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车到雷诺机场，搭班机在萨克拉曼多下机，在萨克拉曼多又乘机去贝格斐。在贝格斐，我租辆车子开回到山上去。一路注意着支线。

租来的车是以里计费的。里程表一路在转，我一路在想象，将来办报销的时候白莎的脸色会有多难看。

我真是从没想到过，从公路上竟有那么多土路可以下山走向小小的山谷。我每遇到一条就转入，看看有没有适合盖亚莫形容的。

筋疲力尽的时候，终于给我找到了。一条土路，经过一个破旧无人居住的木屋旁，一直通到一个平缓的坡地，附近有一条不小的山涧，泉水甚大，咆哮着冲下谷中松林去。

空气里有特殊的腐败昧，我沿溪往下找，没找到东西。我沿溪而上，异臭味越来越浓。

用不了几分钟，我找到了他的尸体……该说是剩下的他。现场惨景不忍一睹。

我无须多看。我回进车里，回到公路，回向贝格斐，走进郡行政司法长官办公室。

这地方由一位代理执行官在负责。我给他看我证件。

“我要报案，我发现一具尸体。”

“什么地方？”

我告诉他。他要更仔细的形容。我画了一张简图给他。

“你怎么会老远来这里，一下就见到个尸体？”他问。

“找寻证据。”我说。

“说详细点。”他说。

我说：“假如你查证一下加州公路巡逻队，你会发现他们沿这条路在找这个人已经很久了。他们奉指示查看每一条可以转出去的小路。

“我尚未能确定这个人是谁，但是相信你查一下会发现他叫柏马锴，他带了二个搭便车的去洛杉矶，但在中途失踪了。”

“他的车怎样了？”代理执行官问。

“我刚才在那现场没见到有车子。我没动现场。”

郡代理执行官研究了一下，他说，“今天这件事，你可以向一打以上当地机构报案。你可以在原地找到副行政司法长官，你也……”

“我要向当地最高机构报案。”

“为什么？”他问。

我告诉他：“因为我对这件事有兴趣。我不希望这些乡下外行乱弄一通把现场破坏了。我希望最高单位直接插手。”

这理由他倒蛮听得进去的。他说：“你认为是搭便车谋杀案，是吗？”

我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只知道柏马锴准备通宵开车直放洛杉矶。他打电话给他太太，他有一个男的便车客同行，之后，他又带了一个金发的女便车客。”

“金发的有什么特征？”

“身材好。”我说。

“这算特征？”

我告诉他：“柏太太只知道她这个特征。对你也许构不成特征，对我已经想入非非了。”

他笑向我说，“好吧，赖，我陪你去。假如像你所说那么重要，我向你保证我会重视，好好调查。我们要先会同当地警长，以示本办公室的礼貌。”

“这由你决定。”我告诉他，“你要带谁都可以，只是我们应该带最好的照相师去，在那地方被弄乱之前好好照些现场照。我们要特别重视死者身分的确定。”

“人寿险？”他问。

“十五万元的差别。”我告诉他。

他吹了声口哨。

“这家伙是个推销员。”我说，“管整批的推销，生意很好。”

“他太太如何？”郡行政司法长官办公室的代理执行官问。

我说：“讲究实际。我想她找我的时候，已经不存活着找到他的希望了。要是找到的是活的他，她反正也不要了。”

他问：“她是怎样一个女人？多大，怎样一个人？”

“二十六岁上下。”我说，“曲线非常好。”

他笑笑说：“金发的吗？”

“褐色发肤的。”

“讲究实际？”

“完全正确，她知道，她先生如果不是被干掉了，一定是跟金发的跑掉了。两种情况下，她都须要证据。假如他被干掉了，她希望早点找到尸体，免得烂到辨认有困难。假如他是跟金发的跑掉了，她要在他们爱情褪色前拿到足够的证据，可以办离婚。”

他说，“那也好，至少在通知她的时候不会呼天抢地。你想我们可以和她谈谈吗？”

“目前不太合宜。”我说，“等查过指纹再说好吗？”

“可能会有点困难的。”他说。

我说：“我见到过一些专家做这种事。你可以把扩张液注射到他手指里，再取指印。”

“我知道。”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好手在。他什么都懂。我们走吧。”

我们开车又向上进入山区。天已黑了，但是我对山路已经记得很清楚。我们在经过一个大一点的镇时，找到了当地警长，和我们一起经过这段路最高点，在山的那一侧下山。我们也接了一位法医一起走。

现场真是一团乱糟糟。

根本用不着解剖尸体便可确定这是他杀。这家伙的后脑被打烂扁了进去。凶器就放在尸体的边上，是一个两尺长的千斤顶手柄。尸体的头被打得像个破蛋壳。

只有一件事显得稍为奇怪。死者的一顶帽子，被发现在离开尸体五十尺的地上。

我建议量一量准确的距离，定一下方位，照些照片。

代理执行官轻蔑地说，“没有必要，赖。是因为山谷里的风。那家伙的帽子跟了风在地上飘，它钩住了山艾树丛所以留在现在的地方。下个礼拜来看，又会在不同的地方。”

我说：“也许什么聪明的被告律师会要知道它今天在什么位置。不要忘了，你是一定会被请上证人席的。你也一定会被对方律师诘问。有十五万元的保险金，这案子不会不哄动的。”

他想了想说：“到底与这帽子的位置有什么关系？”

“你再仔细看看。”我说。

他不看帽子，看向我说：“你快说。”

“那顶帽子。”我说，“没有破坏。凶手用千斤顶的柄打他头的时候。帽子不在他头上。”

“怎么样？”他问。

“你开车时，帽子戴在头上，还是不带在头上？”我问。

他说：“有时戴，有时不戴。这什么也证明不了呀！”

“千斤顶一般放在哪里？”我问。

“后车箱，又怎样？”

我说：“假如地上的千斤顶柄，正是柏马锴的千斤顶，那就有不同了。要记住那个金发的搭便车客曾经打电话说柏马锴爆胎了。也说她另搭了便车叫了拖车回去拖他。”

他说：“但是并没有拖车出去呀。至少你这样说的。”

我说：“没有人记得那天早上有金发女来叫拖车。”

他看着我很久，走过去对警长说：“好吧，皮尔。我们就用皮尺来量一量，从帽子到死人头和脚各有多少距离。再从各个方向把鬼帽子多照几个相。”

他们在工作，我在附近徘徊。过了一下，我说：“这里来看看，各位。好像有人很不舒服，在这里吐了。”

他们用强光照了一下，但没有太重视。代理执行官说：“常见的事，凶手做完了这种恶心的事，自己也常有这种反应。没什么稀奇。”

“书本上说，现场发现的每一件线索，都是重要的。”我告诉他。

他嘴角笑笑，但眼神冷冷地说：“我知道，赖。但那是你的教科书。这件案子是我办的，你要记住！”

“我会记住的。”我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