成写作方法的外壳，诗正是从这个外壳里透漏出来的活生生的人类心声。这些作品集中所显示的作者对诗的这种偏爱，与陈先生内在的诗魂不无联系吧。

“仁”作为人类之间博大的相互理解，作为诗歌产生的源头，有时候又不能不以“义”这把利剑表现出来。推理小说作家在小说的最后，总是以诗中的正义来追问罪犯。但是在陈舜臣先生的初期作品之中，这正是诗和正义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野口武彦，日本文艺评论家，学者。著有《江户的历史学家》《从江户解读源氏物语》《江户的兵学思想》《幕末心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