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海亚叹气，“这个人表达出来的感情是完美的，无懈可击的。当太阳高高升起，想要秘密离开一座豪华宫殿的可能性是很低的，这与执行前夜在潮湿的果园里回想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凯龙的钱包》

午后短暂的艳阳之后，是长久的黑夜。

——约翰·多恩

戈伊尔斯先生第二天在警察局被接见了。莫伯斯先生在场，玛丽也坚持要出席。这个年轻人刚开始有点儿气势汹汹，但是律师公事公办的态度起了作用。

“彼得·温西勋爵确定是你——”莫伯斯先生开口了，“昨天晚上袭击了他。但是由于他本人的大度，目前还没有提出起诉。现在我们更进一步知道在卡斯卡特上尉被枪杀的那天晚上，你也在里德斯戴尔公馆。毫无疑问，你会被传出席作证。当然，如果你现在愿意予以陈述，那么也是帮了我们大忙。这纯粹是一次友好的私人会面，戈伊尔斯先生。就像你看到的，现场没有警察。我们只是想请求你的帮助。尽管如此，我想我应该提醒你，当然，你有权利拒绝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但是你也有可能因为拒绝而使自己受到怀疑。”

“事实上，”戈伊尔斯先生说，“你这是威胁。如果我不告诉你，你就会以犯罪嫌疑的罪名将我逮捕。”

“哎呀，不，戈伊尔斯先生，”律师回答，“我们仅仅是将我们获得的信息交给警察，他们会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上帝保佑，不——任何类似威胁的话都是不合规矩的。在攻击温西勋爵这件事情上，我想他有自己的判断。”

“哦，”戈伊尔斯愠怒地说，“你喜欢喊它什么就喊它什么，对我来说就是威胁。我不介意说任何事情——尤其是这些你们听到之后肯定会非常失望的事情。我想你出卖了我，玛丽。”

玛丽因为愤怒，脸部瞬间充血。

“我妹妹对你非常忠诚，戈伊尔斯先生。”温西勋爵说，“我可以告诉你，事实上，她将自己摆到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即使不是非常危险的境地——因为你的缘故。事发之后，你留下那么多痕迹，却匆匆忙忙赶去伦敦，而我妹妹只是偶然打开一封写有我家族的姓、递给我的电报，就立刻赶到这里，就是为了要不计任何代价地庇护你。幸运的是，我在公寓里收到了一份同样的电报。在苏联俱乐部偶然遇到你的时候，我还没有完全确定你的身份。而你积极避开与我见面的努力，却让我完全确认了你的身份，并给了我很好的借口逮捕你。事实上，我不得不感谢你的帮忙。”

戈伊尔斯先生用充满愤恨的目光看着他。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这么想，乔治——”玛丽说。

“不要管我怎么想，”年轻人非常粗鲁地说，“我想你现在肯定把一切都告诉他们了。好吧，我会尽量简短地将我的故事告诉你们，你们会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也爱莫能助。我三点差一刻到了那里，然后把车停在小路上。”

“十一点一刻时你在哪里？”

“在从诺思阿勒尔顿出来的路上，我的会议直到十点四十五才结束。我可以有一百个证人来证明。”

温西记下他们开会的地址，然后点头示意戈伊尔斯继续。

“我爬过那面墙，穿过灌木丛。”

“你没看到任何人或任何尸体？”

“没看到任何人，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的。”

“那你注意到路上有血迹或者足迹吗？”

“不，我没用手电筒，我害怕被房子里的人看到。那里的光亮足够我辨认道路。快三点的时候，我来到花房门口，就在我要走近的时候，被什么东西绊倒了。我感觉它像一具尸体。我十分害怕，心想有可能是玛丽——生病了或昏倒了。我冒险扭亮手电筒，发现是卡斯卡特，他死了。”

“你很确信他死了吗？”

“是的，完全死了。”

“等一会儿，”律师插话，“你说你发现是卡斯卡特，你以前认识卡斯卡特吗？”

“不，从来不认识。我的意思是我看到一个死人，后来知道那是卡斯卡特。”

“事实上，当时你不知道那是卡斯卡特？”

“是的，我是后来在报纸上认出了照片。”

“戈伊尔斯先生，你在陈述的时候必须做到精确无误。你刚才这样的证言可能会给警察或者陪审团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

这样说的同时，莫伯斯先生擤擤鼻涕，将夹鼻眼镜重新扶正。

“接下来呢？”彼得问。

“我听到某人从路上走近这里。我想如果我被人发现在这里与尸体在一起，肯定有口难辩。所以我就离开了。”

“哦，”彼得说，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确实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你离开那个你即将要娶的女孩，让她独自一个人面对这令人难过而又难堪的境地：花园里躺着一个死人，而她英勇的追求者留下踪迹逃跑了，你希望她怎么想？”

“哦，我想她为了自己的缘故会保持沉默的。事实上，我当时什么都没想清。我知道我闯进了一个与我无关的地方，如果我被发现与一个已经被谋杀了的人在一起，那会非常奇怪。”

“事实上，”莫伯斯先生说，“你头脑不清，年轻人，逃跑是非常愚蠢和懦弱的行为。”

“你没必要这样说，”戈伊尔斯先生反驳道，“我处于一个非常尴尬和愚蠢的境地。”

“是的，”温西勋爵讽刺地说，“三点，一天中最令人厌恶和寒冷的时候，下次你再安排私奔，应该安排在傍晚六点或者夜里十二点。你更适合策划而不是执行阴谋。任何一点小事情都会让你神经紧张，戈伊尔斯先生。事实上，我不认为你这样脾气的人适合携带轻武器。你这个傻瓜，昨天晚上究竟是什么让你冲动地拔出手枪射击我？如果你不小心将子弹射进我的脑袋或心脏或其他什么重要的地方，那么你将处于更加该死的尴尬境地。如果你如此害怕一具死尸，为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向别人开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让我费解。如果你现在说的是实话，那么你一点儿危险都没有。老天！想想我们为了抓到你花了多少时间、费了多少工夫——你这个傻瓜！还有可怜的玛丽，不停地为你设想，几乎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因为她认为至少你不会跑，除非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也太过精神紧张了。”玛丽用生硬的嗓音说。

“如果你知道被尾随、被跟踪、被纠缠的那种感觉——”戈伊尔斯先生为自己辩护。

“那么我想苏联俱乐部的人都很喜欢被怀疑。”温西勋爵说，“当你被认为是危险人物时，这就是你人生中最自豪的时候了。”

“只有你这种人才会这样嘲讽人，”戈伊尔斯先生激动地说，“一个阶级与另外一个阶级之间总是会产生很多仇恨。”

“不要介意这个，”莫伯斯插话，“法律是为每一个人而设定的，而使你处于这种尴尬境地的人只是你自己而已，年轻人。”他按了桌上的铃，然后帕克与另外一名警察进来了，“我们不得不——”莫伯斯先生说，“将这个年轻人置于你的看管之下。只要他行为规矩些，我们不会起诉他，但是在里德斯戴尔案件下次开庭之前，你不能让他潜逃。”

“当然不会，先生。”帕克先生说。

“等一会儿，”玛丽说，“戈伊尔斯先生，这是你给我的戒指。再见。如果下回你还有什么为某个决定性行动呐喊助威的公众性演讲，我想我会出席并给你鼓掌。这样的事情你做得很好。但是，除了这个，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再见面了。”

“当然，”年轻人憎恨地说，“你的家人把我推到这样的境地，而且你也背叛我、嘲笑我。”

“我不在乎你是不是个凶手，”玛丽小姐痛心地说，“但是我很介意你居然是这样一个浑蛋。”

还没等戈伊尔斯先生反驳，虽然有点儿迷惑，但是带着点儿高兴心情的帕克先生把他的看管对象架出去了。玛丽走到窗边，站在那里，咬着嘴唇。

温西勋爵立刻站起来，走近她。“我说，波莉，莫伯斯今天请我们吃午饭，你也来吗？伊佩·比格斯先生也会去。”

“我今天不想见他。莫伯斯先生非常好心——”

“哦，一起去吧。比格斯也是个名人，顶尖人物，值得一见。大理石一般冷酷的人物，他会给你讲他养的金丝雀。”

玛丽脸上挂着串串倔强的泪珠，对着彼得傻笑。

“你太好了，彼得，只有你还心疼我，逗我笑。但是我不能——我真丢脸。我今天已经够丢脸的了。”

“胡说，”彼得说，“当然，戈伊尔斯今天早上才露出他的恶劣本性来，但是他的处境也确实比较困难。走吧。”

“我希望玛丽小姐能出现在我的单身汉基地，那是我莫大的荣幸。”律师走过来，说，“我那个房间已经二十年没有招待过一位小姐了——哎呀，真的有二十年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玛丽小姐说，“那我可不能再拒绝了。”

莫伯斯先生住在斯塔波学校内一套让人愉悦的房子里。从窗子向外看，可以看到赏心悦目的花园，花园里有整齐的小花床，还有叮咚作响的喷泉。整个房间保持了一种神奇的老式律师的严谨风格。餐厅里的家具是桃花心木的，铺着土耳其地毯，挂着深红色窗帘。餐具柜上陈列着一些精致的谢菲尔德盘子，还有一些瓶颈上雕琢着镀银标签的细颈酒瓶。室内立着一个装满了大部头牛皮法律书的大书柜，壁炉架上面挂着一位面貌严厉的法官的画像。玛丽忽然对这种朴实而严谨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风格感到一种由衷的感谢。

“我想我们不得不等伊佩先生一会儿，”莫伯斯先生说，看了看表，“他正出席旺戈和哈伯对《真理》的审讯案，已经进行一上午了——事实上，伊佩先生认为正午就可以结束的。一个有才气的男人，伊佩先生。他为《真理》做辩护律师。”

“这对律师来说是个挑战，是吧？”彼得说。

“报纸，”莫伯斯先生说，唇角带着一丝随意的表情，打趣地承认，“反对那些声称用同一种药片可以治愈五十九种不同病症的人，旺戈和哈伯劝诱他们的一些病人在法庭上作证说明他们的治疗是有效合理的。听闻伊佩先生给了他们巧妙的一击。他的这种善行对那些老妇人大有帮助。当他暗示她们中的一位应该向法官展示她的腿时，在法庭上引起一片轰动。”

“她展示了吗？”温西勋爵问。

“等待良机，我亲爱的彼得，等待良机。”

“我怀疑他们是发神经了才找她作证。”

“神经？”莫伯斯先生说，“旺戈、哈伯他们的神经可是无与伦比的——采用一下莎士比亚的表达方式。但是伊佩先生不是那种可以随便对待的人。我们很幸运能得到他的帮忙——哈，我想我听到他的声音了。”

一阵急促的上楼的脚步声确实宣告了这位博学的辩护律师的到来，他一阵风似的闯进来，还戴着假发穿着长袍，一脸的歉意。

“非常抱歉，莫伯斯先生。”伊佩先生说，“最后我们都变得没有精神了，很遗憾这么说。我真的尽力了，但是老道森装聋作哑，你知道，而且在行动时笨手笨脚的。——你好吗，温西？你看起来像刚从战场上回来。我们需要采取行动反击谁吗？”

“比那个好多了。”莫伯斯先生说，“很抱歉，只是谋杀未遂。”

“好极了，好极了。”伊佩先生说。

“哈，但是我们不打算起诉他。”莫伯斯先生摇摇头，说。

“真的！哦，亲爱的温西，你可千万不要这么做。你知道律师靠此生活。你妹妹？我在里德斯戴尔没有那个荣幸遇到你，玛丽小姐，我相信你已经完全好了吧。”

“完全恢复了，谢谢。”玛丽强调。

“帕克先生——当然，你的大名如雷贯耳。温西没有你可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我知道。莫伯斯，这些绅士是不是带来了很多有价值的消息啊？我对这个案子有着极大的兴趣。”

“那也不要现在说。”律师回答。

“确实，不能现在就说。现在那妙极了的小羊肉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原谅我嘴馋。”

“好的，好的，”莫伯斯先生愉快地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吧。亲爱的年轻人，恐怕我这老式的人拿不出适合你们年轻人喝的鸡尾酒。”

“太好了，”温西强调，“那会破坏味觉，有损消化。这可不是英国人的习惯——在这种老式小房间里这可是渎圣行为。它源自美国——应该颁布禁酒令。这是为了迎合那些不懂得如何饮酒的人。上帝保佑，哦，您已经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好的葡萄酒了，有它在场还要谈鸡尾酒，简直就是罪过。”

“是的，”莫伯斯先生说，“是的，这是一八七五年的拉斐葡萄酒，现在已经非常罕见了，非常罕见。我只向五十岁以上的人展示——但是您，温西勋爵，您的眼光不错，完全有这个荣幸享用这瓶有您的年龄两倍这么长历史的葡萄酒。”

“非常荣幸，先生。是我最喜欢的那种证明书。我可以看一下瓶子吗，先生？”

“当然，当然——我们自己来就行了，谢谢，辛普森。午饭之后，”莫伯斯继续说，“我会让你们看一些真正古怪的东西。我的一个当事人前些日子去世了，给我留下十二瓶一八四七年的波尔多红葡萄酒。”

“天啊！”彼得说，“一八四七年的，那肯定不能喝了吧，是不是，先生。”

“我非常希望不是这样，”莫伯斯先生回答，“但是事实上确实不能喝了。太可惜了。不过这样着名而古老的东西，不由得让人生出一股敬意。”

“有体验的人才会这么说，”彼得说，“您知道，就像去看女神莎拉，声音不再，青春不再，风韵不再——但仍旧是经典。”

“哈，”莫伯斯先生说，“我记得她那些辉煌的日子。我们老年人都有精彩的记忆，这也是一种补偿。”

“太对了，先生，”彼得说，“您现在肯定积攒有足够多的记忆了。但是那位老先生为什么让这样的葡萄酒过期了呢？”

“费瑟斯通先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莫伯斯先生说，“可是——我不知道。他可能非常聪明，不过有一个吝啬鬼的名声。他从来不买一件新外套，从来没有休过假期，一直孤身一人没有结婚，终其一生居住在一间黑暗、狭窄的房间里，是一个无人委托诉讼的律师。但是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大笔遗产，就放在那里让它不断增值。这些波尔多是那个老人留下来的，老人死于一八六〇年，那时候我的当事人三十四岁，他——我的意思是儿子——九十六岁的时候死的。他说即使完成预期的目标，那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所以他生活得像个隐士——什么都不做，但是他计划了所有他想做的事情。他有一本记录详细的笔记，包罗万象，一天接着一天，这些幻想的记录存在于他的笔记本中，但是他在现实中从来不敢尝试让它们真正实现。日记中描述了他与他梦想中的完美女人的幸福婚姻生活。每一个圣诞节和复活节，他都隆重地拿出一瓶一八四七年的波尔多放在桌子上，然后在朴素的晚餐之后，再庄重地撤走，完整未开。每一个圣诞节，他都诚挚地希望能够在死后获得幸福，可是，就像您看到的，他把一切幸福都拒之门外。他死后留下这句话：‘一生忠诚的人。’——终其一生，都没有做出任何尝试。一个非常奇特的人，非常奇特——远远缺乏现代年轻人的冒险精神。”

“多么奇怪和令人同情的人啊。”玛丽说。

“可能他曾经渴望得到某种得不到的东西。”帕克说。

“哦，这我们可不知道，”莫伯斯先生说，“人们常常说梦中女郎也不会总是一场梦，但是他永远不需要求婚。”

“哈，”伊佩先生活泼地说，“在法庭上看得越多，听得越多，我就越倾向于认为费瑟斯通这样做，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然后决定追随他的脚步——这么推崇他？呃，伊佩先生！”莫伯斯先生说着，吃吃笑了起来。

帕克先生瞥了一眼窗外，这时已经开始下雨了。

千真万确，这一八四七年的波尔多已经是死物了，只余下古老的风味和余韵萦绕四周。温西勋爵手持玻璃杯，悬在空中。

“这就好像感觉一种激情达到了顶点，已经转变为一种疲倦厌烦的情绪，”他说，神情忽然变得很严肃，“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勇敢地面对它的消失，然后放弃它。”他像是忽然下定了决心一般，把杯中剩余的酒倒到火焰上，嘲笑般的笑容又回到他的脸上，“‘我喜欢克莱夫的地方，就在于他不再活着——我有很多话要讲，讲的是关于死亡。’多么短小精悍而意义深远的四句话啊！——不管怎样，关于这个案子，我们有很多事要告诉您，先生。”

在帕克的帮助下，他向面前的两位法律人士讲述了目前为止他们所有的发现，玛丽也老实地承认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事实上，你们看，”彼得说，“很可惜这位戈伊尔斯先生不是凶手，我们认为他作为一个午夜刺客倒是表现得很出彩，但事实就是这样了，我们也必须让他作为证人出庭。”

“哦，彼得先生，”莫伯斯先生慢慢地说，“先恭喜您和帕克先生做了这么多勤奋而有效的工作。”

“我想我们可以说取得了一点儿进展。”帕克说。

“但愿不是负面的就行了。”彼得加了一句。

“确实，”伊佩先生忽然唐突地带着难以置信的兴奋说，“确实是非常负面的，并且严重阻碍了辩护的进行，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在我们向你提供了这么多观点之后，”彼得愤慨地喊，“你这样说简直太棒了。”

“我想说，”律师说道，“这些观点只是让人更加糊涂。”

“该死的，我们只是想查出真相。”

“是吗？”伊佩先生冷淡地说，“我不是这样想的。我不介意那一点点真相。我关注的是案件。只要我能证明凶手不是丹佛，我不关心是谁杀了卡斯卡特。只要我能提出合情合理的疑问，说明不是丹佛干的就足够了。一个当事人被委托给我，告诉我一场人人可以作证的争吵，有一支嫌疑很大的左轮手枪，拒绝为他的陈述提供证据，还有完全不充分的白痴般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我可以利用神秘的脚印、时间上的出入、藏有秘密的年轻女人来迷惑法官的视线，然后再抛出入室行窃和情杀之类的模糊暗示，而这时你却出来解释那些脚印的存在，为那个不知名的人开脱，彻底消除其中的矛盾，点明年轻女人的动机，然后又小心地将怀疑再一次抛回第一个嫌疑人那里。你还期望什么呢？”

“我一直在说，”彼得咆哮，“这个职业律师是地球上最不道德的人，现在我更加确认。”

“哦，哦，”莫伯斯先生说，“这些都说明我们暂时还不能休息，你们必须再进一步调查，我亲爱的孩子们，去寻找更多有利的证据。如果不是戈伊尔斯先生杀了卡斯卡特，那么我们必须找出是谁干的。”

“不管怎样，”比格斯说，“有一件事是值得庆幸的——那就是上周四你因为生病没有出席大陪审团审判，玛丽小姐。”——玛丽小姐脸红了——“并且，指控方现在正在建构案件的枪声发生在早上三点钟。如果你能做到，请不要回答任何问题，我们会解决的。”

“但是那件事之后，陪审团会相信她说的任何话吗？”彼得不确定地问。

“如果他们不相信，那就更好了。她将是他们的证人。你会被激烈地质问，玛丽小姐，但是不用管它。游戏就是这么玩的。你就坚持你的说辞就行了，我们会为你完善。明白了？”伊佩先生伸出一根手指，威胁性地晃晃。

“我明白，”玛丽说，“不管他们责问我什么，我只要坚持说‘我说的都是事实’，就这样，对不对？”

“完全正确。”比格斯说，“另外，我猜，丹佛还是拒绝为他的行为作出解释，是吗？”

“确——实——是——的，”律师回答，“温西家族真是一个顽固的家族，”他加了一句，“恐怕就目前的状况来说，再继续追查这条线索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能从其他方面查明真相，并让公爵与它面对面，或许他会松口。”

“好吧，现在，”帕克说，“对我来说，我们还有三条线索要继续追查。第一，要从外部环境找到公爵不在现场的证据；第二，从新的方向寻找证据，调查谁是真正的凶手；第三，等待巴黎的警方给我们带来一些有关卡斯卡特过去的信息。”

“并且，关于第二点的调查，我想我知道我们应该去哪里进行了，”温西忽然说，“格里德山谷。”

“哎呀！”帕克吹起了口哨，“我都忘了这个了，那个残忍的、对你放狗的农场主住的地方，是不是？”

“有一个引人注意的漂亮妻子。是的，你看，这对你有什么启发吗？这个家伙十分猜疑他的妻子，而且十分怀疑任何一个走近他妻子的男人。那天当我走近那里的时候，我提到我有一位朋友上个星期可能在那附近徘徊，他立刻变得非常激动，并且威胁说要杀了那个家伙。他似乎知道我指的是谁。当然，那时我满脑子想着‘十号’——戈伊尔斯，你知道——除了想他就是那个家伙，再没有想其他的。但是，有没有可能他是卡斯卡特呢？你看，我们现在知道戈伊尔斯直到星期三才出现在那附近，所以你不能期望那个人——格兰姆索普——知道他的存在，但是卡斯卡特任何一天都有可能出现在格里德山谷，并有可能被发现。还有另外一件比较巧合的事。那天我去那里，格兰姆索普夫人把我当成另外一个她认识的人，然后冲出来让我快跑。当然，我一直在想她可能是从窗外看到我的旧帽子和柏帛丽棉衣，把我误认为是戈伊尔斯，但是现在想想，我告诉过门口的那个小孩，我是从里德斯戴尔来的，如果那个小孩告诉了她妈妈，那么她肯定把我当成卡斯卡特了。”

“不，不，温西，不是这样的，”帕克提出他的观点，“她那时候肯定知道卡斯卡特已经死了。”

“哦，该死！是的，她肯定知道了。除非那个可恶的老家伙把这个消息隐藏了。天啊！如果是他杀死了卡斯卡特，那么他肯定会这么做的。他一个字都不会跟她说——而且我也不认为他会让她看报纸，即使他们有报纸。那是一个十分原始的地方。”

“但是你不是说格兰姆索普有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据吗？”

“是的，但是我们没有实际调查取证过啊。”

“但是你想他怎么会知道卡斯卡特当时在灌木丛中呢？”

彼得沉默地思考。

“会不会是他派人去请的卡斯卡特呢？”玛丽建议。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彼得激动得大喊，“你们还记得吗，我们认为卡斯卡特不知怎么从戈伊尔斯那里收到一封信，约他见面——但是假设这封信是来自格兰姆索普的，威胁卡斯卡特要把他的秘密告诉杰里呢？”

“您在暗示，温西勋爵，”莫伯斯先生理智地说，试图冷却彼得兴奋与冲动的情绪，“卡斯卡特在与你妹妹订婚的同时，还在与一位有夫之妇可耻地私通。”

“对不起，请原谅，波莉。”彼得诚意道歉。

“没关系，”玛丽回答，“我——事实上，我也不会特别惊讶。丹尼斯总是——我的意思是，他对婚姻之类问题的想法更像欧洲大陆人一些，我想他不是特别看重婚姻。他曾经说过万事万物都有定时。”

“一个把自己保护得滴水不漏的人。”温西沉思着说。帕克先生尽管长时间在伦敦与人性中丑恶的一面打交道，但是他的眉毛还是狠狠地拧在一起，强烈地表达了不满，好像刚从巴罗因弗内斯出来的人对都市表示不满一样。

“如果你能推翻格兰姆索普不在现场的证据，”伊佩先生说，整齐地将左右手的手指交叉起来，“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下，你认为呢，莫伯斯？”

“毕竟，”律师说，“格兰姆索普和他的仆人都说明他——格兰姆索普——星期三晚上不在格里德山谷。如果他不能证明他在斯泰普利，那么他有可能在里德斯戴尔。”

“我的天！”温西嚷道，“独自出门，在某个地方停下来，鬼鬼祟祟地折回来，遇见卡斯卡特，袭击他，然后第二天信步回家，编造一个买机器的故事。”

“或者他也有可能去过斯泰普利，”帕克说，“只是早早离开或者晚点儿过去，在路上执行了谋杀计划。我们必须核对精确的时间。”

“好哇！”温西大喊，“我想我会回里德斯戴尔。”

“我最好还是留在这里，”帕克说，“巴黎方面可能会有信件来。”

“好吧，你留在这里，让我随时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我说，老兄——”

“什么？”

“你不觉得这个案子的头绪太多了吗？每个人都有秘密，还有随处发生的私奔——”

“我恨你，彼得。”玛丽小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