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整整一上午，围绕法律问题，出现了庭审以来的第一次激烈争执。尼可说他们在警局的证物室花了六个小时，把证物搜遍了，还是找不到那只玻璃杯。我们双方都准备好了书面的报告，分析在这样的情况下，指纹鉴定到底还能不能作为证据呈堂。肯普是昨天晚上十二点多开始写我们的报告的。莫尔托写报告的时间大概更晚，因为尼可说他们在证物室找那只玻璃杯一直找到凌晨一点，大家都争得面红耳赤。拉伦回到法官室，认真看了两份报告，又回来听双方的口头争辩。一开始，本来应该只是尼可和斯特恩发言，结果他们都时不时地让副手帮忙，没过多久，就变成了四个律师都在说话。拉伦时不时会打断一下，问一些假设性的问题，有时候甚至会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庭上吵成了一锅粥。斯特恩拿出了开庭以来最猛烈的势头，也许是他终于嗅到了一丝胜利机遇的味道，也许是由于昨天的不利形势，让他感到绝望，决定要孤注一掷。他一再强调，要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份报告，是极其不公平的。尼可和莫尔托则一再宣称，证物从搜集到化验的整个过程都无懈可击。无论这只杯子是否找到，格里尔、利普兰泽和化验室主任莫瑞·迪克曼的证词都应该是有效的。他们的证词合在一起，就可以证明，那个指纹确实是在谋杀案发生的第二天从玻璃杯上提取并确认的。

他们之间的唇枪舌剑没完没了，我发现自己的情绪也时而跌落谷底，时而斗志高昂。很明显，法官还无法作出决定。在审判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无论法官作出怎样的决定，都不会超越法律的边界，任何一方的说法都有依据、有道理。拉伦批评尼可和莫尔托在处理证物粗心大意的时候，我觉得，他大概会宣布指纹报告无效。但他们又坦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暗示不应该由于警方的失误而撤销一个如此重要的证据。最后，他们终于说动了拉伦，拉伦作出了不利于我们的决定。

“我允许你把指纹报告作为证物呈堂。”法官说，这个时候，已经过了中午十二点。然后，他又解释他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让法庭记录员记录下来，这样，如果最后我们还要上诉的话，上诉庭就可以对他的这一决定进行审核了。

“我得说明，我并不愿意这么做，但我知道，这个报告对本案非常重要。这个意外的事件，加上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的一些情况。”法官朝莫尔托望了一眼，“让我也非常理解被告的疑虑。他们说得对，他们一直都没有机会查看这个物证，这是不公平的。检方连这个物证都拿不出来，这个证物是在警局弄丢的。我希望大家都清楚，这么多年来，警局一直在处理和保管证物方面很粗心。我必须说，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才允许检方继续将指纹报告作为证据出示。我想，这份报告应该不是检方伪造出来的。我这样说，绝对不是出于对尼可先生和莫尔托先生的个人信任，因为，玻璃杯最后就是在莫尔托手里弄丢的。”说到这里，拉伦又阴沉地看了莫尔托一眼，“但我认为，检方把证物交给警局后，确实也失去了对证物的控制权。不过，这一切也有可能是检方在故意捣鬼，我会注意的，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次的审判也就到此为止。这是极其严重的犯罪，我想，检方应该不会知法犯法。所以，我允许检方出具指纹报告，同时保留我个人的意见。我会向陪审团作出详细的说明，午餐时间我会好好想想该怎么说，下午两点我们再继续。”

拉伦离开法官席，他让双方律师留一会儿，好把双方的意见都反应在他等会要做的说明中。斯特恩非常沉着，很明显，他相信我们这次一定能赢。我告诉他，拉伦的这个决定让巴巴拉非常生气。

我去了洗手间。从隔间里出来的时候，又看见尼可站在洗手池旁边，他一边洗手，一边在镜子里左看右看，借着灯光查看头顶的头发。

“哦，拉斯迪。”他说，“我们下周会听到你上庭作证的证词吗？”

根据目前本州的法律规定，被告没有义务向检方告知被告方将会有哪些证人出庭作证，被告人是否会上庭作证往往是被告方最严格保守的秘密。明天法官要处理别的案子，我们的案子会在下周一继续开庭。如果说检方不知道我们的打算，那么，他们也就不知道这个周末到底是应该准备对我的交叉询问，还是准备结案陈词。一般情况下，他们必须作好两手准备。

“等到我们决定后，斯特恩自然会告诉你的，拖拉王。”

“有人告诉我说，你会上庭。”

尼可这是在试探我。和上周我们在这里的碰面相比，他现在的态度显得强硬了很多，这才是那个狡诈阴险的尼可。

“也许你们会赢的。”我告诉他，“如果我上庭，你会来询问我吗？”

“一定。”他说，“我不会去问巴巴拉，她是个大好人。”

尼可这又是在试探我。他想知道巴巴拉会不会上庭作证，支持我不在场的证词。也许，他只是想看看，如果是莫尔托去逼问我的妻子，我会有什么反应。

“你真是个懦夫，拖拉王。”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不想再和他说话了。但尼可显然对过去这两天的进展非常满意，仍然不依不饶地缠着我。

“别让我失望嘛，拉斯迪。我真的想听听你怎么说。我有时候会想，你怎么会做出那样的事呢？我必须得承认，我经常会这么想。”

“尼可，如果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你都不敢相信。”

“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转过身，他抓住我的胳膊。

“真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问，“你不是又要说是莫尔托在陷害你吧？”他摸了摸自己身上的衬衫，“你不可能相信是莫尔托在陷害你吧，你真的相信是莫尔托在陷害你吗？”

“那只玻璃杯在哪里？”

“唉，警方什么东西都能搞丢的，你和我都知道。”

“他似乎和尤金妮亚之间配合得很默契。”

“什么？你真的认为是他让尤金妮亚说那句‘宝贝’的吗？拜托了，她只是一时兴起说了出来。我承认，这很愚蠢。他以前也很喜欢卡洛琳，他们之间的关系很亲密。他视卡洛琳是他最好的朋友，像大姐姐那种。他很崇拜她，所以，他对这个案子非常认真。”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档案，尼可？”

“雷蒙德抽屉里的那个档案？”

“你认真看看吧，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所谓的大姐姐和小弟弟的关系。”

尼可笑笑，摇了摇头，表示他并不相信。但我看得出来，我已经让他起了疑心。我很享受这种感觉，这么多年来，我已经很了解他。我用纸巾把手擦干，咬紧嘴唇，表明我不会再说什么了。

“那就是这样了吗？这个你所谓的大秘密。这一切都是莫尔托为了陷害你设的局？这就是我等了这么久听到的答案？”

“走吧，拖拉王。”我轻轻说，转过了身，“我还是给你透漏一点儿吧，你可以问我一个问题。”我转回来，直直地看着他。

“是你干的吗？”他问。

我知道他会问这个，迟早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我擦干了手，用最最真诚的语气说道：“不是，尼可。”我的口气很轻，我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的眼睛，“我没有杀卡洛琳。”

我看得出来，他是相信我的。他的瞳孔睁大了，他的目光迅速黯淡下去，他脸上的表情似乎也发生了变化。

“很好。”最后，他终于说，“你会很好的。”然后他笑了，“所以，这一切都是白费功夫？你真是被冤枉的？”

“你滚吧，拖拉王。”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

我们都笑着走出了洗手间。当我抬起头时，我发现斯特恩和肯普都在看着我，他们站在走廊里没多远的地方，和那个私家侦探波曼商量着什么。波曼个子很高，有个大肚子，系着一条鲜艳的领带。斯特恩的表情很恼怒，也许是因为看到我和尼可在一起生气了，也许是因为他们的谈话被打断了。他挥了挥手，让肯普和波曼先走，然后准备一个人回到法庭。肯普和波曼走了几步，然后又回头找我，我们看着尼可跟在斯特恩后面也走进了法庭。

“今天下午我不在这里。”肯普说，“有个新发现。”

“是好事吗？”

“很好的事，如果能成功的话。”

“现在还是秘密吗？”

肯普回过头看着法庭的大门。

“斯特恩说现在还不能说，别给你什么假希望，他想谨慎一些，你明白的。”

“我不太明白。”我说。

几步之外的波曼对肯普说他要走了，肯普碰了碰我的手臂。

“如果能成功的话，你就可以放心了，相信我！”

我想，此刻我脸上的表情应该很奇怪，我被自己的律师搞糊涂了。但我知道我不能生气，是我自己曾经告诫肯普，要谨慎。我告诉他，要保持职业的疑心，要有耐心，才能作出最好的判断。

“是一张传票。”他说。波曼又在催了，他说他们要在一点赶到。肯普匆匆走了，“相信我！”他走前又说了一遍。

“女士们，先生们。”拉伦对陪审团宣读了他的说明，“你们将会听到一位指纹专家莫瑞·迪克曼的证词，他会向你们介绍他在一只玻璃杯上找到的指纹。在衡量这个证据时，你们必须记住，被告从来没有机会查看这个证物。证词是符合规定的，但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这由你们来决定。被告一直没有机会看到这个证物，他们没有机会判断这个证物到底是不是假的。我不说这个证物一定是假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被告没有机会自己找科学鉴定专家对杯子上的指纹做出鉴定，被告甚至没有机会另外找一个科学鉴定专家去分析到底杯子上的指纹是不是被告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当这个案子庭审结束，你们要决定被告是否有罪时，你们不仅仅要考虑到这个证据，更要考虑到检方无法出示玻璃杯的事实。我不是要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做，而是认为，仅仅是这一个事实便足以构成合理的怀疑，并让萨比奇先生得到无罪释放。”

“好了，说完了，继续。”

莫尔托站在讲台旁，抬头看了法官很久。现在，他们俩都已经不再伪装了。他们之间完全是一种仇恨，那么明显、那么强烈。拉伦的这番说明给法庭带来了一种不一样的气氛。就在这一刻，我们开始了反击。法官亲口对指纹证据表示怀疑，还说，无罪释放也是可以的。在刑事案的判案过程中，如果法官说检方犯了一个错误，这就是致命的了。

莫瑞·迪克曼走上了证人席。他是一个普通的纽约人，戴着大大的黑框眼镜，他喜欢钻研指纹。他以前很喜欢我，因为我总是安静地坐着听他说话。可以说，熊谷有多差劲，迪克曼就有多好。他把照片和幻灯片都拿来了，向陪审团展示最终的结果是如何得出的。他解释了人的指纹是如何留下的，也就是说，是某个人在某个时候手指上油脂残留物留下的痕迹。绝大多数人会留下指纹，有些人则不会留下指纹，这要取决于人流汗的程度。当他们留下指纹以后，每一个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迪克曼先是阐述了这些原理，然后，用最后五分钟时间展示了卡洛琳家吧台的照片、玻璃杯的照片、从杯子上提取的指纹印，还有我在政府个人档案中留下的指纹记录，所有指纹对比符合的点都用红色的小箭头标出了。和往常一样，迪克曼的准备总是那么充足。

斯特恩站着看了半天照片，然后开口了，他把照片的正面对着迪克曼。

“迪克曼先生，这个指纹是在四月一号的什么时候留下的？”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但你能肯定它是在四月一号留下的吗？”

“这也无法判断。”

“什么？”斯特恩装作非常惊讶的样子，张大嘴巴，“那你能确定它是在四月一号前后留下的吗？”

“这也无法确定。”

“那好吧，一般指纹印能够留多久？”

“很多年。”迪克曼说。

“什么？”

“可能要过很多年，指纹印上的油脂才会分解。”

“在你为警局做鉴定分析这么多年以来，你处理过的时间最长的指纹印是多久？”

“是在一起绑架案里，我从一辆被丢弃的汽车方向盘上提取了一枚指纹印迹，那辆车已经有三年半无人问津了。”

“三年半？”斯特恩很震惊地又问了一句，这个曾经对雷蒙德咄咄逼人的律师现在露出一副好奇而疑惑的表情，充满了对专家的尊敬，他好像是一边说，一边慢慢自己体会着这其中的深意，“那么，也就是说，萨比奇先生可能是在六个月前，在波尔希莫斯女士家和她一起办温德尔的案子时，曾经拿过这只杯子，才留下的指纹印了？”

“我无法告诉你萨比奇先生是什么时候留下的指纹印，我只能告诉你，那两个指纹印是他的。”

“假设萨比奇先生是由于某个原因拿了这只杯子，也许是喝水，喝完后，他用水冲洗了杯子。那么，他的指纹印还会留在上面吗？”

“当然。顺带说一句，从理论上说，就算是整个杯子的外面都用水冲过了，指纹印仍然可能留在上面，一般情况下，用肥皂和水能够洗净油脂，但在以前的案例中，有用水和肥皂清洗证物后仍然提取出了指纹印的情况。”

“不会吧？”斯特恩仍然惊讶地说。

“但我没有亲眼见过。”迪克曼说。

“但至少我们知道，除了萨比奇先生，没有人拿过这只杯子了，是吧？因为杯子上没有其他人的指纹印。”

“这也不一定。”

斯特恩愣住了，“什么？”

“杯子上还有一枚指纹印。”

“不会吧？！”斯特恩又说。他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今天，他表现得很奇怪、很夸张。一开始，陪审员对他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他这是在演戏。现在，我们已经开庭两周了，大家都知道他这样的夸张表现就是想让别人知道，他是刻意的。他是在说，其实这些事我知道，你也知道，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是他自信的一种表现，他要让陪审团明白，他会把一切都明明白白地展示出来，“你是说，杯子上还有一个指纹印吗？”

“是的。”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萨比奇先生在几个月前拿过这只杯子，然后在四月一号那一天，又有另外一个人碰了这只杯子？”

“有可能。”迪克曼平静地说，“任何情况都有可能。”

“很好，我们之所以知道萨比奇先生那天晚上在卡洛琳的公寓待过，是因为他的指纹还出现在了其他的地方，是不是？”

“不是的。”

“不对，他的指纹应该还留在了别的地方啊。比如说，窗户的插销是打开的，在那上面没有发现指纹吗？”

“发现了指纹印，但不知道是谁的。”

“也就是说，上面有某个人的指纹印，但不是萨比奇先生的？”

“也不是波尔希莫斯女士的。”

“那就是说，留下指纹的是第三个人喽？”

“是的，先生。”

“就像玻璃杯上的那个指纹一样？”

“是的。”

然后，斯特恩又逐一提到了卡洛琳公寓中的很多地方，在这些地方，警方都搜集了指纹印，但都没有找到我的指纹。包括咖啡桌、原本被认为是凶器的火钳、吧台的桌面、茶几、窗户、门，还有其他五六处地方。

“在所有这些地方，都没有找到萨比奇先生的指纹吗？”

“没有。”

“只有在一个现在已经找不到的玻璃杯上有他的指纹？”

“是的，先生。”

“如果他真的曾经在那套公寓待过，他应该留下更多的指纹印，是不是？”

“有可能留下，也有可能不会留下，一般在玻璃表面会更容易留下指纹。”

斯特恩当然立刻就知道了这句话应该怎么接，“但是茶几和窗户上都没有指纹，为什么？”

迪克曼耸耸肩。他不是来解释为什么的，他是来告诉陪审团指纹印的鉴定结果的。斯特恩已经最大限度地挖掘了迪克曼的利用价值，并且，自我们开庭以来，他第一次直接面朝陪审团问话，似乎是在寻求安慰。

斯特恩说：“先生，你们一共找到了多少个既不属于萨比奇先生又不属于波尔希莫斯女士的指纹印？”

“我记得是五个，一个在插销上，一个在窗户玻璃上，两个在酒瓶上，还有一个在茶几上。”

“所有这些指纹印都是属于同一个人吗？”

“这就不得而知了。”

斯特恩还站在我们被告方的律师席旁，他这时微微弯下腰，好像是没有听懂的样子。

“什么？”他又说了一遍。

“是不是属于同一个人，我们无法确认。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对这些指纹印进行了对比，没有任何记录。留下这些指纹印的人是没有犯罪案底的，也不是政府公务员。这五个指纹印可能是属于五个不同的人，也有可能是属于同一个人。可能是打扫卫生的钟点工，也可能是邻居，或是卡洛琳的某个男朋友，我们也不知道。”

“我不明白了。”斯特恩说，但其实他非常明白。

“人有十根手指，斯特恩先生。中指和食指的指纹是不一样的，左手和右手的指纹也不一样。如果没有比照的样本，根本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

“当然，当然，迪克曼先生。”斯特恩暂停了一下，“在萨比奇先生之后，是哪位检察官在监督你的工作？”

“莫尔托先生。”迪克曼说。这句话的语气已经透露出来，他对莫尔托并不满意。

“嗯，那他有没有让你对比这五个指纹印，看其中两个是否属于同一个人的？”

这个问题非常好。在我当检察官的时候，也会经常忽视这样的细节。那个时候，我想的是如何对付被告，而被告方，想的当然是如何对付其他人。

当迪克曼回答“没有，先生，他没有让我对比”时，有一个陪审员，就是那个兼职搞计算机的男生，摇了摇头。我很惊讶，从昨天到现在，局势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摇头的陪审员又转过身，和坐在他旁边的另一个陪审员开始小声说起了话，就是那个开药店的女孩。

“一个晚上就能查得出来的。”迪克曼说。

“嗯，那么我相信。”斯特恩说，“莫尔托先生应该不会是忘记了。”斯特恩正要坐下，突然又站了起来，“迪克曼先生，你知不知道，莫尔托为什么没有让你比对那些指纹？”一个好的辩护律师从来不会问为什么，除非他已经知道了答案。斯特恩知道答案，我也知道答案。答案就是，莫尔托忘记了。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而时间又不够，他就是忘了。但无论怎样的答案，都足以构成陪审团对莫尔托的怀疑。

“我猜他是不怎么在意吧。”迪克曼说。他故意说得很轻松，语气却很严肃，似乎是在批评莫尔托根本不关心事情的真相。

斯特恩一直站在我们律师席的旁边，这时，他又多站了一秒钟。

“原来如此。”他说，“原来如此。”

莫尔托走到讲台旁，现在出庭作证的是在尼尔林当女佣的梅贝尔·碧尔翠丝。看到莫尔托站在上面，我倒觉得轻松了。在尼可粗心大意的表现之后，莫尔托现在倒像是重新找到了自信，他平时其实是个适应能力并不强的人。在检察院里，人与人之间一直存在着一道看不见的分歧，这也是我和尼可最终不会成为朋友的原因。雷蒙德担任检察长时，会亲自挑选一批精英队伍，都是有法学院文凭的年轻律师，也都是他喜欢的人。他会在他们实习期过后，让他们去特别调查组锻炼，我曾经就是其中的一员。我们起诉的对象一般是有受贿罪或欺诈罪的人，我们会和大陪审团合作，展开长期的调查，我们学着如何去应付斯特恩这种巧舌如簧的律师。而当时，莫尔托，还有尼可一直负责街头罪案。莫尔托在凶杀庭和分区庭里长期工作的经验让他形成了一种特别的骄傲和激情，在这些法庭上，没有什么严格的规矩，被告律师会用尽一切卑鄙手段，而检方也渐渐学着以牙还牙。莫尔托成了检察院里最常见的那种人，一个分不清劝说与欺瞒界线的人，一个把庭审看作是一系列阴谋诡计斗争的人。一开始，我以为，他这种狂躁的个性会成为他的一个弱点，但实际上，他过去的经历才是他最大的缺陷。他比尼可更聪明、更敏锐，他总是时刻准备着，但现在，法庭上的每个人都在想，他的这种热情是不是没有底线，他是不是会为了打赢官司不惜一切手段。不管拉伦法官和他过去是不是情敌，但他的这种个性，应该也是造成他们之间不和的一部分原因。

也正由于这样的原因，我对尼奥和那个B类档案很好奇，对莫尔托见不得光的过去也很好奇。我和这法庭上的其他人一样，越来越觉得莫尔托的个性中有一种阴暗险恶的因子。他总是能为自己的任何行为找到理由，而他的所作所为似乎没有任何底线。斯特恩原本是想在法庭上让陪审团对莫尔托产生不好的印象，而莫尔托自己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肯普对我说，他要去查一些事，我就在想，是不是去查莫尔托。显然，斯特恩是想用辩护律师最常用的一招，也就是引起陪审团对检方的怀疑，而莫尔托的表现正中了我们的下怀。在对女佣碧尔翠丝的询问中，莫尔托犯了最大的错误。

碧尔翠丝说，她在四月一个星期二的晚上，八点左右，在公交车上看见了一个白人男子。她不记得是哪一个星期二了，但她记得是星期二，因为她一般星期二下班的时间都要晚一些，她也记得那是四月份，因为她记得她是在第二个月把这件事告诉警方的，而警方在公交车站进行随机询问的时间是五月。

“那么，女士。”莫尔托说，“请你在这个法庭上四周看看，你能不能认出那个人。”

她指了指我。

莫尔托坐下了。

斯特恩开始对她进行交叉询问。碧尔翠丝忧心忡忡地跟他打了招呼，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身体结实，表情活泼而友善。她灰白的头发梳到脑后，绾成一个髻，戴着细边的眼镜。

“碧尔翠丝女士。”斯特恩和蔼地说，“你是不是一般去公交车站的时间都比较早？”斯特恩早已经知道这一点了，因为在警方对她的询问笔录中，已经作了这样的记录。

“是的，先生。杨格娜夫人每天晚上都会在五点四十五分左右载我去车站，这样，我就可以买份报纸、买块巧克力，再到公交车上找个位子坐下。”

“那么你每天晚上坐回城区的公交车，是不是也是从城区开往尼尔林的车？”

“是的，先生。”

“这趟车的终点站是在尼尔林，到了以后再又掉头开回城区，是吗？”

“是的，是在尼尔林掉头。”

“那么你每天下午都是在公交车进站的时候就等在那里吗？”

“是的，五点四十五分。每天下午都是这个时候，先生。除了星期二，我已经说过了。”

“那么，所有从城区回来的人都会从公交车上下来，从你身边走过去，所以，你都能够看到他们，是不是？”

“是的，先生，他们看起来都是很累的样子。”

“那么，女士，我大概不应该问你这个问题。”斯特恩看了看手中的警方记录，“你其实当时并没有说，萨比奇先生就是你在那个星期二在公交车上看到的人，是不是？”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碧尔翠丝之前的证词给人留下的就是这种感觉，但她在听到这个问题后，做了个鬼脸，还拼命地摇头。

“我当时确实没有说。关于这件事，我想解释一下。”

“你请说。”

“我知道我曾经见过这位先生。”她朝我点点头，“我跟莫尔托先生说过很多次，我坐公交车的时候曾经见过这位先生，我也记得那个星期二的晚上确实有一位先生坐在公交车上，因为，那天晚上杨格娜夫人一直到快七点半才回家，所以我很晚下班。我记得那个人是个白人，因为那时候还坐公交车回城区的白人很少，但我不记得那个坐车的人到底是不是这位先生了。我知道这位先生看起来很眼熟，但我不记得到底是因为我曾经在公交车站见过他，还是因为那天晚上在公交车上见过他。”

“你不确定那天晚上见到的是不是萨比奇先生？”

“是的，我真的说不准。”

“你跟莫尔托先生说过吗？”

“说过很多次。”

“你刚刚对我们说的话你都对莫尔托先生说过？”

“是的，都说过。”

斯特恩转过身，用沉稳而责备的眼神看了莫尔托一眼。

休庭后，斯特恩让我回家。他拉着巴巴拉，把她拖到我面前。

“带着你的漂亮老婆好好吃顿饭吧。她这么支持你，你应该好好报答她一下。”

我告诉斯特恩，我还想和他讨论辩护策略的问题，但他摇摇头。

“拉斯迪，你得原谅我。”他说。作为刑事案律师协会的主席，他明天晚上要出席一个正式晚宴，庆祝马格纽森法官光荣退休，这是一位在刑事庭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法官，“而且，我还要和肯普办点事。”他不经意地又补充了一句。

“你能告诉我他到底在哪里吗？”

斯特恩把整张脸都挤在了一起。

“拉斯迪，拜托，别问我了。”他又拽着巴巴拉和我的胳膊，“我们是有一些消息，和我明天对熊谷的询问有关，但现在还不能说，因为有可能只是误会。我不想让你有什么虚假的期望，你还是不知道的好，免得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拜托了，听我的吧！你已经忙了很久了，今天晚上就好好休息一下。如果有必要的话，周末我们再讨论案子的事。”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问。他的话很难捉摸。他的意思是让我们采取被动策略，不提出任何反驳的证据吗？还是说，这个新的信息非常有利，会让案子到此为止？

“拜托了。”斯特恩又说了一遍。他带着我们走出法庭。巴巴拉也走了过来，她挽起我的胳膊。

我们在瑞切纳餐厅吃了晚餐，这是法庭旁边一家传统的德国餐厅，我一直很喜欢。今天法庭上顺利的进展让巴巴拉非常开心，她要了一瓶红酒，酒瓶一打开，她就问我有关庭审的问题。能坐在我的身边，她显然很享受这样的机会。我之前一直忙，很少陪她，她还是有些生气的。她问了我很多问题。她对昨天的毛发和纤维报告很关心，为什么不让专家上庭作证，而只是念了念报告？她又详细地问化验报告中的各个方面，还问起了熊谷医生和他明天要说的证词。我的回答自始至终都很简洁。我一边努力压制着自己的不悦，一边让她专心吃饭。和以往一样，巴巴拉的这种兴致让我觉得有点害怕。她的这种好奇到底是一种随意的举动？还是这些法律程序和谜团对她产生的影响真的比对我产生的影响还要大？我想转移话题，我问她奈特的情况，她已经察觉到了我的冷淡。

“你知道吗？”她说，“你又和以前一样了。”

“什么意思？”这个回答够烂的。

“你又那样了，对人爱答不理的。”

我就是这个样子，她开始抱怨了。虽然我刚喝了酒，但这时，一股怒气还是在心里翻腾了起来。我想，我脸上的表情一定和我父亲以前的表情一样，阴沉、狂躁。我等着，等着怒火平息。

“我也很难熬，巴巴拉。我在努力撑着，一天一天都在坚持撑着。”

“我想帮你呀，拉斯迪。”她说，“只要是我能做的。”

我没有回答。也许我应该发火，但和以前一样，在生完气后，我感觉到一种深深的悲哀。

我伸出手，抓住她的双手。

“我并没有放弃。”我说，“我想让你知道这一点。现在，我的处境是很困难，但我会努力撑到最后。如果我还有机会重新开始，我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局，你知道吗？”

她直直地看着我，她很少这样看着我。最后，她还是点了点头。

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我问起了奈特的情况，巴巴拉之前没有说，这时她才告诉我，她接到了夏令营老师的好几个电话，说奈特有两个晚上尖叫着，从噩梦中醒来，老师一开始以为他只是不习惯，后来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奈特的这种表现绝不仅仅是想家了，奈特原本就很担心我，现在离家在外，这种担心越发加剧了，老师建议让他立刻回家。

“奈特在电话里听起来怎么样？”

巴巴拉在奈特的午休时间给他打过两次电话，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找得到他。巴巴拉给奈特打电话的时候，我都在和斯特恩、肯普一起工作。

“他听起来还好。他想努力表现得勇敢一点儿，但我感觉得到。我认为他老师的建议是对的，我们应该把他接回来。”

我立刻就同意了。我很感动，无论我内心多么刚强，儿子对我的这种担心都让我深深感动了。但巴巴拉一直没有告诉我这个消息，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发现自己又要发火了，于是，我告诉自己，不要无理取闹，要理智一点儿。我知道，她的本意是不想让我更加担忧，她总是喜欢这样不动声色地隐瞒很多事。

我们打开家门的时候，电话正在响。我猜，是肯普或者斯特恩，终于打电话来告诉我那个大消息了。但不是他们，是利普兰泽，他仍然是直接开口，没有报出自己的名字。

“我查到一点儿内幕了。”他说，“那件事。”我知道利普兰泽指的是关于尼奥的那件事。

“你现在方便说吗？”

“不太方便。你明天晚上有空吗？晚一点儿的时候，等我下班以后。”

“十二点之后？”

“对。我们开车出去一下，去见一个人吧？”

“你找到他了？”我的心跳开始加速。太好了。利普兰泽找到尼奥了。

“应该是的。明天就知道了，你会高兴的。”在电话里，我听到有人在利普兰泽旁边说话，“喂，我得走了。就是通知你一声，明天晚上。”他笑了，他很少笑的，尤其是在目前这样的状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