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报纸出来的时候，我的故事就成了头条新闻。晚上的柑橘林之声刊出了柑橘林发言人劳贝力的声言。

劳贝力含糊地否认一位“不负责任洛杉矶侦探”中伤性对柑橘林当局之指责。他说柑橘林议员或官员绝对没有对这件事插手或阻碍柑橘林的发展。

他承认，非正式的有人讨论过土地使用计划应该全盘来次大调整，但尚未开始进行。

发言人称，所有议会人员皆没有收到任何贿赂，也不会去收任何贿赂。他自己说自己是政治家，为他政治生涯着想，他会和其它官员一样共同为柑橘林居民服务。

他说，由于他是政客，他可以接受竞选捐献。他也曾接受过一位聂缺土市民的竞选捐献。他说捐献数目是二千元。他了解这笔钱是毫无目的，只是捐献。假如聂缺土本人对这件土地使用调整有兴趣，他完全不知道，而且为表示清白，下次这件事投票时，他会投反对票以明心迹。

报纸主编在文后特地加上一段，说到发言人所说曾提供二千元作为劳贝力竞选捐献的聂缺土，也就是最近哄动狄科尔谋杀案中证人身分的聂缺土。由于这件谋杀案在发展中，所以聂缺土目前无法访问。

圣安纳的报纸刊登一家大的东部厂商拟于东部设厂，正在找寻合宜的设厂地址。设厂原先曾选定柑橘林，据云最近消息已改于圣安纳觅地云云。

高黛丽打电话给我。她生气得连话也说不清楚。“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她说：“你这个骗人精，你……”

“不要这样，”我说：“我告诉过你机密的事不要说。也告诉过你对我案子有利时，我会充分利用你告诉我的一切。”

“你也许说过，但是你告诉我的方法并没有……”

“黛丽，”我说：“你想一想，上次我见你的时候，你已经付了他们一万五千元，他们还在压迫你再付一万元。你再也没有听到他们向你要钱，是吗？”

“没有。”她承认。

“你不会再听到有人向你要钱了。”我告诉她：“坐稳了不要动。不要自己做傻事。到银行去，把全部地产交给他们处理，你做你的艺术家，多画点不穿衣服的。”

我把电话挂断。

另一个电话进来。声音装得过份客气。

“赖先生？”

“是的。”

“我是柑橘林商会的主席，我叫葛武满。”

“葛先生，你好。”

“很好，谢谢你，赖先生。我读到了不少报上不同的有关柑橘林发展的报导。据说这些消息都是从你那里来的。”

“没有错。”

“我想请问一下你有真的消息来源吗？”

“有。”

“能告诉我是什么来源吗？”

“不能。”

“为什么？”

“没有给记者的消息，我当然也不能给你。”我说：“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个消息：你们柑橘林之声的晚报，有位劳贝力的发言人自己承认聂缺土给了他竞选捐献。你为什么不和聂缺土谈谈这竞选捐献呢？你为什么不问问其它官员有没有也接受他的竞选捐献呢？”

“聂缺土，目前不可能见到。”

“为什么？”我说：“你是代表商会的。谁敢告诉你聂缺土不准见？你总不能眼看一个每年要发出二千万元薪水的大厂，因为你们官员当中有的人对土地用途更改想收点小费，而工厂换地改到圣安纳去吧。你也不会让这些政坛小丑为了他们自己弄点竞选捐献，把每年二千万终究都会进入商人口袋的钱，硬推出去吧。”

他清了下喉咙：“这正是我想和你讨论的，赖先生。我要知道得多一点。”

“那你找错人了。”我说：“你们地方检察官有个竞选办事处，你们警长也有个竞选办事处。什么人敢对你说聂缺土目前不能去接见？你假如坐在那里咬指甲，人家大工厂自然只好到圣安纳去建厂了。”

对方又清了下喉咙：“请问每年二千万发薪水，这个估计，你从那里听来的，赖先生？”

“算也算得出来。”我把电话挂断。

我走出办公室，我要去找那位早年被狄科尔开除之后，跑去对狄太太说，安迪睦是狄科尔故意送去自杀出差的那位女秘书。

她并不难找。

她的名字叫闵海伦。相当好看。金发碧睛，稍嫌过重，但对打字机还是一流手法。

她目前在一家公司上班，老板不准部下在上班的时候嗑牙，所以她也不愿在上班的时候嗑牙。

我祗得约好她晚上请她用饭。

我回到办公室上班。

“你有封电报。”卜爱茜告诉我。

“是桂律师巴纳来电，电文简单：‘好极。可继续。’”

一位柑橘林之声的记者来电。希望对我专访。

“对谋杀案我不可置评。”我说：“你必须去找桂律师，……”

他的声音相当激动。“管他什么谋杀案，”他说：“我来找你是为了那工厂。”

我问：“你有没有和你们商会主席说过工厂的问题。”

“我有没有和他谈！”他高一点声音说：“他和我们谈了。”

“你们有没有访问聂缺土？”我问。

“老兄，帮帮忙，”他说：“告诉我，这件事和聂缺土到底有些什么关系？”

“我只是问你，你们有没有访问一下聂缺土？”

“没有。”他简短地说。

“我建议你们去访问一下。”

“我们知道，”他说：“有些事在酝酿。也可能会爆发出来，另外有一位代表级的也承认自聂缺土手中接收了二千元竞选捐献。他坚决表示这和土地使用改变无关。他说他自己要亲自调查这件事。假如这笔捐献有任何一点点意思是要他赞成土地使用改变的，将来投票的时候，他会投反对票。”

“你们柑橘林的政治制度真是健全！”我说。

“这是不是讽刺？”

“是不是讽刺！”我说：“你说什么呀？那些人接受了竞选捐献。他们也声明了不知道这些钱和悬着未能表决的土地用途变更有没有关系。”

“等一等，”记者说：“你认为这样将来会不会造成反效果的不公平。”

“什么不公平？”

“大家都表示清白，没有受拜托，一律投反对票，最后影响了地方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机会。”

“这要看他胸襟和眼光来决定了。”我说：“为了个人利益或是为了怕自己受嫌而影响地方选民的利益都是不对的。至于贵地方的事，我实在无可置评。”

我把电话挂断。

我等候了十分钟，打电话给柑橘林商会主席葛武满。

我说：“我知道另外一位议员也接受了聂缺土二千元钱的竞选捐献。”

他的声音变成十分小心。“是的，”他说：“是事实。”

“你见到聂缺土了？”我问。

“我曾经告诉过你，聂缺土目前不能接见。”

“你就老让他们这样骗住你？”我问：“他为什么要分送竞选捐献？”

他涩涩地说：“老百姓给议员捐献二千元作竞选捐献也嫌多了一点。”

“正确，”我说：“你不妨问问聂缺土，他还向什么人做了捐献了。我想你也会急于想知道，四千元是不是他全部送出去的数目。”

“赖先生，我要请教一下，你为什么对这事那末有兴趣？”

“为了我们国家，”我说：“我的兴趣是为了我们国家。不过今天打电话给你另有作用。我希望柑橘林所有做生意的人不会把他们选出来的主席看扁了。就因为聂缺土是件普通刑案的证人，他就可以躲在地检处的裙子底下，不给大家见面，直到事情平静下来。要知道事情平下来时，你们柑橘林千年难逢的机会也过去了。”

“地检处的地方检察官说你的兴趣只是这件谋杀案。”

“他说的也是事实。”

“那你的目的是让聂缺土信用受损？名誉扫地？”

“我只是要找出实情。”我说。

“他说他不愿代你火中取栗。”

“他意思，还是代表不让你见到聂缺土。”

“他是这个意思。”

“假如这件案子闹上法庭，聂缺土也可以因为谋杀案未结案而不出面说明吗？陪审团要请他也不出来吗？”

“我没有问地方检察官这一点。”

“葛先生，我请教一下，你自己生意是做那一行的。”

“我做铁器生意，开了一家工具店。”

“在圣安纳有产业吗？”

“不多。”

“有没有空着未用的土地？”

“嗯……我……我有一些可收租的小土地在圣安纳。”

“原来如此。”我说。

“这什么意思？”

“我只是问问。我觉得你应该避点嫌。我假如现在是你，我就觉得很尴尬。柑橘林得到了这个工厂，别人不会认为是你的功劳。假如圣安纳得到了这个工厂，每人都会说因为你有土地在那里所以出卖了柑橘林。你真是左右为难。”

他赶快说：“东部唯一可能到西部来设厂的汽车公司，已否认他们会到这一带来设厂了。”

我说：“记得英国政府曾明确否认会放弃黄金本位吗。”

他想了一下。

我说：“假如没有一个大公司想建个大厂，怎么会至少有二个以上的人受到二千元的竞选捐献？”

“这是，”他有点答不上来：“令我担心的事了。”

“当然还是你应当担心的，”我告诉他：“让我再问你一件别的事。你去向聂缺土询问竞选捐献，会不会影响他对狄科尔谋杀案的证词？”

“我看不出有什么影响的理由。”

“我也觉得不可能。”我说：“那末，地方检察官为什么要阻止你见他呢？我必须挂电话做别的事了，葛先生。我还有一个约好的饭局。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