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故意不回办公室去。我也不在我常去的地方出现。

我走进一家小的法国餐厅，要了点冰咖啡和冰淇淋。在这里客人都是老客人，他们不会在饭后希望客人早点离开的。

我买了第一版的晚报，尽量吸收有关费岱尔被谋杀的资料。

费岱尔律师是律师行业中杰出人士之一。他的客户大都是政界人士。他很少出庭；事实上，他最出名的本领就是能使客户尽量不必出庭。所以，他的客户都是有出大钱，但是不喜欢抛头露面的。

费律师有一幢宏大的房子，他一个人住。仆人是通勤上班的。他是个鳏夫，实际上还是个隐士派的人物。平时活动也限于几个昂贵的俱乐部。他有钱，有地位，有派头，容易被人接受，自己修饰整齐……但是他自己总像是在探求真理似的。

他是个读书狂。在他自己家中有个搜集完整的图书馆，装满了书。在他卧室中老式的真皮沙发椅，合适的读书灯，使他夜晚在卧室里看书时非常舒服。

费律师的朋友描述，他有好的电视和音响，他只看新闻，社评和气象预报。除此之外，他从不看娱乐节目，他的空闲时间都花在读书上。

他家二楼有一间房间被布置为书房，大部份公事都在书房里办的。谣言说很多他的客户都希望晚上来访他，坐在他楼下图书馆的沙发椅上，向他述说案情，就是不愿大白天到他费律师市区的办公室来。

费律师在死亡之前，已确定证实曾在屋里和什么人大声吵架。致于引起律师不快的到底是男是女，尚不能确定。也可确定费律师是被点三八口径转轮枪射击致死的，但杀人凶手显已把手枪带走，以致现场并没有凶器留下。

初步调查发现，命案发生时费律师似乎正准备外出，因为就在二楼楼梯口的一张小桌上放有手提箱一只，手提箱里全部是近市郊一块坡地建设计划准备投标的底价。在这个建设计划中，费律师是法律顾问。

这些标单尚未最后封口，但信封口上已经写上“机密”，在没有到开标时间，本来也不应该示之于人的。

由于藏这些标单的手提箱摆放的位置，警方认为那晚上费律师是准备把这些底标，先带往这坡地建设委员会之中那一位官员家中，先去私下讨论一下的。坡地建设委员会官员都说，像费律师这样一个体面的人，假如为任何事要约会与他们个人见面，倒是不会令人惊奇。不过，实际上每个人都强调当晚他们和费律师并没有约会。

不过，警方认为，那只手提箱放在这样一个位置，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费律师准备下楼，带了手提箱出去，和一位或几位坡地建设委员会官员互换一下意见。另一是费律师准备在下楼时把手提箱带进图书馆，在那里他可以和来访的一位或几位官员交换一下意见。所以，警方希望坡地建设委员会中每一位官员，都能主动提供一下他们这一晚的行动与时间，尤其是他们不在家的时间到哪里去了。

委员会中的马学维委员对警方如此说词，十分不满。他说：“这太过份了。似乎是要我们提供不在场证明似的。”他最后的决定是“我绝不会在这一点上，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去做”。

警方有消息指称费律师家中总是存放有大批现金。在税务及管理遗产官员会同下，房子内的保险柜被打开，发现里面计有十五万元现钞。费律师存放大数目现钞的原因，绝不是逃避付税，因为他据实申报，付税，收入也都存入银行，然后大批大批的提出现钞。

大多数人都知道，费律师经常和一位或数字议院外的游说团体中人物保持联络。当然没有人提得出证明，确认他们是谁，但是这些游说团体只认得大批的现钞，有钞票他们就给“结果”。

有时候，钞票也用来作“竞选捐款”。

费律师也常常不忌讳地告诉自己的朋友，像这种“捐款”，他时常对好几个政客提供。事实上，本州岛有不少大政客也时常参考费律师的建议，作发言的依据。

警方已经找到致命的子弹，那是发射自点三八口径的柯特转轮手枪。

凶器应该是转轮枪，因为凶器如果是自动手枪，现场应该留下有子弹的弹壳。现场并没有发现弹壳。依照听到费律师在家中与人生气把声音提高，又和他人争吵的邻居们证词，他只听到一声枪声。

有一位邻居听到其中还夹杂一个女人的尖叫声。警方也不排除开枪的凶手是女人的可能性。

报纸把费律师塑造成一个中年，受敬重的律师，不但在本市，而且在本州岛政坛上具影响力。在死亡当时，由于他宁静的家居生活受到侵害，他发了脾气，也和人因吵架，而被谋杀。

我把报纸翻来翻去看了好几遍，怕有什么消息漏掉。

那位雇用达芬的人为什么会知道那只手提箱会在那小桌上？也许是费律师告诉过他。也可能因为费律师要在图书馆见人，或上二楼书房研究，所以他把这些资料自办公室带回家，放在那小桌上，在要用的时候，方便一点随手可得。贺龙知道他有这习惯。

情况变成这样了，达芬怎么办？

她是否专门被选来去做这一件偷窃文件的工作的？也或许她拿错了一只箱子？还是……她拿的箱子正是他们要拿的，没有错？

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性。

报上说的这笔投标底价，大致约有八十万之巨。

那么，那四万元是先给别人的“保证金”，以便这方一面可以得标。

达芬的假证词，不但把她自己交给了制造这件阴谋的人，而且一旦事败，她站在证人席所说的话，都会因为自己曾经愿意做伪证受雇于人，而不受别人的信任。

我用完我的餐点，再打邓先生给我们的第二个电话号码。接电话的女人告诉我邓先生现在不在，他与一个客户在吃中饭有事情讨论；假如我可以留下姓名电话，或是任何要转告他的，她都可以代辨。她说他要四点左右才能回来。

我说：“好吧，我有一件事，请你转告他。告诉他，我找他是有关报上的一件广告。告诉他我会再来电话的。”

“请问你尊姓？”她问。

“姓邓。”我说。

“不是，我是说你尊姓。”

“告诉他我姓真，真假的真。”

“是的，我会告诉他的。”

“你也可以告诉他我姓很多。有的真，有的不真。”我把电话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