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饭店的啤酒帐付掉，对国本说：“一起走，你要带我去昨天你过夜的地方。那些捆住你的绳子哪里去了？”

“还在我车子后面。”

“救你的人叫什么名字？”

“姓卡派拉，叫荷西。”他说。

“会讲英语？”

“喔，是的。”

我走到他的车旁去看绳子，是钓大鱼的双股线。这种线打上一个结，是会很紧很紧的。

我把绳子拿起来，看看两端。

“你在看什么？”国本问。

我说：“可惜你的墨西哥朋友对警察方法懂得不多。”

“你什么意思呢？”

“一个警察绝不会去解开别人打的结，”我说：“他们把绳子割断，让结的部分留着。”

“为什么？”

“有时候凭一个人系的一个结，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事。”

“喔，你说的是水手啦，童子军啦什么的。”

“水手，捆工，或是外行等等。走吧，你用你的车，我们在后面跟你。有多远呀？”

“我想十哩左右。能不能让我跟你走，我可以休息一下。我实在被弄惨了。南施可以开我车。我肋骨也在痛，全身肌肉在痛。”

“我知道，”我告诉他：“我很同情你。我也被人修理过。”

他慢慢地爬进我车子后座。“老天，”他说：“我倒真希望有点热水，剃个胡须，洗个澡。”

“过不了多久我就会给你，”我说：“现在开始归我做主人。我会让你住进墨西加利的露西娜大旅社。你可以在热水里泡个够，再上床睡觉。睡了起来可以在游泳池里浮着，使肌肉松弛下来。”

“听听也舒服，”他说：“我只想浮在温暖的游泳池里，不要自己负担自己的体重就好了。”

“这没问题。”我告诉他。

我们开车到拉波塔，公路转向东侧转向海湾。

“就是这里下去。”他说。

我们又向下开了一段距离，国本说：“这是他们把我车子留下的地方。”

我下车四周看看。我看到一道离开公路的车迹，他指的地方离路肩一百码。曾有车停的地方有脚印，很多脚印。

我们回到车上又向前开……

“就在那里，”国本说：“那边那泥砖房里就是。”

他指的是一幢完全不起眼的泥砖房。门前停着一辆该抛弃了的小货车。

我把车停妥，走下车来，过去敲门。南施跟过来把车也停妥。

国本自车中自然地出来，叫道：“荷西，玛莉亚，是我，我回来了。”

门打开。

一个墨西哥男人，五十岁左右，留了短而粗的黑仁丹胡子，穿了一个披肩，里面的衬衣是在颈子上开口的，站在门口，满脸的欢迎笑容。

在他身后，靠在他肩上，我看到那男人太太和善的一对大眼睛。

“阿米哥，阿米哥，”他说：“请进，请进。”

洪国本蹒跚地走过来替我们介绍：“荷西和玛莉亚·卡派拉，”他说：“他们是我的朋友。”又转向我们说：“这是我朋友，南施小姐和……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赖。”我告诉他。

墨西哥人说：“请大家进来。”

我们走进去。这是一个设计时就决心要把太毒的太阳拒之于外的房子。

这是一个充满烹调香味的房子。有一个壁炉，用砖砌起来的，所以在砖上可以架一只大铁锅，锅下是小小一堆柴火，现在不是生壁炉的气候，但是他们是用壁炉来做慢炖的工作的。

壁炉左边是个烧煤油的炉灶。灶上有只铁的咖啡壶，和一个有盖的大肚锅子，文火在炖另一样墨西哥食品。锅盖一下一下因为锅里压力大而被掀起，浓浓的肉和调味品香味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

洪国本说：“我的朋友想知道你找到我的情况。你能说一遍吗？”

卡派拉说：“请坐，请坐。”随即发现他家椅子不够所有人坐下来。

他讪讪地说：“你们都请坐，我讲话的时候喜欢站着说。”

我们大家坐下。他太太，玛丽亚，一个大骨架的墨西哥女人，友善地微笑着，自顾在炉子前忙着。

“大家要不要来点咖啡？”卡派拉说。

“我们时间不多，”我说：“我们在争取时间。假如你能立即告诉我们你怎么找到那辆车，对我们会是帮了大忙。”

“这是不道德的事，”卡派拉说：“土匪把他打伤了，捆起来丢在那里。”

“你怎么找到他的？”

“我出去买点吃的东西，”他说：“我们不常去店里买东西。我们要去就开小货车，一次买很多。

“是我在开车。我看到这车在路外。起先我没注意，我已经开过去了。

“之后我想到为什么车子会开到这里来抛弃。假如是引擎出毛病，应该在路旁；假如是故意开过去的，又是什么目的？

“我还是向前开。

“但是我想，我想。我愈想愈不对。我就停车，我开回来。我向车里看。我看到发亮的东西，那是扎住你朋友嘴巴的布条。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试车门，车门没有锁，我把车门打开，你的朋友在里面。他被钓鱼线捆住了，结打得又紧又死。”

“是你把他解开的？”

“我把他解开的。”

“有没有割断绳子？”

“没有，绳子捆太紧了，用刀子会伤到他肉的。”

“解这些结，有困难吗？”

“不太困难，我的手指很有力的，西牛。我自己也做过渔夫。我玩过各种绳子，我懂得绳结。”

“是你把他嘴里布块拿掉的？”

“喔，当然，”他说：“是我把他嘴外布条、嘴里布块拿掉的。开始时他说话还十分困难。”

“他说什么？”

“说他被抢了。”

“之后呢？”

“那朋友很痛苦。我邀请他到家里来。”

“他有没有开他的车？”

“没有，他跟我来的。他没有办法自己开车。他的肋骨在痛，鼻子在流血，还有黑眼圈。他挨惨了。”

“之后呢？”我问。

“所以，我们回家来，玛莉亚给他吃热的东西，红椒肉羹，黍饼，吉士……他吃得很多。这个人被修理了，也饿惨了。”

“之后呢？”

“所以，我们叫他睡下来。他睡在床上睡着了。后来，他起来，他要走，我把他送到他车子去。”

“是多久前？”

荷西耸耸肩。他说：“我没有表……也许一小时前，两小时前。”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我向国本点点头。“好吧，”我说：“我们一起去墨西加利。我会把你放在一个好的旅社里。我会代你买件衬衫和……｜你的刮胡刀在哪里？”

“车后我的手袋里。老天，他们不会拿走吧？”

“我们来看一下。”

他拿出汽车钥匙把行李箱打开。一只大得鼓出来的手袋在里面，另外还有一只箱子。

“一切还好吗？”我问。

“显然没问题，”他松口气地说：“你不必替我买衬衫。袋里有干净衣服，谢天谢地！”

“那好，”我说：“我们走吧。”

“但是还有钱的问题，”洪国本说：“我是个穷作家……这个故事我已经投资下去太多了，我……”

“不必计较，”我告诉他：“现在开始由我一切做主人。”

他轻松下来的表情配上黑眼圈，看起来很可笑。

玛莉亚继续在她灶前忙着，回头笑笑，说声“阿地渥斯”。

我拿出一张十元钞票交给她。

“谢谢你照顾了我的朋友。”我说。

他们不想拿这钞票。但是显然钞票对他们太重要。最后玛莉亚在千谢万谢下收下了。

荷西·卡派拉送我们出门，和我们三个人一一握手。“乏亚康地渥斯。”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