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有三个著名的演员联谊团体，几年前一个名叫莫里斯·詹金斯·洛伊德的演员曾给这三个联谊会作了个简单的注解。“‘戏剧家’是绅士，”他说，“却要装成演员。‘羔羊’是演员，却要装成绅士。至于‘修士’——‘修士’是两者皆非，却要装成两者皆是。”

我不知道詹金斯·洛伊德属于哪一类。我认识他的时候他通常都醉熏熏的，却假装自己很清醒。他常去阿姆斯特朗酒吧，就在西五十七街和五十八街之间的第九大道上。他总是喝杜华牌苏格兰烕士忌加苏打水，可以喝上整天整夜而面不改色。他喝了酒从不提高嗓门、不出丑、不会摔下椅子。到了夜深时分他或许说话会有点不清楚，但也不过就是这样。戏剧家、羔羊，或修士，他喝酒像个绅士。

死得也像个绅士。他死于食道破裂时，我正自己一个人在喝酒。想不到这会是酒鬼的死因，不过我也没听说过哪个不喝酒的人因此而死。我不确定造成食道破裂的确切原因，也许是多年来从食道灌酒的累积后果，也许是每天早上总要吐一两次造成食道紧绷所致。

我已经很久没想到莫里斯·詹金斯·洛伊德了，现在想到他，是因为我正要去参加匿名戒酒协会的聚会，地点就在一栋建筑的二楼，那儿曾经是羔羊俱乐部的会址。这栋位于西四十四街的高雅白色建筑，几年前成为羔羊俱乐部无法负担的奢侈品，于是他们卖掉房子搬到中城，和另一个社团共用办公室。有个教会组织买下了这个产业，现在成了实验剧场，并提供其他教会活动使用。星期四晚上，戒酒协会的“新开始”团体会象征性地付点钱作为会议室的使用费。

聚会从八点半到九点半。我提早十分钟到那儿，向会议主席作了自我介绍，然后倒了咖啡，坐在他指定的位置。这个长方形的大会议室里放了十张六脚桌子，我的位置离门很远，就在主席旁边。

到了八点半，大约有三十五个人围着房间里的桌子各自坐下，用保丽龙杯喝咖啡。主席宣布会议开始，念了戒酒协会开场白，然后叫一个人念了“戒酒书”第五章的一部分。他又宣布了几件事——周末上西城有一个舞会，默里希尔区有一个团体的周年庆，艾乐侬屋成立了一个新团体，第九大道犹太教堂的那个团体，因犹太假期取消下两次聚会。

然后主席说：“我们今晚的演讲人是马修，来自‘戒酒很简单’团体。”

我很紧张，那是当然的。一踏进这个地方我就开始紧张。每回我当演讲人时就会这样，不过紧张会过去。他介绍我时，全场响起一阵礼貌的掌声，掌声停息后，我说：“谢谢，我名叫马修，我是个酒鬼。”然后紧张就消失了，于是我坐在那儿开始讲我的故事。

我讲了大约二十分钟，不记得说了些什么。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你就是讲以前如何如何，接着发生了些什么事，然后现在如何如何。我就是照葫芦画瓢，不过每回讲的内容都不一样。

有些人的故事极富启示性，有资格登上有线电视台。他们会告诉你他们以前在东圣路易斯如何贫困潦倒，如今他们是前途远大的总裁。我没有这类故事好讲，我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做原来的事情维生。不同的是我以前喝酒现在不喝，这就是我所得到的启示。

我说完后，另一轮掌声响起，然后大家传递篮子，每个人在里头放个一块或两毛五或什么也不放，算是场租和咖啡费用。休息五分钟后，会议重新开始。每个聚会的形式不一样，这个聚会是全场每个人轮流讲话。

会议室里我认得的人大概有十个，另外还有六七个看起来眼熟。有个方下巴的红发女人从我曾经当过警察的事情说起。

“你可能来过我家，”她说，“警察每星期来我家一次。我和我丈夫喝了酒会打架，有些邻居就打电话报警。然后警察会跑来。有个警察连续来了三次，我们就搭上了，他跟我也打架，又有人打电话找警察。那些人总是打电话叫警察来找我，就算事情是因为我跟一个警察在一起引起的也一样。”

九点半我们念过主祷文后结束聚会。几个人过来跟我握手并谢谢我带头发言。其他大部分人都匆匆忙忙冲出大楼，急着要抽烟。

外头是凉爽的早秋。溽夏已过，凉快的夜晚令人舒畅。我向西走了半个街区，有个男人从路旁的一户门洞里走出来，问我能不能给他点零钱。他穿着不配套的长裤和西装外套，脚上是一双破球鞋，没穿袜子。他看起来三十五岁，不过可能更年轻。街头生活会让你变老。

他需要洗个澡、刮个胡子、理个发。他所需要的远超过我所能给的。我给他的只是一块钱。我从裤口袋里摸出来，放在他手心里。他谢我并说上帝保佑我。我又开始走，快走到百老汇大道转角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转头，认出喊我的是一个叫埃迪的家伙。他刚刚参加了那个聚会，我偶尔也会在其他聚会上碰到他。他急步跟上我。

“嘿，马修，”他说，“想不想去喝杯咖啡？”

“我开会时喝过三杯了，还是直接回家吧。”

“你往北走？我跟你顺路。”

我们从百老汇大道拐到四十七街，穿过第八大道，右转继续朝北走。沿路有五个人跟我们要钱，我拒绝了其中两个，给了其他三个每人一块钱，并得到他们的致谢和祝福。第三个人拿了钱并祝福我之后，埃迪说：“天啊，你一定是全西区最心软的人了。你怎么搞的，马修，你不能说不吗？”

“有时候我会拒绝他们。”

“不过大部分都不会。”

“大部分不会。”

“我前两天看到市长上电视，他说我们不该给街上的人钱。他说他们半数都有毒瘾，只会拿那些钱去买毒品。”

“对，而另外一半会把钱花在食物和找睡觉的地方上。”

“他说本市会免费提供床和热食物给任何需要的人。”

“我知道，这让你想不通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睡在街边，翻垃圾箱找东西吃。”

“他也想严厉对付那些擦玻璃的人。知道吧？就是那些帮你擦汽车挡风玻璃的家伙，也不管玻璃脏不脏，擦完了就伸手跟你讨钱。他说他不喜欢那些家伙把街道弄成这样，难看。”

“他是对的，”我说，“他们也都是身强体健的人。完全可以出去作奸犯科或袭击卖酒的杂货店，这样大家就看不到了。”

“看来你不怎么支持市长。”

“我想他还可以，”我说，“我想他的心脏就像颗葡萄干那么大，但或许这是一种必要条件，是市长工作的一部分。我尽量不去注意谁是市长，或者他说了些什么。我每天都送出几块钱，如此而已。对我没什么坏处，也帮不了别人太多忙。不过这就是我这阵子在做的事情。”

“自讨苦吃的人可真够多。”

的确，整个城市都可以看到他们，睡在公园里、地下道里、公车和火车的候车室里。有些有精神问题，有些有毒瘾，还有些只不过是在人生的赛跑中踏错一步，就再没有容身之处。没有住所就很难找到工作，很难在应征面谈时让自己保持体面，不过其中某些人“曾经”有过工作。纽约的公寓很难找，也很难负担得起，要付房租、管理费和中介公司的佣金，可能得花两千块以上才能住进一户公寓。就算你能保住一份工作，又怎能存得了那么多钱呢？

“感谢上帝我有个地方住，”埃迪说，“你大概不会相信，那是我从小长大的公寓。往北走一个街区再左转穿过两个街区，靠第十大道那儿。那地方不是我最早住的地方。原来的地方已经消失了，整栋楼拆掉，盖了所新的高中。我们搬出那儿是在我，记不清楚了，九岁吧？一定是，因为那时候我三年级。你知道我坐过牢吗？”

“三年级的时候，不会吧？”

他笑了，“不是，坐牢是搬家几年之后。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在绿天监狱的时候我老头死掉了，我出狱后又没有地方可待，于是就搬去跟我妈一起住。我不常在家，那儿只不过是让我放点衣服和东西，不过后来她生病了，我就留在那儿陪她，她死后我继续住着。四楼，有三个小房间，不过，马修，你知道，那是因为房租管制。一百二十二元七毛五一个月。城里比较像样的旅馆，他妈的，一个晚上就得付这么多钱。”

而且，让人惊讶的是，那一带都开始高级起来了。地狱厨房百年来一直是个险恶、粗悍的区域，现在房地产掮客改口称此处为克林顿，而且把出租公寓改成共管公寓，每户卖六位数字的价格。我永远也想不明白穷人哪里去了，或者有钱人是从哪儿来的。

他说：“美丽的夜色，不是吗？当然我们还来不及欣赏，就又会发现太冷了。有时候你会被热个半死，紧接着又忽然发现夏天怎么就过完了。夜里总是冷得特别快，呃？”

“大家都这么说。”

他三十好几了，五尺八或五尺九，瘦瘦的，皮肤苍白，黯淡的蓝色眼珠。他的头发是淡棕色，不过现在开始秃了，往后退的发际加上暴牙，让他看起来有点像兔子。

就算我不知道他坐过牢，也能猜得到，虽然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他看起来就是像个混混。或许是综合印象吧，虚张声势加上鬼鬼祟祟，那种态度表现在他的双肩和犹疑不定的眼神里。我不会说这些看起来很显眼，不过第一次在戒酒聚会注意到他，我就想着这家伙以前干过坏事，他看起来就像会走上歪路的那种人。

他掏出一包香烟递给我一支，我摇摇头。他自己拿了一支，擦了火柴点烟，双手圈成筒状挡风。他喷出烟，然后把香烟夹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瞧，“我应该戒掉这些小操蛋的坏习惯，”他说，“不喝酒却死于肺癌，机率有多大？”

“你多久没喝酒了，埃迪？”

“快七个月了。”

“了不起。”

“我参加聚会了，不过花了好阵子才停止喝酒。”

“我也走过弯路。”

“是吗？呃，我挣扎了一两个月，然后我想，我还可以抽大麻，因为，该死，大麻不是我的问题，酒精才是我的问题。不过我想在聚会里听到的那些事情，逐渐产生了影响，然后我也把大麻戒掉了。现在我已经快七个月是完全干干净净的了。”

“好厉害。”

“我想是吧。”

“至于香烟，据说一口气想戒掉太多东西，不是个聪明的办法。”

“我知道，我想等我老了再来戒吧。”他深深吸了一口，烟头烧得亮红。“我家就往这儿走，你确定不过去喝杯咖啡？”

“不要了，不过我跟你一起走过第九大道吧。”

我们走过穿越市内的漫长街区，然后在街角站着聊了几分钟。我不太记得我们都聊些什么了。在街角时，他说：“主席介绍你的时候，说你所属的团体是‘戒酒很简单’。就是在圣保罗教堂聚会的那个吗？”

我点点头，“‘戒酒很简单’是正式名字，不过每个人都叫它‘圣保罗’。”

“你常常去？”

“偶尔。”

“或许以后我会在那儿见到你。唔，马修，你有电话什么的吗？”

“有，我住在一家旅社，西北旅社。你打到前台他们就会转给我。”

“我该说找谁？”

我盯了他一秒钟，然后笑了。我胸前的口袋里有一小叠皮夹大小的照片，每张背面都用印章盖上了我的名字和电话。我掏一张出来递给他。他说：“马修·斯卡德。这就是你？”他把卡片翻过来，“可这不是你。”

“你认得她吗？”他摇头，“她是谁？”

“我在找的一个女孩子。”

“难怪你要找。如果找到两个的话，分一个给我。这是怎么回事，你的工作吗？”

“答对了。”

“美女一个。年轻，至少拍照的时候是这样。她几岁？大概二十一吧？”

“现在二十四了。照片是一两年前拍的。”

“二十四，真年轻，”他说，又把照片翻过来。“马修·斯卡德。真滑稽，你知道某个人最私密的事情，却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是指姓。我姓邓菲，不过说不定你已经知道了。”

“原本不知道。”

“等我有了电话再给你。一年半前因为没付电话费被切断了，这几天我会去办理恢复通话。跟你聊天真不错，马修。或许明天晚上我会在圣保罗见到你。”

“我大概会去。”

“我一定会去。你保重。”

“你也是，埃迪。”

他等到绿灯亮了，快步过马路。走到一半他转头朝着我笑，“我希望你找到那个女孩。”他说。

那天晚上我没找到她，也没找到任何女孩。我走完剩下的路回到西五十七街，停在旅社前台前。没有留话，不过雅各布主动告诉我，有过三通电话打来找我，每隔半小时一通。“可能是同一个人打的。”他说，“他没留话。”

我上楼回房，坐下来打开一本书，读没几页电话就响了。

我拿起话筒，听到一个男人说：“斯卡德吗？”我说是。他说：“赏金是多少？”

“什么赏金？”

“你是在找那个女孩的人吗？”

我可以挂了电话，不过我说：“什么女孩？”

“一面是她的照片，另一面是你的名字。你没在找她吗？”

“你知道她在哪儿？”

“先回答我的问题，”他说，“赏金是多少？”

“可能很少。”

“很少是多少？”

“要发财还不够。”

“说个数字。”

“或许两百元吧。”

“五百元怎么样？”

价钱其实不重要，他没东西可以卖给我。“好吧，”我同意，“五百元。”

“他妈的，真不算多。”

“我知道。”

停了一下，他爽快地说：“好吧，你照我说的去做。半个小时后，你到百老汇大道和第九大道的叉路口，在朝着第八大道的那个街角等我。身上带着钱，没钱的话，你就不必来了。”

“这个时间我没办法弄到钱。”

“你身上没有那种二十四小时的提款卡吗？操。好吧，你身上有多少钱？你可以先给一部分，其他的明天再给，不过可别不当一回事，因为那个妞儿明天可能就换地方了，懂我意思吧？”

“你不会知道我有多懂。”

“你说什么？”

“她叫什么名字？”

“什么？”

“那个妞儿叫什么名字？”

“找她的人是你。难道你他妈的不知道她的名字？”

“你不知道，对不对？”他考虑着这个问题。“我知道她‘现在’用的名字。”他说。这是最蠢的耍诈手法。“或许跟你知道的不一样。”

“她现在用什么名字？”

“呃——包括在你要用五百块买的消息里面。”我买到的将会是勒住我气管的手臂，或许还会有把刀子抵在肋骨间。真有消息可以提供的人绝对不会一开始就问赏金，也不会跟你约在街角。我觉得够了，该挂他的电话了，可是他可以再打来。

我说：“你闭嘴一分钟。我的顾客没有提出任何赏金，要等找到那个女孩再说。你根本没有东西可以卖，所以也休想从我这儿捞到一个蹦子儿。我不想跟你在街角碰面，就算要去，我也不会把钱带在身上。我会带一把枪、一副手铐，外加一个帮手。然后我会把你带到哪个地方好好修理一顿，直到我确定你什么都不知道为止。然后我会再继续多修理你一下，因为我很生气你浪费我的时间。这是你想要的吗？你还想在街角跟我碰面吗？”

“操你妈的——”

“不，”我说，“你搞错了，你妈才被操。”

我挂上电话，“混蛋。”我大声说，也不知道是对他还是对自己。然后我冲个澡之后上床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