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日出前我回家上了床,快正午时我起床冲澡刮胡子。TJ这一夜过来恢复得很好,已经坐在电视机前了,身着海军蓝丝光斜纹裤和淡蓝色丁尼布衬衫。他跟埃莱娜说,他房里有干净衣服可换,但埃莱娜坚持跑了一趟GAP帮他买来一身衣服。“说她不想侵犯我的私人空间。”TJ说,眼睛的溜溜转着。
我立刻切入重点,让他再看一次那个人。我想该称他为帕迪二世,不管他实际上叫什么名字,我真希望这会儿有条电脑捷径可以证实这个说法对不对。
“港家兄弟大概就弄得到,”他说,“如果我们知道这两个小子在哪儿,而且如果他们仍在四处当他妈的黑客,还有如果你要的记录进了电脑系统的话。”
“这是纽约市政府的记录,”我说,“而且已超过三十年了。”
“但也得他们当件事情来做,也得找人坐下来把档案给一个字一个字地敲进去。要像个宇宙拯救者一样,你得把整个档案柜放到一张软盘里去。”
“听起来好像不该寄予厚望,”我说,“但如果人口动态统计在电脑里建立了所有的老档案,那我其实不用费事去侵入他们的系统,有个容易的路可走。”
“贿赂?”
“如果你要做个好探子,”我说,“我建议你得这么想,你先和善地对待别人,然后人家也会用更大的善意回报你。”
我找到的工作人员是个母爱型的女性,叫埃莉诺·霍瓦特。她开始就笑脸相迎,在我递给她两张钞票之后,就笑得更加热情了。只要我想查询的这份记录在电脑里有存档,那她不费什么工夫就能找到。这一点TJ跟我解释过了,她要做的只是进入到正确的资料库,然后找到字母F这一部分,就可以看到档案里所有以法雷利为姓氏的人。
“我们所有的新记录全输入电脑了,”她跟我说,“老的则一点一点补上去,但进展缓慢。事实上,我应该说并没有真正当回事在做,从上回预算被砍掉后就停了。恐怕我们这里不算是排名在前的优先行政区,而对我们来说,这些老记录又不是我们优先考虑的部分。”
这话意味着此事恐怕得用老式的方法来做,因此不管我是多么善良和讨人喜欢,霍瓦特太太也得投入更多的时间。我给她的钱让我得以安坐在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里头有她提供给我的整个纽约市的人口出生登记档案,从一九五七年一月到现在。我不相信他会超过四十岁,这个印象不是来自我匆匆扫过他的那一眼,也不是因为我觉得帕迪被割下人头时他已超过七岁这事不可思议,而是根据我对为人父亲的理解。如果当时孩子超过七岁,那他一定会对这样的父亲产生足够的冷淡或痛恶之心,更可能两者兼具,这很早就会浇灭他为父复仇的激情。
这种想法让我决定了开始的日期,我先决定依此一路搏斗到一九六五年六月三十为止。宰掉帕迪·法雷利,按米克的记忆是那年夏天的事,最迟应该不会超过九月底,而就我所知,这位亲爱的小男孩当然有可能是在那节骨眼里怀上的。尽管这不合常理,但有时偏偏事情就是这样的。
这是件细活,如果你不耐烦,便会错过你所找寻的目标。档案是按时间顺序排的,而且没其他方式的分类或索引,我每个都得看,先找上面的婴儿姓名,再找下半边父亲的名字,两处都得看看有没有法雷利这个字。
我想,我多少有些走运,因为起码这不是个很普通的姓氏,要是个常见的父亲,比如说罗伯特·史密斯或威廉·威尔逊,那我可就有的找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要找的是史密斯或威尔逊,那至少我会不断产生快找到了或很接近了的错觉,我一直没看到任何一个法雷利,不管是父亲还是孩子,这让我怀疑自己到底在瞎忙些什么。
这是个不用动脑子的体力活儿,任何一个先天智力不足的人都能做得和我一样好,或甚至更好。我的心思总忍不住地飞走,这很容易造成某种心智上的盲点,看不到你两眼紧紧紧盯着的东西。
有个发现真让我吓了一跳,看这片茫茫的姓名之海时,居然会有相当比例的孩子不是姓氏和父亲不同,就是父亲一栏完全空白。我想着这些妈妈决定让这一栏空着是什么意思,是她嫌恶这名字不肯写呢?还是她根本不知道该选哪个名字?
就在我快要崩溃时,亲爱的霍瓦特太太推门进来,端着一杯咖啡和一小碟花生奶油饼干,以及接下去的档案。她在我谢字刚要说出口时就又轻轻地出门而去,我喝了咖啡,吃了饼干,一小时之后找到了我苦苦寻求的东西。
小孩的名字叫加里·艾伦·道林,生于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七日凌晨四时十分,母亲伊丽莎白·安·道林,住址是布朗克斯区瓦伦丁大道一一〇四号。
父亲的名字是帕特里克·法雷利,没有中间名,不是他本来就没有,就是她根本不知道。
在神话或童话故事里,只要解破了对手的名字,就会得到可支配的力量,不信你看看胡贝斯提斯金的故事。
因此,我在笔记本中夹着加里·艾伦·道林的出生证明的复印件走在街上时,便觉得自己有了某种无敌的气势,但其实我所有的只是寻宝之旅的第一条线索而已,是比刚开始强多了,但离目的地还有一条漫漫长路。
我在离市政大楼两个街区远的一处报摊买了一份布朗克斯地图,找了个午餐吧边喝咖啡边研究。心里想着能再吃那种花生奶油饼干配咖啡。我找到了瓦伦丁大道,在福特汉姆路段以西,离班布里奇大道不远。
我想我大概可以省去一小段奔波了,想到这里我花了一枚两毛五的硬币打电话给安迪·巴克利。是他母亲接的电话,说他不在,我谢了她,没留名字便把电话给挂了。然后我愣了一两分钟,因为这意味着我得乘好长一段地铁,而且现在正逢高峰时间。但如果安迪在家呢?那我可以请他就近跑一趟瓦伦丁大道,花几分钟就能证实我按理已可确认的事——比如,伊丽莎白·安·道林已经不住那里了,就算她当年真的住过,还有她那找麻烦的宝贝儿子也一样。但他不会问我想问的问题,不会四处敲门找个记忆力好又管不住舌头的人。
房子依然挺立如昔,如果说我觉得它还是当年那幢的话。这不属于六十到七十年代布朗克斯区被烧掉的那部分,也不属于拆除重建的那部分。瓦伦丁大道一一〇四号是一幢窄窄的六层公寓房,每层各分割成四家。信箱上的姓名几乎都是爱尔兰人的,还有几个西班牙人的拉丁名字,我没找到道林或法雷利,如果真找到了才让人吃惊呢。
底层的其中一间住着管理人凯里太太,她留着铁灰色的短发,干净精神的蓝眼睛。我可以从中读到很多信息,但绝没有合作。
“我不想用别的话来客套,”我说,“所以开门见山自我介绍。我是个私家侦探,我和任何保险公司都没关系,而且也不怎么尊敬他们,我对你们这里唯一有兴趣的住户是三十几年前住过的一位。”
“那在我之前了,”她说,“但比我早不了多少。你说得对,保险公司的确是我第一个想法,我和你一样实在不怎么喜欢他们,而且我敢保证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你要问的人是谁?”
“伊丽莎白·安·道林。她也可能用法雷利这个姓。”
“贝蒂·安·道林,我来时她还住这里,她和她的儿子,但你别问我那孩子叫什么名字。”
“加里。”我说。
“是吗?我印象中好像不叫这个,但我为什么得去弄清楚这些我不记得的事呢?”
“你记得他们何时搬走的吗?”
“一下想不起来。我是一九六八年春天到这儿来的,天哪,都快三十年了。”
我随口回应了一些诸如真不知道时间是怎么消逝之类的话。不管它怎么消逝,她说,那都是从你整个生命中流出去的。
“但我生了个女儿,”她说,“我的乔死后是我一个人带大的,我弄到这间公寓,还外带管理这幢楼的工作,而且我还有保险金。我女儿现在有自己的漂亮房子,在扬克斯,她嫁的那个男人很会赚钱,虽然我非常不喜欢他对待我女儿的态度,但这不关我的事,”她控制住自己,看着我,“也不关你的事,对不对?哦,进来吧,你可能愿意来一杯茶。”
她的公寓房间非常干净明朗,但窄得像一根针似的,这倒是一点也不意外。喝着茶,她说:“她也是个寡妇,这是她说的。我忍着没说,但我知道她根本没结婚,这是你能一眼看出来的事情。她也有一堆关于她丈夫的各种幻想故事,比如他是中情局的工作人员,因为去达拉斯查清当年的事情真相而不幸殉职等等,你知道,那时肯尼迪遇刺。”
“是的。”
“她那孩子耳朵里装满了诸如此类的爸爸的故事。你是想知道她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对吧?这很重要吗?”
“可能很重要。”
“她搬走后由赖尔登斯一家接着住。不,等等,不是他们。先是个老头儿搬进来,而且死在里面,可怜的老家伙,你应该一猜就能猜到是谁运气好发现了尸体。”她闭起眼睛跌入回忆之中,“真可怕,就这样孤零零地死了,但这也是我的结局不是吗?除非我活得够长,能重新找到个家再死,上帝知道,我不会那样的。赖尔登斯先生现在还住楼上,他太太三年前的一月过世了,但他不可能见过贝蒂·安。”
“赖尔登斯先生是什么时候住进来的?”
“这样你起码知道她当时已经搬走了,对不对?”她想了想,忽然用吓我一跳的大声音说,“直接问他吧。”起身走向电话。她从一本皮面的本子里找出电话号码,拨通,不耐烦地瞪着天花板等人接电话,然后大声而且吐字夸张地说话。
“对这个可怜的老家伙,你得扯开喉咙叫,”她说,“但他用电话比面对面听得清楚。他说他和他太太是一九七三年搬来的。这样我们再来看那个死在这里的老先生,他姓麦克梅纳明,这是爱尔兰北边多尼加那儿的古老姓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麦克梅纳明先生可能在这儿住了有一年,但绝对不超过两年。他们两家前后有一小段空当,但不太长,这里的公寓从来不会空太久,这样算起来,我猜你那位贝蒂·安小姐和他儿子应该是一九七一年离开的,意思是我和她共住在这里有三年之久,我敢说这相差不会远的。”
“我想,这对我也就够了。”
“这你也一定猜得到,看她和她孩子离开的背影,并不会让我难过。”
“你知道她为什么搬走吗?”
“她不说,我也没问。我猜大概跟哪个男人走了吧,肯定是另一位中情局探员。她也没留新家的地址给我,就算有我也老早弄丢了。”我问她这大楼里可有当年的住户还没走的。“珍妮特·希金斯,”她脱口而出,“楼上4-C。但我很怀疑你能从她那里问出什么,她连自己名字都快弄不清了。”
她说得对,我从珍妮特·希金斯那儿什么也问不到,其他公寓房间和对街都一样。我当然可以再多敲两个门,但门后面不会有贝蒂·安·道林和她儿子。于是我决定放弃,干脆回家。
到家时,弗勒里希医生已来过又走了,给TJ换过包扎,并说他可以动身去旅行了。他让TJ尽可能把腿抬高一点。“但走路时千万不要,”他说,“因为那样你会很疼,而且看起来很傻,所以说正确答案你知道了对不对?让你的脚好好休息,给它时间修理好自己。”
埃莱娜又弄来一根拐杖,TJ撑着两根拐杖可以到街对面的旅馆去。我陪着他,他打开电脑,检查他的电子信箱时,我就坐在扶手椅上参观。在养伤这段期间,他累积了成打的信件。其中绝大多数是垃圾,他说,不是要卖些黄色照片,就是要引诱你加入什么大发财大彩金之类的金钱冒险游戏。但TJ现在的通信对象已可以说是遍及全球,他有六个不同国家的电子笔友随时互相交换笑话和消息。
他没花多少时间便重新进入状态了。我告诉他有关加里·道林和他妈妈的事。我所找到的最近的住址是整整二十五年前的,他们也可能在名字最后头冠上法雷利这个姓。
“是F-A-P-L-E-Y吗?”我摇摇头,把正确的拼给他,他做个鬼脸,“去掉一个Y,就成了Farrell,和barrel(桶子)一个韵;加回一个Y,就又是法雷利,和Charlie一个韵。这没什么道理吧。”
“没太多事情是有道理的。”
“如果她登记了电话,我就能找到她。只要一会儿。你看,来了,这就是个网站,有整个美国全部的登记电话,你觉得会在纽约吗?”
“我想总是得先试这里。”
雪城有一个伊丽莎白·道林,另外还有一些E·道林的,其中一个在布朗克斯。布朗克斯这个实在是太简单太明显了,让人不敢相信。果然,打电话询问后,那个E代表的是爱德华。他从没听过什么伊丽莎白或贝蒂·道林,而且声音听起来好像并不怎么喜欢我打这个电话。
下一个我们试新泽西的,接着康涅狄格,然后直接跳到加州和佛罗里达,因为这两个州是一般人比较可能搬去的地方。我对于自己负责的工作十分熟练,拨了TJ印出来单子上的电话号码,说:“你好,我们想找一位伊丽莎白·道林,一九六〇年代曾住在布朗克斯的瓦伦丁大道。”只要说一句、最多两句话,就知道对方帮不上忙,我便立刻挂掉,再试下一个号码。
“我们的电话不用花钱真是太酷了,”TJ说,“否则我们就得花一大把钞票。”
他那边的速度遥遥领先——电脑找姓道林的比我拨电话要快多了——这让他可以爬上床去抬抬他的脚。在我两个电话的空当,他说:“老实告诉你,今天下午我打了个电话给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是哪个女孩?”
“天杀帮的小宝贝,记得吗?黑人爸爸和越南妈妈那个啊。她说她正纳闷我怎么没跟她联络。”
“所以你就告诉她你挨了一枪。”
“告诉她我感冒了。吃维生素,她说。是,夫人,我说,那你有没有找到关于那个月亮脸家伙的什么消息呢?只找到他在街上用的绰号。大哥,你要不要猜一猜呢?”
“月亮。”我说。
“月亮,古在阿提加监狱的朋友,大家知道的就只有这么一点。我说谢谢了,等你那些痘子消了,记得打个电话给我。”
“你不会真这么说吧。”
“当然不会,”他抬起头来,看着我,“你打电话一定打烦了,是不是?找点其他事做吧,电话交给我来打,我一边打还可以一边抬高我这条该死的腿。”
我从旅馆出来,朝住宅区走去,从霍瓦特太太那几块好心的花生奶油饼干之后,我就再没吃任何东西了。我停在一家中餐馆门前,这是在百老汇上,林肯中心后面一到两个街区。从十天前我和吉姆最后的晚餐以来,我就再也没办法吃中国菜了。我再不可能和吉姆一块儿用餐了,可能我也再没有吃中餐的心情了。
哦,让它过去吧。一个声音说道,那是吉姆的声音,但这不是什么灵异体验,仅仅是我的想象,想象他会给我什么样的回答和谏言。当然,他说得对,不是食物,不是餐厅,只是那家伙带了一把枪走进来,而他再也不可能这样了。
但我仍然不可能吃着中餐而不想到吉姆,我吃了酸辣汤和椰菜牛肉,我想起他告诉我,一定要在死前再吃一次素鳝糊那个情景。
食物还不错,不是特别好,但也不难吃。我灌下了一整壶茶,然后吃了几块橙子,最后掰开幸运饼。
“你正行走在你的幸运之旅上。”幸运签上这么说。我结了账,留了小费,重新开始我剩下的普根酒吧之旅。
“打你那家伙是唐尼·斯卡佐,”丹尼男孩说,“我正想着这次要一无所获了,马修,但立刻有个看了画像的家伙跳了出来,说他认识这个人。斯卡佐是布鲁克林小孩,而且我猜他这辈子没过桥出布鲁克林多少次,但跟我说的这个人成长在贝森赫斯特,离斯卡佐家很近,而且我想,他们是被同一所文法学校给赶出来的。”
“我希望这发生在他们学会文法句型之后。”
“他们现在还教这个吗?我还记得我八年级的老师站在黑板前画着线,把句子给拆开,再重新组合起来,这样,一个附属子句就没了,改由一个介词什么的来撑住整个句子,你们在学校学过这个吗?”
“学过,但我永远不懂那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我也不懂,但我敢打赌现在他们再不这样教学生了,这也算又一样失传的技艺,对唐尼来说,这其实是一门很有用的学问,因为他才刚从监狱里给放出来,他的刑期是五到十年,那他一定有空好好温习他的老文法了。这家伙现在一肚子火无处发泄,因此我猜你一定不是唯一一个挨他拳头的人。”
“你该不会正巧知道他在哪里服刑吧?”
“给你一个暗示,往北,但不是丹尼摩拉监狱,不是绿色天堂监狱,猜猜是哪里?”
“阿提加?”
“答对了,阿提加。”
我回到家,打电话给TJ。“阿提加,”他说,“我们名单上有不少这个地方的电话,但太晚了,不好打。”
“光打电话可能不行,”我说,“我想我得跑一趟,找人问问谈谈。”
“阿提加,”他又重复一次,让这个字在他舌头上打转,好像又想找一个跟它同韵的字,“好吧,你怎么知道的?”
“全世界最简单的事,”我说,“只要找家酒吧,走进去。”
米克打电话过来,想知道我这边有没有汤姆·希尼的消息,他怎么都联络不到汤姆。我说我没有,但每个打电话给我的人都得先面对应答机,汤姆这个人,我指出,连和真人他都不怎么说话。我也跟米克说我查出来的事——关于月亮的、唐尼·斯卡佐的,以及,加里·艾伦·道林的。
那晚我早早上床,次日早上九点我已经到达菲莉斯·宾厄姆的旅行社。菲莉斯坐在办公桌后面,我跟她说我得马上去一趟水牛城。她对着电脑查询时问我,埃莱娜这次的采购之旅是否顺利。当然了,她是看到了埃莱娜店里窗户上挂的那个牌子,就在旅行社朝北走没几步路。但我一下子没明白她在说什么,只含糊地随口说还不错。她讲,十点纽瓦克机场大陆航空的班机,她可以把我弄上去,但这样我可能就没法回家收拾行李。我说,没有行李。她于是帮我订了机位,并预订今天下午三点半的班机回程,如果没赶上,两小时之后还有一班。
“我猜你不是去看瀑布的。”她说。
出了旅行社,我立刻叫了出租车,我甚至没央求司机加快速度赶去纽瓦克机场,他就开开心心地加快了速度。于是我顺利登机,还提前了几分钟,又过了一小时,我就在水牛城着陆了。我租了辆车开去阿提加,但莫名其妙又让我花了一个小时,原因是我转错了一个弯,多跑了一段冤枉路。我近中午时进入阿提加,两个小时后出来,这两个小时我二话不说直奔加里·艾伦·道林,把其他什么古、月亮和唐尼等人先放在一边。回头赶回水牛城机场,这次只花了四十分钟,因此我有充裕的时间先去还了车,吃了顿饭,才安安心心地乘飞机回纽约。
纽瓦克机场外面有很长一排等出租车的人,因此我决定省几个钱,先乘大巴到宾州车站,再转地铁回家。我进门时,埃莱娜说:“你说你会赶回家吃晚饭,我不信,但可能你还是没法待在家里吃饭了。”
乔治·威斯特这回亲自上门,她告诉我,但她只回答我不在,拒绝放他进来;他不死心又带了个伙伴和一张搜查令,但她先联络了雷·格鲁利奥。威斯特再次现身时,格鲁利奥先一步赶到陪她等着,这回她放他们进门,威斯特搜了半天证实我的确不在,和格鲁利奥两人一阵恶言相向后离去。
“他们在找一把枪,”她说,“我知道你不会带枪弄得机场的金属侦测器哇哇作响,我找遍全屋子才发现在你放袜子的抽屉里,我把枪带到地下室,锁进我们的杂物箱里,等他们走了,我才又下楼去拿回来,还有肩带。所以现在仍放你的袜子抽屉里。”
“那不是同一把枪,”我说,“还有一把很小的,一定还在我的外套口袋里,就是我那晚上穿的那件。”
我看了看衣橱,果然还在那里,这回我放进我身上的外套口袋,又从袜子抽屉拿出大枪和肩带佩上。这一整天我都有种莫名的脆弱感,没带家伙四处走着。更莫名其妙的是,带枪也不过才一星期不到就这样,过去我一直是赤手空拳的。
她说搜查证上的罪名是妨碍公务,雷说这是狗屁,只意味着威斯特有个听话的法官罢了。他准备反击,正式要求取消,或诸如此类的。
我说我打电话给他,才向电话跨出一步,埃莱娜伸手拉住我的胳膊。“先别打电话,”她说,“有个留言你得听一下。”
我们进房间,她按开应答机,留言的声音我没听过,他说:“斯卡德吗?我跟你无冤无仇,你立刻退出此事,包管你无病无伤。”
她又重放一遍,我仔细听着。“这个电话差不多在六点半左右,”她说,“接到之后,我就把话机拿起来了。”
“不让他再打进来。”
“不,是因为这样你可以打回去,只要按星号六九——”
“那就可以回拨最后一个来电的号码,你想确保他是最后一个电话。”
我拿起话机,按了断线的按钮,再按*69,足足响了十二声,我放弃了,挂断电话。
“妈的。”她说。
我按了重拨键,又让它响十二次。“响得脑浆都被震出来了,”我说,“现在问题在于怎么找出这部电话的地点。”
“这很难吗?不是所有的电话都会自动记录吗?”
“只有接过的电话才会。”
“那可不可以从我们接的电话来追?我们的应答机接了啊?”
“那样的话要有个好朋友在电话公司做事,我们才能弄到这个资料。港家兄弟那次帮我的便类似于这个,但我没他们那种本事,更何况现在电话公司的电脑比当时还难侵入,而且就算找到了,你知道结果会如何吗?”
“会如何?”
“他们打的会是公共电话,这对我们有什么用?”
“真扫兴,”她说,“我还以为我很机灵呢。”
“你处理得很好,只是追下去是死路一条而已,但事情仍然有可能性,我们稍后再想办法。”
“那要把话筒一直拿起来吗?”
“不用,只要我们先不打出去就行了,这样你随时按重拨键都会重新连接到这个号码。但如果你真要用电话,那就打吧,别担心这些,因为我对使用这条途径追到他们并不抱厚望。”
“讨厌,”她又打开应答机,再听一遍留言。“你知道吗?”她说,“他骗人。”
“我知道。”
“他要你别再追下去,这是个好信息,不是吗?表示你很接近了;他只是要你放松戒备。但他还是想杀你。”
“聪明。”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