笠井洁

以埃德加·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为起点的逻辑推理小说（在日本被称为“本格派”侦探小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美两国，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其后，阿加莎·克里斯蒂、S·S·范·达因和埃勒里·奎因等人的杰作，陆续被翻译并介绍到同时代的日本，从江户川乱步发表《两分铜币》的1923年到1935年，日本兴起了本格侦探小说的第一波髙潮；顺带一提，第二波髙潮始于横沟正史的《本阵杀人事件》在杂志上连载的1946年到1960年。第三波高潮以绫辻行人的《十角馆杀人预告》为出发点，兴起于1987年，并一直延续到如今的2006年。

从埃德加·爱伦·坡的时代，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这将近七十年的时间里，美国、英国和法国，都偶尔闪现过一些本格侦探小说的作品。

这个时代的代表性著作，便是后来家喻户晓的，诸如《巴斯克维尔猎犬》等——一批以歇洛克·福尔摩斯为侦探主角的阿瑟·柯南·道尔系列作品。可是一战之前，英、美两国都没有出现过数十名专业本格侦探小说作家，同时进行创作活动的现象。即便是阿瑟·柯南·道尔，其主业也是历史小说的创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英美等国才真正将本格侦探小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流派进行区分。

本格侦探小说这一特殊的流派，诞生于一战所造成的文明史冲击中。在一战期间，机关枪、长距离大炮、毒气瓦斯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陆续投入战场，延续四年的战争，让七百余万人失去了生命。德国东西国界线上的战壕，被支离破碎的尸体，掩埋成一座尸山。这场惨剧，动摇了十九世纪称霸世界的欧洲文明的根本。当时一度畅销的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正是对这段历史最完美的阐释。欧洲的衰亡，同时还意味着作为近代文明之主体的“人”，这一概念的死去。

在此之前，欧洲一直致力于培养“自由平等的、精神深处拥有无限潜力的、充满个性的人”，而这个人类的概念，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作用下，被掩埋在战场的、无姓名、无意义的大量尸体给摧毁了。

就这样，以阿加莎·克里斯蒂为代表，从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一辈人群中，出现了许多本格侦探小说的新写手。或许有人会认为，那场死伤不可计数的战争，已经摧毁了当时大众的精神，使之一蹶不振，而这种以杀人为娱乐的故事，正好迎合了大众病态的嗜好。因此，本格侦探小说才会在一战后大范围流行。可是，这种理解却是肤浅的。或许“人性”已然被战争摧毁，而本格侦探小说的出现，则正是为了这一概念的救赎，这种意志从一开始，便深深镌刻在本格侦探小说的灵魂深处。

人类初次体验的大规模杀戮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残留下来的大量尸体，都使得埃德加·爱伦·坡所发明的侦探小说这一形式，带着二十世纪的特征，被加以极端化。二十世纪的战争，让人们体验到了何为大量死亡。为此，人们急需将那些已然成为过去的、有尊严、有个性的“人”的死，变成虚构故事加以复活。

与那些被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而变得支离破碎的战场的死者相比，本格侦探小说里的死者，被饰以了双重的光环，从某种意义上说，变成了拥有特权的死者。第一重光环，便是犯人制定的、精致而详尽的犯罪计划；第二重光环，则是侦探为破解犯罪计划，所进行的精致而详尽的推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美读者，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本格侦探小说，恐怕就是为了拼尽浑身解数，同二十世纪无名之死的阴影相抗衡吧。哪怕这种抗衡，仅止于虚构的故事而已。

日本的本格侦探小说第一波高潮中，其代表作家便是江户川乱步〈以埃德加·爱伦·坡的日语发音为谐音的笔名》。江户川乱步在创作初期，曾发表过不少逻辑推理路线的短篇小说，但其创作风格，后来逐渐转向冒险和奇异幻想的领域。

发表了众多侦探小说翻译作品，同时也热心培育日本作家的《新青年》杂志总编辑，后来转行，成为专业作家的横沟正史，也曾以创作英、美的逻辑推理小说，亦即“本格侦探小说”为目标，但始终无法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由此从中看到了某种局限性。如此一来，“第一波高潮”的时代，最终只能以英美豳译小说为中心，虽说期间也出现了乱步的《阴兽》和横沟正史的《珍珠郎》等优秀的作品，但日本作家所创作的本格侦探小说，还是成果寥寥。

针对这一现象，最为普遍的解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日本社会，尚残存着大量半近代、半封建的因素。美国侦探小说史家霍华德·海格拉夫曾经进行过如下论述：在不存在现代化司法制度的国家，不可能出现本格侦探小说的流行。因为那样的社会，警方带有偏见的调查，和对疑犯的严刑拷问，占据了主流，相反，客观的证据收集，与经过合理推断、指证犯人，这些本格侦探小说必备的要素，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日本以1867年的改革（即明治维新）为契机，与封建社会诀别，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之前，这个国家一直都处于以天皇为绝对权力的专制主义状态，其民主和自由，都是不充分的。到1930年前后，侵华战争即将爆发之时，天皇国家的强权主义，更加暴露无遗，市民的自由被彻底压抑。当时担任日本共产党干部的作家小林多喜二先生，在被警方逮捕后，因遭到严刑拷打而惨死狱中，这一镇压事件，充分说明那个时期的日本，根本不具备现代化的司法制度。再举个例子，侵华战争初始，日本政府曾模仿纳粹德国和意大利，以“扰乱治安”和“不合时局”为理由，禁止了侦探小说的出版。

可是，单纯因为二战前的日本，尚处于近代化初期的独裁主义状态下，所以，本格侦探小说无法得到长足发展，海格拉夫的这一论述，究竟能否准确概括“第一波髙潮”的局限性呢？至少在日本，到了1935年前后，已经有许多读者，成为翻译侦探小说的拥趸，日本本土作家，也展开了积极的创作活动。因此，“第一波高潮”的真正局限性，应该如江户川乱步所说的，在于本格侦探小说的“本格性”，亦即作品“理论性”的不足。

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英、美两国的本格侦探小说，迎来了全盛时期。可是，日本并没有正面参与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波高潮”的作家们，也都不曾目睹过掩埋战壕的尸山。如果说一战造成的文明史冲击，让英、美的侦探小说，在战时便兴盛起来，那么，日本的“第一波髙潮”对这种冲击，就是毫无感应的。因此，我们恐怕应该从这一点出发，去寻找以“本格性”、“理论性”为中心的，“第一波髙潮”之不彻底性的根源。

随着侵华战争转化为日美间的战争，1945年，日本终于向联合国无条件投降。在美占领军的指挥下，日本采用了强调国民主权，和放弃战争的新宪法，天皇的地位转变为国家的象征。同时，司法制度也实现了现代化。如此一来，继1867年的改革之后，1945年的改革，终于让日本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但必须指出的是，人们为此做出的牺牲却是巨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牺牲了三百万国民，以东京为首的各主要都市，都在美军的战机下，变成一堆瓦砾。一战中毫发无伤的日本人，在二战中却不得不直面这一惨状。而横沟正史则在战后第二年，便发表了杰作《本阵杀人事件》，紧接着，又接连完成了《蝴蝶杀人事件》《狱门岛》这两部作品。三部作品的质量，丝毫不逊于英、美在战争期间，出版的本格侦探小说杰作，甚至可以说，是超越了那些杰作的优秀作品。并且，被评价为横沟正史之最髙杰作的《狱门岛》，还采用了东南亚战场的复员士兵，作为故事的主角。以此为契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日本本格侦探小说的“第二波高潮”便勃然兴起。

直到战后复兴逐渐达到髙潮，战败的记忆也被悄然淡忘的20世纪60年代为止，“第二波高潮”都一直持续着。该时期发表的本格侦探小说，数不胜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坂口安吾的《不连续杀人事件》、髙木彬光的《刺青杀人事件》以及与之相媲美的鲇川哲也的《黑色皮箱》。

跟《不连续杀人事件》及《刺青杀人事件》一样，《黑色皮箱》也将故事的舞台，安放在了二战之后、化作一片废墟的日本本土上。不过，《黑色皮箱》却把年代设定在了战争结束四年后的1949年，从这个设定也可以看出，作品中所描绘的日本社会，刚刚从战败后的混乱状态中挣脱出来。

大火肆虐后的废墟上，逐渐建起了简易小木屋，战时混乱不堪的列车运行时间，也开始恢复正常。即便如此，血腥的战争记忆，也还是深深地镌刻在了《黑色皮箱》出场人物的灵魂深处。且不说充当侦探这一角色的鬼贯警部，其昔日的恋人，近松千鹤夫的妻子——由美子，也同样未能挣脱战争的梦魇。作者还在书中暗示，最后选择了近松千鹤夫、而非鬼贯警部的由美子，曾在中国东北，遭到苏联士兵的强暴，不仅如此，近松还为了自保，刻意无视妻子的惨痛经历。因为这一番战时经历，近松夫妻的关系降到了冰点，由美子在听闻丈夫自杀的消息后，甚至不为所动。

在1956年出版的《黑色皮箱》之前，鲇川还有一部同样是以鬼贯警部为侦探角色的处女长篇，即1950年刊登在杂志《别册宝石》上的《佩特罗夫事件》（出版年份是1960年》。《佩特罗夫事件》讲述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鬼贯警部在大连担任警官时调查的一个事件。从客观上来讲，鬼贯警官作为侵略中国东北的日本殖民主义者的一员，在此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直至日本战败归国。

鬼贯警部的这些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鲇川哲也的人生。鲇川哲也1919年生于东京，小学时跟随担任“南满洲铁路”测量师的父亲移居大连。期间虽然因为学业，一度返回过日本，但直到1944年，全家回国之前，鲇川几乎都是在大连生活的。

可是，虽说在当时的日本殖民地大连长大，鲇川哲也却并没有成长为肯定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青年。从政府禁止发行侦探小说这一举措，也可以得知，当时几乎所有热衷于侦探小说的青年，都是厌恶军国主义、崇尚自由民主的。其中甚至还有诸如《死灵》作者埴谷雄高那般，被以共产主义者之名，投入监狱的侦探小说爱好者。

鲇川哲也的这一思想立场，在最初的被害者——马场番太郎的人物设定中，也可略略窥见一、二。作品中的登场人物蚁川爱吉，是这样评价马场的：“在我们那个崇尚自由的校园里，他根本就是一只格格不入的毒蝎子。他是极权主义的盲目信奉者，也是视自由主义为仇敌的军国主义分子。”

作者在作品中，将马场番太郎定义为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军国主义者，并把为人數衍、性格卑劣的近松千鹤夫，设定为利用侵略战争和殖民主义，谋求私利的小人。而来自同一所大学的一对友人——膳所善造和蚁川爱吉，以及充当侦探角色的鬼贯警部，则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便对日本的军国主义风潮，报以反感的自由民主主义者。

被送到东京汐留车站的一个黑色皮箱里，装着马场番太郎那已经腐烂的尸体。而寄出那只箱子的，则是归国后，开始染指毒品交易的近松千鹤夫。最后，杀害了马场的近松，似乎意识到自己无处可逃，投身濑户内海自尽了。如此，在《黑色皮箱》中出场的两名死者，都是从学生时代，便与“崇尚自由的”膳所、蚁川、鬼贯警部等人为敌的人物，亦即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者，和唯利是图的小人。

经过鬼贯警部的调查和推理，确定了真凶的身份，而真凶在被逼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留下一封说明真相的遗书自杀了。遗书中记载了他本次犯罪的动机：“我不仅对马场，甚至对令日本陷入今日之惨境的所有军国主义分子，都心怀不满，这一点想必你能理解。对战争满怀憎恶，唯恐避之不及的你，一定不难理解我胸中的苦闷……总之，我为了成为和平国家的一分子，为了否定暴力，而不得不使用了暴力。我就是怀着如此进退维谷的心情，挥起了手中的櫻木手杖。”

“为了否定暴力，而不得不使用了暴力， 进退维谷的心情”——真凶这些悲痛的话语中，包含了“侦探小说只能在现代司法制度之下得到发展”这一海格拉夫式的平庸合法主义，所无法兼顾的过剩性质。参与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士兵们，因为“肯定”了战争的暴力，从而脱离了“人”的范畴。这样的人们，为了“否定”暴力，重回“人”的范畴，又不得不再次“肯定”那些“暴力”。作为加害者，被卷入那场二十世纪最大的杀戮战争中的青年们，不得不带着这对无法解决的矛盾，度过自己的余生，最后死去。

日本的本格侦探小说的“第二波髙潮”，是在作者与读者，都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剧的情况下兴起的。作为“第二波髙潮”代表作的《黑色皮箱》，正是人们脑中，鲜明战争记忆的一种反映。

可是，上文所论述的，只是该作品的主题思想而已，归根结底，《黑色皮箱》依旧是一部本格侦探小说，不具有过多社会因素。

1945年以后，日本出现了以大冈升平的《俘虏记》和《野火》为代表的，众多描写战争体验的作品。在描写被战争摧毁的“人性”这一点上，《黑色皮箱》和大冈的《武藏野夫人》，有着共同的主题。顺带一说，大冈升平虽然是著名的主流文学作家，但在战前，便已经是出名的本格侦探小说爱好者，甚至还实际创作过《事件》这一侦探小说体裁的作品。该作品还获得了1978年度的“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的大奖。

与主流文学不同，本格侦探小说对世界大战的描写，并不仅止于小说主题的层面。本格侦探小说之所以被称为“本格”，是由于作者在作品中，构筑起来的高度逻辑性。犯人设计精致的杀人计划，造成被害者的死（第一层光环）；侦探用以发现真相、指证犯人的精致推理（第二层光环〉，这两层光环，最终实现了对惨遭战争破坏之“人性”的救赎，要做到这一点，只能借助“本格侦探小说”这一特殊的小说形式。这一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美两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都没有大的改变。

《黑色皮箱》的真凶为了逃脱杀害两个人的罪名，使用两个行李箱，进行了复杂的尸体移动。其目的就在于让警方产生“两个被害人的杀害现场，在A地点而非B地点”的错觉。此外，真凶还在这一计划之上，添加了又一重利用列车时刻表，伪造不在场证据的诡计。

鲇川哲也的处女长篇《佩特罗夫事件》，同样是犯人利用“满洲铁路”时刻表，伪造不在场证据的作品。《黑色皮箱》的尸体移动诡计，是以英国本格侦探小说作家傅利曼·韦尔斯·克劳夫兹在1920年发表的《桶子》为参考，并在其上添加了一些超越原作的要素完成的。至于以犯人利用列车时刻表，巧妙制造不在现场的证据，侦探又通过推理，摧毁其不在场证据为主线的本格侦探小说，则可谓是鲇川哲也史无前例的独创。

与日本不同，欧美的长途列车，并非完全按照列车时刻表来运行。到站时间，通常都会与时刻表的时间有所差异。在这样的国家，想像《黑色皮箱》的真凶那样，制造不在场证据，恐怕是不大可能的。正因为日本铁路的运行时间，是全世界最精确的，才让利用时刻表，制造不在场证据成为可能。

继《佩特罗夫事件》之后，日本又出现了无数模仿该作的时刻表诡计作品。甚至连鲇川自身也在《黑色皮箱》之后，于1959年，再次发表了时刻表诡计的杰作——《憎恶的化石》，并成功摘取了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大奖。

真凶制定的巧妙犯罪计划中，处处充满了对“盲目崇拜极权主义，仇视自由主义的极端军国主义者”的憎恶。作品的中心思想，是“披着‘人性’外皮的非人类，理应处以极刑，而代表正义的行刑者，则不应在法庭上接受制裁。”

日本作家在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剧后，终于领悟了以救赎被战争毁灭之“人性”为己任的本格侦探小说精神。而且，这种“人性”的救赎，不用乖僻的方法，是难以实现的。犯人为了恢复人性而杀人，充当侦探的鬼贯警部，则用精确严谨的逻辑推理，披露了其罪行，最终“逼”得他服毒自尽。鬼贯警部虽然用严谨的推理，推翻了犯人堪称完美的犯罪计划，却不能就此断言，他完全代表正义。

小说中性格温厚的鬼贯警部，其实与真凶一样，是被战争摧毁了大半人性的受害者。

真凶在遗书中劝告鬼贯警部，让他“放下心来，结迎娶由美子小姐”。若鬼贯警部最终听取了他的劝告，故事或许会迎来幸福美满的结局吧。可是，经历了世界大战的人，是注定无法轻易寻回“人性”的。于是，《黑色皮箱》便留下了这么一抹苦涩的忧愁，悄然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