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尼警长很胖，脸色红润，棕色的小胡子很浓。公诉人维农则是一脸精明、争强好胜、一心求名。这两人从郡政府赶来，听着我们讲完，看过周围，然后同意了罗力的观点：是加布丽埃尔·柯林森杀了她的丈夫。迪克·科登执法官——一个四十几岁的男人，愚蠢却又自负——从旧金山回来后，补投了一张赞成票。法医和验尸陪审员也达成了一致，只不过从官方角度他们还是得循例表示“凶手为一人或数人，身份不明”，并提议对女孩进行调查。

柯林森的死亡时间被认定为星期五晚上八点到九点之间。他身上除了摔伤以外再没有其他伤痕；在他房里找到的手枪已被证实为他所有，枪上没有指纹。我觉得某些郡府官员八成怀疑我动了手脚，但没人明着说出来。玛丽·努涅斯则一口咬定了感冒病休的说辞，她有一窝子墨西哥人帮腔作证。对这个说法，我可想不出办法揪出漏洞。我们也追查不到惠登见过的人。我自己又去了一次贝克家，毫无收获。执法官的太太是个娇弱的年轻女人，娇弱美丽，性情贤淑。她在电报局工作，说柯林森是在星期五的早上发电报给我的。据她所说，柯林森的脸色苍白、全身发抖、眼睛充血、眼眶乌青。她还以为他喝醉了，但没闻到酒气。

柯林森的父亲和哥哥从旧金山赶来。父亲赫伯特·柯林森块头很大，沉稳内敛，掌握着太平洋沿岸的木材生意，看起来似乎能够随心所欲地挣大钱。劳伦斯·柯林森比他死去的弟弟要大一两岁，样貌也很相似。这一对柯林森都很谨慎，言辞中没有任何内容暗示他们认为加布丽埃尔得对埃里克的死负责，但毫无疑问，他们一定是这么想的。

“放手干吧，追根究底。”赫伯特·柯林森静静地对我说。他成了第四个找我们社里侦查加布丽埃尔的客户。

麦迪逊·安德鲁从旧金山赶了过来，和我在我旅馆的房间约谈。他坐在窗户旁边的椅子上，从一块黄色板烟上切了块烟草塞进嘴里，然后说柯林森是自杀的。

我坐在床沿上，点上一根法帝玛烟，然后反驳他：“要他是自愿跳下去的话，可不会把灌木丛连根一道拖下去。”

“那就是意外啦。那条路天黑去走很危险的。”

“我已经不相信意外了。”我说，“他发了封求救电报给我。此外，他房里还开过枪。”

他上身前倾，眼神坚硬而机警，大有律师盘查证人的架势。

“你觉得加布丽埃尔得为此负责？”

我说我对此持保留意见，然后说：“他是被谋杀的。至于杀他的人——我两个星期前就跟你讲过，关于那个该死的诅咒我们还没完事，可要搞清楚，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那庙宇的底细揭开。”

“对，我记得。”他说，表情里有一点揶揄，“你的理论是：她父母的死跟她在哈尔顿家惹的麻烦有关。不过我也记得，你当初也搞不清有什么联系。你不觉得这个缺陷好像让你的理论有点——呃，怎么说呢——不切实际？”

“是吗？她父亲、继母、医生和丈夫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一个接一个地死掉；她的贴身女佣又因为谋杀罪坐牢。都是跟她最亲的人。这不像是被刻意安排的吗？而且——”我朝他一咧嘴，“你敢说事情不会发展下去？要真是那样的话，你不就是她下一个最亲的人吗？”

“简直无理取闹！”这下他可真的恼了，“我们清楚她双亲的死亡和里斯的死两者之间根本扯不上关系。对里斯命案负责的人不是死了就在牢里，没别的可能嘛。明明白白没牵连的事你硬要说有，这简直荒谬！”

“我们并不清楚。”我坚持道，“我们其实只知道那中间的关联还没找到。发生了这些事，得利——或者有可能得利的，会是谁？”

“据我所知，没有半个人。”

“要是她死了呢？财产归谁？”

“不清楚。英国或者法国应该有什么远亲吧，我猜。”

“这对我们没什么帮助。”我哼了一声，“总之，根本没人想要杀她。丧命的全是她的朋友。”

律师先生皱着脸，酸溜溜地提醒我，在没找到她之前，说没人想要杀她——不管杀没杀成——都未免为时过早。这一点我倒是没办法和他争。对她的追查依然只到那棵截下了克莱斯勒的桉树为止。

安德鲁走之前，我劝了他一句：“不管你怎么想，没必要冒无谓的险吧。这里或许真有什么密谋，而你搞不好就是黑名单的下一个，小心点儿总没错。”

他没谢我。他不快地表示，显然我觉得他该雇个私人侦探护身。

麦迪逊·安德鲁悬赏了一千美元给为女孩的下落提供有力情报的人。赫伯特·柯林森补了一千美元；而如果杀死他儿子的凶手被捕认罪，他还愿意再多出两千五百美元。郡上有一半的人热血沸腾。不管走到哪儿，你都可以看到有人在原野、小径、山丘和山谷或走或爬，专心寻找着线索，林子里的外行侦探可能要比树还多。

她的照片已经被分发张贴到各处。从圣地亚哥到温哥华，各大报纸都给足了我们面子，竭尽手段将这件事炒得沸沸扬扬。所有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大陆侦探社探员，只要是有可能推迟其他工作的，都在忙着侦察克萨达的所有出路，到处搜猎、盘问，并且无功而返。电台的播报员也帮了忙。各地警察和本社所有的分社都骚动不已。

而到了星期一，所有的喧嚣都没有结果。

我在星期一的下午回到了旧金山，把我的麻烦全数告诉了老头子。他礼貌地倾听，像是听着什么与己无关、还算有趣的故事，笑容高深莫测。然后，他不但没给我建议，还和蔼可亲地表示，他认为我最终一定会圆满完成工作的。

接着，他告诉我菲茨斯蒂芬打过电话，想联络上我。“有可能很重要。要是我没跟他说你会来的话，他一定会找到克萨达去。”

我拨了菲茨斯蒂芬的号码。

“过来，”他说，“我有些线索，虽然不清楚它是解谜的关键还是又一层谜题，但的确很重要。”

我搭着电缆车上了诺比丘，不到十五分钟就在他公寓里了。

“好了，说吧。”坐在他那堆满书报杂志纸张的客厅里时，我开口道。

“有加布丽埃尔的线索吗？”他问。

“没有。但你还是得把线索讲出来。别给我来什么文学性高潮，我是个糙人，那一套只能让我笑到肚子疼。有话直说就成。”

“你这人就是这样。”他说，想装出一副失望愤恨的样子，不过没成功，因为他正暗自为什么事兴奋不已，“有人，是个男的，星期六打电话给我，在凌晨一点半。‘是菲茨斯蒂芬先生吗？’他问。‘是啊。’我回答。然后那声音就说：‘听好，是我杀了他。’他就是那么说的。我一个字也没改，只是他讲话不太清楚。线上很多杂音，而且声音听来好像很遥远。

“我不知道对方是谁，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杀了谁？你哪位？’我问。他的回答我只听懂一个‘钱’字。他说了个什么跟钱有关的事，重复了好几次，可我只听懂那个字。当时我有客人——马夸德夫妇、罗拉·乔因斯跟一个她带来的男伴、泰德跟苏·凡斯拉克——我们正在搞文学大竞技。我当时刚想说个俏皮话——如果甘博算得上浪漫主义者的话，木马就是特洛伊人造的——可不想让被个喝醉了的怪人用电话败了兴头。他说什么我根本摸不着头脑，所以我就挂了电话，回头招呼客人去了。

“直到昨天早上我看到柯林森命案的消息，才想到那段谈话可能有些深意。那时我人在科曼家，北边的罗斯区。我星期六早上过去度周末，然后总算找到了拉尔夫。”他微微一笑，“我折腾得太厉害，他今早是欢天喜地送我离开的。”他又严肃了起来，“其实就算知道柯林森死了，我也没觉得那通电话有什么要紧，因为实在很荒谬。不过我当然是打算跟你说一下的。而且你瞧——今早回家的时候，我在信箱里看到这个。”

他从口袋掏出信封，轻飘飘地朝我丢过来。这种白亮的廉价信封到处都买得到。信封的四角泛黑起皱，好像在口袋里揣过一阵子。菲茨斯蒂芬的名字跟地址用印刷体写在上面，用的是硬头铅笔，写得烂透了——但也有可能是刻意误导。上面盖着旧金山的邮戳，时间是星期六早上九点。里面有一张脏污褶皱的棕色包装纸，只写了一句话，是跟地址一样，用铅笔印刷体乱糟糟地写的。

不管是谁想要卡特太太

一万元即可成交

没有日期，没有称呼，也没有签名。

“星期六早上七点的时候还有人看到她一个人开着车呢。”我说，“这封信是从离这儿八十英里外的地方寄的，还带着九点的邮戳——应该是早上第一批送出去的。光这一点就够离谱的了。不过更好笑的是信竟然寄给你，而不是寄给负责她案件的安德鲁，也不是她有钱的公公。”

“是好笑，但其实也不然。”菲茨斯蒂芬答道。他清瘦的脸孔洋溢着热情，“这搞不好就是一线曙光。你知道，我去年春天在克萨达待了两个月，写完了《阿什杜德之墙》，而那地方就是我介绍柯林森去的。我还给了他一张克萨达房产经纪人的名片，那个人姓罗力，是那里副警长的父亲。我跟他们说他叫埃里克·卡特。克萨达当地人可能不知道他妻子是加布丽埃尔·柯林森，本姓莱格特。这样的话，绑匪要想联络她家人也只有通过我，因为就是我把他们夫妇介绍过去的。所以呢，这封信虽然寄给了我，不过开头就写明了‘不管是谁’，意思就是要我转交给相关人士。”

“当地人有可能这么干，”我缓缓地开口，“也可能是绑匪有意误导——免得我们怀疑他熟悉柯林森一家。”

“没错。而且就我所知，克萨达没人知道我这里的地址。”

“罗力呢？”

“除非柯林森告诉他。我只不过在名片后头随手写了个介绍。”

“那通电话和这封信，你跟谁提过什么没有？”我问。

“电话的事我当晚就跟在座的客人讲了——因为我以为是谁开玩笑或者拨错了号码。这封信没别的人看过。事实上，”他说，“给你看我本来都有点担心——现在也是。你说我会惹上麻烦吗？”

“嗯，会。但你才不会在乎呢。你不是向来最爱第一手的麻烦吗？最好把你客人的名单跟地址给我。要是他们和科曼都可以证明你在周五晚上和周末的行踪，你就不会有什么事儿。虽然你还是得去克萨达，让郡府官员盘问你一番。”

“我们现在就出发？”

“我今晚回去，咱们明早在那儿的日落旅馆碰头。这样我就有时间先把众位官员摆平——免得你一露面就给丢进地牢。”

我回到社里，打了通电话到克萨达。我没联络上维农跟警长，但找到了科登。我把菲茨斯蒂芬给我的消息转告他，答应第二天早上带着小说家接受讯问。

执法官说他们追查女孩下落还是没结果。报告陆续进来，说是有人看到她——简直就是在同一时间——出现在洛杉矶、尤里卡、卡森市、丹佛、波特兰、提华纳、奥格登、圣荷西、温哥华、波特镇，还有夏威夷。除了最扯淡的那些消息以外，他们全都循线追查过了。

电话公司告诉我说欧文·菲茨斯蒂芬周六早上的电话不是长途，周五晚上和周六早上也都没人从克萨达打到旧金山。

我离开侦探社前，又去找了老头子，问他能不能试试说服地方检察官让埃罗娜·哈尔顿和汤姆·芬克被保释。

“他们待在牢里对咱们没半点好处，”我解释道，“放掉的话，咱们跟踪过去，搞不好可以查到什么。检察官应该无所谓：他知道现在案情扑朔迷离，要想给他们扣什么谋杀罪名可比登天还难。”

老头子答应尽力而为，说是两人出狱的话，社里会分派两名探员跟踪。

然后我就去了麦迪逊·安德鲁的办公室，告诉他菲茨斯蒂芬的说辞，以及我们的解释。律师的头颅骨骼突出，长着一头白发。他微微一点头。

“不管那解释是否翔实，郡府当局现在总该放弃加布丽埃尔杀夫的观点了。”

我摇头。

“怎么？”他爆出一句。

“他们会说信和电话是帮她脱罪的伎俩。”我预测道。

“你是这么想的吗？”他耳根处的咬肌绷紧了，眉眼纠结到一处。

“我希望他们不这么认为。”我说，“因为这要是什么伎俩的话，也太幼稚了。”

“怎么可能呢？”他大声质问道，“别说胡话。那个时候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尸体那时候根本还没——”

“对，”我同意道，“所以嘛，到头来如果发现真是有诈，加布丽埃尔就死定了。”

“我真搞不懂你，”他不快地说，“你一会儿说是有人迫害加布丽埃尔，一会儿又说得好像她就是凶手。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两种说法有可能同时成立，”我回答道，语气也不怎么好听，“再说，我怎么想又有什么关系？到时候得由陪审团决定。现在的问题是：你打算怎么应付这个万元勒索——如果对方是来真的？”

“我的话，会提升找到她的赏金，如果捉到绑匪还会另外加钱。”

“这种做法不对。”我说，“赏金已经够高了，而且遇到绑票就应该乖乖交钱。我和你一样不情愿，但这是唯一的出路。不安、紧张、恐惧，这些能把一个绑匪逼疯。先买女孩一条生路，然后再动真格的。对方什么时候要钱，你给就是。”

他用力捋着乱糟糟的胡须，下巴倔强地翘起。忧虑涌现在他的眼中，但最终还是下巴说了算。

“要我低头，门儿都没有。”他说。

“那就是你的事了。”我站起来伸手拿帽子，“我只负责找到谋杀柯林森的凶手，她死了对我是有利无弊。”

他一言不发。

接下来我去了赫伯特·柯林森的办公室。他不在，不过我跟劳伦斯·柯林森谈了一番，快结束时说：“你能督促你父亲凑钱吗？最好绑匪一交代过来，就能送过去。”

“不用催他，”他当机立断地说，“我们当然会全数照付，只要能确保她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