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家跟出来时一样，使用了地下室货物进出门。应答机里面有两则留言，一是雷·格鲁利奥，说他和马克·罗森斯坦打过招呼了，如今我已算正式从事罗森斯坦某客户的委托调查工作，这个某客户全名正是迈克尔·法兰西斯·巴卢。另一则是《每日新闻》的丹尼斯·哈米尔，他想写一篇哀悼一个辉煌酒吧的文章，希望我说两句他可以引用的话。我回了话，告诉他葛洛根还没死，它只是睡着了而已。

我打电话给另一个雷，雷·加林德斯。先打到他办公室，没找到，接着又打到家里。是他老婆比齐接的电话，她先问候了埃莱娜，我也问候了他们的孩子，然后她才说：“我想你是找我家老板的。”我等了会儿，雷接了电话。

“我需要你的专业服务，”我说，“但必须是私下的，不能留下正式记录。”

“没问题，我跟谁工作？”

“就是我，两天前我见过一个家伙，我希望我有一张他的画像。”

“那太好了，”他说，“跟你工作事情就简单了，有些人就是急着要讨好你，‘对对，漂亮，这真是太像他了’——什么都好，除了不像，但他们不希望你受伤害。你打算什么时候进行？我看就今晚吧，今晚我们约了陪比齐的妹妹去相亲，你就说这事紧急，让我取消这个约会吧。”

“这事没这么紧急。”

“听你这么说真是太遗憾了，那明天吧？这几天我都在布什威克。”

“我知道，我先打电话到那边的。”

“是啊，正常来说我应该在上班才对，但今天我请了假，大孩子今天有足球比赛，我得去捧场，我告诉你，看他踢球，我想他只能像他老子一样当个艺术家了。”

“哦，那可真是糟糕。”

“我猜，明天你希望我去你那儿吧？我四点下班，我们分局就在地铁站旁边，我五点钟之前一定可以到。”

“如果是我过去更方便一些。”

“真的吗？因为对我来说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让我省了一趟地铁的时间和金钱。你真的愿意过来吗？这样我会有更充裕的时间。”

“但这样可能不够隐秘吧。”

“是的，你说这事不能正式列入记录，所以到我分局那边可能不太好。对了，昨晚你们那一带好像出了大事。”

“很大的事，”我回答，“这样，如果我去你家里会不会太打扰了？你说你四点下班，那么五点如何？这个时间和地点可以吗？”

“很好，我知道比齐看到你来一定很开心，其实你为什么不把埃莱娜一起带来？我这阵子又完成了一些作品，也很想有机会让她看看。你们就五点钟来，留下来在我家吃个晚饭。”

“我想还是我一个人去吧，”我说，“而且因为时间关系，我大概不能留下来吃饭。”

我打电话到西北旅馆找TJ。但电话没人接，我只好呼他。他回电时我正在看电视，应答机接听并告诉他在听到信号声之后留言时，我把电视声音给关了。“我知道你在，”TJ说，“因为你刚刚才呼我，所以——”

“所以你一定是个侦探，”我说，“才可能如此正确地推理，你在哪里？”

“你也是个侦探啊，你说呢？”

他一定把话筒从耳边拿开对着四周的声音，因为背景里声音的音量陡然升高。“奥哈里机场。”我说。

“晨星餐厅。”

“行了，我猜得也差不多。”

“我之所以没第一时间回，是因为我得等前一位女士用完电话。她足足让我等了一分钟。她很诡异，把硬币丢进去，拨了号码后什么话也不说，只把电话放在耳朵边呆呆站着，我很想告诉她，如果没人在家当然不会有人接了，你到底要让它响几声才甘心？”

“她是听她电话应答机的留言。”

“是，嗯，我早猜到是这样，但还是足足让我等了一分钟，我正忙着四下打听，想着也许街上可以打探到一些消息。可听来听去，他们说的都是电视报道里那些东西，你后来又去过葛洛根吗？”

“没有。”

“告诉你，不必浪费时间，那里没东西可看了，跟电视里的没两样。反正都用合板封上了，而且合板外面还用那种黄色的绳子圈起来，挂个牌子要闲人勿近。”

“这可能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对我来说不坏。总之那边没什么值得看第二眼的，我只问了几个问题，我特意穿了件有扣子的衬衫，带了个那种有夹子的记事板，所以他们以为我有权在那里问东问西。”

“从现在开始，”我说，“也许你该彻底改变方法，通过电子设备来询问这类问题。”

“你是说用电脑吗？不，有些东西还是得用老方法才行，你得走街串巷地问，才能得到街头巷尾的回答。”

“我自己也问了几个咖啡馆式的问题，”我说，“葛洛根那个开枪的是天杀帮出来的越南人，他曾因抢劫和胁迫罪被判刑，名字的开头是NG。”

“如果说NG代表的不是‘不良’(No Good)，那应该就是个姓阮的。”

“可能，”我说，“也可能有其他解释。我不知道NG到底是他的姓还是名，我也不敢百分之百肯定是NG开头。”

“你不知道的还挺多的。”

“而且好像一天比一天多。”

“说起姓还是名，亚洲人的姓名可真容易把人搞糊涂，像他们有时会把姓放在前头，比方毛泽东，毛就是他的姓。如果你用名字在前姓氏在后的方式喊他，当然这要是他还活着是不太可能的，你会变成喊他‘毛’。”

“有意思。”

“但也许越南人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说，这两个字母是我们知道的全部了，可能是姓也可能是名。”

“通过小小的社交工程学，我们也许就把缺少的部分给找出来了。”

“可能。”

“我们只要清楚他蹲哪家监狱，或谁是他的室友……”

“用书桌上的那一套家伙可不容易做到啊，”他说，“监狱或政府部门的这类玩意儿都有安全防卫系统，很难潜进去，而且肯定会留点小尾巴，他们会反追踪，找到是谁干的。你刚才说他曾是天杀帮的，是吗？”

“是的。”

“那就是说我该去换件衣服了，大哥。现在这身蓝色有扣子的，对我要去的地方来说，太古板也太不相称了。”

“小心点。”

“那还用说，”他说，“那个家伙是这么说的，不是吗？”

“那个家伙是哪个家伙？”

“有个家伙，住在树林子里，不缴税的。你一定知道我说的这个人，他说如果做好一件工作，你得先穿对衣服。”

“梭罗。”

“没错，就是他，我会穿更下层一点，而不是更高档，但其实这两种最后效果会一模一样。”

我说：“你知道，这可不是打电子游戏，坏人打的可是真子弹。”

“你是说就算再丢个硬币进去，玩的人也不能活过来重打，是不是这意思？”

“我答应过埃莱娜，不会让你有生命危险的。”

“真的？你这样答应她？”

“这有什么好笑？”

“好家伙，真有她的，”他说，“她要我答应她，绝不可让你出什么意外，这下看看我们两个该如何相互实现诺言了。”

我们在家吃晚饭，埃莱娜做了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的加了蘑菇和豆腐的酸乳酪肉条，配一大盆绿色沙拉。餐后，我去另一个房间打电话给贝弗莉·费伯。两小时之前我打过，但电话占线，我如释重负地挂上了。这回她接了，我勉强打完这个电话，算是通过考验了。我回到厨房跟埃莱娜说我打过了，不过这时我已经差不多把刚才的谈话内容全忘干净了，包括她讲的以及我讲的。只记得有个只供亲友参加的私人丧礼，还有两星期之后会有追思星期。

“如今，他已居于和平之地了。”埃莱娜说。

“他一直居于和平之地，”我说，“他是个极其和平的人。他的生活境遇让他始终快乐不起来。按说这很容易让一个人多少变得麻木甚至迟钝，但他还是能让生活继续。你之前说得很对，她可真不是个容易让人喜欢的女人，我们的贝弗莉。”

“我想她爱他。”

“他也爱她，他们两人一直相处得并不融洽，但他们总有办法过下去。我想去参加聚会。”

我穿上一件运动外套，那是埃莱娜帮我选的哈里斯苏格兰呢外套，两边肘部加了强化补丁，早知道我先前就该穿这件，它比我原先的运动上衣适合佩戴肩带。

“比你那件防风外套厚重一些，”她说，为我理理袖子，“但这一件不用把拉链拉到顶，你这样够暖和吗？”

“很好。”

“带把伞，现在是还没下雨，但再晚一点一定会的。”

我张嘴想拒绝，但又闭上了，乖乖地拿了伞。“我可能会晚一点回来。”我说。

“我不会等门的。”她说，“但随时打电话回来，我会让应答机接听，所以别挂得太快，给我点时间拿话筒。”

“会的。”

她捏捏我的胳膊。“还有，如果你胆敢死在外头的话，就试试看。”她说。

我们这一组每周定期在圣保罗教堂聚会，这样一组人就像个家庭，我想的时候就去那里，但我实在没办法这么快去面对这么多有关吉姆的回忆，并应付所有关于吉姆到底出了什么事的询问。如果说是在一座小城里，那事情就棘手了；但我住的是纽约，这里每天少说有十几个不同的聚会可以挑选。

我到哥伦布圆环乘地铁，在九十六街和百老汇交会口下车，这个聚会地点在教堂地下室——绝大部分都是这样——我早到了几分钟，有时间为自己倒杯咖啡，这里我一个人也不认识，让我松了口气。我想参加聚会，但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八点整主席宣布聚会开始，他找人念了开场白，然后介绍今晚的主讲人，这是一位女性，看来像那种有两个孩子和一条黄金犬、住近郊住宅的年轻的中上阶层太太。她讲了个伤痛的故事，主要是嗑药，但也掺杂了不少酒在里面，包括在哈莱姆区因喝酒欠账而在尖刀威胁之下遭到强奸以抵债，在字母城的魔窟里为了打快克而卖淫。如今她清醒了整整两年了，她也找回了原有的生活。她染上了艾滋，T细胞的数量也明显不足，但目前为止并没进一步的症状出现，而且她心里充满希望。

“至少，”她说，“我拥有今天。”

中间休息时我放了一块钱在篮子里，并加了一杯咖啡和一片燕麦饼干。他们趁这个时间宣布了一些事——包括六星期后的年度晚宴舞会，往后聚会的一批主讲人名单，以及一位住院成员的感谢函等等。然后聚会下半场开始，每个人轮流发言。

如果我早知道会有轮流发言这一环节，我可能就去别的聚会了。越要轮到我发言时，我的神经越紧张。我想，我很清楚自己应该讲些话，但我也很清楚我什么都不想说。

“我叫马修，”我说，“我是个酒鬼，谢谢大家让我听这么多有意思的话，这对我是很有力的支撑，但今晚我只想听。”

聆听者马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