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男孩，温德尔，开始变得重要起来。”我对罗宾森大夫说，“我的意思是，对我们来说，至少，是对我来说，他好像越来越重要了。这很难解释清楚，但不知怎么的，他成了我和卡洛琳之间的一部分。”

他不是一个寻常的孩子，跟同龄的小孩相比，他个子很大，带着一些大个子小孩的那种缓慢与笨拙，长得也很憨厚，甚至有点傻，但他的迟缓还不至于到呆滞的程度。我问过心理医生，但医生说，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这个五岁的孩子“很抑郁”。

温德尔在他妈妈的案子待审期间，从区收容所被送到了一户寄养家庭。他每天都能见到爸爸，但没见过妈妈。卡洛琳和我同法庭方面据理力争过之后，获准能同温德尔聊聊。但实际上，一开始我们什么话都没有和他说，我们只是在他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坐在旁边，由心理医生把我们介绍给他。医生会拿玩具和洋娃娃给温德尔玩，然后问他对不同的问题有什么想法，几乎每一次，他都会说自己没有想法。这个叫马丁利的医生说，温德尔已经来好几周了，但从来都没有问过关于他妈妈的事，一次都没有，所以，他们也没有提起过这个话题。

温德尔一开始就很喜欢卡洛琳，他会把自己的布娃娃给她，还会跟她说话，让她去看窗外飞过的鸟、开过的卡车或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们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去的时候，卡洛琳告诉温德尔，她想和他谈一谈他的妈妈。心理医生很紧张，但温德尔只是用两只手紧紧抓着自己的娃娃，问要谈什么。

于是，我们每天都能和温德尔聊上二三十分钟。心理医生显然也很惊讶，最后，他甚至要求卡洛琳在他和温德尔谈话时也留下来。经过几周的时间，我们终于通过孩子断断续续、杂乱无章的描述，大概知道了事情的经过。而温德尔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犹豫，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情绪。他一般就是站在卡洛琳面前，双手紧紧抓住洋娃娃，眼睛也死死地盯着洋娃娃。卡洛琳问一个问题，温德尔回答，卡洛琳把他的回答重复一遍，再继续问更多的问题。温德尔会点头，或摇头，或没有任何回应。有时候，他会这样说，“很疼”，“我哭”，“她说我不应该安静”。

“她是想让你安静点吗？”

“是！她说我不应该安静。”

如果是别人，这些提问与回答，尤其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也许会显得很残忍，但卡洛琳这样做的时候，看上去却是那么温柔又无私。在开庭审判前不久，卡洛琳和心理医生终于得出结论，那就是：除非有绝对必要，否则检方最好不要让温德尔出庭作证。卡洛琳说，与亲生母亲当庭对峙可能会让这孩子承受不了。但即便是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卡洛琳还是继续去和温德尔见面，去了解他更多的情况。

“这很难解释。”我对罗宾森说，“她看着这个孩子时的样子。像是看透了他的心。她的情感是那么强烈、那么真诚，我从来没想过她会这么擅长和小孩子沟通。所以，当她展现出这样的一面时，我震惊了。”

我觉得她越来越神秘了。她就像是某个印度教里的女神，蕴含着造物主的全部情感。卡洛琳通过她的言行举止、一颦一笑，打开了我内心一条狂野奔涌、充满情欲河流的闸门，而她对这个可怜孩子的温柔照顾则把我拉过了那湍急的河岸，让我的全部情感都在融化、在呐喊，比性的冲动更加深刻、更加震撼。当她用温柔真挚的语气，朝受过伤害、有点迟缓、可怜的温德尔靠过去时，我已经完完全全地爱上了她，无论这爱让我如何后悔。

这是一种疯狂的爱，一种绝望、执着、自欺欺人的爱，一种最真实的爱，不考虑未来、只陶醉在当下的爱。

有一天，我跟马丁利说起了卡洛琳和温德尔的这种相处方式。“这很了不起，对不对？”我问，“很神奇，无法解释。”我想听到他对她的赞美。

但马丁利显然把我的问题当作了纯医学的咨询，好像我是在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现象。他若有所思地抽着烟。“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他说，然后，他的表情变得很复杂，我想，他可能是觉得他的答案会让我生气，或会对他产生误解，但他还是继续说了下去，“我相信。”他说，“是在某个很细微的方面，她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妈妈。”

庭审进行得很顺利。麦克加芬太太的代表律师是桑迪·斯特恩。他是一个阿根廷裔犹太人，很绅士，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温柔的口音和修剪整齐的指甲也很完美。作为辩护律师，他总是彬彬有礼，又一丝不苟，于是，我们也决定根据他的低调风格行事。我们摆出物证，请了多名医生作为人证，还拿来了温德尔的体检结果，再根据各种证据得出结论。然后，我们检方就下场了。斯特恩上场，他叫来一位心理医生，医生作证说科琳·麦克加芬的本性其实非常温和善良。然后，斯特恩又打破辩护的常规，让被告自己出庭，她当然否认了一切，然后她的丈夫又来作证，声泪俱下地说起了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夭折，还坚持说他当天目睹了温德尔自己摔下去的全过程，他说他妻子对儿子的爱是全心全意的。一个高明的辩护律师总是会用隐晦的方式向陪审团传达信息，这条信息可能是带有偏见的，或不适合直接说出来的，当黑人受害者指认白人被告时，它可能就是一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恳求，而现在，它就是一种无所谓、没什么大不了的态度。斯特恩是想让陪审员们知道，科琳·麦克加芬的丈夫已经原谅了她，如果他都可以原谅她，那为什么陪审员们就不可以呢？

大概是对工作的专注给了我一种逃避的途径，我发现，只要是在法庭上，我就可以基本控制住自己不去想卡洛琳，我很喜欢这种能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方式。当她来到我身边时，我才会猛然醒悟，甚至惊讶自己的控制力。但这样的意志力是有沉重代价的，一出法庭，我就基本无能为力了。在询问证人、搜集证据的过程中，我都必须努力告诉自己：不要去想她，拜托，现在不要再想她了，但还是想她。我仿佛是在一种恍惚的现实中行动，在各种炫目的虚幻间摇摆，在时时强烈的自责中纠结，而当她出现的时候，我又只能呆呆地看着她，毫无办法。

“最后。”我告诉罗宾森，“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她办公室里加班。”温德尔的案子快要结案了。戴瑞尔又出庭作证了。老实说，这个男人一副软弱哀怨、没法面对现实的样子很打动人。卡洛琳马上要对他进行交叉询问（交叉询问是英美法系庭审时对证人的一种询问方法，是一方律师对对方证人进行的可诱导性的询问。——译者注），她非常兴奋。这个案子很受媒体的关注，每次开庭，法庭里都挤满了记者，好几家电视台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有相关的报道。而交叉询问本身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因为它需要像外科手术一样精巧的技术：我们必须削弱戴瑞尔作为一名证人的可信程度，但又不能对他进行人身攻击。陪审团会同情他，因为，毕竟他是在努力挽救自己破碎的家庭，而这是我们很多人都会去做的。所以，卡洛琳在一直思考要如何进行这次的交叉询问，她在我面前，把所有的问题不断演练、反复修改。她穿着丝袜和长长的套裙，每次在很窄的地方转身时，裙子就会轻轻地转动起来；她一边轻快地迈着步子，一边反复琢磨着最恰当的语气和要询问的问题。

“办公桌上是我们晚上吃的快餐的盒子，还有各种各样的档案记录。例如戴瑞尔上班的出勤表，这些表格表明他的工作很忙，不可能完全清楚家里所发生的情况，还有孩子的医院体检结果，孩子的老师以及他一个阿姨的证词，我们正对每一个问题反复推敲。‘不，不，语气还要温柔一点儿，再温柔一点儿。麦克加芬先生，如果温德尔把自己受的伤给了学校的老师看，你是不可能知道的吧？像这样。或者可以再问三个问题：你认识贝弗莉·莫里森吗？如果我告诉你她是温德尔的老师，你会不会有点印象？你知道莫里森老师在去年十一月七日晚上已经和你妻子讨论过温德尔的身体状况了吗？’”

“温柔一点儿，她说。”

“是，温柔一点儿。”我说，“别离他太近，别在法庭上走动太多，不然看上去会有点怒气冲冲的感觉。”

“卡洛琳很兴奋，她把手从桌子上伸过来，举得很高，抓住我的两只手。”

“这一次询问会非常顺利，她说，然后，她用深绿的双眸盯着我，时间有那么一点儿长，长得让我刚好知道，我们已经在那一瞬间远离了手头的案子。我突然开口了——在那之前，我一直都没有那么大声说过话——但突然，我就开口了，我觉得自己很虚伪、很可怜，‘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卡洛琳？’她笑了，就那么转瞬即逝的一个微笑，却散发出令我眩晕的光芒，她说‘现在还不行’，然后，她又回过头去研究交叉询问的问题去了。”

“现在还不行。现在还不行。”那天晚上，我坐上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到尼尔林，我坐在黑暗中，一路沉思，街边不时掠过的路灯间或照亮着我的脸，“现在还不行。”我难道还不明白吗？我明白了。

但至少，我们之间确实是有点什么。我渐渐意识到这次交流的重要性，它证明了我没有疯，我没有陷入自己的想象，我们之间确实在发生一些什么。我们说到了某些事，而我那种骚动、迷惑、不安的情绪也开始变化。我坐在公交车最后面的一排座位上，在黑暗中，开始渐渐清醒，我知道，我已经进入了一个真实的领域，我开始感觉到恐惧、纯粹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