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欧洲人的风度，”波莫伦斯太太说，“总是面带微笑，会和你聊一两句。他怕热，有时候看他走路的样子就知道他脚痛，但是你绝不会听到他抱怨，不像我认识的一些人。”

我在随身笔记本上写下“非常绅士”，“从不抱怨”。抬头看的时候，我正好看到波莫伦斯太太在偷偷地瞄我。她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我，这似乎快让她发狂。我显然是诚恳的布鲁克林牧师，杰西卡·加兰德先前已经打电话告诉她，我会来为埃博尔·克罗的颂词收集一些他的生平资料。她没有想到我就是“斯蒂廷纳的儿子”，昨天才和她一同搭电梯下楼。但是如果我是圆石丘的雷福伦特·罗登巴尔，为什么看起来这么眼熟？

我们坐在厚承的椅子上，她小小的公寓里塞满了家具，而且到处摆着孙子的照片和一些小雕像。大概有二十分钟她都在赞扬死者和数落生者，大楼里其他的邻居一一被她毁谤了一番。

她孤单地活着，真的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她的老公摩尔现在正在天堂的成衣厂辛勤地当裁缝。

我谢绝了第二杯咖啡。我起身要走的时候，已经八点半了。“谢谢你的帮忙，”我真心向她道谢，“希望在追悼式上能见到你。”

她陪我走到门口，向我保证她一定会到。“我很想听听你是不是会用到我告诉你的话。”她说，“上面的锁也要开。对，就是这样。你知道吗，你让我想起一个人。”

“斯蒂廷纳的儿子？”

“你认识他？”

我摇头。“已经不止一个人告诉我，我们长得很像。”

我走出来之后，她把门关好又上了锁。我沿着走道来到埃博尔的门口，挑开自动锁，走进他的公寓。里面的东西就像我走的时候一样，当然现在暗了一些，因为没有白天的光线从窗外照进来。

我打开电灯，平常如果没有拉上窗帘，我一定不会这么做，但是靠路的这一面，离得最近的房子也在河的对岸，谁会看得到我？

我四处翻看了一下，而不是像前一天那样全面大搜查。我查看了一下卧室的衣橱，又看了一次雪茄盒，然后又翻了书架，不是想找什么，只是想找书看。

现在我只想看那本罗伯特·帕克的小说，我想知道斯宾塞这老家伙又干了什么事，他跑步显然不需矫正鞋垫，举重也不会得疝气。但是要在这里找一本轻松的小说似乎要比发现一枚V鎳币还难，其他看起来好像很有趣的书对我来说也不怎么有趣，因为我看不懂德语，法语或是拉丁语。

最后我决定看看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研究》，悲观这东西在我心里一点也没有。那是一本便宜的版本，埃博尔或先前的主人在上面画了很多线，而且看到感动处还在书的空白处上画了一些零星的惊叹号。

“如果一个人开始去恨他所遇到的所有可恶之人，那他就没有力气去做其他的事。但是如果他轻蔑这些人，他可以毫不费力。”

我喜欢这些句子，叔本华的东西只要一点点就可以让你想半天。我很想放点音乐来听，但是现在开灯就已经够危险了。

现在如果来一杯陈年的法国白兰地一定不错，可我还是选择了牛奶。十点左右，我把客厅的灯关掉，然后走到卧室脱掉外衣。

他的床很整齐。我在想，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早上，起床后一定是自己把床整理好的。

我把床边的闹钟定在两点半，然后爬进被子里，关掉床头灯睡着了。

闹钟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我不太记得梦见什么了，好像是我到哪里闯空门，闹钟的铃声到了梦里竟然变成了警铃声。在梦里我拼命想把警铃按掉，最后终于从梦里挣脱，把真正的闹钟关掉，这时闹钟已经响了好半天了。

太好了。我在黑暗中坐了几分钟，仔细聆听外面的动静，希望没人注意到这个吵闹声，我想甚至没有人听到。这些老大楼里的隔音设备很好，我确定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又坐了一会儿后开灯穷上衣服。

这次我没穿黑色的皮鞋。我穿上彪马鞋，又戴上手套。

我走出埃博尔的公寓，顺手把门闩的按钮按上，这样弹簧锁在我关上门之后就不会锁上。我沿着走道经过电梯走向楼梯间，然后下了七层楼到4B。

门缝底下没有光，里面也没有声音，门上只有一把锁，你可以轻易地把它卸下来，拿到马戏团当棉花糖卖。我进了门。

十分钟之后我就出来了，再度把门锁上，又爬了七层楼回到埃博尔的公寓，轻松地开门、关门、锁门。我脱下彪马鞋和身上的衣服，这次把床边的闹钟定在七点，然后又回到床上。刚开始我睡不着，于是起床在衣橱里找到了一件浴袍穿。我突然发觉我平常吃得不够多，于是走到厨房把剩下的黑森林蛋糕吃完，顺便喝掉那一瓶牛奶，然后才回到床上睡觉。

闹钟响之前我就已经醒来了，很快地冲了澡，找到一把安全的刮胡刀刮胡子。在这屋子里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自己滑进了一个老朋友刚刚放弃的生活，但是我没让自己想太多。我泡了一杯速溶咖啡，喝完咖啡后。穿上衣服，然后又穿上那双皮鞋，把彪马鞋塞进手提箱，连带我昨天找到的一本书。

电梯里的服务员和门口的警卫看都没看我一眼，他们先前虽然没见过我，但是现在是早上一般人的活动时间，在这幢陈旧的大楼里总会有房客——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偶尔让陌生人过夜，然后在大清早把人赶走。

玛丽琳·马尔盖特工作的美容院在第九大道与二十四街以北，隔壁有一家叫切尔西康芒斯的餐馆。美容院的门当然是关着的，就像我的书店，外面是一扇铁门，门上吊了一把挂锁。我站在门口，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用弹簧片把锁挑开。

没有人注意我。天气不错，看来会是美好的一天。我穿着正式，而且看起来显然值得尊敬，看到我的人一定会以为我用的是普通的钥匙。

开门也没费什么工夫，虽然多花了一点时间，但也不是特别困难。

我打开门，警报器开始响。

这种事不管在现实中还是梦境里都会发生。昨天下午我来找玛丽琳·马尔盖特的时候就注意到了。我已经四处看过，知道开关就在第一把椅子附近的墙上。我进了店里之后就直接走到开关前，把刺耳的警报器关掉。

没什么影响，这附近的邻居一定已经习惯了：店主只要打开店门警报器就会响，除非是三更半夜或是响太久没人管，他们才会打电话报警，除此之外他们只会当它是正常现象而不会多管闲事。

再说哪个白痴会去偷美容院？

偷这一家只花了半个多小时。我离开的时候，里面的东西还是保持原状，唯一的例外是警报器，我没有再打开，免得我出门的时候它又响。抽屉里的钱我没拿，里面只有几卷硬币和一些小额钞票。

那把玛丽琳用来指着我的枪我也没拿，她果然把枪放回老板的抽屉了，我让它就留在原处。

我把手摸过的地方擦干净，橡胶手套跟我的服装太不协调。出来之后我锁上门，拉下铁门，把锁再挂回去。

卡洛琳的电话没有人接，我想打电话给丹妮丝，想想又箅了。我沿着第二十三街走，经过切尔西旅馆，旅馆外面的牌子上不是小儿科、足枓医生的名字，而是一些曾经在这里下榻过的作家的名字——托马斯·沃尔夫、狄兰·托马斯。我在第七大道向右转，走进市区，偶尔会经过教堂，它们崭新的装饰就好像在庆祝这个季节。美丽的清晨，我对自己说，可能找不到比今天更好的一天为埃博尔·克罗举行葬礼了。

当然我提醒自己，今天举行的还不是真正的葬礼，真正的葬礼可能还得等一阵。但是只要今天的追悼式能照我希望的进行，或许能让我的老朋友早点得到安宁，即使是灵魂上的而非肉体上的。我在他的屋子里待了一个晚上，他就是在那间屋子里被杀的，老实说我并没有感觉到他不得安息的灵魂。我不是个敏感的人，有些人对这种事很敏感，如果在客厅可能会感觉到埃博尔的阴影就在身边，就在地毯上哭喊着要复仇。虽然我感觉不到那些东西，但也不敢说它们真的不存在。

我走到第十四街的一家咖啡馆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培根、煎蛋、橙汁、新鲜的烤面包，还有一大壶咖啡。我买了一份星期天的《纽约时报》，把那些没有人会看的部分丢掉，拿着剩下的部分走到华盛顿广场。我坐在一条长椅上，对那些热心地向我兜售东西的年轻人置之不理，他们要卖给我的无非是那些会改变人心情的时髦化学药品。我看报纸，偶尔看看过往的人群。广场上的鸽子、滑稽的灰松鼠、爬单杠的小孩、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玩飞盘的青少年、要钱的乞丐、走路摇摇晃晃的醉汉，下棋的人、在一旁边观棋并摇头咋舌的人，以及那些无视禁止标志、随处遛狗让狗随地大小便的人。毒贩叫卖着货品，就和卖热狗、冰激凌、意大利冰品、氢气球和素食点心的小贩一样。我一眼看到了我心爱的小贩——一个黑人，他在卖一种很大个、黄色、全身毛茸茸、嘴巴是橘色的鸭子，那是我见过的最蠢的东西，但就是有人在买，我实在想不出来为什么。

我从公园走去搭乘地铁，一点半左右到了圆石丘，二十分钟之后到了救世主教堂。我见到了杰西卡·加兰德和她的同居男友，他叫克莱·梅里曼，是个手长脚长的家伙，全身上下只有骨头，笑的时候只看到他的两排牙齿。我告诉他们我的计划，他似乎有点跟不上，但杰西卡马上就明白了，她毕竟是埃博尔的外孙女，不是吗？

我看了一下追悼式的场地后，告诉她要怎么安排座位——我假设他们不会一进来就抢位子。然后我要她和克莱去迎接客人，而我自己就到大厅后面一间像是牧师书房的房间等着。

两点半，管风琴的音乐响起，这时客人应该都到了，但是会迟到的人还是会迟到，所以追悼式晚了十分钟才开始。我在牧师的书房里消磨这十分钟，来回踱步，也许就像牧师在布道前的预演。

时间终于到了，我从手提箱里拿出两本书，然后又扣上手提箱，把它留在房间的一个角落。我沿着走廊走到众人聚集的大厅，穿过主厅旁边的通道，登上一个两尺高的台子，在讲桌前站定。

我看着所有的人，深深吸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