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尔库里亚利斯说，所有忧郁的人，他们一旦抱有一个自负的想法，便极有目的性、极为急切并且不易停息。他们无法摆脱，即便心里想过一千次，但还是会做那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他们不断地被麻烦缠身，在其之中或是在其之外，吃饭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无论何时何地。一旦遇到挫折，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罗伯特·伯顿

到现在，一切都还算好，哈丽雅特一边换晚宴礼服一边想。也有不愉快的事情，比如说，她和玛丽·斯托克斯的叙旧。另外，还有她和历史教师希尔亚德小姐短暂的会面。她一直都不喜欢哈丽雅特。她撇着嘴，酸溜溜地说：“呵，范内小姐，你和我上次见到的时候相比，经历可丰富多了。”但也有些愉悦的时光，把她们带进赫拉克利特世界的永恒的承诺里。尽管玛丽·斯托克斯已经迫不及待地招呼她坐在自己旁边，但她感觉晚宴还能对付过去。万幸的是，哈丽雅特说服了菲比·图克尔坐在她的另外一边。(在这种环境下，她觉得她们依然是结婚前的斯托克斯和图克尔。)

人群慢慢把高桌挤满，开场祝福也说完了。这时，第一件让她震惊的事发生了，礼堂里响起一阵可怕的声音。那声音像瀑布一样突然奔腾而下，仿佛地狱里铁匠的铁锤正在敲打着耳朵，又像五万台制版机器正在造模子，金属摩擦的声音撕裂了耳膜。两百个女人的唇舌，仿佛喷泉一般，爆发出一阵阵高昂、喧嚣的高谈阔论。她早已经忘却了这个场景，但今天晚上又重现了，她想起每个学期一开始，她都觉得如果再忍受一分钟这种噪声，她就会神经崩溃。在一个星期之内，这种感觉通常都会消退。习惯让她麻木了。但现在她毫无准备的神经又受到了残害，而且比从前的声音更加剧烈。人们在她的耳边大叫，她发现自己也在冲着她们大叫。她十分不安地看着玛丽，一个病人能够经受得住吗？玛丽似乎没有注意到；她比今天早些时候要活跃一些，很高兴地冲着多萝西·科林斯喊着什么。哈丽雅特把头转向了菲比。

“天哪！我已经忘记集会原来是这样的。如果我大喊大叫的话，肯定会嘶哑得像只乌鸦。我要靠近你一点，把手拢成喇叭对你喊，你介意吗？”

“完全不介意。我可以听得很清楚。上帝到底为什么要给女人这么尖的声音？我倒不是很介意。这让我想起原始工人们的争吵了。她们把我们照顾得很好，你觉得呢？这汤比我们那会儿的好喝多了。”

“他们为这场晚宴花了不少心思。而且，我相信新来的财务主任相当不错；她对理财很有一手。亲爱的老斯特拉多斯的心思不在食物上。”

“是啊，但我喜欢斯特拉多斯。有一次，我在开学之前生病了，她对我真是无微不至。你记得吗？”

“斯特拉多斯走了，后来她怎么样了？”

“哦，她现在是宝迪学院的财务总管。对于财务，她真的很在行，你知道的。她在数字方面真是天才。”

“那个女人后来干什么了——她叫什么名字来着？——佩波蒂？费波蒂？——你知道的——那个经常一本正经地说，她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当什鲁斯伯里学院的财务主任的人。”

“哦，我亲爱的！她后来对一种新宗教完全走火入魔了，不知道在哪里加入了一个很奇怪的宗教组织，那些人都要裹缠腰布，阿格佩莫纳斯。式地热爱坚果和葡萄柚。就是这样了，如果你指的是布洛特里伯的话。”

“布洛特里伯——我就记得发音有点像佩波蒂。我真喜欢她呀！那么一个严肃的实用主义者。”

“我觉得是逆反心理，把情感本能压抑住了。你要知道，她的内心世界非常多愁善感。”

“我知道。她总是有些不安。和肖恩小姐有点类似。也许我们当年都非常羞涩内向。”

“呵，我听说，现在这一代人没有这种困扰。她们毫无羞涩感。”

“哦，少来了菲比。我们那时也有一定的自由，比女人还没权利读书的时代要强多了。再怎么说，我们那时也不是修道院的修女。”

“不是，但我们在战前出生，在战前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这让我们对限制和禁令还有印象。我们多少继承了一些责任感。布洛特里伯是从一个很保守的家庭里出来的——实证主义者，或者是一神教派教徒，或者是长老教会成员，或者是诸如此类的。你要知道，现在的人很多都是真正的战时一代。”

“是的。好了，我不觉得我有任何权利向布洛特里伯扔石头。”

“哦，我亲爱的！这完全是不同的。有些是自然的，还有的——我不知道，但在我看来，似乎完全就是灰质的堕落圆。她甚至还写了一本书。”

“关于阿格佩莫纳斯宗教？”

“是的。关于高等智慧。、美好思想等，总之那一类东西。里面的语法都糟糕透顶。”

“哦，上帝！是的——这太可怕了，是不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信仰宗教会对一个人的语法产生这么大破坏能力。”

“我想，是一种对智力的腐蚀吧。但信仰宗教和智力堕落，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我就不知道了，或者它们两个互为因果，我不知道。特瑞摩尔的心理治疗怎样了？哦，亨德森小姐变成了裸体主义者——”

“不会吧！”

“真的。她就在这儿，旁边的桌子上。难怪她的皮肤现在是棕褐色的。”

“而且她的礼服裙真是糟糕。我估计她们的规则是：如果不能裸体，就要穿得尽量暴露。”

“有时候我想，有那么一点点正常范围内的不道德，会不会对我们好些。”

这时，莫里森小姐从桌子同侧三个座位外的地方，隔着旁边的人凑了过来，喊了些什么。

“什么？”菲比大喊着。

莫里森小姐凑得更近了，把多萝西·科林斯、贝蒂·阿姆斯特朗和玛丽·斯托克斯挤得都快窒息了。

“范内小姐不是在跟你讲什么让人血液凝固的惊险故事吧。”

“不是，”哈丽雅特大声说，“菲比让我的血液快要凝固了。”

“怎么了？”

“她在跟我讲，我们那一年学生的生活状况。”

“啊！”莫里森小姐莫名其妙地叫了一声。一盘羊肉和绿豌豆被端了上来，打断了谈话，莫里森小姐旁边的人终于又可以呼吸了。但让哈丽雅特恐惧的是，这一问一答似乎为坐在对面的那个女人打开了一条交谈大道。那个女人戴着一副大眼镜，发型很拘谨，皮肤偏黑，看上去就很执拗。现在她伸过头来，扯着尖锐的嗓子用美国口音说：

“范内小姐，我想你大概不记得我了吧？我在这个学院只待了一个学期，但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知道你的。我经常向我那些喜欢英国侦探故事的美国朋友推荐你的书，我觉得这些书真是太棒了。”

“太谢谢你了。”哈丽雅特勉强回应道。

“我们还有一位亲爱的共同熟人呢。”那个戴眼镜的女士继续说。

天哪！哈丽雅特想。又要从黑暗的深渊里把什么事情给挖出来？这个要命的女人到底是谁？

“真的吗？”她大声说着，试图为自己搜索记忆争取时间，“那是谁呢？——”

“舒斯特·塞迪。”菲比提示的声音传到她耳朵里。

“舒斯特·塞迪小姐。”(正是。她在哈丽雅特的第一个夏季学期来的。本应读法律。一个学期之后就走了，因为什鲁斯伯里学院的规章制度太严格、太不自由了。然后她在家里学习，有幸从大家的生活里消失了。)

“你真是记性好，还记得我的名字呀。我要说出来肯定会让你吃一惊，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经常见你那位英国贵族。”

见鬼！哈丽雅特想。舒斯特·塞迪小姐那尖锐刺耳的声音压过了周围所有的嘈杂声。

“你那个伟大的温西勋爵。他对我真是很好。我告诉他我以前跟你在一个学院，他特别感兴趣呢。我想他真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

“他的确很有礼貌。”哈丽雅特说。但她的暗示似乎太不明显了，舒斯特·塞迪小姐还在继续说：

“当我告诉他我的工作项目时，他对我真是太客气了。”(那到底是什么？哈丽雅特想。)“当然，我很想听他讲他那些惊险的侦探故事，但他太谦虚了，什么也不愿意说。范内小姐，你告诉我吧，他戴那个可爱的小单片眼镜是因为他的视力，还是因为那是英国的传统风尚？”

“我从未问过他，这很冒昧。”哈丽雅特说。

“这就是你们英国人典型的谨慎了！”舒斯特·塞迪小姐大叫着。这时，玛丽·斯托克斯插了进来：

“哦，哈丽雅特，跟我们讲讲温西勋爵吧！如果他真的和照片上一样的话，那一定是特别迷人吧。当然，你跟他很熟悉，是不是？”

“我和他一起处理过一件案子。”

“那肯定特别令人兴奋。快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的。”

“听着，”哈丽雅特用一种愤怒和郁闷的口吻说，“听着，他把我从监狱里救出来，要不是他，我很可能会被吊死，我自然要说他是个大好人。”

“哦！”玛丽·斯托克斯小姐的脸涨成了紫红色，在哈丽雅特气愤的眼光下退缩了，似乎被人打了一下，“对不起——我没想——”

“好吧，”舒斯特·塞迪小姐说，“我这个人恐怕是非常非常不会说话。我母亲经常跟我说：‘你是我遇到的最不会说话的女孩，这真是我的不幸。’但我很热心。我能应付得了。我从来不停止思考。对于工作，我也是一样。我不会考虑我自己的感觉，也不会考虑他人的感觉。我想要什么，就直接过去问，而且，通常都能问到。”

在这之后，舒斯特·塞迪小姐自信满满——这种自信跟别人对她做出的评价极不相称——把谈话成功地转移到她自己的工作项目上。她的工作原来是禁止不够资格的人生育，并鼓励知识分子的婚姻。

这时，哈丽雅特很郁闷地坐在那里想，为什么只要一提到温西的名字，她就会把自己性格里最让人讨厌的部分都展露出来。他从来没伤害过她；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把她从羞辱的死刑中救出来，并献给她忠贞的感情；并且对于这两点，他从都没有索要过回报，甚至都没有期盼过她的感激。而她所回应的只是一声气愤的怒吼。事实上，哈丽雅特想，我有一种自觉低他一等的复杂心理；不幸的是，我尽管知道，却无法摆脱。如果我和他相遇的时候是站在平等的位置上，那么我肯定会很喜欢他……

督学轻敲着桌子。礼堂里安静下来。演讲者站起来了，要给大学献上祝酒词。

她庄严地说着，把学院历史的书卷缓缓展开，为博爱和人性而祈祷，指出和平的学术界因动荡而成了恐慌的世界。“牛津被称做是必败者的家：哪怕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对学术的热爱都已经遗失的话，就让我们至少可以在这里还能看见，对学术的热爱在这里会找到它永恒的家。”太精彩了，哈丽雅特想，但这不是战争。然后，她的思绪在演讲者的句子里飘进飘出，她觉得这简直堪比圣战；就算是这群喋喋不休、显得有些荒唐的女人，她们也熔化成一个整体，和在座的彼此，和所有的把正直诚实的精神看得比物质更重要的男男女女——在人类灵魂的中心抵御外敌的人，在共同的敌人面前，他们个人的相异之处都被忘却。不管一个人的感情生活会受到什么样的束缚，对自己的理想和责任忠贞，才是得到精神平静的途径。作为一个自由的人，在这么伟大的一个城市里，享受着平等的权利，又怎么可能感觉到束缚呢？一位出色的教授站起来回应督学的演讲，她的演说方式不同，却展示了同样的精神。那些话一经说出，就在每个演讲者的嘴唇上和每个倾听者的耳朵边震动。督学对学年的回顾并不是最重要的：会议、学位、研究——这些都是原则内部的细节，没有它们，一个集体就无法运作。在这样一个学宴之夜的魔力下，人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一座善美城市里的市民。那可能是座古老的城市，城市里到处都是不便利的建筑和狭窄的街道，路人为了抢道而荒唐地争吵；但它的根基却坐落在圣山上，它的塔尖接触着天堂。

哈丽雅特带着那种被鼓动起来的激昂情绪，离开了礼堂，院长托人邀请她去喝杯咖啡。

遵照医嘱，玛丽·斯托克斯需要躺在床上休息，所以不能去。于是，哈丽雅特欣然接受了邀请。她去了新四方院，敲了马丁小姐的门。进去后她发现已经有一些人聚在院长的起居室里了，有贝蒂·阿姆斯特朗、菲比·图克尔、德·范恩小姐、财务主任斯蒂文小姐、一位名叫巴顿的学者，还有几位比她高几年级的往届学生。院长正在给大家倒咖啡，兴高采烈地招呼她。

“进来吧！这咖啡可真不怎么样。斯蒂文，我们对此就没什么办法吗？”

“有啊，如果你能启动一个咖啡资金，”财务主任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要为两百个人准备真正的上等咖啡，这项开支会有多大。”

“我知道，”院长说，“我们会穷得卑躬屈膝。我想我最好跟弗莱基特小姐提一下这事。你记得弗莱基特小姐吧，那个古怪的有钱人。她跟你是一个年级的，弗特斯克小姐。她来找我，总想给学院送一缸热带鱼做礼物。还说，她觉得这会给科学讲堂带来生机。”

“如果这能给某个讲堂带来生机的话，”弗特斯克小姐说，“也许会是件好事。记得在我们那个时候，希尔亚德小姐的宪法发展讲座很无聊。”

“哦，我的天！宪法发展！我的天，是的——现在还有这门课呢。每年开始的时候她都有三十个左右的学生，最后只剩下两三个认真的黑人，一本正经地把每一句话都记在笔记本上。讲座跟以前完全一样，我觉得连鱼都帮不了他们。我说：‘你真是好心，弗莱基特小姐，但我觉得它们在这里不会生活得好。我们得把它们放在特殊的制热系统里，是不是？对于园丁们来说，这也是额外的工作。’她看起来非常失望，可怜的人；所以我说，她最好去和财务主任商议一下。”

“好的，”斯蒂文小姐说，“我会去和弗莱基特商量的，建议她来捐赠咖啡资金。”

“这比热带鱼要有帮助得多，”院长赞同地说，“恐怕我们真的培养了不少怪人。我觉得弗莱基特小姐对肝吸虫的生活周期很有研究。有人想要利口甜酒加咖啡吗？来吧，范内小姐。酒精会让你舌头变松，我们很想听听你最近的侦探故事呢。”

哈丽雅特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她正在写的小说的情节。

“请原谅我说话这么直接，范内小姐，”巴顿小姐说，很诚挚地凑上前来，“但在你经历了那么可怕的事之后，会不会在意把那种书继续写下去？”

院长被这个唐突的问题惊得愣住了。

“这个，”哈丽雅特说，“有一点要注意，在变得有钱之前，作家们不能挑挑拣拣。如果你因为某一类的书出名了，然后又换着写其他类型的书，销售量就会下跌，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她停顿了一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任何一个有正常感觉的人，都会宁愿擦地板来谋生。我擦地板擦得很糟糕，但我写侦探小说写得还不错。我不理解为什么我的正常感觉应该阻止我去做正常的工作。”

“说得很对。”德·范恩小姐说。

“但毫无疑问的，”巴顿小姐坚持说，“你肯定会觉得，犯罪以及无辜的嫌疑，这些事应该受到严肃对待，而不应该被人当做智力游戏。”

“我在真实生活里的确很严肃地对待它们。每个人都需要。但你会认为，如果某个人在感情方面有过很糟糕的经历，他就因此永远不应该写胡编乱造的客厅喜剧了吗？”

“但这难道是一回事吗？”巴顿小姐说，皱着眉头，“对于爱情来说，有较轻松的一面；而对谋杀案来说，却没有。”

“在大众的眼里，也许没有轻松的一面；但在侦探过程中，的确有纯粹的智力成分。”

“你曾在真实生活里侦查过一个案子，是吧？你当时是什么感觉？”

“非常有趣。”

“对你而言，你喜欢把一个男人送上刑事法庭的被告席，还有绞刑架吗？”

“巴顿小姐，我想，问范内小姐这个不太合适，”院长说，她有些歉意地冲着哈丽雅特加了一句，“她对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犯罪很有兴趣，而且非常渴望刑事处罚的方式能有所改变。”

“是的，”巴顿小姐说，“在我看来，大家对这整件事的态度是粗野和残酷的。我走访监狱的时候遇到了很多杀人犯，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没有伤害性，贫穷、笨拙，都是心理上的问题害了他们。”

“如果你能遇到受害人的话，”哈丽雅特说，“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受害人往往比杀人犯更加笨拙，更加没有伤害性。但他们不会公开露面。甚至连法官也不需要去看尸体，除非他们愿意。但我在威尔福康姆的案子里见过尸体——是我找到的，那比你能想象到的最可怕的东西都还要可怕。”

“这我完全相信，”院长说，“报纸上的描述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而且，”哈丽雅特继续对巴顿小姐说，“你没有看到杀人犯正在杀人的样子。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抓到、关起来了，看上去可怜巴巴的。威尔福康姆的那个杀人犯就是个狡诈、贪婪的冷血动物，如果不把他抓起来的话，他肯定还会继续干下去。”

“这点没有必要争辩，一定要阻止他们，”菲比说，“不管法律会如何处置他们。”

“是这样的，”斯蒂文小姐说，“但为了玩智力游戏而去抓凶手，是不是也有一点冷血？这对警察来说没什么——这是他们的责任。”

“在法律上，”哈丽雅特说，“这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一尽管大部分人并不知道。”

“这个温西，”巴顿小姐说，“他似乎把抓凶手当成爱好了——他把这件事看做是责任还是智力游戏呢？”

“我不清楚，”哈丽雅特说，“但是，你要知道，他的这个爱好帮了我大忙。在我的案子里，警察搞错了——我不责怪他们，但他们的确错了——所以我很庆幸案子没有了结在他们手上。”

“你这番话真是完美又高尚的说辞，”院长说，“如果任何人指控我干了我根本没干的事，我肯定会骂骂咧咧到嘴巴起泡。”

“但我的工作就是权衡证据，”哈丽雅特说，“我会本能地看到警察的逻辑。你要知道，这只是a+b的事。只是那案子里碰巧有一个未知因素。”

“就像物理学里出现的新概念，”院长说，“普朗克常数。，他们是这样叫的吧？”

“是的，”德·范恩小姐说，“不管产生什么结果，不管人们怎么看待它，最重要的是抓住事实。”

“是这样，”哈丽雅特说，“就是这点。事实是，我没有干那件谋杀案，所以我感觉无所谓。如果我真的干了，我可能会觉得我那么做是正当的，并为警察那样对待我而愤怒。就算这样，我还是觉得对一个人施以痛苦的极刑，是不可原谅的。我卷进去的那个麻烦，完全是个偶然，就像从屋顶上掉下来一样。”

“我真应该向你道歉，是我引出这个话题的，”巴顿小姐说，“没想到你能如此坦白地讨论。”

“我现在不介意了。如果是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就会是不同的心境。但威尔福康姆那件糟糕的案子给这件事带来了新发现——让它又出现了新的一面。”

“告诉我，”院长说，“温西勋爵——他是什么样的？”

“你是说，看上去？还是说一起工作的时候？”

“呵，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他的长相——英俊并且很伦敦化。我是说，一起交谈的时候。”

“很迷人。如果他开口，会说很多关于自己的事。”

“当你觉得沮丧的时候，他会给你带来一点快乐和光明？”

“我在一次狗展上遇到过他，”阿姆斯特朗小姐突然插进来，“他的表情可真像是镇上的那些蠢人。”

“他要么是无聊到了极点，要么就是在侦查什么案子，”哈丽雅特笑了，“我知道他那种肤浅的表情，这大部分都是他的伪装——但也不能肯定。”

“那种表情的背后一定有原因，”巴顿小姐说，“因为他显然非常智慧。但他只是智慧，还是有一种天才般的通灵感？”

“我不该指责他的漠然，”哈丽雅特若有所思地盯着她的空咖啡杯，“我看过他非常沮丧的样子，比如，当宣判一个可怜的罪犯有罪的时候。但除了那些伪装出来的夸张表情之外，他平时真的很沉默。”

“也许他害羞，”菲比·图克尔温和地说，“健谈的人往往害羞。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值得同情。”

“害羞？”哈丽雅特说，“呵，不像。神经质，也许是——这个该死的词语能概括很多意义。不过他并不像是需要同情的样子。”

“他没有理由需要同情。”巴顿小姐说，“在这个需要同情的世界里，我看不出为什么要同情一个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年轻男子。”

“如果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那他一定是一个很出众的人。”德·范恩小姐说，她的眼睛给人一种庄严的假象。

“不过他也不是那么年轻，”哈丽雅特说，“他有四十五岁了。”(这正是巴顿小姐的年纪。)

“我觉得去同情一个人，是很粗鲁无礼的事。”院长说。

“听着，听着！”哈丽雅特说，“没有人喜欢被同情。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喜欢自我同情，但这是另一回事。”

“尖锐，”德·范恩小姐说，“痛苦，但却真实。”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巴顿小姐不甘心被人转移了话题，“这位先生除了嗜好侦探和收藏书籍之外，还干别的事吗？我想，他空闲时间还会打板球吧。”

哈丽雅特一直在为自己庆幸，竟然能够这样控制情绪。这时，愤怒终于抓住了她。

“我不知道，”她说，“这个很重要吗？他为什么需要做别的事？抓杀人凶手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也不是一件安全的工作。这要占用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还很容易受伤甚至被杀害。我大胆说一句，他的确因为乐趣而做这个，但不管怎么样，他确实用心在做。除了我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也要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你不能对这个视而不见。”

“我完全同意，”院长说，“我们应该感激这些无怨无悔做着可怕工作的人，不管他们是为了什么。”

弗特斯克小姐很赞同这一点。“上个星期，我周末农庄的下水道突然不能用了。一个非常热心的邻居过来修。他修下水道的时候搞得全身很脏，我向他道歉。但他说，我不需要有任何的歉意，因为他对下水道很感兴趣，而且一直很好奇。他也许没有说实话，但即便这是实话，我当然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说到下水道——”财务主任说。

然后的谈话就不再那么针对个人了，开始更加风趣一些(因为这一群人里，每个人都能就下水道说些生动有趣的事)，过了一会儿，巴顿小姐回去睡觉了。院长松了一口气。

“我希望你不要太介意，”她说，“巴顿小姐是那种直率到令人讨厌的人，她心里想什么，就一定要说出来。其实她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只是没什么幽默感。她认为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有个崇高的动机，不然她就不能忍受。”

哈丽雅特为她刚才说话那么冲动而道歉。

“我觉得你刚才应付得很好。你的温西勋爵听起来是个特别有趣的人。但我不理解为什么要逼着你去讨论他，可怜的人。”

“要我看，”财务主任说，“在这个大学里，我们讨论得太多了，任何事都要讨论。我们争执这个，争执那个，争执为什么，争执结论；而不是去把事情做好。”

“但难道我们不应该仔细讨论一下，到底我们想做好什么事情？”院长反对说。

哈丽雅特对贝蒂·阿姆斯特朗咧嘴笑了，又听到了这种熟悉的严肃的争论。十分钟内，有个人把“价值”这个词带了进来。一个小时后，她们还在讨论这个词。最后，财务主任说出了一条引语：

“上帝制造了整数，剩下的都是人的杰作。”

“哦，天哪！”院长叫着，“别把数学带进来，还有物理。我跟它们实在合不来。”

“不久之前，是谁提起的普朗克常数？”

“是我，我道歉。我把它称为小讨厌。”

院长那种强调的语气让每个人都放松地大笑起来，然后午夜的钟声敲起，派对结束了。

“我还在学院外面住，”德·范恩小姐对哈丽雅特说，“我可以和你一道走吗？”

哈丽雅特同意了，不知道德·范恩小姐有什么要跟她说的。她们一起走进新四方院。月亮升起来了，用黑色和银色的冷光给建筑物上了色，这种冷峻和窗户里黄色的微光形成了对比。窗后，重聚的老朋友们依然在那里欢声笑语。

“这简直像学期中的景象。”哈丽雅特说。

“是啊。”德·范恩小姐笑得有些奇怪，“如果你去这些窗户边听听，会发现制造出这些声音的是中年人。年纪大些的人已经睡了，并在揣测着，和自己一般大的人是不是也和自己一样已经消磨殆尽。她们受到了一些打击，而且脚还会很疼。年轻一些的人呢，她们很清醒地在谈论生活以及生活的责任。但四十多岁的女人，她们假装又变回了大学生，并发现这假装还是有效果的。范内小姐——我很赞成你今天晚上说的这些。超然是一种美德，只是很少有人能发现它的迷人之处，不管是在他们自己身上还是在别人身上。如果你发现一个人不顾这一点而喜欢你——甚至，因为这个而喜欢你——那么这种喜欢是非常珍贵的。因为这是完全诚挚的，和那个人在一起，你只需要真实地做自己就行了。”

“这也许很正确，”哈丽雅特说，“但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相信我，我一点也不想冒犯到你。但我觉得，你遇到一群这样的人——她们以为了解你的感受，可你的感受并不如她们所想，她们为此深感不安。不要去理会，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在乎，对你都是致命的。”

“是啊，”哈丽雅特说，“但我也是她们当中的一个。我使自己很不安。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感受到底是什么。”

她们进入了老四方院，又看到了那些古老的山毛榉树，这可是什鲁斯伯里学院最德高望重的东西。它们那不断变化的斑驳光影投在她们的身上，这比纯粹的黑暗更让人迷惑。

“但一个人必须要做出一些决定，”哈丽雅特说，“在这个渴望和另一个渴望之间作出选择，怎么才能知道哪一个比另一个重要，哪一个能征服另外一个？”

“我们只可能，”德·范恩小姐说，“在它们征服我们的时候，才知道。”

斑驳的阴影洒在她们身上，就像滑落的银链子一样。牛津大学里所有的钟塔一个接一个敲响了一刻钟的奏鸣曲，仿佛是一个和谐翻滚着的连锁反应。德·范思小姐在波列大楼的门口和哈丽雅特道了晚安，她的身体弯向前，大步走在礼堂拱门下面，消失在夜色里。

一个奇怪的女人，哈丽雅特想，并且有着极为敏锐的观察力。哈丽雅特的悲剧被归结为，强迫性地对一个男人怀有感激之情，而那个男人的感情是否真挚还是未知数。她之后所有意图的不稳定性都是出于一个决定，即她再也不会误解感情。“我们只可能在它们征服我们的时候，才知道。”在她的优柔寡断之中，有什么东西是不动摇的吗？哦，是的，她热爱自己的工作——这可能就是拒绝放弃和改变的重要原因。尽管今天晚上她向大家述说了她热爱这一工作的理由，但她从来都不觉得有必要跟自己说这个。她是受到感召而写作的；虽然她感觉自己应该能做得更好，但她从来都不怀疑，这件工作本身对她来说是正确的。这份工作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征服了她，这就是这一谜案的证据。

她有些太兴奋了，无法入睡，于是在四方院里前前后后地散步。这时，她的眼睛被一小片纸吸引住了，那张纸在修剪过的草坪上随风飘着。她下意识地把它捡起来，纸上并不是空白的，她把它带到波列大楼的灯光下查看。那是一张普通的书写纸，上面用铅笔重重地画着一幅很幼稚的画。画面很丑陋，很变态，上面是一个裸体女人夸张的曲线，那女人正在对一个不知性别的人施以残酷的暴行，那个不知性别的人穿着学士袍、戴着帽子。这可真是恶心，肮脏而丧心病狂的涂鸦。

哈丽雅特盯着看了一会儿，感觉很不舒服，有好几个问题从她脑子里冒出来。然后，她拿着那张纸片上了楼，找了一问最近的卫生间，将它丢到马桶里，按下冲水阀门。这就是对待这种东西的正确方法，这事就这样结束了；但她真希望自己什么都没有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