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梅森正在研究多里丝·萨里·肯特起诉彼得·肯特一案中的抗辩，德拉·斯特里特悄悄地从外间办公室走进来说：“艾德娜·哈默在外面呢。她十分紧张不安，我认为你不该让她等下去。她在哭，有点儿歇斯底里。”

梅森皱起眉头，说道：“怎么了？”

“我不知道，可能是她舅舅被捕造成的过度紧张。”

“不，”梅森慢慢地说，“今天早晨她就知道，他们会逮捕他；但当时她就像个小战士一样勇敢地面对着那件事。”

“你最好密切注意那个女子，”德拉·斯特里特告诫道，“告诉她，不要把事情都担在她自己肩上，让别的什么人去操心他。她很冲动，如果她不小心的话，她会精神崩溃的，那时，上天知道她会做出什么事。”

梅森点点头说：“叫她进来吧，德拉，而且你别走。”

德拉·斯特里特拿起电话，“叫哈默小姐进来。”她冲话筒说。门开了，艾德娜·哈默紧张的五官扭成一种敷衍的笑容，德拉走上前去，用胳膊楼住了那个姑娘的肩膀。

艾德娜·哈默进来后关上门，按德拉·斯特里特的安排，走到那把填充过满的大椅子旁，坐在上面，说道：“发生了一件很糟糕的事。”

梅森问：“什么事？”

“杰里踩上了一个陷阱。”

“什么样的陷阱？”

“一个警方设置的陷阱。”

“出什么事了？”

“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就说出了最糟糕的话，现在他要想不做对舅舅不利的证人，得溜掉才行呢。”

“他说什么了？”

“他说，在他动身前往圣巴巴拉之前大约半小时的时候，他去拿开塞钻，那把切肉刀不在餐具柜里。”

梅森跳了起来，“哈里斯肯定吗？”他问。

“他说他肯定。”

“而且他就这么对地方检察官说了？”

“是的。”

德拉·斯特里特沉思着皱着眉头，说道：“这事有那么特别重要吗，头儿？”

他点点头：“那把刀是整个案子的关键。你不明白吗？如果肯特计划进行一次蓄意谋杀，但想使事情看去像是他在梦游，特别是如果他知道艾德娜为了保护他会把餐具柜锁上的话，他自然会在睡觉以前把那把刀拿出来。”

“为了建立一个梦游的证据，我们必须证明，他是在睡眠中起了身，是在睡着的情况下拿到了那件凶器，犯下了杀人罪，是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做的。”

“也许，”德拉·斯特里特说，“哈里斯搞错了。”

梅森阴郁地摇摇头。

“不，”他说，“现在我得停下来仔细考虑这件事，这是此案中显得十分不对头的一件事，他不会弄错的。你看，艾德娜手中有那个餐具柜的惟一一把钥匙。她锁那个抽屉时我和她在一起。我们两个人都认为那把刀想当然是在里面。我们并没有打开抽屉来搞清楚。早晨，那个抽屉仍然锁着。那个管家来找艾德娜帮他找钥匙。她耍了点儿花招，掏出了它，假装它始终是在那个餐具柜的顶上。”

艾德娜·哈默用手帕捂着脸，抽泣着。德拉坐在那把大椅子的扶手上，拍拍她的肩膀，“别哭了，”她安慰着，“眼泪没有用。”

梅森踱起步来。

过了几分钟，德拉·斯特里特终于使这个有点儿歇斯底里的姑娘镇定下来，但梅森仍然以那种固定的节奏踱着步。

艾德娜·哈默终于主动讲话了，“我要尽我所能地解决这件事，”她说，“杰里要坐飞机走，还没有给他发传票呢，他要到他们找不到他的地方去。告诉我，那样做没事吧？”

梅森眯缝起了眼睛，问道：“他做出供述了吗？”

“是的。”

“他在上面签字了吗？”

“没有，我想他没有。那是用速记记下来的，我说，在给他发传票之前，他不能离开这个城市，到哪个外国去吗？”

梅森说：“就公众感情来说，那会看起来糟透了的。地方检察机关会在报纸上大加宣传的。他们会明白表示，他是为了逃避作证而神秘地离开的，他现在在哪儿？”

“在他的车里，在您办公室街对面的停车场等着呢。他已经把行李装好了，订好了去墨西哥城的一架班机。然后他会从那儿去……”

外面走廊上一阵骚乱，一个女人尖叫的声音在说：“得为您通报才行。”紧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恼怒地叫道：“走开。”

门一下子开了，面色冷峻的杰里·哈里斯无礼地走进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张长方形的纸。

“天哪！”他说，“他们找到了我——像抓个该死的傻瓜一样抓到了我——就在您办公室前面的停车场上我自己的车里！”

“抓住你什么了？”梅森问。

“抓住我，给了我一张传票，要我在明早10点出庭，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

梅森伸展开双手说：“噢，地方检察官抢在我们前面了。汉米尔顿·伯格可不是傻瓜。”

“但是，”艾德娜问，“他能不能仍然离开呢？那趟航班今晚起身……”

“他们现在无疑会在监视他，”梅森说，“他们看见他在那张传票发出后到这个办公室来了。如果他现在离开这个国家的话，我就会受到律师协会的审查的。这可是个不怎么样的主意。不，我们得勇敢地接受这件事。坐下，哈里斯，把这事的来龙去脉告诉我。”

“我极为抱歉，”哈里斯很不中听地说，“反复考虑这件事，我很想知道我还能不能改口。当然了，开始那看上去不是很重要，我在对地方副检察官的供述中很肯定……”

“这么做没必要，”梅森反驳说，“没有你的供词，他们也差不多会这么想，因为是艾德娜锁上了那个抽屉，拿着那把钥匙。那把切肉刀不可能在里面，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他们不知道我锁上了那个抽屉，”艾德娜说，“我会发誓我没锁。我……”

“你要讲实话。”梅森说，“任何时候，在我为了使一个委托人无罪开释而必须要依赖伪证时，我就退出，不再办案了。如果他是无辜的，我会得到证据使他得以解脱的。”

电话铃响了。德拉·斯特里特拿起听筒，随后递给梅森。

“保罗·德雷克打来的，说‘重要极了’。”

梅森把听筒放到耳朵上。德雷克的声音终于有了这么一次，显示出了足够的激动，克服了他习惯的拉长声，说道：“你想知道多里丝·萨里·肯特在洛杉矶时去了哪儿吗？我的人一直在打电话报告。就在刚才，我得到了消息，她的绿色帕卡德敞篷汽车停在街对面的一个停车场，她正在过马路向你的办公室走去。我想你或许需要一两分钟来把你的房子整理好。”

梅森“咣啷”一声挂上电话，打断了德雷克“咯咯”的笑声。

“听着，你们两人，”他说，“多里丝·肯特正在往上走呢。她可能会向我做出一个提议。如果她在这儿或是在走廊里碰见你们的话，那可能会使她受到拘束。斯特里特小姐会把你们领到另一个房间去。警报解除后，你们可以溜到走廊去。”

“艾德娜，他们可能会在街上的大门口拿着一张传票等着你。不要试图躲开传票。做个好姑娘，微笑，什么也不要说。”

“好吧，德拉，领他们到法律图书室去吧。”

德拉·斯特里特刚从法律图书室回来，梅森的电话就响了，外问办公室的一个姑娘说：“多里丝·萨里·肯特太太坚持要见您，说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梅森说：“带那位女士进来吧。”他挂上电话，对德拉·斯特里特说，“到你办公室去，德拉，为这番谈话做记录。”

他拨动了一个开关，它将室内电话扬声器与他秘书私人办公室中的电话联接在了一起。尔后他抬起头来，用期待的目光看着通外间办公室的门。

德拉·斯特里特正在关上她办公室的门，交换台接线员打开了另一扇门，引进来一位30岁出头的迷人女子，她睁大了蓝色的眼睛，冲梅森微笑着。

梅森评判地打量着她，将那展示得恰到好处。足以引起兴趣、但并没满足好奇心的踝部，由口红加以强调的丰满的红唇，以及挽得很好看的金发尽收眼底。她用容忍的微笑面对着他详细的审视。她毫无忸怩之态，向梅森的办公桌走过来，伸出手说：“您和我见面真好。”

梅森指指一把椅子。

“我听说了好多您的事，”她说着，把椅子拉过未，这样，她不仅面对着他，他还可以有利地看到她交叠的双膝，“他们告诉我，您是个非常聪明的律师。”

“我的名声，”梅森说，“可能有很大的变化呢，那要取决于一个人站在原告还是被告的立场讲话。”

她的笑细声细气的。

“别那样，”她说，“您知道您很好。为什么不承认呢？那是我和律师们相处的麻烦事——他们害怕承认任何事情——总是害怕什么人在为他们设陷阱。”

梅森没有微笑。

“那么，好吧，”他说，“我很好。那又怎么样？”

她估量着他，目光中迅速地掠过一丝不安，但她保持着那个笑容，丰满的红唇友好地张开了，显露出整齐的两排皓齿。

“这么说您在为亲爱的老彼得辩护了。”她说。

梅森什么也没说。

“您能使他获得解脱吗？”

梅森点点头。

她打开手包，掏出一个烟盒，打开了它，向梅森伸过去。

“不要，谢谢，”他说，“我自己有。”他从自己的烟盒里挑了一支。她把头微微斜向一边，露出期待的目光。梅森向她走过去，为她点着了烟，她充满笑意的眼睛向上径直看着他的眼睛。

她吸了一大口烟，很满足地品尝了一下，从鼻孔中呼出两股一模一样的烟，说道：“我来看看我能帮什么忙。”

他扬起了眉毛。

“帮忙来开脱可怜的彼得。”她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呢？”

“我可以作证。他得了一种越来越重的精神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使他经常丧失理智，特别是在夜晚。有不少次，他醒过来，显示出为一些妄想所折磨的迹象。开始我以为他是试图杀死我，但是，回想起来，想起某些当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我现在可以意识到，可怜的彼得得了很重的精神病。他在芝加哥有过一次神经病发作，根本就没有痊愈。”

“还有别的吗？”

她微微皱着眉，看了他一眼，那微笑不再那么明显了。

“您还想要什么？”她问。

“你想告诉我的任何事。”

“在我知道我的确切地位以前，我认为我不想再告诉你什么了。”

“在哪一方面？”

“您是否打算和我合作。”

梅森慢慢地说：“我看不出哪儿有妨碍合作的任何问题，肯特太太。如果你有什么证词要告诉我，我会很高兴地去听。”

“我可以为许多事作证。也许，如果您告诉我，为了使您的辩护站得住脚，您究竟需要什么的话，我可以想出一些与之有关的事情。您看，在婚姻生活每日的接触中，有许多没有被完全忘记的事情，然而这些事又不能随时回忆起来，除非有什么事来唤起记忆。因此，如果您把您需要的东西告诉我，我或许能帮助您。您不需要在法庭提问时为我操心，我可以照顾自己。”

“意味着你可以支配陪审团吗？”梅森问。

“如果您想那样说的话，是的。”

“很好，”梅森告诉她，“留下你的地址，如果我能想起任何事，我会和你联系的。”

“您现在想不起来吗？”

“想不起来。”

“我想知道您是不是……嗯，我说接受能力很强。”

“我非常感谢你来，但是，你不认为，如果你打算讨论这种性质的问题，你让你的律师和你一起，不是更好吗？”

她向他倾过身去说：“我要对您坦率地说，梅森先生。我很高兴您提起我的律师。”

“为什么？”

“因为，”她说：“我还没有和我的律师签任何协定呢。我一直在拖延他。”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想签个合同，如果我的官司打赢的话，他得到我所得的任何东西的一半。除非迫不得已，我不想付给他钱。现在看来不必那样，您看不到吗？我丈夫的地位使他不能再和我斗了。”

“为什么不能？”

“因为他需要我的作证。如果我能以他神智狂乱为基础，使他从这个谋杀案中得到解脱的话，那么我就可以使那个离婚案无效了。那时，因为我是他妻子，我就会是他的财产的监管人了。”

“这一切我都看到了，”梅森说，“但是，除非你的律师在场，我不想和你讨论它。”

“为什么？”

“职业道德。”

“我看不出您为什么不能讨论我的证词。”

“我可以讨论你的证词，但我不能讨论这个离婚案。”

“在我看来，梅森先生，您非常非常谨慎……非常有职业道德。”

“没错。”

她的脸上一点儿也没有使性子的表情，但是，她恶毒地把那支烟在烟灰缸里碾成几乎是乱七八糟的一团。

“太有职业道德了，而那不像您的作风。”她说着，站起来，马上向通走廊的门走去，竟没有回头再看一眼梅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