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酒吧里阴暗空荡。椅子放在桌上，凳子倒立在吧台上。窗口的一份菜单上说明他们周一至周五供应午餐，但今天是周六，他们要到下午三四点才会把灯打开。我一直在列克星顿大道上，沿着马路往上城走了一两个街区，到了一个很小的酒馆，里面的酒保在对着女性顾客挤眉弄眼，满口“亲爱的”、“宝贝”和“甜心”之类的话。她们全都咽了下去。我则咽下三明治、奶油乳酪枣子核桃面包，喝了两杯不怎么样的咖啡。

格拉堡，格拉堡，格拉堡。我在一家旅馆的大厅里翻阅着曼哈顿电话簿，找到八个格拉堡，另外还有两个格拉波。我向出纳换来一堆一角硬币，把十个号码全打了一遍。其中六个没人接，另外四个根本不知道有个叫格拉堡的画家。有一个说她丈夫的哥哥是油漆工，室内室外都漆，不过他住在纽约州北部的果园城。“在水牛城的近郊，”她说，“总之他没改过名字，还是叫格拉堡斯基。可我估计这对你没什么帮助。”

我告诉她我也看不出会有帮助，但还是向她道了谢。我正准备离开，忽然想到了什么，便又回去看电话簿，然后开始给各个格拉堡斯基打电话。如果有用就好了，可结果当然是否定的，只是花掉了许多硬币。我打给所有的格拉堡斯基，一共十七个，接电话的大概有十四五个吧，而且其中当然没有一个会漆或者会画，不管是图画还是房子，连会给图画书上色或涂鸦的都没有。这条死胡同算是走完了。

离此地最近的银行在一个街区外的第二大道。我换了一堆一角硬币——五美元换到五十个，这可是仅剩的几桩好买卖之一了——然后全带到另一家旅馆的大厅。沿路我经过好几个室外电话亭，但里面都没有电话簿。原因不明。我打电话到蜘蛛酒吧，确定他们还没有开门。我拖出分类电话簿，找到法律代理人那一栏。上面说，“请查律师栏”，我照办了，不过不知道能找到什么。“律师”有十八页，而且很多都叫约翰尼，但这又怎样？我想不出任何理由打电话过去。我随手翻阅着，希望能突然出现什么抓住我的视线。我看到一个叫“卡尔森、吉德和迪尔”的事务所，然后便跳到字母V。我打电话给克雷格的私人律师卡尔森·弗瑞尔，找到他本人接听。自从把克雷格介绍给埃洛尔·布兰肯施普后，他就再没收到关于此案的任何消息。他想知道我是谁，找他有什么事。我告诉他我自己也是牙医，与克雷格私交甚好。我没费事就编了个名字，而他也没有追问。

我再打电话给埃洛尔·布兰肯施普。他不在，对方问我是否愿意留下姓名和电话。

格拉堡，格拉堡，格拉堡。艺术家的目录下有满满两页。没有格拉堡。我又找艺术画廊部分，看看他是否自己开了画廊。其实就算开了，登记的名字也不会是格拉堡。

我投资一角，打电话到位于苏荷区西百老汇的窄廊画室。我正打算放弃另找别人时，一个声音略微嘶哑的女人接了电话。我说：“也许你能帮得上忙。我大约在一个月前看到一幅画，一直忘不了，问题是我对那位画家一无所知。”

“哦。我先点根烟。嗯，好了。你刚才说你在我们画廊看到一幅画？”

“不是。”

“不是？那你是在哪儿看到的？”

在哪儿呢？“在一间公寓。一个朋友的朋友，他们是一年前在华盛顿广场户外艺术展上买的，也可能是两年前。印象有点模糊了。”

“嗯，我了解。”

她了解？厉害。“我只知道艺术家的名字，”我说，“格拉堡。”

“格拉堡。”

“格拉堡。”我表示同意，还拼了出来。“这是名还是姓？”

“签在画布最底下的字，”我说，“天知道是什么，有可能是他家猫的名字，不过我猜是他的姓。”

“你想找他？”

“对。对艺术我是一窍不通——”

“但我敢打赌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有时候吧。我喜欢的绘画作品不是很多，但这幅我喜欢，而且想忘都忘不了。持有人说他不想卖，于是我就想到也许可以找到画家，看看他还画了什么，可是怎样才能找到呢？他不在电话簿里——我是说格拉堡，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联络上他。”

“所以你就打电话过来。”

“对。”

“真希望你不是这么早打来。不，不用道歉，反正我也该起床了。你是不是对着电话簿，把上面每家画廊的电话都打过了？看来你是电话公司的股东啊。”

“不是，我——”

“要不然就是你很有钱。你有钱吗？”

“也不是特别有钱。”

“如果你很有钱的话，或者比较有钱也行，我就可以给你看很多看不完的漂亮作品——虽然画它们的不是格拉堡先生，或者格拉堡女士。你何不干脆过来这儿瞧瞧呢？”

“呃——”

“恐怕我们的收藏里没有格拉堡。不过有很多丹妮丝·拉斐尔森的油画和丙烯作品，还有她的一些素描。你也许从没听说过她。”

“呃，我——”

“但这会儿你可是在跟她说话。印象深刻吧？”

“当然。”

“真的吗？我可想象不出为什么。我想我从没听说过什么叫格拉堡的画家。你知道咱们城里有几百万个艺术家吗？也不是真的有几百万，不过加起来也有好几吨了。你真的打电话给所有的画廊了吗？”

“没有。”我说，在她打断我之前，又补充道，“事实上，第一个就是打给你的。”

“真的？我怎么会有这样的荣幸呢？”

“我比较喜欢你们的名字。窄廊画室。”

“我选这名字是因为这个阁楼形状诡异，越往后面走就越窄。我正开始后悔没把它取名叫丹妮丝·拉斐尔森画廊呢，反正这也算是免费广告嘛，不过叫它窄廊画室终究还是有了回报。我赚到了一个电话。格拉堡都画些什么？”

妈的，我怎么知道？“算是现代派吧。”我说。

“天哪，这可没想到。我还以为他是十六世纪法兰德斯绘画大师呢。”

“呃，抽象画，”我说，“几何图形之类。”

“粗线条的？”

这是什么意思？“对。”我说。

“天哪，现在大家都画这个。别问我为什么。你真的喜欢那玩意儿？我是说，除了有趣的形状和颜色，还剩下什么呢？在我看来，那是候诊室用的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明白。”我困惑地说。

“我是说你可以把这种画挂在候诊室或旅馆大厅里，效果很不错，不会让任何人不高兴，能跟装潢搭配，可它是个什么？倒也不是说因为它不写实，我是指就艺术而言，他妈的它是个什么东西？我是说你如果想把它挂在牙医诊所的话，那效果一定很棒。说不定你就是牙医呢，那就算我刚才说错话了吧。你是牙医吗？”

“天哪，不是。”

“你听起来好像跟牙医完全相反，天哪，我在说什么啊？没准你专门打掉人家的牙齿。我今天早上有点神志不清，或者现在已经是下午了？哦，真的就是了，对吧？”

“从刚才开始算是了。”

“GAG。”

“你说什么？”

“要找到你的格拉堡只有这个办法——虽然我真觉得你犯不着费这工夫。照我看，你该做的就是买下独一无二的丹妮丝的美丽画作，如果不行的话，你可以试试GAG。这是首字母缩写，指的是哥谭艺术家协会。他们是一家提供信息的服务社，你到那里去查查吧。每个人的作品在那里都有存档，资料按照艺术家的名字编成了索引，而且他们可以告诉你哪家画廊负责哪个艺术家的作品。如果他没找画廊代理，他们也可以告诉你怎么跟他取得直接联系。办公室在城中区，我想是东五十几街。哥谭艺术家协会。”

“我想我是爱上你了。”

“真的？这可太突然了，先生。我只知道你不是牙医，这对你有利，真的。我敢打赌你结婚了。”

“我敢打赌你错了。”

“是吗？那便是和别人同居，嗯？”

“没有。”

“你体重三百磅，身高四英尺六英寸，而且身上长疣。”

“呃，最后一条你可说错了。”

“很好，因为疣会让我浑身发毛。你叫什么名字？”

警察会盘问到这位女士头上吗？不会。“伯尼，”我说，“伯尼·罗登巴尔。”

“天哪，要是我嫁给你，我名字的缩写都不用改呢。我所有绣了R的上衣都可以留着。可是我们还没见过面呢。我们在电话上共享了这个神奇时刻，但我们永远不会面对面。伤感，不过无所谓。你对我说了你爱我，这可比我昨天遇到的所有事情都棒。哥谭艺术家协会。记住了？”

“记住了。再见，丹妮丝。”

哥谭艺术家协会位于东五十四街，在公园大道和麦迪逊大道之间。他们在电话上告诉我说得本人亲自去，于是我便乘公共汽车往上城去，然后步行到他们的办事处。他们在一家日本餐厅楼上，我得走两段楼梯。

我对丹妮丝是即兴表演，一边说一边编故事，但现在我是有备而来，毫不迟疑地对着一个长得像猫头鹰的小伙子滔滔不绝。他拿来一台幻灯机和几张柯达幻灯片。“我们只有这一个格拉堡，”他说，“你看像不像你记得的那幅画。”

看来根本不像我描述给丹妮丝听的画，而且我差点脱口而出，说我刚想起那幅画根本就不存在。原来格拉堡酷爱大胆地泼洒颜色和形状不规则的色块，根据的原则对这位艺术家来说无疑颇具深意。不是我通常会喜欢的东西，不过我看到的是缩小复印的版本，如果目睹原作，也许我会折服。

得装得像真的一样。“格拉堡，”我的口气很肯定，“我看的画跟这些挺像。一定是同一个艺术家。”

我无法得到地址或者电话号码。艺术家如果有画廊代理的话，他们就只会透露这一点，而沃特·依格纳修斯·格拉堡是由格林街的柯特诺画廊负责代理的。这个画廊也在苏荷区，离丹妮丝·拉斐尔森那儿很可能只有几步之遥。但也可能还要远一些，我对格林尼治村以南的地理状况知之甚少。

我找到付费电话——在中央公园东边五十五街的威治沃斯饭店——打到柯特诺画廊，没人接；打到吉莉安的公寓，没人接；打到克雷格的诊所，还是没人接。我打到四一一，问查号台小姐曼哈顿是否登记有沃特·依格纳修斯·格拉堡的电话。她说没有。我谢过她，她说不客气。我想到再打给丹妮丝，告诉她我终于联络到了我的格拉堡，并谢谢她的建议，但我克制住了自己。然后我又打到柯特诺·吉莉安家，还有克雷格的诊所，还是全都没有回音。没人在家。我拨了我自己的号码，证实了我也不在家。全世界的人都外出吃午餐去了。

雷·基希曼已经说了他要克里斯特尔的一半珠宝，而东西根本就不是我偷的。他把事情想错了，可是也非常接近事实。托德拉斯和奈斯旺德知道我说的姑姑的事全是胡编的，也知道我是小偷。我不清楚他们是否知道这案子牵扯到许多珠宝，也完全猜不出他们跟吉莉安说了些什么，而吉莉安又会跟他们说些什么。克雷格的情况我也没弄明白。他可能还在牢里，而如果布兰肯施普知道为客户着想的话，应该已经告诉他不许开口。问题是有几个律师会替客户着想呢？克雷格随时可能决定揭了伯尼这个贼的老底，到时我该怎么办呢？我和命案只隔着一张票根，可要说它是什么牢不可破的盾牌，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我四处游走。这是个还算得上美丽的秋日。烟雾稍稍遮蔽了太阳，不过天色依然美丽明亮，是那种你坐牢期间偶尔得以在运动场上呼吸到新鲜空气时才会懂得欣赏的天气。

妈的，是谁杀了那女人？W.I.格拉堡？秃比？律师约翰尼？凶手和情人是不是同一个人？或者凶手杀她是因为忌妒她的爱人，还是另外有个我完全没想到的理由？而珠宝又扮演了什么角色？还有克雷格呢？另外，最令人恼火的，我又是什么角色？

我不断进出电话亭，再一次打到柯特诺画廊时，响两下后有个女人接了电话。她听起来比丹妮丝·拉斐尔森年纪大，说话也没那么风趣。我说我得知她代理沃特·格拉堡的作品，而我是他的老朋友，想联络他。

“哦，我们以前是有他的一些作品，不过我想不起来有哪幅成交过。他本打算凑足A级画作办个展览，可是一直没成功。你怎么知道应该打给我们？”

“哥谭艺术家协会。”

“哦，GAG，”她说，“他们还把我们列为沃特的代理画廊吗？真想不到。他从没真正吸引过什么顾客，你知道，然后他又去搞平面设计，并开始对版画技巧产生极大的兴趣。最后他就不再画画了，我觉得这简直是暴殄天物，因为他最擅长的就是把握颜色，可是他却开始陷入细节处理和自我局限。你也是艺术家？”

“只是他的老朋友。”

“那么这些话你也不用听了。你只是想知道他家在哪儿。稍等。”我等着，过一会儿总机便提醒我再投五分钱进去。我往投币孔里丢了一角，告诉她不用找钱，她连谢谢都没说一声，然后柯特诺画廊的那个女人便念出一个国王街的地址。我想不起国王街在哪儿。

“国王街？”

“哦，我打赌你是外地人，对吧？”

“没错。”

“呃，国王街在苏荷区（SoHo），不过接近边缘了。离So of Ho一个街区。”她机械地笑起来，仿佛经常玩这个小小的文字游戏，都玩腻了，“我是说South of Houston。”

“哦。”我说。这会儿我想起国王街在哪里了，可是她又继续解释我该怎么乘地铁上那儿，诸如此类的废话，没一句是我需要听的。

“这是我知道的最新的地址，”她说，“但我不敢说他还在那里，不过我们的通讯地址列表里一直有他，画廊开幕的便寄邀请卡过去。信都没退回来过，所以如果你写给他，邮局应该会帮忙转寄，只是——”她不停地说。说什么档案里没有他的电话号码，但我可以查电话簿，当然如果我已经査过的话就不必了，而且也许他有电话但没登记。当然，如果我找到国王街的那个地址，而他又不在的话，就问管理员，绝对错不了，他们偶尔还能帮得上忙——总之全是些小学四年级的学生都可以想出来的白痴建议。

总机又插话进来要我投币。他们是无底洞。我正准备再塞硬币到投币孔里，突然恢复理智挂断了电话。

我手里拿着那个硬币，又把它放进口袋。然后，好像是下意识地，我开始拨电话。我打到吉莉安的公寓，是一个男人接听的，他对我说∶“抱歉，打错了。”然后便挂了电话。我皱起眉头，核对了钱包里那张卡片上的号码，再次皱眉，又摸出一个硬币——现在我的储蓄还很多——然后再拨一次。

“喂？”

同样的声音，我多年来常听到的声音，不过平时说的不是“喂”，而是“请再张大一点”。

克雷格·谢尔德里克的声音。“喂？哪一位？”

这儿除了我们小偷没有旁人，我想，那么你又在那里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