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周末都是好天气。星期六我去棒球场。大都会队和扬基队都有硬仗要打。大都会在他们那个分区仍然居于领先，尽管每个人都打得不怎么样。扬基需要再赢六七场才能赶上第一名，但看起来也不可能扭转局势。这个周末大都会队去休斯顿和太空人队打三连战，扬基则是本球季最后一次在主场比赛，对抗来访的西雅图水手队，我看到马亨利在第十一局以一只边线旁的二垒安打赢得比赛。

回去的路上，我到站没下车，一路坐到格林威治村。在汤普森街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吃了晚饭，之后就去参加戒酒聚会。

星期天我去吉姆·费伯的公寓，看他家有线电视体育频道转播的大都会队比赛。古尔登投了八局，只让太空人队打出三支零星安打，可是大都会自己也没拿到半分。九局过半，教练约翰逊把古尔登换下来，换上马齐里，他击出了一只内野高飞球被截杀。“我想这是一个错误。”吉姆轻轻地说。到了九局下半，休斯顿的二垒手被保送，接着盗垒，然后借着一只中间方向的一垒安打，奔回本垒得分。

我们在一家吉姆一直很想试试看的中国餐厅吃了饭，然后到罗斯福医院参加聚会。演讲的是个很害羞的女人，面无表情，声音只有前两排听得到。我们坐在后头根本一个字都听不见。我放弃听讲，让思绪随意游荡。一开始我想着看过的那场棒球赛，最后想到简·基恩，还有她去看棒球赛时总是乐在其中，虽然她对球场上发生的事情根本没概念。她有回告诉我，她喜欢棒球赛中完美的几何学。

我曾带她去看过一次球赛，可是她一点也不关心。她说她发现光看就累人，不过她喜欢冰上曲棍球，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冰球还是我带她去的，结果她后来比我还喜欢。

聚会结束时我很高兴，然后就直接回家了。我不想跟一堆人聚在一起。

星期一早上我赚了些钱。一个参加圣保罗戒酒聚会的女人几个月前和一个家伙搬到雷哥公园那一带。他当时也在戒酒，不过几年来反反复复，一会儿参加聚会，一下又破戒跑去喝酒，结果他们在新家安顿下来没多久，他又开始喝了。过了六个或八个星期，在一顿好打之后，她才知道自己犯了错，而且也明白不必受这个罪，于是就搬回市区。

不过她有一些东西还留在原来的公寓里，她不敢自己一个人回去拿。她问我带枪保护她回去要收多少钱。

我告诉她不必付钱。“不，我觉得应该付，”她说，“这不单纯是匿名戒酒协会里彼此帮个忙。他喝了酒就成了狗娘养的暴力分子，如果没有一个够资格处理这类事情的专业人士陪伴，我可不想回去那儿。我付得起钱，而且这样我也比较安心。”

她安排了一个叫杰克·奥迪加德的司机接送我们。我是在聚会上认识他的，可是一直到上了出租车，看到驾驶座旁边手套柜上贴的出租车牌照，我才知道他姓什么。

她叫罗莎琳德·克瑞恩。她男友名叫文斯·布罗里奥，那天下午他不是狗娘养的暴力分子。当罗莎琳德把东西装进两个行李箱和两个购物袋之时，他多数时间只是坐在旁边兀自冷笑，一边喝着一瓶长颈的美狮啤酒。他正看着电视上的球赛节目，用遥控器不断切换频道。整间公寓扔满了吃剩的达美乐披萨盒，还有中国餐馆外卖用的白色硬纸盒。到处都是啤酒和威士忌空瓶，烟灰缸爆满，空的香烟盒被揉烂了扔在角落。

其间他曾经开口问：“你是接班人吗？新任男友？”

“只是陪着她而已。”

他嘲笑着：“我们不都是这样吗？我是说，都陪过她。”

几分钟之后，他眼睛盯着他的索尼电视说：“女人哪。”

“是啊。”我说。

“她们要是没鸡巴的话，那倒是件好事。”我什么也没说，然后他往我这边瞧，想看我的表情。“现在说这些话，”他说，“可能会被当作性别歧视。”他说“当作”时，发音不太准。结果他专心练这个字的念法，却忘了他原来要说什么。“当作，”他说：“我会被当作、修改、贴上标笺。我唯一的问题，你知道，就在于我被曲解过一次。这个问题怎么样？”

“很好。”

“我告诉你吧，”他说，“她才是有问题的人。”

杰克·奥迪加德载我们回市区，我们两个帮罗莎琳德把东西搬进她的公寓。搬到雷哥公园之前，她住在五十七街靠第八大道那儿，现在她住在七十街靠西缘大道的一栋高楼公寓里。

“以前我住的地方有一个大卧室，”她说，“现在我住在一个工作室，房租比以前贵两倍不止。我真该去检查一下我的脑子，我居然会放弃以前的地方。不过上回我是搬进雷哥公园一个有两间卧室的漂亮公寓。你们看过那儿了，或许你们能想象那个混蛋把那儿搞臭之前它是什么样子。要想对一段关系有所承诺，就得表示出一点诚意，是吧？”

她给了杰克五十元车资，又给了我一百元保镖费。她付得起，就像她也能负担更贵的房租一样，她在一个电视网的新闻部工作，收入很好。我不知道她在那儿究竟是做什么的，不过我猜想她做得不错。

我以为那天晚上会在圣保罗见到埃迪，可是他没去聚会。之后，我去巴黎绿酒吧找那个认得保拉·赫尔德特克照片的酒保，原以为他会想起些什么，结果没有。

第二天早晨我打电话到电话公司，他们告诉我保拉·赫尔德特克的电话已经停了，我试着查出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停的，可是若找到能回答我问题的人，就得经过层层关卡。最后我找到了消费者咨询部门，是个女的接电话，她要我等一下别挂断。之后她回来告诉我，消费者资料上显示机主的费用没付清。我问她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机主没有预付最后一笔账款吗？

“她没收到最后那笔账单，”那女的告诉我，“显然她没留下转信地址。她申请装机时付了一笔押金，最后一笔账款就从押金里头扣，事实上——”

“怎么？”

“根据电脑资料，她从五月起就没付钱了，不过她的电话费不多，所以并没有超过押金的数目。”

“我懂了。”

“如果她给我们现在的地址，我们可以把余额转过去。她可能是不想被打扰。最后余额只有四块三毛七。”

我告诉她或许保拉觉得这笔钱不重要。“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她要求停话的确实日期？”

“请稍等。”她说，我听话地等着。“是七月二十日。”她说。

听起来不对，我检查笔记本确认一下，没错——保拉最后一次付房租是在六日，弗洛伦斯·埃德琳是在十五日进她房间发现房间是空的。这表示保拉至少在离开公寓五天后，才打电话去通知停机。既然等了那么久，那又何必打？再者，如果她打了电话，为什么不留下转信地址？

“这跟我记载的日期不符合，”我说，“她要求停话的日期会不会是早几天，然后才正式停机？”

“我们的作业程序不是这样。一接到停机申请，我们就马上办理。我们不必派人出去，你知道。我们是在总部用电脑控制的。”

“那就怪了，她那时候已经搬出原来的住处了。”

“稍等，我再输入一次资料，看看怎么样。”我没等多久。“根据上头的资料，”她说，“我们在七月二十日接到停机通知前，电话还是通的。当然电脑也可能会出错。”

我喝了杯咖啡，翻了翻笔记本。然后打了个对方付费电话到沃伦·赫尔德特克的汽车展示处找他。我说：“我碰到了一个小小的矛盾，我不认为这代表什么，不过我想再査证一下。我想知道的是，保拉最后一次打电话回家的日期。”

“我想想看，是在六月底，呃——”

“不，那是你最后一次跟她谈话。可是之后你打过好几次电话给她，不是吗？”

“对。我们最后听到的是电话已经停机的录音。”

“可是前面几通你打过去都是电话答录机，我想知道最后一次有答录机是什么时候。”

“我明白了，”他说，“天哪，恐怕我记不得了。我们是快七月底去旅行的，回来之后，我们打电话过去，电话已经停机了。那是上个月中的事情。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些了。”

“好。”

“至于我们最后一次打过去有答录机，应该是在我们去黑丘之前，只是我没办法告诉你日期。”

“或许你有记录。”

“哦？”

“你保存电话账单吗？”

“当然，就算没有，我的会计那边也会有。喔，我明白了，我刚才想成如果我们没找到她的话，就不会有电话记录，可是如果听到答录机的话，就算是接通了电话，所以账单上应该有记录。”

“没错。”

“恐怕现在我手边没有账单。不过我妻子知道放在哪儿，你有我家的电话号码吗？”我说有。“我先打给她，”他说，“这样等你打去的时候，她就会把东西都准备好。”

“你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告诉她我现在在一个公共电话亭，会打对方付费电话过去。”

“没问题。其实我有个更好的办法，告诉我你那个公用电话的号码，让她打给你。”

我是在街上打的电话，我怕电话被别人占用，所以他挂断之后，我依然站在那儿把听筒凑在耳朵上，这样看起来就好像我还在使用。我留了点时间让赫尔德特克跟他妻子联络，又多留了一点时间让她去找出电话账单。我把听筒靠在耳朵上，伸出另一只手按住钩座，这样她要打给我的时候可以拨通。我收线之后，几次有人在数码之外徘徊，等着用电话。每次我都转身道歉，说还得再等一下。

就在我已经对自己的街头即席演出感到厌倦之时，电话铃响了，一个低沉的女性声音说：“你好，我是贝蒂·赫尔德特克，找马修·斯卡德。”我告诉她我是，她说她丈夫已经告诉她我想确认的事情。“我现在手上有七月的账单，”她说，“上头有三通是打给保拉的。两通是两分钟，一通是三分钟。我刚才试着揣摩，为什么留话叫她回电给我们要花三分钟，当然一开始我们得先听完她的留话，不是吗？不过即便如此，我想有时候电话公司的电脑会多计算实际通话时间。”

“那三通电话的日期是哪一天，赫尔德特克太太？”

“七月五日，七月十二日，还有七月十七日。我也看了六月的账单，我们最后一次跟保拉通话是在六月十九日。账单上有这笔记录是因为她会先打来，让我们打回去给她。”

“你丈夫跟我说过你们的这套暗号。”

“我觉得有点滑稽。虽然我们不是要欺骗电话公司，不过好像还是——”

“赫尔德特克太太，你们最后一次打给保拉是什么时候？”

“七月十七日，她通常在星期天打电话。我们第一次打过去碰到电话录音是七月五日，星期天，然后是一个星期之后的十二日，然后是十七日，我想想——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十七日应该是星期五，而且——”

“你们打过去有答录机是在七月十七日。”

“一定是这样的，因为通话时间是三分钟。我留话时可能讲得比平常久，告诉她我们下星期四要去达科塔，请她在我们出发之前打电话回家。”

“我记一下。”我说，把她告诉我的事情匆匆写在笔记本上。有些事情不太吻合，很可能是某个人的记录错了，可是我必须去掉这些不一致的地方，不管要花多少时间，就像银行出纳员加班三小时，只为了要找出十分钱的差额一样。

“斯卡德先生，保拉会出什么事？”

“我不知道，赫尔德特克太太。”

“我有过最可怕的预感。我一直在想她已经——”她停了很久，“死了。”

“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迹象。”

“有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还活着？”

“她好像是自己决定要收拾行李搬出原来的地方，这是个好现象。要是她的衣服留在柜子里，我就不会这么乐观了。”

“是啊，当然。我懂你的意思。”

“不过我猜不到她会去哪儿，也不太清楚过去几个月她住在西五十四街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她有没有谈过她在做什么？提到过男朋友吗？”

我又朝这个方向提了几个问题，从贝蒂·赫尔德特克那边没问出什么来。过了一会儿，我说：“赫尔德特克太太，我的问题之一是，我知道你女儿长什么样子，可是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她有过什么梦想？她有哪些朋友？她平常都做些什么？”

“要是换了我的其他孩子，回答这个问题就容易多了。保拉是个爱作梦的人，可是我不知道她作过些什么梦。她念高中时再平凡不过了，但我想那只是她还没准备好让自己散发光芒。她隐藏真正的自己，或许也在逃避自己。”她叹了口气，“她像一般高中生一样谈过恋爱，不是很认真，后来在鲍尔州大，我想她在斯科特死掉之后就没有过真正的男朋友了，她一直——”

我打断她的话，问她斯科特是谁，发生了什么事。斯科特是她的男朋友，而且在她大二那年成了她非正式的未婚夫，他骑摩托车时在一个转弯失去控制。

“他当场就死了，”她回忆，“我想这件事情改变了保拉。之后她有过几个要好的男孩，可是当时她对戏剧产生兴趣，而她的那些男孩朋友都是戏剧系的。我不认为她是在跟那些男孩谈恋爱。她最常来往的那几个，依我看都是对女孩没兴趣。”

“我懂了。”

“从她离家去纽约那天我就一直替她担心。你知道，她是唯一离家的，其他孩子都住在附近。我没把自己的忧虑表现出来，也没让她知道，而且我想沃伦也不知道我有多担心。可是现在她就这样从地球表面消失了——”

“她也许会突然出现。”我说。

“我一直在想，她是去纽约寻找自己的。她不是想去当演员，这件事似乎对她并不那么重要，她是去寻找自己的。而我现在的感觉是，她已经迷失自己了。”

我在第八大道的披萨摊子吃着午餐，点了一片厚厚的西西里口味披萨，在上头加了一大堆红辣椒碎片，就站在柜台前面吃了起来，还另外点了一小杯可乐。这比起——比方说，走到祝伊城堡，试试他们的“洞中蟾蜍”，要更方便而可靠。

星期二中午在圣克莱尔医院有个聚会，我记得埃迪说过他常去。我到那儿的时候已经迟到了，不过还是待到结束。他没有出现。

我打电话回我住的旅社，问有没有给我的留话，结果一个都没有。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找他。或许是警察的直觉吧。前一天晚上我也曾期待能在圣保罗的聚会碰到他，可是他没来。他或许改变想法不想跟我进行第五阶段，或者只是想多花点时间考虑，或者只是暂时不参加聚会，免得在他还没准备好之前碰到我。或者他只是决定那天晚上要看个电视节目，或去参加另一个聚会，或是去散个步。

他是一个酒鬼，也有麻烦，这些情况可能会使他忘记不喝酒的种种美好理由。就算他开了戒，我也没义务盯着他，人家没开口你就不该帮忙。而在此之前，我所能做的，就是不要去烦他。

或许我只是厌倦了寻找保拉·赫尔德特克的踪迹，或许我找寻埃迪只是因为我觉得他会比较好找。

就算他比较好找，也还是要花点工夫。我知道他住哪条街，可是不知道是哪栋楼，我也不打算挨家挨户去査门铃旁和信箱上的姓名牌。我查了电话簿，也许他虽然被停了机，但是他的名字还登在上头，结果没找到。

我打到查号台，说我是警察，编了一个警徽号码。这构成了犯罪行为，不过我不认为这有什么罪不可赦的。我又没要求她做什么犯法的事情，只是希望她帮个忙，否则她要是知道我是个普通老百姓，可能就会拒绝。我告诉她我想查的可能是一两年前的资料。她的电脑査不到，不过她找到一本旧的电话簿，可以帮我查。

我告诉她我要找的人是埃迪·邓菲，住在西五十一街四百号。她查不到，但查到一个西五十一街五百零七号的P.J.邓菲，可能跟西边的第十大道隔三四家。听起来很接近，那是他母亲以前住的公寓，他不会费神去申请更改电话登记的名字。

五百零七号就像周围一样，是旧建筑法规下的六层楼房。电铃和信箱上有的有姓名牌，有的没有，不过4C电铃旁边有一条细长的硬纸板上写着“邓菲”。

我按了门铃，等着。几分钟之后我又按了一次，又等了一会儿。

我按了管理员的铃，大门有了反应，我推开门进入一个光线黯淡的门厅，空气很闷，有老鼠和煮包心菜的味道。门厅的尽头一扇门开着，一个女人走出来。她很高，留着及肩的金色直发，用橡皮筋扎起来。她穿着膝盖快磨破的蓝色牛仔裤，上身是一件法兰绒格子衬衫，袖子卷到手肘，最上头两颗扣子没扣。

“我叫斯卡德，”我告诉她，“我在找一个你的房客爱德华·邓菲。”

“喔，是，”她说，“邓菲先生住四楼，后侧的公寓，我想是4C。”

“我按过他的电铃，没人回答。”

“那他可能出去了。他在等你吗？”

“是我在等他。”她看着我。她远看比较年轻，但近看就会发现她有四十好几了，但保养得相当不错。她的前额又高又宽，发际成尖尖的V字形，下颚很宽，给人感觉坚强但不刻薄。颧骨很棒，脸部线条很有趣。我跟雕塑家交往过好一阵子，心里自然就冒出这些词，我们分手没多久，我还没来得及戒掉这个习惯。

她说：“你认为他在楼上，听到门铃却没有应门？当然门铃也可能坏掉，如果房客告诉我，我就会去修，可是要是你的访客不多，你就不会知道门铃坏掉了。你要不要上去他那儿敲他的门？”

“或许我应该去。”

“你担心他，”她说，“对不对？”

“我是担心，可是我没办法告诉你为什么。”

她很快下定决心。“我有钥匙，”她说，“除非他换过锁，或者多加了一把锁。在这样的城市里，换了我也会这么做。”

她回到自己的公寓，拿了把钥匙出来，然后把她门上的两道锁都锁上，带路上楼。楼梯间除了老鼠和包心菜，又有其他的味道混进来。发臭的啤酒味，尿骚味，大麻味，还有拉丁美洲食物的气味。

“如果他们换了锁，或加上新的锁，”她说，“应该要给我一把钥匙。租约里其实有这条规定，房东有权利进入每一户。不过没人理会，屋主不在乎的话，我当然也不在乎。我有一把标着4C的钥匙，不过这不代表我就有办法真把那扇门打开。”

“试试看吧。”

“也只能这样了。”

“呃，也不见得只能这样，”我说，“我开锁的技术还不赖。”

“哦，真的？”她转头过来看了我一眼，“这在你那一行一定很有用。你是做什么的，锁匠还是小偷？”

“我以前当过警察。”

“现在呢？”

“现在我是个前任警察。”

“别开玩笑了。你刚才讲过你的名字，可是我没记住。”我又告诉她一次。在爬楼梯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叫薇拉·罗西特，当大厦管理员已经有大概两年。她提供服务，换取免费租住的权利。

“不过这对房东来说也没花什么成本，”她说，“因为反正他也不会把这一户租出去。除了我之外，这栋公寓还有三个空户，都是不出租的。”

“想要租出去很容易。”

“转眼就能租出去，每个月可以有上千元收入，厉害吧。可是房东宁可空着，他想把这栋建筑改成合作公寓，没租出去的公寓最后都成为支持他的一票，然后他可以卖给任何负担得起的人。”

“但同时每户空房子他也损失每个月一千元。”

“我想长期来说对他是划算的。如果改成合作公寓，每一户鸽子笼他可以卖到十万元。这是纽约，我想这个国家其他任何地方，一整栋楼都卖不到这个价钱。”

“在其他地方，这栋楼都该拆了。”

“不见得。这栋楼很牢固，已经有上百年历史。老住户搬进来的时候都是廉价劳工阶级，他们不像斜坡公园或克林顿希尔那边的老居民原来都是有钱人。即使如此，这栋建筑还是相当不错。那就是邓菲先生的房门了，后侧右手边那户。”

她走到门前敲门，敲得很用力。没人应门，她又再敲，更用力。我们看看对方，她耸耸肩，把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圈，先转开锁闩，然后咔嗒一声打开弹簧锁。

她一转开门，我就知道我们会看到什么。我抓住她的肩膀。

“让我来，”我说，“你不会想看到这个的。”

“那是什么味道？”

我抢在她前面往里走，进去找尸体。

这户公寓规划成典型的纵排一列，三个小房间排成一直线。靠走廊的是起居室，有沙发、扶手椅和台式电视机。扶手椅的弹簧露出来，扶手和沙发椅面的布都破了。放电视的餐桌上有个烟灰缸，里头有几个烟蒂。

再过去那个房间是厨房。炉子、水槽和冰箱靠墙排成一排，水槽上方有个窗子朝着通风井。除此之外，还有个老式有脚爪的大浴缸，外表的瓷面剥落了一部分，露出黑色的铸铁。那上头罩了块涂着米白色亮光漆的三夹板，浴缸变成了餐桌。浴缸餐桌上有个空的咖啡杯，还有只脏烟灰缸。水槽里堆着盘子，滴水篮里还有些刷干净的。

最后一个房间是卧室，我就晕在那儿发现埃迪的。他坐在没铺好的床上，往前倒下。身上除了一件白色T恤之外什么都没穿。他身边有一堆杂志，其中一本摊开在他前面的油毡布地板上，是一张跨页的年轻女郎照片，女郎的手腕和脚踝都被绑住，全身密密麻麻地缠着绳子。她的大胸脯被电线或是类似的东西紧紧的缠住，脸部扭曲，有种虚伪的痛苦和恐惧。

埃迪的脖子上有根绳子，是打了活结的塑料晒衣绳。另一头系在天花板的一根管子上。

“我的天！”

薇拉走过来看到了这一幕。“怎么了？”她问道，“天啊，他怎么了？”

我知道他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