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很想向我的客户报告那一夜的经过，不单是因为怕她怀疑自己雇的人无能。更重要的是，如果有任何说法暗示她的汤普森先生甩掉了我，都意味着他不仅不是表面上的那个人，而且还隐瞒着什么。我感觉是这样，但现在就把这个看法告诉露易丝，还嫌太早。

“没有什么明确的结果，”我告诉她，“再过一两天我应该可以告诉你更多。”

我查了笔记本里汤普森的电话，用我的手机打给他。我希望他不会接，所以电话转到语音信箱时让我松了口气。“嘿，老兄，”我说，“我们寄了张支票给你，全额付清，现在这支票就摆在我面前。退回来了，我们寄给你的地址是错的。哦，妈的，我得去处理一下。这样吧，你回电给我，如果我没接，在语音信箱里留下你的地址就行了。你留话的时候——哦，要命，算了。再联络。”

我设法装出一副匆忙的样子，就像那种中层主管刚好碰到手边一堆事情，可是我不确定自己装得像不像。等他回电或不回电时，我就知道了。

我出门时身上带着手机，不过在人行道上停下来把它关掉。我正要去参加戒酒聚会，去那里得关掉手机或呼叫器；大部分戒酒团体聚会时都会这样要求。不过不管是否参加聚会，我都要把手机关掉，因为我最不希望的，就是接到大卫·汤普森打来的电话。他首先就会问我是谁，还有那张支票是哪家公司给的，到时候我可给不出答案来。如果他听到我的留言，没法问我问题，就会猜想有人该付他钱，而他最好要拿到，于是就会留下他的地址。

这是假设他的说法至少有一部分是事实，也就是他所从事的工作中，会有一些公司寄支票给他。这个行业可能是直接行销也可能不是，他的名字可能是大卫·汤普森也可能不是，这就是为什么我给他的留言要尽量含糊其辞。

这招应该会有用。就算失败了，那也算是另一方面的成功。如果他那么多疑，那么就表示他的确在隐瞒一些事。

我往北走到西六十三街的基督教青年会，赶上“炉边”团体的中午聚会。演讲人的饮酒故事很短，大部分时间都在谈她现在的两难处境，就是她是否应该承认自己在表演这条路走不通，她曾在罗雷兹抗酸剂的电视广告里面讲过两句台词，当过几十天的临时演员，还在一些没有人看的观摩演出里演些没有酬劳的小角色，她在这一行五年的努力只有如此成绩，实在乏善可陈。

“我不是演员，我是个女侍者，”她说，“这样也可以，当女侍者没有什么不对，这是一个不错的谋生方式，但我不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当女侍者。甚至如果有人要给我机会去演戏，我都不再那么确定表演是我的人生目标了。”

阿比也在场；自从上回雷·格鲁利奥在圣保罗教堂的那次聚会演讲后，我就没再见过阿比，他说他最近都参加中午的聚会，另外有一天晚上被找去皇后区的中村那一带当演讲人。我跟他在附近吃中饭，同行还有另外两个女人，一个名叫雷切尔的是个办公室的临时雇员，另一个脸尖尖的年轻女人唯一的工作是当代课老师，我猜想工作机会不是很多。她叫什么名字我老记不住。

不管她叫什么名字，反正她毫不浪费时间地批评起那个演讲人。“那些剧场训练的好处，”她说，“就是她讲话清楚且表情丰富，你坐在最后一排也听得到她讲的每个字。不幸的是，听到的每个字都是‘我’。”

雷切尔说她看起来很眼熟，也许看过她在哪里演出。阿比说他不觉得眼熟，真奇怪，因为罗雷兹的每条电视广告都是他必看的。

“她说她讲过两句台词，”雷切尔说，“但或许她是旁白，根本没上镜头。”很难分辨她是真信了阿比那些话的表面意思，还是在配合他而出言讽刺。

我回到家才把手机打开，已经有一条语音留言在等我。一个我没听过的声音说，“嘿，谢了，老兄。我的地址是……”我写下纽约州一〇〇二五，纽约市阿姆斯特丹大道七五五号一二一七室。“别忘了要写最后的房间号，”他说，“不然我会收不到。上次可能就是这样才会退回去的。”

在曼哈顿，街道的号码是按东西向排的，而门牌号码则是从第五大道开始往两边顺着排下去。如果你知道地址是几号，就可以很快知道位于哪两条大道间。

而大道则是南北向的，每一条都有不同的门牌号码系统，要看从哪里开始排起。不过有个关键要诀印在街道地图和口袋型地图上，同时也可以在大部分纽约的住宅和工商电话簿上找到。在某些大道上或许有一点点不同，但基本要诀就是，你把门牌号码尾数去掉，然后除以二，再加上一个表上所列出那条大道的特定数字，得出的结果就是最接近的东西向街号。

有些房地产经纪人把这张表印成名片大小的塑料卡，这赠品比月历还好用，因为我这张卡到现在用了五年，而且常常用。那个经纪人大概做不到我什么生意，我们住在凡登大厦不会搬，不过她得到了我的感谢，虽然这感谢不值钱。

于是我算出那个大卫·汤普森的地址在九十六街以北一个或两个街区。从八十八街和西端大道交会口走过去不止半英里，离奇普斯湾就更远了。

我搭地铁过去，从百老汇大道往东走一个街区，按照那张房地产经纪人阿美莉亚·费伦特送我的卡片所算出来的结果，找到了阿姆斯特丹大道七五五号，就在九十七街和九十八街之间的那个街区。那是一幢五层楼的出租公寓建筑，显然还不太受社区绅士化的明显影响，不过有点不对劲，因为即使那幢楼几年来再怎么隔成一堆小小的鸽子笼出租，也绝对不可能有一二一七室。

也许这是汤普森的一个密码：如果收到一封寄给一二一七室的信，他就会知道是打电话给他的人寄的。不过这样也说不通。

我走进门厅，看着那排电铃。有十六个是二到五楼、每层楼四个，另外再加一楼属于商店的一个电铃。那十六个门铃上有九个或十个贴了标签。其他则是空的。我检查了那些名字，大部分都是西班牙裔的名字，没有一个是汤普森。

我又走出去，到一楼那家商店看一眼。不是很吸引人，陈列的商品随着时光流逝或太阳照射而褪色，不过店家弥补的对策，就是提供一个附近街坊所可能需要的一切——支票兑现、拍大头照、公证人、五金和厨房用品、雨伞、鞋油、纸尿布，还有各色零食。有三个啤酒的霓虹灯标志，其中一个牌子十年前就停产了，橱窗上还有一张布思特罗咖啡的海报。东西太多了，我花了好一会儿才注意到橱窗上唯一一个有关的东西，那是一张黄色纸，上头是手写的：提供私人信箱。

商店里面大概就是我原先猜想的模样。我没看到任何信箱，很好奇那一二一七信箱会藏在哪里。柜台后有个女人，身材矮胖，头发像那种黑色的刷锅铁丝球，她盯着我瞧。不知道她以为我可能会想偷什么。

我问她是不是有信箱要出租，她点点头。我说我没看到信箱，能不能请她告诉我在哪里？

“不是信箱，”她说着用两手比出一个箱子的形状，有顶有底，还有四个侧面，“是邮件服务。”

“有什么服务？”

“你付一个月的费用，我们给你一个号码，取邮件时告诉我号码，我就把你的邮件拿给你。”

“这个服务要多少钱？”

“不贵。五十元。预付三个月，第四个月就免费。”我把皮夹一翻，朝她亮出一张乔·德金给我的警探基金协会贵宾卡，这张卡不能让你在违规停车时不被开罚单，但隔着一段距离看起来还挺像个正式的证件。“我对你的一位顾客有兴趣，”我说，“他的号码是一二一七。”

她盯着我。

“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她摇摇头。

“能不能去帮我查一下？”

她想了想，耸耸肩，到后头的房间去。回来时，她宽阔的前额深深皱着。我问她怎么了。

“没有名字。”她说。

我本来以为是她不能告诉我，但结果不是。她的意思是这个号码没有名字，我也相信。她对这个情况显然也满腹疑惑。

我说：“如果有寄给他的信——”

“所以我才会找那么久。如果有信寄来给他，上头就会有他的名字，对不？可是没有他的信。他一星期会过来一两次，有时候有信件，有时候没有。”

“他来的时候，会说他的号码。”

“一二一七。我就会把他的信件给他。”

“如果他收到信，信封上不会有名字吗？”

“我没注意。”

“如果你听到名字，能知道吗？”

“或许吧，不知道。”

“那个名字是大卫·汤普森吗？”

“不知道。不会是荷西·西曼内兹这种西班牙语的名字。他的母语是英语，我只知道这么多。”

她去招呼另一个客人。回来后她说：“付钱租这个服务的人，就会拿到一个号码。我们会把名字登记在本子上，就写在号码旁边。”

“结果登记簿上一二一七号旁边没有名字。”

“对。也许他来租信箱的时候是别人值班，忘了把他的名字写下来。这样不对，可是……”她耸耸肩，摇摇头。我觉得这件事她比我还烦心。

我身上带着露易丝给我的那张照片，掏出来让她看。她眼睛一亮。

“没错！”

“是他吗？”

“是他，一二一七。”

“可是你不知道他的名字。”

“对。”

我给了她一张名片。告诉她，下回如果有他的信，请她打电话给我，把信封上的名字念给我听。她答应了，像捧着一件价值连城的珠宝似的拿着我那张名片。她伸长脖子，又看了那张照片一眼。

她说：“这个人做了坏事吗？”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是得查出他是谁。”

我比埃莱娜早到家。她打电话回来说她会稍微晚一点，问我能不能先在炉子上放一锅水。我照办了，把炉火打开，她走进门时，水已经烧开了。她拌了沙拉，煮了意大利面，我们吃完把碗盘放在水槽里，走第九大道到四十二街一个外百老汇戏剧的表演处，我们拿到了一场台词排演的票，剧名叫《里加》，是讲拉脱维亚犹太人的屠杀。我知道剧作家也在场，这就是我们去的原因，落幕后我们去向他道贺，告诉他剧情很震撼人心。

“就是太震撼人心了，”他说，“所以没有人想投资制作。”

回家的路上，埃莱娜说：“老天，我无法想象怎么会有人放弃制作这部戏的机会。为什么，这出戏真是让人全身舒畅呢。”

“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我们来看了。”

“我不知道自己高兴或不高兴。只是很担心这一切又会再度重演。”

“你不是认真的吧。”

“不是才怪呢。《纽约时报》有好多版我现在都看不下去了。任何国内或国外新闻都不看了。文艺版我还可以忍受，只不过有一半的书评和新闻报道一样糟糕。星期二的科学版没问题，星期三有食谱和餐厅报道的也可以。我从没想过要去他们报道的餐厅或照那些食谱做菜，不过纯阅读我还可以忍受。”

“可惜你对体育没兴趣。”

“是啊，否则我就可以看得懂，而且看了也不会想到抗忧郁剂百忧解。TJ会看商业版吗？”

“我想会吧。”

“也许我们老了可以靠他，如果我们能活到那么老的话。”

我走到人行道边缘，举起一只手。有辆出租车靠边停了下来。

她说：“我还以为我们要散步回家。怎么了，你觉得不舒服吗，亲爱的？”

“还没舒服到可以走五十个街区。”我请司机走第十大道，然后接阿姆斯特丹大道，到九十三街街口。

“蓝调母亲？”

“我今天下午离那儿就几个街口，”我说，“可是那个时间去不合适。要到晚上才会有音乐。”

“还有丹尼男孩。”

“除非今天晚上他在普根酒吧。不管他在不在，我想我们应该去听听音乐。”

“我想你说得没错，”她说，“我想这总比我们回家自杀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