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梅森正在给德拉·斯特里特打电话。

“德拉，我是梅森。”他说，“我现在正在克林顿·弗利家中，他就是卡特赖特指控的那条狗的主人。你有卡特赖特的消息吗？”

“没有，头儿，”她说，“一个多小时来我每隔十分钟给他打一次电话，但都没有人接。”

“行啦，”他说，“我猜不会有人接电话了。弗利的夫人好像和我们的当事人一起跑了。”

“什么？”她惊讶地喊道。

梅森告诉她说：“情况是这样的，那个女人给弗利留了张条子，把情况都告诉了他。弗利大发雷霆，想把卡特赖特抓起来。他和彭伯顿已到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去了，他们想要下发一份逮捕状。”

“他们以什么理由下发逮捕状？”斯特里特问道，“我认为他们只能进行民事诉讼。”

“他们可以把某些罪名强加在他头上，”他说，“这些罪名肯定是站不往脚的，但可以挽回他们的面子。你明白，卡特赖特显然是以那条狗为借口把弗利引出家门。今天早上当弗利去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时，卡特赖特便和弗利夫人悄悄出走了。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自然不愿出这样的事，因为它可能成为一条报头趣闻。”

“报社掌握这些情况了吗？”她问。

“我不知道。眼下还不能告诉你更多的情况，但我准备调查这个案子。我打电话只是想告诉你不必再找卡特赖特了。”

“你马上回办公室吗？”

“我不知道，可能得再过一会儿。”

“是去见地方检察官吗？”她追问道。

“不是，”他说，“除非我自己回去或给你打电话，否则你是找不到我的。但我要你做一件事，你给德雷克侦探所打个电话，让德雷克放下手头的一切事务到我办公室去一趟，让他在我的办公室等着直到我回去。我想情况可能很严重，所以一定让他把手上的事交给别人，自己亲自去一趟。”

“我会照办的，头儿，还有什么事？”

“没啦，再见。”

当他放下电话，从打电话的密室里走出来时，正巧遇上女管家充满敌意的目光。

“弗利让我领你出去。”她说。

“好吧，我这就出去，”他说，“不过，如果你想挣点零花钱的话，或许可以得到20美元。”

“我不想挣什么零花钱，”她说，“主人给我的命令是领你出去。”

梅森说：“如果你能给我找来一张克林顿·弗利夫人的照片，你也许可以得到20美元，甚至25美元。”

她的表情毫无变化。

“主人命我领你出去。”她冷酷无情地说道。

“那么，弗利回来后请你告诉他我为了得到一张他夫人的照片企图贿赂你，行吗？”

“主人命我领你出去。”她又说了一遍。

这时传来刺耳的铃声。本顿小姐皱了皱眉，瞪了一眼梅森，突然撕破文雅的脸面，用女人发脾气的口气说：“请你出去好吗？”

“当然可以，”梅森说，“我这就走。”

她带他走到前门，当他们穿过大厅时，门铃又响了两声。

“要我给你叫出租车吗？”她问。

“不用，”梅森说，“不用担心我。”

她突然转身问：“你为什么如此急于得到弗利夫人的照片？”

“只是想看看她长得什么模样。”梅森笑着回答说。

“不是，不是因为这个。你一定有其他原因。”

梅森正要回答，门铃又响了。接着传来“砰、砰、砰”的敲门声。

年轻女人不耐烦地喊了一声，然后急匆匆地走向门口。她刚打开门，三个男人就冲进了门厅。

“克林顿·弗利是不是住这儿？”其中一个人问道。

“是的。”本顿小姐说。

梅森退到门厅的阴暗处。

“你们雇了个中国厨师，他叫阿王，是吗？”

“是。”

“好吧，叫他出来，我们要见他。”

“他在厨房。”

“到厨房把他找来，我们要见他。”

“你们是谁？”

“我们是移民局的官员。我们刚刚得到消息说他是一个非法入境者。去把他叫来。”

“我就去。”说着从梅森旁边跑过去。

这三个人紧随其后，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梅森。

过了一会儿，梅森转身跟在他们后面穿过卧室、餐厅走进厨房，在餐具室听到官员们说话的声音便停下脚步。

其中一人说：“阿王，你的证件在哪儿？”

“我听不懂。”厨师说。

“不对，你听得懂，你的身份证呢？快拿出来吧。”

“我听不懂。你们翻译一下吧。”中国厨师哀求道。

有一个人哈哈大笑起来，说：“看他脸上的表情就知道他听懂了。”

梅森听女管家高声抗议道：“你们难道不能等弗利先生回来吗？我知道他能给阿王做一切事情。他很富，罚金、保释金他都付得起。”

“没有用，小姐，”其中一个说，“我们一直在找阿王，造币厂也没有那么多钱把这样的人留下。他是个劳工，是被别人从墨西哥偷偷带过来的。我们立刻就要把他遣送回中国，快点，阿王，把你的东西打点好。”

梅森转身，踮着脚小心翼翼地沿原路折回，从前门出来后下了台阶，沿人行道箭步如飞地来到北面那套房子，这就是卡特赖特的住处。沿着精心维护的草坪间那条曲曲折折的水泥路他跑上台阶，来到前门，按了按门上的按钮。他能听到里面的门铃声，但听不到其他动静。他又用手敲了敲木门，里面仍然没有人答应。他沿着门廊来到一扇窗子前，想通过窗子往里看，可窗帘是拉下来的。他又走到门前按响了门铃。

屋里传来轻微的响动和缓慢的脚步声，接着门中间一个圆形窗口的窗帘被拉开，露出一张消瘦、疲惫的脸，脸上那双困倦的眼睛正毫无表情地注视着他。

过了一会儿，门闩“咔嗒”响了一声，门开了。

站在梅森面前的是一位骨瘦如柴的老妇人，年龄有55岁，头发花白，目光黯淡，尖嘴猴腮，鼻子又高又挺。

“你找谁？”她用耳聋人单调的语气问道。

“我找卡特赖特先生。”梅森大声回答。

“我听不见。你得大声点。”

“我找卡特赖特先生，阿瑟·卡特赖特先生。”梅森大声喊道。

“他不在。”

“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梅森朝她走近一步，嘴巴对着她的耳朵说：“听着，我是卡特赖特先生的律师，我必须马上见到他。”

她后退一步，用她那双疲倦的、黯然失色的眼睛审视着他。然后慢慢摇摇头，说：“我听他说到过你，我知道他有个律师。他昨晚给你写了封信，然后就走了。他把信交给我让我发出去，你收到信了吗？”

梅森点点头。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佩里·梅森。”他大声喊叫着回答。

“这就对了，”她说，“信封上写的就是这个名字。”

她脸上还是那样平静，没有流露出丝毫表情，声音依然是那样单调。

梅森又一次走近她，将嘴巴靠近她的耳朵大声喊叫道：“卡特赖特先生是什么时候出去的？”

“昨天晚上，大约10点半。”

“之后他回来过没有？”

“没有。”

“他走时带手提箱了吗？”

“没有。”

“他有没有收拾他的东西？”

“没有。他只烧了一些信。”

“他有没有准备离开这儿到别处去的样子？”

“我只知道他烧了信和文件。”

“他出去时说过去哪儿吗？”

“没有。”

“他有车吗？”

“没有。”

“他叫出租车了吗？”

“没有，他是走路出去的。”

“你没看见他去哪儿？”

“没有，因为天很黑。”

“我可以进来吗？”

“你进来也没用，卡特赖特先生不在家。”

“我进去等他回来，行吗？”

“他一夜都没有回来，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

“他给你说过他不回来了吗？”

“没有。”

“他付给你工钱了没有？”

“这不管你的事。”

“我是他的律师。”

“那也不管你的事。”

“你难道不知道他昨晚让你给我寄的那封信里是什么吗？”

“不知道。因为那不关我的事。你的事我不管，我的事你也别管。”

“听着，”梅森说，“这事很重要。我想让你在屋里检查一下，看是否能找到任何线索帮助我。我必须找到阿瑟·卡特赖特，就是他出去了，我也得弄清楚他去哪儿了。你必须找到一些能提供我线索的东西。我想知道他是乘火车、汽车还是坐飞机走的。他一定订过票或做过某些事情。”

“我不知道，”那女人说，“那不关我的事。我的事就是替他打扫房间，我是个聋子，听不见屋里发生的事。”

“你叫什么名字？”

“伊丽莎白·沃克。”

“认识卡特赖特先生多久了？”

“两个月。”

“你知道他朋友的情况吗？知道他家的情况吗？”

“除了料理家务，我什么也不知道。”

“你以后还留在这儿吗？”

“当然留这儿。因为人家给我付了钱。”

“如果卡特赖特先生不回来，你将在这儿住多久？”

“住到时间到期为止。”

“什么时候到期？”

“这是我自己的事，律师先生，再见。”她用力地关上了门。

梅森似笑非笑地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离开门廊走下台阶。当他踏上人行道时，后脑勺突然有一种刺痛的感觉，他迅速转过身往后看，正好看见克林顿·弗利屋里的厚窗帘滑下来遮住了窗户，但他没能看清楚刚才在窗子上一直注视着他的那张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