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上地铁的时候，车厢里已经没什么人了。我在十四街坐上前往上城第八大道的地铁列车。除了我，车厢里只有一个地铁警察，屁股上挂了一把很大的左轮手枪。他不住地打量我，因为他也没别的人可以打量，但我知道他心里有些纳闷，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起来那么面熟。只要他脑子里的那根弦绷起来了，他马上就会跳起来抓我。

幸好他没想到。列车到达时代广场的时候，上来了几个观光客——两个下了班的护士和一个糊里糊涂的醉汉，那个警察总算有别的目标可以观察了。他在第五十九街下了车，在下一站我也下了车。我拾级而上，在七十二街和中央公园西边的交会处深吸了一口清晨的空气，还是不明白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前一天的傍晚，我坐在罗德尼的公寓里，眼睛看着电视，身边坐着鲁思，感觉真好。但是她一离开，我便觉得那地方一无是处。我坐不住，电视看不进去，不停地在屋里来回踱步，越来越烦躁。十二点刚过，我洗了个澡，想到要再穿穿过的衣服，心头就一阵发紧——你可以想象出那种感觉。我打开罗德尼的衣橱，看看里面还剩下什么。

找不到什么可穿的。不知道他是带了很多衣服上路，还是根本没有多少衣服。我找到了一件可以穿的衬衣——不过我其实不太想穿——一双浅蓝色的弹力袜，但已经完全没有弹性了。

然后，我找到了那顶假发。

假发是金黄色的，很长，但不是嬉皮士的风格。我戴上假发，对着镜子端详了好一会儿，对自己容貌上的变化很惊讶。唯一的麻烦是这顶假发颜色太亮了，会引来不少人的注意，幸好我在衣架上找到了一顶便帽，解决了这个问题。便帽缓和了金色假发的突兀，让我看起来没那么奇怪。

我觉得认识我的人还是会认出我，但不认识我的人只会见到一头金发和一顶便帽。

我对自己说，我一定疯了。我拿掉假发和便帽，坐在电视机前。几分钟后，电话响了起来。我仔细地数着，电话一连响了二十二声，然后不知道是打电话的人放弃了，还是电话公司终于做了该做的事情，它不响了。电话在白天经常响——有一次鲁思差点就接了起来——但从来没响过那么久。

我从地铁站走到我家所在的那幢建筑。我之所以坐地铁，没有坐出租车，是因为我不想跟人独处，也许我有点害怕坐上以前载过我的出租车。但我离公寓越近，就越觉得该做点别的事。这个区域人口稠密，附近的灯光很亮，我在这里又住了很多年，在这段短短的路上，我就碰到了好几个熟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不时地会在街上和他们擦身而过。所以，他们只要盯着我瞧上一会儿，就会认出我来，这个假设是很合理的。我尽可能做出和平时不同的姿势，用跟平时完全不一样的步伐节奏向前走。也许这有用吧，反正没人认出我来。

最后，我隐身在阴暗的角落，斜对角处的建筑就是我住的地方。我往上看，在第十六层向南的那一面找到了我家的窗户——我的公寓，我那窄窄的卑微的生活空间。

那里其实也没什么好的。两个小房间、一个厨房，在乏味的都市丛林中这套公寓的租金非常高，唯一吸引人的或许是它的景观。但它是我的家，见鬼，我在里面觉得很舒服。

但现在全没了。就算我能从眼前的麻烦中脱身——但我还不知道要怎样才能脱身——也不觉得我还能住在这里。因为大家都会知道那个整日笑脸迎人、住在16G的房客，究竟有着怎样的底细：他是个贼，天哪，罪犯。

我想到了每天在电梯里见面的那些人，在洗衣房里讲笑话的女人，还有门房、大厅的服务人员，以及他们的上司和杂役。海奇太太住在大厅的另一端，整天抽烟，我常常向她借洗衣粉。我其实和她也不算太熟，但她是我在大楼里真正认识、叫得出名字的人。我跟他们相处得很好，也很喜欢跟他们住在一起。

现在，我再也不能回到那里去了。伯纳德·罗登巴尔是小偷。我要被迫搬到别的地方去，用假名再租一套公寓。天哪，做一个职业罪犯已经够难的了，如果你还恶名在外，那就更难混了。

我应该冒险上楼吗？从午夜到早上八点这个时段，门房是年纪不小但体格壮硕的弗里茨。光靠我头上的假发和便帽，别想唬得住他。用一两张钞票或许能让他放弃好市民应尽的义务，不过也很难说。跟所得相比，这样的风险大得不成比例。侧面倒是有个边门，从那里走过几级楼梯可以通到地下室，地下室的门是锁着的，但从里面可以推开。经理有时会给送货的开门，不过你进不去。

你进不去。我进得去。

我从地下室可以乘电梯直接上到十六楼，不必经过大厅，然后再从相同的路线离开。我可以装上一皮箱衣服、五千多美元现金，以备不时之需。如果去自首，或是被他们抓到，我也能有钱请律师。而且我想把钱拿在手上，而不是藏在我根本没法进去的公寓里。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钥匙和开锁工具，走出阴影，打算穿过七十一街。就在我刚到对街的时候，一辆车停在公寓门口的消防栓前。那是一辆新款房车，到处都看得到，但是开得这么大大咧咧，连消防栓旁都敢停，我想里面一定是警察。

有两个人走了出来。我不认识他们，那样子看来不像是警察。他们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大家都这么穿，他们也不一定就是便衣。

我留在西端大道上没动。他们显然给弗里茨看了什么东西，我退回路边，紧贴着褐色的砂石墙壁，不让人注意到我。如果有人看到我，一定以为我是想打劫，会刻意绕开我藏身的地方。

我在原地待了一分钟，然后突然想到该看看我的窗户，于是又退回到先前站过的角落，抬头找到了十六楼的G号房。灯是亮的。

我待了十五分钟，灯一直亮着。我挠了挠头皮。戴着宽宽松松的假发做这种事实在很蠢。我把假发和便帽扶好，琢磨着那两个浑蛋在我的房间里干什么，究竟要多久才会出来。

我觉得过了很久，而且动静很响，当然他们没有理由在我的房间里蹑手蹑脚。如果我等他们走了再进去，那么邻居对任何声音都会格外敏感，这样的话……

真是糟糕。

我在住宅区的街道上走了一会儿，始终避开街灯，边走边盘算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突然，我发现自己离潘朵拉酒吧只有半条街。我选了一个地方，能清晰地看到酒吧里的情形，但酒吧里的人却不一定能看到我。我一直站到小腿抽筋，喉咙冒烟。我不知道自己在外面究竟站了多久，但已经确定有八到十个人走进酒吧，也有差不多数量的人打算离开那里。可我那个体形像梨子的朋友并不在里面。

也许我在这附近见过他，才会觉得他那么面熟。也许我们经常在街上擦身而过，他的脸和身影才会印在我的意识里。他提到潘朵拉，也许是因为他经常在那里厮混，就脱口而出，虽然他根本就不打算赴这个约会。

也许他现在就在里面。

坦白地说，这话连我自己也不相信。但我口渴难耐，真想抓过一杯啤酒灌个痛快。他可能在里面，虽然机会渺茫，但进去还是合理的吧。

他当然不在里面，但啤酒真好喝。

我没有停留很久，但一出门就觉得很不对劲，似乎有人在跟踪我。我沿着百老汇大道往南走，在身后二三十码处，有个人从我离开酒吧两三分钟后就开始跟着我。我在六十街转弯，他也一样，这让我更加紧张。

我横穿马路，向西走去，他在马路的另一边跟着我。这人个头很小，穿着厚厚的黑呢防风夹克、跟上衣不配套的深色长裤和浅色衬衣。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不清他的脸，却也不想瞪着他让他离开。

就在我转上哥伦布大道之前，他也跑到了街道的这一边。我沿着哥伦布大道向城中心走去，在接近第九大道时，他不知从哪个角落转了出来，又跟在了我的后面，这吓了我一跳。我想了半天，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可以躲在门边，等他从我身边经过时，一拳把他打倒；或者我可以继续走下去，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我继续往前走，走过一排房子之后，他走进一家酒吧，之后我就没见过他，原来是一个也想喝两杯的可怜虫。

我走到哥伦布圆环，坐地铁回家。呃，从我自己的家到我临时的家。这次我一下子就找到了贝休恩街，它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我尽可能快地打开门锁，做得就好像我有钥匙一样，然后连跑带跳地蹿上四楼，没多久就站在了罗德尼的房门前。门后的三道锁根本不是问题，因为我没用钥匙锁门，只有弹簧锁扣上了。我用一块软软的铁片伸进钥匙孔，说实话，用这东西开锁比用钥匙还快。

然后我锁上所有的锁，上床睡觉。我什么事也没做，还去冒了一堆没必要冒的险，不过躺在罗德尼的床上时却觉得身心舒畅。我到街上走了一趟，没有躲躲藏藏的。我采取了行动，尽了责任。

感觉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