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勒用牙签叉起一角起司，拿了杯不甜的白葡萄酒。他左边有两个穿得一身黑的女人在闲聊。“真不敢相信他会这么说。”其中之一宣布。“我的意思是，虽然你是后现代，并不表示你就得当个混球啊。”

“查德如果是个达达派，那他也只不过是个大混球罢了，”另一个人回答，“他也可能是个拉斐尔前派，而你知道他会是什么吗？他会是个先拉斐尔派混球。”

“我知道，”第一个人说，“但我还是很难相信他这么说。”

他们反复地讲，让凯勒很好奇査德是谁（除了是个混球外），还有他说了什么那么让人难以相信。如果査德跟他说，他心想，他或许根本听不懂。那两个女人所说的一大半词汇他都听不懂，而且他也不懂德克兰·尼斯万德针对画展上他自己作品所说的任何东西。

画展的折页简介中包括了几幅作品的照片，艺术家的简历，按年代排列的个展与联展清单，以及一个艺术家被博物馆或私人收藏的作品清单。最后两页则是解释尼斯万德所试图表达的东西，凯勒懂得大半词汇的意思，但从句子里面却摸不出任何头绪。这人好像完全不是要谈艺术，而是谈哲学宿命论和想象的消失，以及一个不凡奇才的诡辩。凯勒认得那些单词，字字认得，可是它们搅在一起是怎么回事？

但另一方面，那些画则一点都不难懂。除非这些画中有什么他没能体会的，在那两页折页简介中，可能会针对某个讲那类语言的人解释这些。这有可能，因为凯勒觉得自己并不是以一种深奥的特殊方式来理解艺术的。

他很少去画廊，之前只参加过一次开幕式。那是好几年前了，他跟一个约会过几次的女人一起去苏荷区参加一个画展开幕。参加开幕是她的主意，艺术家是她的一个老友——凯勒猜是老情人——她不想独自出现。凯勒被介绍给那个艺术家，他脏兮兮的，还有个大肚子，他的画阴暗而混浊，宛如褐色与橄榄黄的海洋。他不想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告诉艺术家，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他只是微笑，闭上嘴巴。他猜想这招可以渡过大半的难关。

他喝了口酒。不太好，令他想起另一个画展开幕上的葡萄酒。或许烂葡萄酒是奥秘的一部分，烂葡萄酒、橡胶似的起司和穿黑衣的人。黑牛仔裤、黑T恤、黑卡其裤、黑高领和黑运动衫，偶尔还会有黑色运动夹克，时不时还有顶黑色贝雷帽。

并不是人人都穿黑色。凯勒就穿着西装打领带，而且他不是唯一如此打扮的。还有其他打扮的人，包括有几个穿着时装的女子，还有个年轻男子穿了溅上颜料的白色工作服。不过一般来说，穿黑色的居多，而且穿黑色的男女看起来最能融入这个场合。

或许其中有个好理由。也许穿黑衣到画廊的理由就像是去音乐会关掉寻呼机，免得让这些来参加艺术盛会的人分散注意力。这样也挺合理的，但凯勒觉得不只是如此。不知怎的他知道这些人随时随地都穿一身黑，就算聚集在灯光昏暗的咖啡屋，墙上除了裸露的砖块之外一无所有。那是一种宣告，他知道，即使他不太确定是在宣告什么。

在博物馆就不会看到这么多黑色。凯勒偶尔会去博物馆，觉得在那儿比在私人艺廊要来得自在。不会有人隐隐巴望着你会买画，或等着要你表达对作品的意见。博物馆的人只管收了门票，就不来烦你了。

德克兰·尼斯万德的画是具象类的。考虑过后，凯勒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形式。有很多抽象类他也喜欢，而他倾向于偏爱那些可以一望即知的艺术家。如果你要画一些不像任何东西的画，那至少应该展现出一种可辨认的风格，这样才能让看画的人有所依循。只消看上一眼，你就知道这幅画是蒙德里安或米罗或罗斯科或波洛克。你心中可能根本搞不清蒙德里安或米罗或罗斯科或波洛克是谁，但毕竟你将他们视为老朋友，熟悉他们的种种形式。

尼斯万德的作品是写实主义，但你不会觉得自己像在看彩色照片。他的作品看起来就是画的，这点凯勒颇能接受。尼斯万德显然喜欢树，他画的也就是树——细瘦的小树苗，多瘤节而残存的老树，还有介于其间的各种树。它们都很类似——无疑的，你在看的这些作品是出自同一艺术家，而不是庆祝植树节的联展——虽然统合在其主题和尼斯万德独特的风格之下，但每一幅都还是跟其他的有所差异。就好像每棵树都有其根本的天性，而且都借由每幅画传达出来，表现出独一无二的特性。

凯勒站在其中一幅大油画前面。画中是一棵冬天的老树，叶子已经落尽，一些树枝已折断，树干上还有被闪电击中留下的伤疤。你可以感觉到这棵树的整个生命史，他心想，还可以感受到它从土地所汲取的力量，随着时光而逐渐消逝，但依然强烈地显现出来。

当然从尼斯万德的小短文里面，你无法感受到这些。这位画家填满了整整两页却从没用到“树”这个字。凯勒愿意相信这些画不光是树而已——而是有关光、形式、色彩，还有画面配置，甚至还有关一些尼斯万德宣称的东西——但这些树的出现不是意外。除非你对上帝诚实，知道树是什么，否则画不出那样的东西来。

一个女人说：“从画中看不出森林，对吧？”

“可以想象。”凯勒说。

“这就有趣了。”她说，而他则转身看她。她又矮又瘦，而且——好意外！——穿了一身黑。宽松的黑色毛衣和黑色短衬衫，黑色裤袜和黑色麂皮便鞋，一顶黑色贝雷帽盖住了她大半的黑色短发。他判定那顶贝雷帽不适合她，她该戴一顶黑圆锥帽。她看起来像个巫婆，毫无疑问，但有吸引力。

她昂起头——现在看起来像个故意扮出小鸟状的巫婆——率直地看着凯勒，然后看向那幅画。

“有几个艺术家画树，”她说，“但一般来说，画来画去都是同样的树。可是在德克兰的作品里，就成了完全不同的树。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真的可以想象出一整个森林？”

“我想不出更好的方式了。”

“喔，你当然可以。”她说，一个笑容改变了她的巫婆脸。“玛格丽特·格瑞斯孔，”她说，“大家都喊我玛吉。”

“约翰·凯勒。”

“大家喊你约翰吗？”

“大部分都喊我凯勒。”

“凯勒，”她说，“我蛮喜欢的。或许我也会这么喊你。不过别喊我格瑞斯孔。”

“做梦都不敢。”

“等到我们比现在熟悉很多很多再说。说不定到时候都不行。但我很怀疑会不会有那么一天。”

“你是指我们彼此更熟悉？”

“因为我在行的是，”她说，“跟喜欢树的人聊天，聊得很起劲。但要我去了解一个人，或让别人了解我，我就不在行了。我好像比较擅长处理表面的人际关系。”

“也许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会是那样。”

“没有深度，一切都很表面。”

“就像冬日池塘上的一层薄冰。”他说。

“或者一杯热巧克力上头结的那层浮渣，”她说，“为什么我们都假没如此？不过别费神去想答案了，因为瑞吉斯马上就要介绍德克兰，然后德克兰会说一堆很深奥的话。”

有人用汤匙轻敲葡萄酒杯要大家注意。一些人听到了，于是对着其他人发出嘘声。周围安静下来，刚刚敲酒杯的是个纤瘦的男子，穿着灰色法兰绒宽松长裤，红褐色天鹅绒外套，他开始吿诉大家，他有多么高兴看到大家在此共聚。

“瑞吉斯·布伊尔，”玛吉小声说，“这是他的画廊，难怪他会高兴。”

布伊尔讲得很简短，然后介绍德克兰·尼斯万德。凯勒已经知道这位画家长得什么模样——小册子上头有他的照片，照片上他手臂交叉环抱，瞪大眼睛——但眼前的这个人有种照相机所未曾显现的神情。或许可以参考他的画，因为他身上有一种被动的力量，几乎是一种寄生的本质。凯勒想起那首老赞美诗，像矗立水边的一棵树，尼斯万德不会动摇。

凯勒看着他，他卷曲的黑发在两鬓泛灰，一张粗犷的脸有个方下巴，体型厚实，方肩。尼斯万德穿了西装，是黑西装，他的衬衫也是黑的，领带也是。他口袋里面插的是黑手帕吗？从这个距离无法辨识，但凯勒相当确定是黑的。

他看起来就像他的画，凯勒判定，但他的外表多少也就像小册子上头那两页艺术屁话一样。那篇屁话和他的画好像兜不到一起，但尼斯万德却有办法连接之间的鸿沟。就像一棵树，凯勒心想，试图联系土地与天空。

而这种艺术屁话，不也就是看待眼前的方式吗？把他放在这种地方，这类事情就会发生，他心想。下一件你知道的事情就是他穿了一身黑。

可悲呀，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这件事我不确定。”几天前，桃儿这么说。“说不定我根本不该替你安排，凯勒。我应该马上喊停，叫你回家。”

“我才刚来呀。”

“我知道。”

“是你打电话给我，说有活儿可干的。”

“没错，可是我根本没有该给你干的活儿。”

“不是我平常干的活儿？那是什么？替你抄信封地址？电话推销？”

“这个你就拿手了对不？”她说。“喂，克拉特潘太太吗？你今天可好？”

“他们老是这么说，可不是吗？‘你今天可好？’你还没搞清怎么回事，他们就已经试图把一些你不想要的东西推销给你。”

“他们大概觉得自己是破冰船，”她说，“他们问你一个问题，而你答了，他们的生意就成了一半。”

“那招对我没效。”

“对我也没效，可是你跟电话里面听起来很忧愁的人买过东西吗？”

“上一回我接到电话时，”他说，“就赶紧跳上火车来到白原镇，结果现在我该掉头回家了。”

“对不起，”她说，“我们可以回头重新来过一次吗？有个工作上门，是你平常干的活儿，而且酬劳也没问题。”

“那我猜下一句的开头是‘可是’。”

“可是地点是在纽约。”

“噢。”

“是凑巧，凯勒。纽约人就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有时候他们会希望某个人被干掉。很难相信某些纽约人就跟俄勒冈玫瑰堡或怀俄明州的玛亭格镇一样，对神圣的人命如此铁石心肠、毫不顾念。但眼前就有一个，凯勒，我还能跟你说什么呢？”

“谁晓得，你能跟我说什么？”

“很明显，”她说，“这种事情我以前也碰到过。如果有纽约的差事上门，我不会打电话给你。我会打给其他人，那人就会从外地来解决掉。”

“但这回你把电话打给了我。”

“我平常打电话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做的事情跟我一样，是负责安排的中间人，我碰到自己弄不了的，就会打电话把案子转给他。但这回我没法打电话转给他，因为当初找我的人就是他。”

“那剩下的另一个人呢？”

“那家伙住在西岸，做的工作跟你一样。我想他没有你的才华，凯勒，但他很可靠、很专业。之前我找他做过纽约的工作，另外偶尔碰到你忙别的任务时也会找他。可以说，他是候补。”

“所以你打电话给了他。”

“试了。”

“他不在家？”

“电话号码是空号。”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除非我喊破喉咙，否则他是听不到我讲电话的。我不晓得这还表示什么，凯勒。简单清楚，他的电话是空号。他会不会是为了安全的原因改号？还是搬了家？他可能想过要把新的电话号码给我，但我以前派给他的工作不多，所以我在他的速拨键上头排行可能不会太前面，事实上……”

“怎么？”

“呃，我甚至不确定他有我的电话号码。他一定有过，但如果他搞丢了，那他也不晓得该怎么联络我。”

“总之——”

“不管是他找不到我还是我联络不上他，总之我接到这个工作，然后我想到你。只不过案子在纽约，而你知道那句在吃饭的地方拉屎的俗语。”

“一般不会建议你这么办。”

“的确，”她说，“而且这回我不得不同意这个老掉牙的传统智慧。原来的整个想法就是你来到一个你不认识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认识你的地方，你完成工作就回家。在尸体冷掉之前，你就离开那儿了。”

“不见得。有时候不是马上有飞机。”

“你懂我的意思啦。”

“当然。”

“我很相信事情要分开处理的。”

“就像吃饭和拉屎。”

“就像吃饭和拉屎。纽约是供你居住的地方，因此剩下一整个世界其他地方可以供你干活儿，这还不够吗？”

“当然，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三是水。”他说。

“凯勒……”

“而且北极那一带你能接到多少工作，还有南极洲？不过你说得没错，的确还剩下很多地方。”

“我给那人回电话，说我们不接好了。”

“稍等一会儿。”

“为什么？”

“我大老远跑来，”他说，“索性听听这个案子。只要告诉我，那家伙家大业大，日夜有两个彪形大汉贴身保护，然后我就可以死心回家了。”

“他是艺术家。”

“哪方面的艺术家？故意伤害？勒索？”

“艺术方面的，”她说，“是画画的。”

“还真的咧。”

“他马上有个展览了，在切尔西。”

“听说那一带有很多画廊。就在靠西，河边那一带。他就住在那里吗？”

“答错了，他住威廉斯堡。”

“那是布鲁克林。”

“那又怎么样？”

“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城布。”

“你干吗，凯勒？说服你自己去做这事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事情是这样子的，桃儿，已经有一阵子没活儿可干了。”

“还用你说。”

“而上一回，在路易斯维尔那次……”

“据我所知，并不轻松。”

“回想起来，”他说，“其实进行得蛮顺利的。可是当时好像不是那么顺利。我们拿到钱了，每个人都很快乐，但即使如此，还是留下了一个不好的滋味。”

“所以你想漱漱口？”

“桃儿，合约里面有很多限制条款吗？必须弄得好像是心脏病发作或意外吗？”

她摇摇头。“凶杀案就可以了，要多夸张多吵都行。”

“哦？”

“我刚不说了吗。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反正各种事后反悔的状况都有，但如果你能安排这家伙正中午在梅西百货的橱窗前被砍头，没有人会因此有一点点不高兴。”

“那个艺术家例外。”

“凯勒，”她说，“你没办法取悦每一个人。你说呢？要不要接这案子？”

“那些钱我用得着。”

“嗯，谁不是呢？头款已经在半路上了，因为我先答应才开始找人。不必我说你也知道，我有多恨把到手的钱给退回去。”

“那不是你爱做的事情。”

“我被绑住了，”她说，“我会觉得那已经是我的钱，所以退回去就好像凭空把它给花掉，却没得到任何东西似的。你需要花一两天考虑一下吗？”

他摇头。“我接了。”

“真的？不管是不是布鲁克林，毕竟还是在纽约。他住威廉斯堡，你住第五大道，你从窗口就能看到他家了。”

“其实看不到啦。”

“还不是一样……”

“这对我的意义，不是第一次在纽约办事，桃儿。接这案子跟工作无关，而是个人感受的问题，不过又有什么差别呢？”他在椅子上坐直身子。“我接了，”他说，“现在告诉我那家伙的事情吧。”

“我以前曾画过画，”玛吉·格瑞斯孔说，“现在我做珠宝。”

“我注意到你的耳环。”

“这个？是我的作品。我只佩戴自己的东西，因为这么一来，我就是个走动的橱窗，除非我坐下，那样我就是个坐着的橱窗。”

他们现在坐着，位于第八大道的一家古巴咖啡厅，喝着咖啡加牛奶。

“真怪异，”她说，“因为我喜欢珠宝，不单是我自己做的。我会买其他人做的珠宝，但只能放在抽屉里。”

“你怎么会放弃画画？”

“我在二十九岁时放弃的。”

“我还不知道画画有年龄限制。”

“我二十到二十九岁的时间都用来画一堆郁闷的抽象油画以及跟陌生人睡觉，”她说，“看来我二十几岁的时光延续到我三十四岁生日，那天我离开某个家伙的床，吐在他床上，设法不看他也不看镜子离开现场。我忽然想到我已经比耶稣基督还老，是到了告别二十来岁长大的时候了。我看着自己的画，心想，耶稣啊，画的什么狗屎。根本不会有人想买的，甚至不会有人会愿意来看，除非那个人精虫冲脑了。色鬼会不顾一切而假装自己是个热心的人。但除此之外，大半的人都会说我的作品很有趣而已。对了，告诉你一个小诀窍，绝对不要告诉任何艺术家说他的作品很有趣。”

“遵命。”

“或者不一样。‘你喜欢这部电影吗？’‘很不一样。’我的妈这啥意思？跟什么不一样？”她搅搅咖啡，汤匙就留在杯里。“我不知道自己的画是否不一样，”她说，“不管‘不一样’是什么意思。但那些画并不有趣，对我或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甚至看起来也不美。我本来想把那些画给烧了，但这好像太戏剧化了。所以我就把它们堆在人行道，然后就有人来运走了。”

“听起来好哀伤。”

“不过呢，感觉上解脱了。当时我心想，我喜欢什么？然后我想到——珠宝，然后我去上了个课。我从一开始就展露天分。这对耳环很漂亮，不是吗？”

“的确很漂亮。”

“把珠宝做得漂亮是好事，”她说，“我画画时必须努力别画得漂亮，因为漂亮的艺术轻而易举，只有装饰性效果，最后进不了博物馆。所以我使尽力去扭曲各种图案，好让任何人都没法从中获得愉悦，画出一堆我做噩梦都想不到的画。现在我做戒指、手镯、项链和耳环，故意把它们做得很有吸引力，大家会来买我的作品，戴在身上，而且很开心。脱离二十九岁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你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这个嘛，我还是住在市中心，”她说，“而且我还是穿黑衣服。但我不再沉溺于自己的愚蠢之中，也不会损伤自己的耳朵听嘈杂的音乐……”

“或者和陌生人上床？”

“看情况，”她说，“你有多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