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被警方询问了很久,先是那名接到九一一报警电话赶来的穿制服的警察,接着是一名便衣。我根本记不得他们问了什么以及我回答了什么,因为询问过程中我一直处于意识不清的状态。我一部分的心思拼命地想集中,以接收耳边所不断响起的各式话语,听清楚别人问的问题以及我嘴里说出的回答。其他部分的我则漂浮而去,穿过时光隧道,想象出一个不一样的未来,一个“如果可能”的未来,一个因为我做了不同的事而让吉姆仍然好好活着的未来。
我十一二岁时,曾被一只棒球击中前额,整整的一天时间都带着轻微的脑震荡在漫步游走。现在的感觉就像当时一样,好像周围包裹着一层厚厚的羊毛,陷身在浓雾里,我没真正接收到什么外来的信息,就像做梦一样,只是把这一切直接铭印到记忆深处,混乱,模糊,而且支离破碎。
浓雾散去时已是九点四十五分了,我看着墙上的时钟,这里是中城北区分局二楼的一个正方形房间,我模糊地记得自己坐上一辆蓝白相间警车,被带到这里。其实这段距离步行就可以了,这个分局在第八大道西边的第五十四街上,离幸运熊猫非常近。
我想这整个分局的人一定都知道幸运熊猫这家餐厅。警察很奇怪,都喜欢吃甜甜圈,但他们也同样动不动就进中国餐馆,因此该分局的警员一定有不少人是幸运熊猫的老主顾。这让我那个“如果可能”念头又多了一个可能性,为什么不恰巧有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当时也去用餐?这样的话,那名杀手只要看上一眼就会走了。
九点四十五分,这是事发后到现在我第一次注意时间。我和吉姆见面是六点半,我们谈了大概一两分钟,我去了厕所,上了厕所,然后从里面冲出来……
之后三个小时就这么不见了,仿佛不曾存在一般,完全不见了。我一定在这里站了或坐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等着有什么事发生,等着有人来告诉我需要怎么做,我八成表现得极为合作,完全没有知觉。时间这样流逝,也不觉得烦躁或难受了。
“马修吗?这儿,为什么不坐下来呢?我们得再重来一遍,之后你就可以回家休息了。”
“没问题。”我说。
这位探员叫乔治·威斯特,瘦得骨骼突出。尖鼻子尖下巴,留着一副精心修剪的胡须。他是那种毛发又黑又浓的人,我猜他今早起来一定刮过胡子,但现在又需要刮了,这他自己也知道。他习惯性的会摸摸自己脸颊或下巴,用手指划过毛喳喳的腮帮子,好像随时检查自己是不是又该刮胡子了。
此人年约四十,五英尺十英寸高,深棕色的头发,同样深棕色的凹陷眼睛。我留心并记住了这一切,但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不会有人要我描述负责办案的探长是什么样子,他们只会要我描述凶手,但这一点我完全帮不上忙。
“很抱歉耽搁你这么久,”威斯特说,“但你知道操作程序就是这样,你也当过警察,对吧?”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了。”
“我好像在局里见过你,你和乔·德金很熟,不是吗?”
“我们认识多年了。”
“现在你为自己工作。”我掏出皮夹,给他看我的执照。“不,不用,”他说,“你以前就让我看过。”
“这种事不容易记得住,包括你出示过什么证件,还有出示过给谁看。”
“是啊,每个人好像都想弄清别人的底细,这样的经验累积下来,很容易会让你有自动出示证件的习惯。你一定累坏了吧。”
是吗?我自己没感觉。
“而且急着回家。”他摸摸下巴,摸摸脸颊,“死者是吉姆·马丁·费伯。”他看着卡片道,然后是吉姆家的住址,他印刷厂的名字和住址,每念一条就抬眼看看我,确认一下。
我说,“他太太——”
“贝弗莉·费伯太太,住址一样,我们通知她了,事实上,现在应该已经有人到她那里去了,请她做一次正式的辨认。”
“我也得去看看她。”
“你得等休息过后再去,马修,你自己也经历了一场惊吓。”
我应该跟他说,所谓的惊吓已经过去了,我又找回我自己了,不管是好是坏全都回来了,但我只点了点头。
“费伯是你朋友吧。”
“我的辅导员,”这个说法他没能听懂,我也很后悔这么说,因为又得重新解释。倒也不是有什么不好解释之处,尽管所谓的匿名戒酒协会顾名思义有不泄露成员姓名身份的传统,但这只是为了不打扰人的正常生活。“我AA的辅导员。”我说。
“AA是指那个匿名戒酒协会对吗?”
“是的。”
“我还以为任何人都可自由参加,我不知道你还得有人辅导。”
“可以不必,”我说,“辅导员是你加入之后视自己的需要找的,兼有朋友和咨询两种身份,就像犹太教里拉比一样。”
“一个经验丰富的前辈吗?负责指点你,防止你犯错,是不是这样?”
“不完全是,”我说,“匿名戒酒协会不考核不奖惩,唯一会让你陷入麻烦的是你自己忍不住又喝了酒,辅导员是一个陪你谈话,听你倾诉的人,他可以帮助你保持清醒。”
“我个人倒没这样的困扰,”他说,“但很多警察有,这一点也不奇怪,每天总得面对各种压力。”
你想喝一杯时,每种工作是都是压力。
“因此你们两个约好一起吃晚餐,你心里有些解不开的事,需要找他谈谈?”
“不是这样。”
“你结婚了,他也结婚了,你们两个却星期天晚上把各自老婆丢在家里,约好到一家中餐馆吃饭。”
“我们每个星期天晚上都这样。”我说。
“真的?”
“真的,很少例外。”
“所以说这是例行了?这也是匿名戒酒协会的标准程序吗?”
“协会没什么标准程序可言,”我说,“除了别再喝酒,而且严格来说这也不是你所谓的标准程序。我们的周日晚餐起于我们辅导关系开始之时,是某种建立相互了解的方式,但多年下来,变成只是一种单纯的友谊关系。”
“‘多年下来’,那他担任你的辅导员很久了吗?”
“十六年。”
“真的,十六年?这十六年时间你一杯酒也没喝过吗?”
“到目前为止没有。”
“你仍然参加聚会?”
“是的。”
“那他呢?”
“他之前也很少缺席。”
“意思是他最近不去了?”
我努力想找到一个较周全的答案给他,他也看出了这一点,于是脸红了,“抱歉,”他说,“解释起来太复杂了是吧。”他低头又看看卡片,“每个周日晚上,而且是同一家餐馆吗?”
“都是吃中餐,”我说,“但餐馆不一定。”
“为什么选中餐?有特殊的理由吗?”
“只是习惯而已。”
“也就是说,你们可能每一周都选一个不同的餐馆,而且见面之前才决定。我想弄清楚的是,谁知道你们两个今晚去那里?”
“没有其他人知道。”
“我听说你们并没预约。”
“你是说和幸运熊猫?”
“是的,我想也不会有谁到那里吃饭还提前预约的,中饭可能还需要,平时上班时间,中午生意还不错的。可是周末的晚上,那里空得你都可以带枪去打野鹿了。”
“或打人。”我说。
他盯着我,一时不知如何回应。他深吸一口气,接着问我是谁选了这家餐馆。
“这很难讲,”我说,“让我想想。他先提议去五十八街上的一家,但那家关门了;然后我提议去唐人街,他说那里太不方便了,我想,先想出幸运熊猫的人应该是他。”
“那是什么时候?”
“就在昨天,我们在电话里决定的。”
“还约好了时间和地点,”他记了下来,“之前你最后一次见他是……”
“星期五晚上,聚会时。”
“也是匿名戒酒协会的聚会,是吗?然后你们昨天通了电话,今天按约在餐馆碰面。”
“是的。”
“你跟谁说过你们在哪里吃饭吗?”
“可能跟我老婆提过,但我不能肯定。”
“除此之外呢?”
“没有了。”
“那他有告诉他太大吗?”
“可能吧,他很可能告诉太太和我约好了吃晚餐,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具体地说去哪里。”
“你认识他太太吗?”
“只是见面打招呼而已,这十六年来,我见她可能都不超过二十次。”
“你们两家不来往吗?”
“我和吉姆是好朋友,仅此而已,我和埃莱娜跟他们夫妻俩吃过两三次饭,绝对不会超过这数。”
“埃莱娜是你太太?”
“是的。”
“那他们处得如何?”
“吉姆和老婆吗?”
“嗯,他跟你谈过吗?”
“最近没有。”
“那就你所知……”
“就我所知,他们相处得还不错。”
“就算不太好,他也不会直说?”
“我想是这样的。”
“那就你所知,他和谁有过矛盾?”
“吉姆和谁都处得好,”我说,“他是个很和善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没任何敌人。”
他语带怀疑,这是警察的通病,“就算有,”我说,“我也不知道。”
“他生意方面如何?”
“生意?”
“嗯,他是搞印刷的,不是吗?在这个区有家印刷店?”
我掏出我的名片来。“这就是他替我印的。”我说。
他用拇指抚摸着名片上凸起的字,也许他想知道这张名片是不是该刮刮胡子了。“印得好,”他说,“这张给我可以吗?”
“当然。”
“你对他生意方面有任何了解吗?”
“我们不常提到这个,不过两年前他曾说到考虑停业。”
“不想做了是吗?”
“他做烦了,我猜大概生意清淡得令人提不起劲来,有一阵子,他想加盟开个咖啡吧,每次看到这附近又有新店开张时,这种念头就会浮现一次。”
“我妹夫也开了一家,”威斯特说,“做得不错,但就是工作时间很长。我妹妹和妹夫两个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给搭进去了。”
“总而言之,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继续他的印刷业务。有时也会提到退休,但我从不认为他真会立刻付诸实施。”
“资料上说他六十三岁了。”
“差不多吧。”
“是考虑退休的时候了,不是吗?”
“我不知道。”
“他有没有跟你谈过他的投资或贷款这方面的事?”
“没有。”
他摸摸自己下巴,“或任何可能和犯罪有关的事情?”
“和犯罪有关的事情?”
“比如说,有人要争抢他生意之类的。”
“如果有人打算这样做,”我说,“他会连店门的钥匙都交给他,并祝他生意兴隆,财源广进。他是靠经营这个小店过活,但靠这个发不了财的,不会有什么帮派会看上他家店的。”
“他接过他们的生意吗?”
“你是说帮派?”
“我是说犯罪组织。”
“天哪。”我说。
“这并不像表面起来那么荒诞。马修,犯罪组织的生意跟一般的生意一样,也同样需要一些货物和服务,他们需要在专用信纸上印公司头衔,需要收据和货单,以及,是啊,以及公司的名片等等,不知道还有什么,总之会很多。比如说有不少餐厅的背后老板便是帮派人物,他们的菜单也得找人印刷,没有理由认为你的朋友一定不会接到这种印刷生意,很可能他也根本不知道其客户的真正身份。”
“你这么说是有可能,只是——”
“也很可能他们会要他印那些不太正当的东西,比如政府表格或某家公司的空白货单之类,也许他答应了,也许他不肯干,也许他事后才知道一些他最好不要知道的事。”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我是指你的朋友费伯看起来是被职业凶手杀的,这些家伙不会为了练习而杀人。如果他卷入这种事,不管他是不是无辜的,你帮他保守秘密对他绝没有好处。”
“相信我,我绝没有为他保守什么秘密。”
“你能想到有谁希望他死吗?”
“没有。”
“他交往的哪个人有可能雇人杀他?或犯罪组织有没有谁跟他结怨?”
“答案还是一样,没有。”
“你到了餐厅,找到他坐了下来,他看起来如何?”
“老样子,平静友好。”
“能不能看出什么在困扰着他?”
“看不出来。”
“你们谈了些什么?”
“无所不谈啊,哦,你是指今晚?”
“你去盥洗室之前和他聊了一两分钟,你们的谈话内容是什么?”
我得想想,艾克和麦克,然后是什么?
“空调。”我说。
“空调?”
“空调,餐厅把空调开到最大,冷得像个冰盒子似的,我们于是谈到这个。”
“换句话说,不重要的交谈。”
“不重要,随时会忘记。”
他换了个角度,问我是否碰巧看到凶手一眼,我说这我开始就说了,凶手跑出门后,我才从盥洗室出来。
“回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说,“不同的事物会引起不同的回忆。你的心常常不让任何信息透漏出来,常常固守着一整串的记忆,不让你接近它。”
“我可以告诉你一些这方面的实例,但完全和今天发生的事无关。我听到枪声时人还在盥洗室里,我马上冲出来,只看到事情的结果,我也立刻冲到外头街上,希望能看到杀人凶手是谁。”
“你没看见。”
“完全没有。”
“所以说你不知道他高或矮,胖或瘦,黑或白……”
“我知道其他目击者说是黑人。”
“但你没有亲眼看到。”
“没有。”
“也不是原先在餐厅里的某个黑人。”
“我没留意餐厅里的其他客人,无论开枪前还是开枪后。但餐厅原来很空,哦不,我想餐厅里本来一个黑人也没有。”
“那有没有看到某辆车子开走?你冲出去时有没有留心这件事?”
“我注意了,因为我冲出去就是找这个的,看看有没有人逃跑或有车子匆忙开走。”
“但你两种都没看到。”
“都没有。”
“或某辆出租车或……”
“也没有。”
“现在,你也想不出任何人有理由要吉姆·费伯死。”
我摇摇头。“不能说这世界一定没有这样的人存在,”我说,“但我想不起有谁,而且我根本想不出任何理由他会被杀。”
“除了今晚真的发生了这种事。”
“是,除了事实如此。”
“那你呢,马修?”
我瞪着他。“我没明白你的话,”我压着火气,“你说是我的安排,自己溜进盥洗室里,好让我花钱雇来的某个杀手进来开枪?”
“别激动……”
“那是因为太荒唐了,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别激动,”他说,“坐下来吧,马修,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
“完全不是。”
“可听起来你是。”
“呃,那八成是我的错,但我真不是这意思。我说‘那你呢?’意思是有没有人希望你死?”
“哦?”
“但你却想成……”
“我知道我想成什么,抱歉,我有点失控。”
“哦,你也没骂人也没大叫,但你脸一下就沉了下来,我还真怕你一拳打就过来了。”
“我想我比自己意识到的还要疲惫。”我说,“你是说凶手可能是杀错人?”
“凶手不认识被害人时,总是有这种可能。费伯,比你大几岁是吧?”
“我比他高两英寸,但他胖一些,腰也比我粗,我不认为我们长得有什么相像,没人曾经把我错认成吉姆,我只能这么说。”
“你有任何仇家吗?比如,你还在当警察的时候?”
“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乔治,我离开的时间已远远长过我干的时间。”
“好吧,那你最近有没有跟谁结仇?你是私家侦探,你有没有案子牵扯到某些犯罪集团什么的?”
“没有。”
“有没有可能因为你查案而不小心得罪了谁?”
“完全没有,”我说,“最近我的工作对象通常是律师,追踪证人的人身伤害以利于债权债务官司等等,我还雇了个懂电脑的小鬼帮我料理大部分的业务。”
“所以你也想不出任何这方面的可能。”
“想不出。”
“好吧,那你何不先回家去呢?好好睡一觉,看看明天会想起什么。你知道有时候会这样的,不是吗?”
“怎样?”
“还是认错人的问题。我对这案件子有个想法,上帝知道,这种情形也不是第一次了,某个人看见你,错认为是他恨之入骨的混蛋,比如在毒品交易坑过他或睡了他老婆等等蠢事。我知道很多这样的案子,牵扯到某个家伙,这家伙可能完全不像你朋友的样子,但照样有人就开枪了,把子弹打进他身体里,事实上受命开枪的人根本就他妈的跑错餐厅了,他威风凛凛地到第八大道的幸运熊猫宰人,但其实应该是第七大道的金兔子或第九大道的胡芳铺。”
“可能吧。”
“月圆了,你知道。”
“我没注意到。”
“哦,被云挡住了,你看不到,但从日历上看是这样。确切地说应该是明晚,但已经很圆的了,这种时候奇怪的事情总是特别多。”
我记得星期二的月亮,凸月,现在则成了一轮满月了。
“先回家去吧,那些穿制服的正在逐个询问现场目击者,还有事发时在街上的人,或这附近谁正巧伸头向窗外看会不会不雨的人。你清楚这一套的,我们什么都得过一遍,还会听听线民那边有什么消息,如果走运的话这个乱扣扳机的家伙也许会被我们抓住,”他又忧心起自己下巴来,“当然不可能让他再回来了,你的好朋友,”他说,“但这是我们会做的,也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
我顺着第九大道步行回家,一路经过很多家酒吧,每看到一家酒吧我都感觉自己心跳一阵加剧,这应该是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吧。我几乎无法忍受我脑子出现的一幕幕情景,酒的感觉向着我迎来,然后又退回到我心中黑暗的深处。
吉姆,你还在吗?让我们干杯吧,沉沦吧,让俗世远离。干杯,老朋友。
谢谢你这十六年来让我一直保持清醒,谁说没有你我能走得过来?现在,我要以忘掉你教我的每一句话,来尊重你给我的回忆。
不,我不这么认为。
吉姆停步下来,看着《纽约重案组》中的西波维奇在他儿子死后喝着酒。真是个小丑,他说,真是个他妈的蠢货。
他没办法啊,我说,他只是个演员罢了,他只能按剧本要求的演。
我得跟编剧谈谈。他说。
所以说我不会去杯酒喝的,但我不能假装我没有这种渴求。我的眼睛看着每一家酒吧,每一个眨着眼的啤酒霓虹灯,我的嘴里可能生着唾液,但我的双脚仍持续向前迈进。
我抬头找月亮,找那轮满月,但我看不到。
我踏入我们大楼厅廊时,忽然一阵焦虑抓住了我,进入电梯后我心中浮出我即将在十四楼所看到的景象,房门被踢开来,家具翻了一地,绘画被划破。
还有,更可怕的……
房门关着而且上了锁,在掏钥匙之前我先按了门铃。门被我打开时埃莱娜已站在门边,她说了什么,但看了我的脸色之后停了下来。
“吉姆死了,”我说,“被我害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