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钟……不做别的，只做简单的无规则振荡，因此被称为“随高音振荡”。

——特罗伊特《敲奏编钟》

对侦探工作而言，在法国几个行政区里寻找一个名字以字母“y”结尾的村子并不容易：村里有个叫苏珊娜的农妇，她的丈夫是英国人，他们有三个孩子，其中有一个九岁大的孩子叫皮埃尔，另一个叫玛丽，还有一个是性别和年龄不详的小婴儿。马恩区所有村子的名字都以“y”结尾，苏珊娜、皮埃尔和玛丽也都是很普通的名字，但丈夫是外国人的就很少了。自然，相比之下，找一个叫保罗·泰勒的丈夫就要容易些。不过布伦德尔警长和彼得勋爵都相信“保罗·泰勒”不过是个化名。

五月中旬左右，与之前收到的信息不同，法国警方寄来了一份令人鼓舞的报告。报告是马恩区蒂埃尔城堡的罗齐尔专员从保安局发来的。

这条线索令人感觉大有希望。警察局长平时总是很焦虑，对花钱相当谨慎，这次居然都同意派人去现场调查。

“不过我不知道该派谁去，”他嘟嘟囔囔地说，“无论如何，这样去一趟都得花不少钱。还有一个语言问题，布伦德尔，你会说法语吗？”

警长不好意思地笑了。“哦，长官，不怎么会。我可以在小饭馆里点几个菜，也会说几句粗话，不过讯问证人就不行了。”

“我自己不能去，”警察局长迅速做出判断，仿佛在做一个没人敢做的决定，“这是肯定的。”他用手指敲着桌子，目光越过警长的头顶，面无表情地看着在花园尽头的榆树上空盘旋的乌鸦。“你已经尽力了，布伦德尔，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把这件案子完全移交给苏格兰场，也许我们早就该这么办了。”

布伦德尔先生看起来有点垂头丧气。随他一同前来的彼得·温西勋爵轻咳了几声。彼得名义上是来帮助翻译法国警方的来信，但其实他是不想被排除在案情外。

“如果你愿意让我去讯问证人，”他小声地说，“我可以立马动身——当然，是自费去。”他又讨好地加了一句。

“恐怕这不合规定。”警察局长表示不同意，但从其神色看，似乎只需要再加把劲儿，就能说服他。

“其实你可以信赖我，真的。”勋爵说，“我会法语，这就是一项优势。你能不能给我安排个特殊探员之类的头衔？再给我一个臂章和一条警棍？讯问证人不正是特殊探员的份内事吗？”

“不，不是，”警察局长说，“不过，尽管如此，”他继续说道，“尽管如此——我想我可以破一次例，而且我想——”他瞪着温西说，“不管怎样你都会去的。”

“我可以以私人身份来一趟昔日战地之旅，这可谁都管不着。”温西说，“当然，如果在那里恰巧碰到苏格兰场的老伙计们在忙得不可开交的话，我可以和他们一起调查。不过我的确认为，在这样困难的时期，我们还是为政府节约开支的好，你说呢，局长？”

警察局长沉思起来。他其实并不真想让苏格兰场接手此事，他觉得那边的人反而会是个麻烦，于是他做出了让步。两天之后，温西抵达巴黎，受到了罗齐尔先生的热情接待。一位和巴黎保安局有着“密切关系”又操着地道法语的绅士，自然会受到乡下警方专员的热情款待。罗齐尔开了一瓶上好的红酒，请客人不要客气，然后就将事情经过娓娓道来。

“得知要调查苏珊娜·利格罗丝的丈夫，我一点都不惊讶，大人。我明显感觉这里面有个大秘密。在过去十年中，我一直跟自己说：‘阿里斯泰德·罗齐尔，总有一天，你对那个让·利格罗丝的怀疑会得到证实。’现在，我知道，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感到高兴。”

“毫无疑问，”温西说，“专员先生是位明察秋毫的智者。”

“为了向你清楚说明此事，时间还得回到一九一八年的夏天。你当时是在英国军队服役吗？啊！那大人你一定还记得七月份的马恩河大撤退。那真是一场惨烈的战役！当时，部队被追赶着，要渡过马恩河撤退，狼狈不堪地经过了位于河左岸的名字结尾是字母‘y’的小村。你知道，大人，这个村子正位于前线战壕后方，因此躲过了狂轰滥炸。年迈的皮埃尔·利格罗丝和他的孙女苏珊娜住在这个村里。这位老人当时已经八十岁了，不愿意离开家乡。他孙女年方二十七，是一位勤劳活泼的姑娘。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她一个人把农场打理得井井有条。她的父亲、兄弟和未婚夫都已去世。”

专员接着说：“在大撤退之后大概十天，有人报告说在苏珊娜·利格罗丝和她爷爷的农场里有一个陌生人。乡邻们开始议论此事，现已过世的阿贝·拉图什牧师觉得自己有责任向当局报告此事。那时我还不在这里，而在军队里服役。我的前任杜布瓦先生开始调查此事。他发现农场收留了一个伤员。伤员的头部受了重伤，身上还有些其他伤口。苏珊娜·利格罗丝和她爷爷在接受讯问调查的过程中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接下来专员开始讲诉这个故事。

“苏珊娜说，撤退部队经过村子后的第二天晚上，她在一间外屋发现这个人躺在地上，浑身烧得很烫，身上只穿着内衣，头上胡乱缠了些绷带。他满身都是血污，衣服上沾满泥浆和杂草，就像刚从河里爬出来的一样。于是她叫来爷爷帮忙，想办法把他抬回家，给他清洗伤口，尽力照顾他。他们的农场离村子有好几公里远，她也找不到别人帮忙。她说刚开始这个人还能语无伦次地用法语说些打仗的事，后来就陷入深度昏迷，怎么也弄不醒。当牧师和警察长见到他时，他正不省人事地躺着，呼吸急促。

“她把他身上的衣服拿给众人看——背心、内裤、袜子和军用衬衫，破烂不堪而且满是血污。不过他没有军装、没有军靴、没有身份牌，也没有任何证件。看起来，情况很明显：他是撤退下来的军人，在从前线撤退下来的途中被迫在这里游过河——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他为什么会脱掉军装、军靴和武器。他的年龄看上去是在三十五到四十岁之间。当警方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脸上的黑色胡子估计已有一个星期没有刮了。”

“然后给他刮了胡子？”温西问道。

“看来是这样，大人。镇上的医生去看了，可医生也只能说出他似乎是大脑严重受损，建议采用保守疗法。那医生当时还很年轻，没多少经验，因为身体不好，才没有去服兵役，现在他已经过世了。”

专员继续讲道：“一开始，人们以为等他醒了之后就会清楚他的身份。但几周后等他逐渐恢复神智时，人们却发现他丧失了记忆力和语言能力。又过了一段时间，他逐渐能说点话了，但大多数时候都是结结巴巴、模模糊糊地嘟囔，看上去他大脑的神经中枢受了损伤。直到他能够听懂别人的话并且能表达之后，自然而然接受了警方的讯问。可是，讯问的结果表明，他的大脑简直就是一片空白，他一点都想不起来过去的事儿——他不知道自己的姓名、籍贯，记不起战争中的任何事情。对于他来说，他的生活就是从小村的农舍里开始的。”

讲到这里，专员先生停了一下，温西示意他继续说。

“勋爵，通常遇到这种事我们必须向军方部门上报。当时来过好几位军官，但没人认识他。带有他肖像和体态特征的协查通报也发过很多份，不过都没有结果。起初人们以为他是个英国人——甚至有人怀疑他是德国佬——不过这些猜测后来都被否定了。事实上，苏珊娜最初发现他的时候，他在昏迷中嘴里嘟囔的都是法语，他穿的衣服也是法国产的。后来，他的资料也被送到了英国军方，但依然没有结果。停战协议签署之后，当局也向德国方面询问过，那边的人也不知道他是谁。当然，这些事费了不少周折，你也知道，那时候德国正好爆发了革命，到处都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可不管怎样，人总要有个归宿，于是人们把他送往医院——辗转去过好几家医院——让心理专家对他进行检查，不过一无所获。他们尝试过——知道吗，勋爵——给他下套，比如突然地用英语、法语和德语喊军队口令，期待他会有某些条件反射，但一样没有结果，他似乎完全忘掉了那场战争。”

“忘了战争？他运气真不错！”温西深有感触地说。

“是啊。话虽然这么说，人们还是希望他能好起来。可时间慢慢过去，他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他们又把他送回我们这里。勋爵，你也知道，不明国籍的人是无法遣返的。除了苏珊娜和她爷爷，谁都不愿意收留这个可怜人，他们的农场正好缺一个壮年男人。这个人虽然丧失了记忆，但身体恢复得不错。更何况苏珊娜对他很有好感。你应该了解，女人在照顾男人的时候，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老皮埃尔·利格罗丝想认这个人做养子，这事有些难度——但没有别的法子，早晚都得给他找个归宿，况且他很老实，从不惹祸，因此皮埃尔的要求得到了批准。他重新领了身份证，名字叫让·利格罗丝，邻居们也逐渐和他熟悉起来。除了一个人——他一直在追求苏珊娜——非常敌视他，管他叫‘无耻的德国佬’。直到有一次让·利格罗丝在小酒馆揍了他一顿后，就再没人这么叫过了。几年后，苏珊娜打算嫁给他，但老牧师不同意——他说不知道这个人是否结过婚。不过老牧师死后，新牧师对这些情况并不了解，而且，再三考虑的苏珊娜也下定了决心，婚事也就顺理成章了。现在他们的大儿子都已经九岁了。除了让·利格罗丝依然想不起过去的事以外，那以后就一直相安无事。”

“你在信里说，”温西说，“让·利格罗丝现在失踪了？”

“已经失踪五个月了，大人。有人说他在比利时，买了猪和牛，我也不清楚是不是这样。但他没写信回来，他妻子很担心，你是不是有他的消息？”

“是的，”温西说，“我们发现了一具尸体，还查到一个名字。不过如果这个让·利格罗丝的行为举止如你所描述的那样，他所说的那个名字就不是他的真名，不过尸体可能是他。因为叫那个名字的人一九一八年正在坐牢，而且后面几年也在坐牢。”

“啊！这么说，你不再对让·利格罗丝感兴趣了吧？”

“恰恰相反，很感兴趣。我们还有具尸体的身份要确认呢。”

“非常好，”罗齐尔专员兴奋地说，“有尸体就是大事件。你有没有带照片、测量数据、或者身体特征？”

“照片没什么用，因为尸体是在死后四个月发现的，而且被严重毁容。此外，他的双手齐腕而断。不过我们有一些对尸体的测量数据和两份验尸报告。根据来自一位伦敦专家的最新报告，除了新弄的伤口，头皮上还有一个旧伤疤。”

“啊哈！这也许这能作为确认依据。那么，他是头部受创致死的？”

“不，”温西说，“头部所有的伤害都是死后才造成的，专家已经确认了警方外科医生的这个观点。”

“那他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

“这正是谜题所在。他身上没有致命伤，没有中毒迹象，不是被勒死的，也不是死于疾病。他的心脏很健康，肠道部分显示他不是饿死的——实际上，他的营养状况良好，就在死前几个钟头还进食过。”

“老天！那会不会是中风呢？”

“有可能，他的大脑处于某种化脓状态。虽然尚不能肯定，但有明显迹象表示有严重颅内出血。可是你想，如果这个人死于中风，就没有必要把他埋起来。”

“对极了，你说得对极了。那我们现在就去让·利格罗丝的农场看看。”

这是个看上去很不景气的小农场。篱笆破损，外屋荒废，地里长满荒草，一眼就看出这家人穷困潦倒，缺少劳动力。农场女主人接待了他们，她是个身材壮硕的妇人，看上去大概四十来岁，怀里抱着一个九个月大的孩子。一看见专员和宪兵，她的眼中明显流露出警惕的神色，但下一刻又立即换上了一种法国农民特有的倔强。

“罗齐尔专员？”

“正是本人，女士。这位先生是温西勋爵大人，他专程从英国过来，想了解一些情况。我们可以进来吗？”

农妇同意了，不过当她听到“英国”一词时又露出了警惕的神色，专员和温西将她的反应尽收眼底。

“你的丈夫，利格罗丝先生，”专员说话开门见山，“是什么时候离家的？”

“去年十二月，专员先生。”

“他现在在哪儿？”

“比利时。”

“在比利时的什么地方？”

“先生，我猜是在迪克斯梅德。”

“你猜？难道你不知道吗？他没给你写过信吗？”

“没有，先生。”

“这就怪了，他去迪克斯梅德干吗呢？”

“先生，他认为他过去的家可能就在迪克斯梅德。你知道，他失忆了。嗯，是在去年十二月，有一天他对我说：‘苏珊娜，放张唱片来听听。’我放了一张唱片，是凡尔哈伦的配乐诗《钟》，印象非常深刻。当反复提到‘钟’这个字时，我丈夫大喊起来：‘迪克斯梅德！比利时有没有一个叫迪克斯梅德的小镇？’‘当然有，’我回答。他说：‘这个名字让我想起了一些东西。苏珊娜，我相信我亲爱的母亲就住在迪克斯梅德。我要马上去比利时打听一下我母亲的下落。’专员先生，我们怎么劝他都没用，就这样走了，还带走了我们仅有的一点点积蓄。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过他的消息。”

“真是个感人的故事，”专员冷冰冰地说，“我很同情你，女士。不过我不明白你丈夫怎么会是比利时人？比利时部队并没有参加第三场马恩河战役。”

“可是，先生，也许他父亲娶了一个比利时女人，他可能有比利时血统也说不定。”

“这倒有可能。他没给你留任何地址吗？”

“没有，先生。他说他一到那里就会给我写信的。”

“啊！那他是怎么走的？坐火车？”

“是的，先生。”

“你就没有打听他的消息吗？比如向迪克斯梅德的市长打听？”

“先生，你知道，我手头很紧，再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打听这种事。”

“警方也没有查过吗？你没报警？”

“专员先生，我不知道——我无法想象——我每天都跟自己说：‘明天他就会写信回来的。’我一直在等，最后——”

“最后——最后你什么也没等到。好吧，那你又怎么知道你丈夫在英国？”

“英国？先生，什么意思？”

“是在英国，女士。你给他写过信，用的是保罗·泰勒的名字，难道不是吗？地址是在林肯郡的威尔比奇镇。”

专员继续追问，说出许多英国乡下地名：“你给林肯郡威尔比奇镇的保罗·泰勒寄过信，这是他的化名——想起来没，女士。现在你又说你以为他一直都在比利时。我想你不会否认自己的笔迹吧？或者否认你在信里提到的两个孩子的名字？或者你家红色奶牛死了这件事？你不会以为你能让牛复活吧？”

“先生——”

“哼，女士，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欺骗警方，是不是？你其实非常清楚，你丈夫并非比利时人而是英国人，他的真名叫保罗·泰勒，而且他根本没有失忆，对不对？啊哈！你以为这样就能把警察耍得团团转？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女士，这件事情的性质很严重，你犯了伪造证件罪！”

“先生，先生——”

“这是你写的信吗？”

“先生，既然你们找到了信，我也只能承认，但是——”

“很好，你承认这封信是你写的了。那你在信上说‘落入军事当局之手’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先生。我丈夫——先生，求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专员犹豫了一下，他看了看温西，温西说：“女士，我们认为你丈夫很可能已经死了。”

“啊，老天啊！我就知道，如果他还活着，他会给我写信的。”

“如果你告诉我们关于你丈夫的真相，也许我们就能确认他的身份。”

农妇站在那里，看看这个人，又看看那个，最后她问温西：“大人，你们是在诈我吧？你肯定我丈夫真的死了吗？”

“嗨，”专员说，“死没死都一样。你必须说实话，否则没你好果子吃。”

温西打开公文包，取出在尸体上发现的内衣物。

“女士，”他说，“我们不知道穿这些衣服的人是不是你丈夫，但我以名誉保证，穿这些衣服的人已经死了，这些衣服就是从尸体上取来的。”

苏珊娜·利格罗丝拿起衣服翻来覆去地看，用粗糙的手指慢慢摸索着每个补丁。

见到这些东西，她的心理防线似乎一下就瓦解了。她跌坐在椅子上，把头埋进那件打着补丁的背心里，嚎啕大哭起来。

“这么说，你认出这些衣服了？”专员马上问她，口气略放温和了些。

“是的，这就是他的，这些衣服是我自己亲手补的。我知道，他死了。”

“这样的话，”温西说，“你即便是说出真相也不会对他有什么不利了。”

等情绪稍稍平稳后，她终于开了口。专员让随行的宪兵在现场做速记。

“事实上，我丈夫既不是法国人也不是比利时人，他是个英国人。不过，他确实是在一九一八年的大撤退中受的伤。那天晚上他来到农场时已经大量失血，筋疲力尽。他当时神智不太清醒，但失忆是假。他求我帮他藏起来，因为他不想再上战场了。我一直照顾他，直到他身体恢复，然后我们就商量该怎么对外说这件事。”

“收留逃兵可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女士。”

“我知道，先生，不过请你想想我当时的状况：我父亲死了，我的两个兄弟也死了，没人能帮我干农场里的活儿。就连我的未婚夫让·马里·皮卡德也死了。仗打了那么久，法国几乎没剩下什么男人。而且，先生，我慢慢地爱上了他。他当时都快疯了，不能再打仗了。”

“他应该向其所在部队报告，请病假。”温西说。

“可是，”苏珊娜天真地说，“他们会把他送回英国，拆散我们。而且，英国人很严厉，他们可能会认为他是个懦夫而枪毙他。”

“看起来，至少他让你相信是这样的。”罗齐尔专员说。

“是的，先生，我们俩都这么想。于是我们想了个办法，让他假装失忆。由于他的法国口音不太地道，就让他装作因为受伤而讲不清楚话。我把他的军装和证件放在铜盆里烧掉了。”

“你们俩谁编的这个故事？”

“是他，先生，他非常聪明，没有他想不到的事。”

“名字也是他编的吗？”

“也是他。”

“那他的真名叫什么？”

她犹豫了一下，说：“他的证件都给烧了，他也从没跟我说过他的事。”

“这么说你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不是叫泰勒？”

“不，先生。他是在回英国时才用的这个名字。”

“啊！他去英国干什么？”

“先生，我们很穷。让说他在英国有笔财产，如果他能溜回去悄悄把它变卖了，那我们就能有一大笔钱。他之所以这么隐秘行事，是因为如果他暴露身份，会被当成逃兵枪毙。”

“可是，战后对逃兵进行了大赦啊。”

“英国没有，先生。”

“他这么跟你说的？”温西问。

“是的，大人，所以他必须要在不被认出的情况下拿到这笔财产。关于变卖财产，其中有些难处他也没跟我说——我不知道他的财产是些什么东西——而且要办成这件事，他还必须找一个朋友帮忙。于是他给那个朋友写了一封信，很快就收到了回复。”

“信在你手里吗？”

“不，先生，他没给我看就把它烧掉了。这位朋友向他要个东西——我不是很清楚，但我想是类似担保物之类的。让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第二天他回了信，也没有给我看回信的内容。之后那个朋友回信答应帮忙，不过让不能用他的名字——既不能用他的真名，也不能用利格罗丝这个名字。于是他取了一个化名叫保罗·泰勒。他想到这个名字时大笑不止。然后那个朋友给他寄来了以保罗·泰勒这个名字伪造的英国公民证件，这些我都看见了。其中有本护照，上面的照片跟我丈夫不太像，但他说人们不会太注意的，因为照片上那个人的胡子和他很像。”

“你第一次见到你丈夫时，他有没有胡子？”

“不，和所有英国人一样，他的脸刮得很干净。不过，他生病期间长出了胡子。留胡子让他看上去变了很多，因为他下巴很窄，留了胡子就显得宽一些。让没带行李，他说到了英国再买衣服，这样他就又变回英国人的模样了。”

“这么说，你不知道他在英国的财产究竟是些什么？”

“我不知道，先生。”

“是地产、证券还是什么贵重物品？”

“我对此一无所知，先生。我问过让很多次，但他从没跟我说过。”

“你说你不知道你丈夫的真名，你觉得我们信吗？”

农妇又犹豫了一下，说：“不，先生，我真的不知道。我确实曾在证件上见过他的真名，但证件都已经烧了，我现在实在记不得了。我只记得第一个字母是‘C’。如果再见到这个名字，我想我能认出来。”

“是不是叫克兰顿？”温西问。

“不，我想不是，但我说不出应该是什么。他刚能开口说话，就让我把证件给他，那时我问过他叫什么名字，因为我不会发那个音——那是英文而且很难拼——他拒绝告诉我，说我愿意怎么叫他就怎么叫他。所以我就叫他让，让是我死去的未婚夫的名字。”

“我明白了。”温西说。他从笔记本里找了找，拿出从警方那里要到的克兰顿的照片放到她面前。

“你第一次见到你丈夫时，他是这样的吗？”

“不，大人，这不是我丈夫，一点都不像。”她突然脸色一变，“你们骗我，他根本没死，我出卖了他。”

“他死了。”温西说，“还活着的是这个人。”

“现在，”温西说，“我们还是没什么进展。”

“大人，这个女人还隐瞒了一些情况没说。她不信任我们，还在隐瞒他丈夫的真名。我们只要再等等，就能想个办法让她开口。她还没有完全相信她丈夫死了，但我们会让她相信的。我们应该查一查这个人，调查几个月前的行踪并不太难。现在通过调查已知，他从这里坐火车去了比利时，然后，毫无疑问，他又从奥斯坦德坐船去了英国——除非，大人，这个人手中有多少资产呢？”

“我也不知道，但我们相信这笔神秘财产和一条价值数千英镑的宝石项链有关。”

“啊，这么大笔钱可够花上一阵了。不过你说过让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如果窃贼是那个人的话，让是怎么卷进这件事来的呢？”

“问题就在这里。你看，参与盗窃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来自伦敦的惯偷，另一个是案发地点那家人的仆人，我们不知道珠宝在他们中哪一个人的手里，这件事说来就话长了。不过你也听到那个女人的话了，她说这个让·利格罗丝曾经给在英国的一位朋友写过信，那个朋友可能就是惯偷克兰顿。而利格罗丝则不可能是最初把珠宝偷到手的那个仆人，因为那个人已经死了，但在他死之前他可能告诉过利格罗丝那个秘密藏宝地点和克兰顿这个名字。于是利格罗丝给克兰顿写信邀他一同寻宝。可是克兰顿不相信，他要利格罗丝证明他的确知道内情。利格罗丝回信向克兰顿证明了这一点。于是克兰顿为他提供了必要的假证件。之后利格罗丝就去了英国，同克兰顿一起找到了珠宝。结果，为了独吞财宝，克兰顿杀死了他的同伙。你觉得这番推理如何，先生？因为克兰顿也失踪了。”

“这番推理很有可能是对的，大人。如果是那样的话，珠宝和凶手现在应该都还在英国——或者说，是在这个克兰顿的藏身之处。那么，你认为，那个死了的仆人把藏宝地点告诉了谁？”

“也许是某位刑期较短的狱友。”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为了让狱友帮助他越狱，证据就是仆人确实越狱逃走了，后来在离监狱数英里远的一个地坑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啊哈！案情有点清楚了。那个仆人——他是怎么死的？嗯？”

“之前认为他是因为天黑失足掉进坑里摔死的，不过现在我开始怀疑他是被利格罗丝杀死的。”

“大人，我们的想法一致。因为，让所说的逃兵和军事当局的故事根本站不住脚，他隐姓埋名而且如此害怕英国警方，其背后的原因远不止逃兵这么简单。但如果这个人本身就是个监狱里的常客，又背了一桩谋杀的罪名，那事情就是明摆着的了。利格罗丝出狱后用他的英国名字参军，英国军方记录了他的身份，所以他改了两次名字，这样就无法查到他跑到了法国。只是，有个问题：如果他参了军，他怎么会有时间去帮助狱友越狱并谋杀了他呢？不，这其中还有一些疑点。不过大致的脉络已经出来了，只要我们坚持调查下去，就会拨开云雾见日明。我会在法国和比利时展开调查，大人，我想我们的调查范围应该不仅仅只限于普通旅客航线，也不应只局限在港口。摩托艇都能抵达林肯郡的海岸。当然，英国警方也要继续开展调查。等到我们把从利格罗丝出家门到尸体被发现前的一切行踪都调查清楚后，我想，就能让苏珊娜女士吐露更多实情。现在，大人，今晚我想邀请你和我的家人共进晚餐。如果你愿意屈尊享用勃艮第当地家常法国菜的话，你会发现我妻子的厨艺很不错。保安局的德拉维恩先生告诉我，你还是一位美食家，所以我冒昧提出这个邀请。不过如果有幸结识你的话，罗齐尔夫人将无比高兴。”

“先生，”彼得勋爵说，“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