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拉·斯特里特打开办公室里间的门，用充满女性温柔的声音说：“进来吧，卡特赖特先生，梅森先生要见你。”

一个三十出头，肩宽体阔，身材矮小的男人走进办公室。他神色有些恍惚，一双褐色的眼睛瞅着表情严肃的佩里·梅森，问：“你就是佩里·梅森律师？”

梅森点点头，说：“坐吧。”

他在梅森指给他的那把椅子上坐下后，呆板地摸出一包烟，取出一根叼在嘴上，然后将烟盒放回口袋里，但刚放了一半，突然想起应该给佩里·梅森递上一支。他的手颤抖着将烟盒递到梅森面前。梅森用敏锐的目光注视着这只抖动的手，过了一会儿，梅森摇摇头说：“谢谢，不用了，我自己有。”

卡特赖特点点头，急忙将香烟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划燃一根火柴，随意将身子往前倾了一点，将胳膊肘撑在椅子扶手上，以便拿着火柴点烟的那只手不要抖动。

佩里·梅森平静地说：“我的秘书告诉我你为了一条狗和一份遗嘱的事想见我。”

他点点头，呆板地重复道：“一条狗和一份遗嘱。”

“好吧。”佩里·梅森说：“我们先谈谈遗嘱的事吧，因为我对狗也不太了解。”

卡特赖特点点头。他那双充满渴望的褐色眼睛注视着佩里·梅森，犹如一位危重病人看着一位医术高超的医生一样。

佩里·梅森从桌子的抽屉里取出一本黄色书写纸，拿起一支台笔，然后说：“你叫什么名字？”

“阿瑟·卡特赖特。”

“年龄？”

“23岁。”

“住哪儿？”

“米尔帕斯路4893号。”

“已婚还是单身？”

“我们需要谈这个问题吗？”

梅森手握钢笔，抬起头沉着地看着卡特赖特。

“需要。”他说。

卡特赖特将烟拿到烟灰缸上，用手弹掉烟头上的烟灰。他的手颤抖不止，像得了疟疾病一样。

“可是我认为这个问题与我正在起草的遗嘱没有任何关系。”他说。

“我必须知道。”梅森告诉他。

“但我可以告诉你，我要立的遗嘱和我结婚没结婚毫无关系。”

梅森没有回答，然而正是这种沉默使对方不得不回答他的问题。

“已婚。”他说。

“夫人姓名？”

“波拉·卡特赖特，27岁。”

“和你住在一起吗？”

“没有。”

“她住在哪儿？”

“我不知道。”

梅森迟疑片刻，沉着冷静地审视着他的当事人那张憔悴的面容。然后安慰他说：

“好吧，我们回头再谈这个问题。现在先详细谈谈你想怎样处理你的财产。你有孩子吗？”

“没有。”

“你原来想怎样处理你的财产？”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卡特赖特说，“我想了解一下，是否不管一个人是怎样死的，他立的遗嘱都是有效的。”他说话的速度很快。

梅森点点头，没有吭声。

卡特赖特说：“假如一个人是死在绞刑架上或是死在电椅上呢？你知道吧，假如他是因谋杀罪而被处死的，他的遗嘱又会怎样呢？”

“一个人怎么死无关紧要，他立的遗嘱不会因此受到影响。”梅森说。

“遗嘱需要有几个证人？”

“在某些情况下要有两个证人，”梅森说，“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一个证人也不需要。”

“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如果一份遗嘱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而由你在上面签名，那么签名必须有两个证人。但如果一份遗嘱完全是你亲笔写的，包括日期和签名，而且纸上除你自己的笔迹外没有其他字迹或印刷符号，这时就不需要任何证人。这样的遗嘱也是有效的。”

阿瑟·卡特赖特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当他再说话时，声音平静了许多，不像开始那样急促。

“行了，”他说，“我明白了。”

“你想把财产遗赠给谁？”梅森问。

“给克林顿·弗利夫人，她住在米尔帕斯路4889号。”

佩里·梅森的眉毛往上一扬。

“一位邻居？”他问。

“一位邻居。”卡特赖特说话的语调像是不愿意对方继续谈论这个问题。

“好吧，”梅森说，然后又补充道：“记住，卡特赖特，你是在跟一个律师说话，对你的律师不要隐瞒什么，请把真实情况全说出来吧。我会为你保密的。”

“哎，”卡特赖特不耐烦地说，“我不是把一切都告诉你了吗？”

佩里·梅森的目光和声音都很平静。

“我不知道。”他说：“这些事情我必须和你讲清楚。现在接着往下说，谈一谈你的遗嘱。”

“遗嘱就是这些。”

“你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这个意思。财产全部留给克林顿·弗利夫人，一点也不剩。”

佩里·梅森将钢笔插进笔筒里，右手手指轻轻地敲着桌面。他的眼神表明他在审慎地揣摩着对方。

“好吧。”他说：“那么再谈谈那条狗是怎么回事。”

“那条狗嚎叫。”卡特赖特说。

梅森同情地点点头。

“它大多数情况是在夜里叫，”卡特赖特说，“不过有时白天也叫。叫得我都要疯了。我受不了那无休无止的嚎叫。你知道，只有当附近要死人时，狗才会嚎叫。”

“狗在哪儿？”梅森问。

“在隔壁邻居家里。”

“你的意思是说，”梅森问，“克林顿·弗利夫人住的房子在你的一侧，而有狂叫的狗的房子在你的另一侧，是吗？”

“不，”卡特赖特说，“我的意思是那条嚎叫的狗就在克林顿·弗利的房子里。”

“我明白了。”梅森说。

卡特赖特掐掉烟头，站起身疾步走到窗前，毫无目标的注视着窗外，然后转身走向律师。

“喂，”他说，“关于遗嘱我还有一个问题。”

“是吗？”梅林问。

“假如克林顿·弗利夫人并不是真正的克林顿·弗利夫人呢？”

“你是什么意思？”梅森追问到。

“假如她像妻子一样和克林顿·弗利住在一起，而又没有和他结婚呢？”

“这也没有任何关系，”梅森慢慢地说，“只要你在遗嘱中把她描述为‘克林顿·弗利夫人，现在作为妻子与克林顿·弗利住在米尔帕斯路4889号的那个女人’。换句话说，立遗嘱的人有权将自己的财产留给他所希望的任何人。遗嘱中的描述语言只要能说明立遗嘱人的意图就都是有效的。”

“例如，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男人死后自愿将遗产留给自己的妻子，结果发现他和妻子并不是合法夫妻。有时男人将遗产留给自己的儿子，结果发现这个儿子并不是他自己亲生的儿子……”

“这些事情我不关心，”卡特赖特烦躁地说，“我只是想就事论事，那样真的没有关系吗？”

“毫无关系。”梅森说。

“那么，”卡特赖特说，两眼突然露出狡诈的神情，“假如就有一位真正的克林顿·弗利夫人，我的意思是说，假如克林顿·弗利已经合法结婚并且从未办理法律离婚手续，而我又要将财产留给克林顿·弗利夫人，这样能行吗？”

发现他有一种莫明其妙的恐惧感，梅森便用安慰的语气对他说：“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立遗嘱人的意愿是最主要的。如果你把财产留给现在以克林顿·弗利夫人的身份住在那个地方的那个女人，你只需把你的意愿写清楚就行了。不过，请问克林顿·弗利还活着吗？”

“当然还活着，他就住在我隔壁。”

“我明白了，”梅森谨慎地说。他一边试探一边装着很随意的样子，“那么克林顿·弗利先生知道你要把自己的财产遗赠给他的夫人吗？”

“当然不知道，”卡特赖特怒气冲冲地说，“这事他一点也不知道。也没有必要让他知道，是不是？”

“是的，”梅森说，“我只是好奇罢了，没有别的意思。”

“哼，他现在不知道，将来也不会知道。”卡特赖特说。

“好吧，”梅森对他说，“就这样吧。那条狗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对付那条狗。”

“你想怎么办呢？”

“我想让警察把弗利抓起来。”

“以什么理由呢？”

“就以他要把我逼疯为理由。人不能那样养狗。这是他精心策划的准备害我的阴谋的一部分。他知道我对狗嚎叫的感受，他弄来那条狗，然后又教它嚎叫。这狗过去并不叫，就是昨天和前天晚上才开始叫。他这样做是想激怒我和他的夫人，他的夫人卧病在床，而那条狗又在叫。这说明附近有人要死啦。”

卡特赖特说话的速度很快，两眼闪烁着灼热的光芒，双手在空中舞来舞去，毫无意义地比划着。

梅森噘起嘴。

“我想，”他慢慢地说，“我可能给你办不了这件事，卡特赖特。我现在很忙，刚刚在法庭上了结了一个谋杀案，而且……”

“我知道，我知道，”卡特赖特说，“你以为我疯了。你认为这只是一丁点小事。我给你说，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这也是你办过的案子中的一件大案。我之所以找你是因为看了你现在审讯的那件谋杀案，我一直在跟踪那个案子，在法庭上听你的庭询。你是一名名符其实的律师。在那件案子上，你从一开始就比那位地方检查官技高一筹。这些我全都知道。”

佩里·梅森渐渐露出了笑容。

“谢谢你对我的高度评价，卡特赖特。”他笑着说，“但你应该明白我的主要工作是在法庭上，我专门研究法庭辩护，起草遗嘱不是我份内的事。至于那条嚎叫的狗，好像不需要律师也能调解……”

“不，不能调解，”卡特赖特说，“你不了解弗利，你还不知道你在和一个什么样的人打交道。或许你认为办理这件案子挣不了几个钱，不过我会给你报酬的，很丰厚的报酬。”

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钱包。他打开钱包，用颤抖的手一下子抽出三张钞票准备递给律师，可手刚伸到桌子中间钞票便从手中滑掉，散落在记录本上了。

“这是300美元，”他说，“是你的律师费。案子办完后还会给你更多的钱——比这多得多。我还没有去银行取钱，不过我会去取的。我的钱都放在一个保险储蓄箱里——钱很多。”

佩里·梅森开始没有动那些钱，他那坚实有力的手指无声地敲打着桌子。

“卡特赖特，”他慢慢说，“如果在这个案子中我做你的律师，我就要做我认为对你有好处的事和对你最有利的事，这一点你明白吗？”

“我当然明白，这正是我想让你做的。”

“不管是什么事，”梅森提前向他打招呼说：“如果我认为它对你最有利，我都会去做。”

“行，”卡特赖特说，“只要你同意帮我处理这件事。”

梅森拿起那三张一百美元的钞票，叠好后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好吧，”他说，“我代你处理这件事。你想让警察把弗利抓起来，是吗？”

“是。”

“好吧，”梅森说，“这事不会太复杂。你只要对你的控告宣誓，法官就可以签发逮捕状。现在该我问你了，你为什么要高薪聘我做这件事？你想让我当一名特别起诉人吗？”

“你不了解克林顿·弗利，”卡特赖特固执地重复说，“他会向我发起反攻，起诉我恶意控告。或许他有意训练那条狗叫，目的是引我走进他设下的陷井。”

“是一条什么样的狗？”梅森问。

“一条警犬。”

梅森注视着在桌上敲打的手指，片刻之后，抬起头看看卡特赖特，脸上露出了自信的微笑。

“从法律上讲，”他说，“如果一个人真诚地向检察官咨询。把全部事实都告诉他并按他的建议去行动，那么即使有人控告他犯有恶意控告罪，他也总是能为自己辩护。现在我要使你无论谁起诉你犯有恶意控告罪都不能胜诉。我要带你到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位代理人那里去。这个人就负责这类事情。你和他谈一谈，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他——我指的是那条狗的事。至于那份遗嘱，你不必给他说什么。如果他认为应该签发逮捕状，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但我警告你必须把事情经过告诉地方检察官，即把所有事实都告诉他。要实事求是，完完全全把事情说清楚。这样，不管弗利怎样起诉你，你都可以替自己辩护，并在法庭上胜诉。”

卡特赖特如释重负的叹了口气。

“这下你说到点子上了，”他说，“这正是我想花钱买的建议。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位代理检察官呢？”

“我先打电话预约一下，”梅森说，“请稍候，我看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你就坐这儿吧，请随便一点。那边盒子里有香烟，还有……”

“别客气，”卡特赖特说，他急忙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我这里有烟，你去预约吧。我们现在就开始行动，让我们尽快了结这件事吧。对那条嚎叫的狗我是一夜也忍受不了啦！”

“好吧。”梅森一边说，一边将转椅向后一推，朝办公室外间的门走去。当他用强壮的肩膀关上门时，阿瑟·卡特赖特正在点燃第二根香烟。他点烟的那只手不停地颤抖，因此他不得不用另一只手将其稳住。

梅森走到办公室外间。

女秘书德拉·斯特里特望着他会心地一笑。她27岁，是位精明强干的女人。

“是个疯子吗？”她问。

“我不知道，”梅森说，“我正要搞清楚呢。请给我接通皮特·多克斯的电话。我要把情况全告诉他。”

秘书小姐点点头，她用手指迅速拔着电话机的拨号盘。佩里·梅森大步走到窗前，叉腿而立，他宽大的肩膀遮住了光线，一双充满忧郁的眼睛注视着那条混凝土修筑的大峡谷。峡谷里传来汽车喇叭的嘟嘟声和过往车辆的隆隆声。下午的阳光照在他轮廓粗犷的脸上，显出一副饱经风霜的面孔。

“接通了。”德拉·斯特里特说。

德拉·斯特里特用她那灵巧的手指拨通电话后，梅森两步跨过去拿起放在屋角一张桌子上的电话。

“你好，皮特，”梅森说，“我是佩里·梅森。我要带个人过来见你，所以事先跟你说明一下。”

皮特·多克斯的嗓门又粗又高，像事务所的律师一样。这种人自以为精通辩论技巧，总喜欢在人前炫耀，只可惜别人非要亲眼看到他们的辩论之后才肯相信。

“祝贺你胜利，佩里。你的审讯构思巧妙我早就给那位代理人说过，那个案子在时间上有一个突破点，而且我还警告过他，如果他在陪审团面前不能解释清楚那个与被盗汽车有关的电话，他就会输掉这场官司。”

“谢谢，”梅森简洁地说，“只不过是我交了好运。”

“是的，”多克斯说，“你是交了好运，所以才会赢。这也正合我意。我早就给那帮家伙说他们是在薄冰上溜冰，不说了，你要带来的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他想干什么？”

“他想提出控告。”

“控告什么？”

“控告一条嚎叫的狗。”

“什么？”

“就是控告一条嚎叫的狗。我好像记得本县有一条法令，禁止在任何人口密集的地方喂养吠犬，而且不管这些地方是不是城市。”

“是有一条这样的法令，但没有人注意它。也就是说，我从未办过与这条法令有关的案子。”

“知道了，”梅森说，“这不一样，我的当事人不是快要疯了就是已经疯了。”

“就因为这条嚎叫的狗吗？”多克斯问。

“我不知道，这正是我需要弄清楚的。如果需要治病，我希望他能得到治疗。如果他已发展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我希望他能得到休息。你应该知道，一条嚎叫的狗也许只会让某个人感到烦躁，但可能会使另一种脾气的人精神错乱。”

“我知道了，”多克斯说，“你要把他带过来吗？”

“是的，我准备把他带过去，还想请你找一位医生到现场，一个专门治疗精神病的医生。但在介绍时不要说他是医生，只说他是某人的助手，让他听听我们的谈话，或许还要问一两个问题。然后，如果我的当事人需要治疗，我们就想办法让他得到治疗。”

“假如他不愿意治疗呢？”

“我不是说过了吗，”梅森说，“我们应该想办法使他得到治疗。”

“那样的话，你得在控告书上签字并签发一份关禁执行书。”多克斯指出。

“这我知道，”梅森说，“如果我的当事人需要治疗，我自己愿意在控告书上签名，我只不过是想把事情搞清楚，如果他疯了，我想做一些对他最有利的事，如果他没有疯，我希望他现在就开始行动。我想努力地代表他的利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了。”多克斯说。

“我们15分钟后到你那里。”梅森说。然后挂了电话。

他一边打开办公室外间的门，一边戴上帽子，然后向卡特赖特点了一下头。

“走吧，”他说，“他就在办公室等我们。坐你的车还是坐出租汽车？”

“坐出租车吧，”卡特赖特对他说，“我太紧张了，没法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