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立刻就睡着了，而且感觉刚睡着就睁开了眼，却发现已经过中午十二点了。这些年来我从没这样惊醒过，这不像是睡醒，而像从昏厥中忽然清醒过来。

我冲了澡刮完脸，埃莱娜就端来一杯咖啡，跟我说一早上电话响个不停。“我都让应答机应付了，”她说，“有一堆人急着想知道吉姆到底出了什么事，还有一堆人急着想告诉你吉姆的噩耗。当然，也有不是谈吉姆而是谈其他人的。打来的我多半不认识，但有几个是知道的，像乔·德金，还有另外一个警察，昨晚那个。”

“乔治·威斯特？”

“就是他，打来两次，第二次打来我都怀疑他能看到我，‘如果你现在在电话旁，麻烦你接一下。’口气可真坚决，完全像父母亲在劝诫孩子，一副他妈的非要你接电话不可的样子，当然了，我理都没理。”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连找我的电话都没接，是莫妮卡打来的，我实在没心情听她扯她最近这个有家室的男朋友。我接的唯一的一个，是TJ打来的，他看了新闻报道，想确定你是不是安然无恙，我跟他说你安全在家，还跟他说今天不开店。事实上，我是让他在窗子上挂块牌子。”

“‘外出采购新货，本月暂停营业。’”

“我还打了电话给贝弗莉·费伯，你能想象得出我是多害怕打这个电话，但我觉得非打不可。她听上去还算镇静，也可能还没从惊吓中回过神来或者是睡眠不足。警方一直盯着她，一连问了好几个小时，警方的谈话给她的感觉，或者说她下意识里希望是这种感觉，吉姆这件案子极可能是误杀。”

“嗯，肯定是误杀。”

“现在，她似乎把这事当成是命运的捉弄，你还记得当年那个女演员不小心让东西掉出窗外的意外事件吧？我记得是个花盆。”

“上帝，那是很久以前，事情发生时我还在当警察。确切地说，我还在布鲁克林，还没调到第六大道去，真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那个花盆好像从十六层楼上掉下来，当场砸死一个吃完晚餐散步回家的家伙，是这样的吧？”

“差不多，当时争论的焦点在于那个花盆是怎么掉下去的，当然不是说她有意瞄准那个倒霉家伙的脑袋砸，而是想弄清楚，花盆真的是无意中掉落的，还是说她拿起来朝谁扔过去的？”

“那人一个躲闪，花盆就飞出了窗子？”

“可能是吧，反正不管真相如何，这真他妈的太久了，你不提我都忘了。”

“是吗，但贝弗莉可记得清清楚楚，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她可怜的吉姆就像那个被花盆砸中的男人，老老实实做自己的事过自己的生活，忽然上帝的手指头伸了下来，把他像只虫子般地按死了。”她做了个鬼脸。“你也知道，”她说，“我一直不太喜欢贝弗莉，但我真的很同情她，我和她通电话时真的很想喜欢她。”

“我明白你的意思。”

“她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女人，我想是因为她讲话的腔调，听起来像无止无休的牢骚抱怨一样。对了，你饿吗？”

“饿坏了。”

“谢天谢地，我还担心我得把你绑起来强迫喂食呢，你去听听你的电话留言，我正好给你弄东西吃。”

我听了留言，记下了姓名和电话号码，但我并没打算回任何电话，特别是警方打来的那两个。威斯特的第二次留言和埃莱娜描述的一样，而且我听完之后的感受也和她颇为接近。至于乔·德金的，留话时间在我醒来前半个小时，听起来紧张激动，让我提不起劲回他。

我洗掉这些留言——其实不应该说洗掉，这是数字式的，并没有带子可清洗。我走进厨房，把埃莱娜摆在我面前的所有东西一扫而光。这时，电话铃又响了，我仍让应答机对付，但对方没留言就把电话挂了。

“早上这样的电话也不少，”她说，“一句话不说的。”

“很正常，很多时候其实是电话传销。”

“天哪，你还记不记得我也从事了一小段时间这种电话传销工作吗？以失败告终。”

“你那个不能算电话传销。”

“当然算。”

“那是色情电话。”我说。

“根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利用电话来骗钱，天哪，那还真好玩极了，不是吗？”

“当时你不是这么说的。”

“我当时以为我干得了，真做了才发觉根本不行，就在认识莉萨那一阵子。”

“没错。”

“是在我们住在一起之前，也在我决定开店之前，那时候我刚刚停止接客，前途渺茫，完全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能做些什么。”

“我记得。”

“马修？”

“什么事？”

“没什么。”

我把餐盘拿到水槽里洗了，放在架子上晾干。

她说：“你应该呼叫一下TJ。”

“待会儿吧。”

“那你要不要看电视新闻？纽约第一频道犯罪新闻播得很详细。”

“不急。”

她沉默了半晌，想着什么，过了很久才开口，“你和莉萨很亲近，是吗？”

“亲近？”

“嘿，麻烦你了，好吗？对我说闭嘴，说少啰嗦，滚到一边去。”

“我不会这样对你说话。”

“我真希望你会。”

“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跟你睡觉的就是她对不对？天哪，我真不敢相信我会这样说话。”

“答案是：没错。”

“我知道答案不会错。已经停止了好一段时间了是不是？”

“相当长一段时间了，早在我们和她在阿姆斯特朗碰面之前，我就再没去找她了。”

“和我推测的一模一样，我知道你有时会去看看某人，所以我才会跟你说——”

“我了解。”

“我们结婚不意味着我们要改变什么。说这话我是真心的。你会不会认为我是故作大方呢？真的不是这样。”

“我明白你是真心的。”

“完全是这样，而且我绝没有任何想假装大方的念头。我很实际，男人和女人不一样，其中一项差异就是性，我这么说可能她们非把我给逐出女性的圈子不可，但我不在乎，因为这千真万确，所以我得去理解并承认它，不是吗？”

“是的。”

“男人就是喜欢乱搞，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之所以过着相当优越的生活，便是因为我成功扮演了他们的性爱对象。他们之中绝大部分已婚，而这种行为和他们的婚姻是否美满没有一点关系。男人喜欢四处乱搞有很多理由，但有一点最共同最直接的，那就是：男人就是喜欢这个。”

她拉起我的手，把我的结婚戒指来回转着。

她说：“我认为这很可能还有生物学上的原因，其他动物也都有相同的倾向。千万别跟我说他们全疯了或只是同类压力之下的必然反应，因此，我有什么理由希望你跟所有的人不一样？或者说我有什么理由要求你跟所有的人不一样？唯一令我忧心的是，你会不会找到一个你喜欢她超过喜欢我的人，尽管我想应该不至于。”

“这绝不可能。”

“我相信这句话，是因为我理解我们之间的情感。你爱过她吗？”

“没有。”

“并不会构成危机，是吗？对我们两人。”

“完全没有。”

“你看看我，”她说，“我居然流泪了，这你相信吗？”

“我相信。”

“做老婆的因为情妇死亡而哭，你想这会是喜极而泣吗？”

“你不会这样的。”

“‘情妇’这个称呼对她是不恰当的，是情妇的话你得替她付房租，而且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得陪她，那些法国佬不都是这样的吗？”

“这问题你问错人了。”

“Cinq a sept，‘五点到七点’，他们是这么说的，我们该称她什么好呢？专任女友？你说这个称呼如何？”

“不坏。”

“我没办法，就是心里难过。哦，是的，抱着我，这样好多了，你知道我的感受对不对，亲爱的？就像我们失去了一个家人一样，这样是不是太荒谬了？我是不是发神经了？”

我第一批回电话的对象之一是雷·格鲁利奥。“我有个调查需要你帮忙。”他说，“为了换换胃口，我接了个有钱的客户，这意思是你可以拿你最高的钟点费。”

“我猜他大概不可能等我两个星期吧。”

“这案子别说两星期了，两天都等不起，可别跟我说已经有人委托你了。”

“我刚刚正是这么回复你的一位同行的，对你，我的回答会诚实一些。”

“以增进我们温馨的私人和职业情谊。”

“正是如此。雷，我有些私人业务要料理，这节骨眼上我连想其他事的心思都没有。”

“私人业务。”

“是。”

“有人会认为这种说法是矛盾的，你不觉得吗？如果它是纯属私人的，又怎能称之为业务呢？”

“哦，是吗？”

“等等，你所谓的私人业务会不会和昨晚你们附近发生的那件事有关？”

“哪件事？”

“你没看《邮报》头条啊。‘第十大道的屠宰场’，他们的标题是这么写的，再次展示了他们声名卓著的文字创意。”

“我今天还没看报。”

“那电视呢？”

“也没有。”

“那你听不懂我说的话了？”

“我没这么说。”

“我明白了，”他说，“真是有意思。”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我想我需要法律方面的咨询意见。”

“好极了，年轻人，今天算你走运，这么巧我正好是个律师。”

“昨晚我在现场。”

“现在我们谈的是第十大道那件事吗？”

“是的。”

“你是说当那堆大便毁掉了整个通气系统时，你正好在现场？”

“是。”

“老天爷啊，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吗？我最后听到的数字是十二人死，七人受伤，而且还有一名伤者已经生命垂危。一家电视台的早间新闻还播放里面的吧台，天哪，那真像是被纳粹空军轰炸过的鹿特丹一样。”

“我最后看到的景象的确相当惨。”

“但你完好无损？”

“我没事。”

“而且你在警察到达前就离开了现场。”

“是的，”我说，“另外，昨晚稍早前我和一个朋友到一家中餐馆吃晚餐。”

“我知道，在北京每个人最想吃的是麦当劳，这很有意思，是吧？”

“我猜这条新闻被漏掉了。”

“你猜究竟是什么缘故令——你是说和出事那家酒吧同一区的一家中餐馆吗？”

“可以这么说，是第八大道。”

“这条新闻没漏，可能是因为同在一区。一名歹徒单枪匹马进入餐馆，无缘无故射杀了一名正在用餐的客人，死者就在这个区里经营一个小复印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印刷店。”

“差不多，所以说呢？”

“你见过这个被害人。”

“我见过？”

“六个月前你在圣卢克的聚会上听过他讲话，”我说，“他戒酒已经十七年了。吉姆·费伯。”

“你的辅导员。”

“是的。”

“他是每星期天都和你共进晚餐的人，他们说他独自用餐，我猜其实不是如此吧。”

“事情发生时他是独自一人，我去了洗手间。雷，这两件案子是相连的，而我正是这个环节，昨晚中餐馆现场我躲掉了警方，然后，我又在警方到达之前离开要命的葛洛根。警方在我应答机上留了话，但我不想和他们谈。”

“那就不跟他们谈，你没任何义务非谈不可。”

“我是持有正式执照的私家侦探。”

“哦，这是个问题，这让你有一定程度的义务，是吧？但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你是为某个律师进行业务的话，那你就可以躲在律师与客户的沟通特权保护之下了。”

“你要雇我吗？”

“不，这一次我比较想出任你的辩护律师。我问你，你那位朋友的委任律师仍是我们那位机智得出了名的马克·罗森斯坦大律师吗？”

“我相信还是。”

“叫他打个电话给马克，”他说，“让马克立刻雇用你，以调查一些和当前尚未侦破悬案相关的种种事件，这些你记得住吗？”

“我会一字一句写下来，唯一的问题是，我那个朋友一时很难联络到。”

“那我来打，反正是挂个名而已，又不真的要他干什么。此时此刻，你也许想去翻翻报纸或看看电视新闻吧。”

“我想不看不行了。”

“纽约第一频道有你这位朋友的传奇报道，还带了摄影机到酒吧现场，他们把他说得好像阿尔·卡彭一样，嗜血，却有某种极迷人的魅力。”

“这么说相当公正。”

“那个有关保龄球袋的经典传说，真的发生过吗？”

“我不在场，”我说，“而且你从他口中根本问不出有关此事的明确答复。”

“就算并非事实，”他说，“也他妈的绝对应该发生。记住，别跟警方说任何话，需要我就随时打电话来。”

我呼叫了TJ，他带着报纸很快就过来了。我们坐在电视机前，我读报，他则不停地换频道。报纸和电视都头条报道了这件事——《新闻报》上干脆就用了这么几个大字：地狱厨房——但由于已经不是第一时间了，因此焦点已转移到内幕的探讨和评论，而不是原始的第一手报道。明天早上，这些评论人和专栏作家就会把此事抛诸脑后。此时正是强弩之末的一些琐碎乏味的追踪。死者的总数有出入，《邮报》比《每日新闻》多死一个，至于死亡名单则没有发布，只说警方已通知死者家属。

电视报道也没有任何确切的进一步消息，不过死者人数追踪得更为及时，并且出现了一部分死者的姓名和照片。照片之中有几张我看起来很面熟，其他的则完全不认识，然而，很明显莉萨和她的男友则还没有被辨识出来，或者说尚未安排他们俩的亲人来辨认。

葛洛根内部的镜头和格鲁利奥描述的一样，也和米克要我离开时所记得一样；至于外面的状况则和想象中的没什么差别，每个不同频道的记者一个个轮流站到这家甜蜜的老酒馆门口，酒馆的窗子如今已用合板封了起来，正面走道上的地毯依然落满玻璃等各种碎片。

电视还播放了酒馆的侧面和后面的景象，访谈了幸存者和附近的居民。至于“屠夫”米克·巴卢，这位传奇性的葛洛根酒吧地下老板，地狱厨房酒吧传说中的幕后主人，电视报道讲了他的一些旧事，有的是真的，有的则更是像真的一样，可想而知，他们也一定不会遗漏那个脍炙人口的保龄球袋子的故事。

“真的是这样？”TJ急欲证实。

综合所有的传闻，米克·巴卢和另一区一名黑帮人物帕迪·法雷利发生了严重冲突。有一天，法雷利这家伙忽然不见了，并从此没再出现过，而就在法雷利失踪的次日，米克在本区的各个酒吧走了一趟（包括葛洛根，当然，当时这家酒馆尚未落入他手中），手上提着一只装保龄球的袋子。

至于他在这些酒馆所做的事，除了喝威士忌这一点没有争议之外，其他都由你听到的各种版本而定。有的说，他表演般地直接把这个袋子放在吧台最醒目的位置，然后询问失踪的法雷利在哪里，最后举杯祝福法雷利身体健康，“不管这亲爱的伙计在什么地方。”

也有的说，米克打开袋子，谁伸头想看就给谁看；而其中最骇人听闻的一则是，米克挨家挨户地走过一个个酒吧，每到一家就拎着头发把帕迪·法雷利的脑袋从袋子里拉出来，到处给人看。“你看他这样不是很帅吗？”他说，“你说这人什么时候这么好看过？”然后，他招呼酒吧所有人为老帕迪干一杯。

“实情究竟如何我不知道，”我告诉TJ，“当时我在布鲁克林，仍然是个警察，完全没听说过米克·巴卢或帕迪·法雷利。如果非要我猜不可，我想他进行这趟酒吧巡游时，的确拎了个保龄球袋子，但我不信他公然打开过。也可能打开过吧，但那只可能是他酒喝多了兴奋一下而已。总的来说，我还是不信他打开过。”

“如果他打开过呢？哦，我要问的是，你想袋子里装的会是什么？”

“有可能真装了个脑袋，”我说，“我绝对不怀疑是他杀了法雷利，我知道他们的仇结得很深，只要米克一逮到机会，他真的会用那把切肉刀宰了他，而且还会穿上他爸爸留给他那条围裙；他也极可能把尸体肢解后处理掉，这当然也就包括了把脑袋切下来这一点，换句话说，是的，他极可能就把这颗脑袋装在袋子里。”

“他们没找到尸身，是吧？”

“没有。”

“也没找到头，我猜。”

“也没有。”

他想了想，“你打过保龄球吗？”

“保龄球？好久没碰了，我还住在长岛赛奥斯特时，萨佛克郡成立了一个警察联盟，我加入了其中一个队长达几个月。”

“真的？你也穿那种衬衫吗？就是口袋上绣了你名字的那种。”

“这我就不记得了。”

“‘这我就不记得了。’这意思是你记得，只是不好意思承认罢了。”

“不，这意思还是我真不记得了，我们的确每个人都发了你说的那种衬衫，但后来我升了职，由于执勤的时间改变，只好退出了球队。”

“这之后你就再没打过？”

“好像打过一次吧，当时我已经辞职不当警察了，住在旅馆里，我有个朋友叫斯基普·德沃的，他是那种热心地安排这安排那的人，”说到这里我转头问埃莱娜，“你见过斯基普吗？”

“没有，但听你提过这个人。”

“他是第九大道那边一家赌场的老板，也是个他妈的鬼家伙，他每一迷上什么玩意儿，总有办法把很多人都扯进去。等你回过神来，不是发现自己千里迢迢跑到贝尔蒙特去看赛车，就是置身于兰德尔岛上的爵士乐演奏会现场。当时，在第八大道西侧往五十七街方向过去几家有一间保龄球馆，这家伙一头栽到里面，我们所有人也就照例跟着他滚起来了，接下来没多一会儿，便看到起码有半打人全喝醉了酒倒在那里。”

“你只去过一次而已吗？”

“就一次，但那一次就够我们事后讲好几个星期了。”

“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你是问斯基普吗？两年后他就死了。突发性的胰腺炎，但在当时，人除非是因为心碎而死的，否则他们是绝不会如实填入死亡证明书里的。这故事太老了，已不值得从头细说了，而且，埃莱娜也早听过了。”

“那家保龄球馆也没了吗？”

“早就关了，整幢大楼都拆了。”

“我打过一次，”他说，“感觉自己真是太蠢了，这看起来简单，可一打就出丑。”

“你得经常打才行。”

“我知道，你得下决心，然后一次一次反复做同样的事。我偶尔也看电视上的球赛，那些家伙还真他妈的厉害，我每次都等着看他们打了全中之后那个很酷的示威动作。嘿，我们怎么谈到这里来了呢？”

“是你先谈起来的。”

“是那个袋子。他们一直没能找到那颗脑袋，而我更好奇他们到底有没有发现那个袋子。其实有没有找到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交了个很棒的朋友。”

“你见过他。”

“是的。”

“他完全是他那样的人。”我说，“他真的非常迷人，但他这辈子一直是个犯罪者，两手满是血腥。”

“我见他的那几次，”他说，“都是跟你去的，去他那个被轰成碎片的店。”

“葛洛根。”

“那里没什么黑人。”

“是没有。”

“工作人员没有，就连上门喝酒的也没有。”

“是的。”。

“里头的家伙对我很客气，但坐在里面，我还是意识到自己的肤色。”

“我完全能理解你的感受，”我说，“米克是在很恶劣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爱尔兰人，在南北战争征兵暴动期间把黑人吊死在街灯柱上的正是他们这种人。米克绝不是那种会在马丁·路德·金博士纪念日那天装饰窗户进行悼念的人。”

“很可能常用N开头那个字来称呼我们。”

“他是这样的。”

“黑鬼，黑鬼，黑鬼。”

“你这样重复地念，听起来很傻。”

“几乎每个字这样念都会显得很傻。你刚才说，他是他自己，我们两个还是我们自己。”

“但你这个自己大概不会愿意替他那个自己工作吧。”

“不在他的酒吧里工作，大哥。但依现在看来，这家店短时间之内应该不会恢复营业，但我知道你指的不是这个。”

“的确不是指这个。”

“我们过去这几天就在为他工作，不是吗？他现在会比几天前是个更严重的种族主义者吗？”

“大概不会吧。”

“那我干吗忽然发神经病不愿替这个人做事呢？”

“因为很危险，而且不合法，”埃莱娜说，“你可能会因此在警察那里惹上大麻烦，更严重地说你还可能有生命危险。”

他笑了起来。“嘿，这可真酷啊，”他说，“当然，我完全清楚事情也会有糟糕的一面。”

“你认为这事很好玩，是吗？”

“你也一样啊，否则你不会这样拼命忍住不笑出来，”他说，“接下来我们要怎么进行，确切一点说？抓几把枪冲过去厮杀一场吗？”

我摇摇头。“我不认为你我两个有谁适合这么做，”我说，“也许哪一天会需要这样，而这也是其他人做的。就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们既不知道要冲到哪里厮杀，也不知道该找谁厮杀。”

“不就是克林登那边吗？路我都记得。”

“这回克林登那边既没个名字，连一张脸我们都没有，这得靠侦探工作才查得出来。”

“正好我们俩就是侦探，”他说着搔搔脑袋，“看来我们从E—Z库房那边并没查到什么，我们得尽可能地追查，好把这案子给顺利干掉。”

“我们现在知道的并不比当时多，但还是有一两点。”

“射杀你朋友的那个家伙。”

“这是其一，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他最重要的了解是，他是黑人。”

“范围缩小了些。”

“的确，事实上我们还知道他是职业的受雇杀手，而且他搞砸了，杀错了人。”

“所以可能会有流言传出来。”

“是的，”我同意，“其次，葛洛根开枪扫射的那个。”

“那个亚裔的家伙。”

“东南亚人，从长相看起来是。”

“对，你亲眼看过他，我还在想说电视并没有出现他的脸啊，但你近距离看过他。”

“近到令我作呕的地步，他们并没说出他的姓名或其他任何相关资料，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对他就真的一无所知。”

“找出他的姓名，由此追查下去，看他跟哪些家伙混在一起。”

“没错。第三点是那两个在路上拦下我的小子，离这里两个街区远的那次。”

“想揍你，结果你一出手，揍了他们一顿。”

“其中一名我看得很清楚，”我说，“我有把握能认出他来。”

“你觉得他住在纽约？”

“应该不会错，怎么了？”

“因为确定了这个我们就好着手了，大哥。我们只要开着车四处走走瞧瞧，从这八百万人中把他给找出来不就行了。”

“呃，倒也是一个办法。”

“难道你有其他法子？”

“是的，”我说，“麻烦在于，并不见得比你的方法好。”

“好吧，那咱们就先这么定了，”他说，“我们先试你的方法，如果不成，再用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