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范德普尔牧师不想见我。“找我的记者太多了，”他告诉我，“我拨不出时间见你，斯卡德先生。我对我的教众负有重任。空闲的时间里，我得专心祷告和静思。”

我知道这种感觉。我解释说我不是记者，我说我受雇于凯尔·汉尼福德，受害者的父亲。

“原来如此。”他说。

“我不会占用你多少时间，范德普尔牧师。汉尼福德先生痛失爱女，就跟你痛失爱子一样。事实上，他可以说是在他女儿遇害前就失去她了。现在他想多了解她一点。”

“我恐怕没办法提供什么资料。”

“他告诉我他想亲自见你，牧师。”

长时间的暂停。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以为电话坏了。然后他说：“你的要求我很难拒绝。今天整个下午我恐怕都得处理会堂事务，也许晚上？”

“没问题。”

“你有教堂的地址吧？牧师会馆就在隔壁。我等你，唔……八点行吗？”

我说八点可以。我又翻出一枚一角硬币，查了个号码打过去，这回跟我讲话的人提起理查德·范德普尔可就开放多了。事实上，我这通电话让他好像如释重负，还要我马上过去。

他名叫乔治·托帕金，跟他弟弟合开了托氏兄弟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在麦迪逊大道，四十几街附近。墙上裱框的毕业证书，证实他二十二年前从市立大学毕业后，进福德汉姆法学院继续攻读。

他矮小俊瘦，肤色黝黑。他让我坐在一张红色的大皮椅里，问我要不要咖啡。我说好。他按一下对讲机，要他秘书给我们一人一杯咖啡。他告诉我，他和他弟弟什么案子都做，但重点放在房产。他接的刑事案件（除了帮老顾客做的一些小事情外）都是法庭指派下来的。大部分也是小案子：抢皮包，轻度攻击，私藏毒品——直到法庭指派他担任理查德·范德普尔的辩护律师。

“我原本以为会被解聘，”他说，“他父亲是牧师，应该会雇个刑事律师取代我。但结果我还是见到了范德普尔。”

“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礼拜五快傍晚的时候。”他用食指挠挠鼻翼，“本来还可以更早去的，我想。”

“但你没有。”

“没有。我一直在拖。”他两眼平视着我。“我本以为会被换掉，”他说，“如果接手的人马上要来，我想我应该可以省掉见他的那一面。不过倒也不是因为不想浪费时间。”

“怎么说？”

“我不想看见那个婊子养的。”

他从书桌后站起来，走到窗口。他拨弄着百叶窗上的白绳，拉上去几寸又放下来。我耐心等着。他叹口气，然后转头看着我。

“那家伙犯下一桩可怖的血案，活活把一个女孩割死。我不想看到他，这点你会觉得难以理解吗？”

“一点也不会。”

“不过我有点愧疚。我是律师，按理说为人出面时不该想到他到底有没有犯罪。我应该全力以赴，为他作最佳辩护。至少绝不该在还没跟自己的客户谈话以前，就假设他是凶手。”他回到书桌前，重又坐下。“但我做不到。警察在犯罪现场抓住了他。如果这案子带到法庭上辩论，我也许可以找出什么漏洞向他们挑战，但当时我心里其实已经审过那个杂种，而且判他有罪。再加上我认定这案子会转给别人，自然就想尽办法避免见到范德普尔。”

“但那个礼拜五下午你还是去了。”

“嗯。他关在纽约市立监狱的囚室。”

“那你是在牢房里见到他的。”

“嗯。我没怎么注意周围环境。搞半天他们终于拆掉女囚狱了。好多年前我和我妻子住在格林威治村时，我常常经过那栋建筑。可怕的地方。”

“我知道。”

“真希望他们也能拆掉男囚狱。”他又抓抓鼻翼，“我想我看到了那可怜虫上吊用的蒸汽管，还有他拿来绑脖子的床单。我们谈话时他就坐在床上，他让我坐椅子。”

“你跟他在一起呆了多久？”

“我想应该有半个多钟头，但感觉上更久。”

“他开口了吗？”

“开始没有。他心思不知跑哪儿去了，我试着要引他话的头，可是徒劳无功。看眼神他好像是在跟自己进行一场无言的对话。我想引他开口，同时开始寻思如果有机会帮他辩护的话，我要采取什么策略。这是纯粹假设性的头脑练习而已，你知道，我没想过真会有机会跟他出庭。总之我大致决定了，要用精神失常的理由为他脱罪。”

“大家好像都同意他是疯了。”

“这跟法律认定的疯狂还是有差别。结果会变成专家大战——你请一排证人，检方也请一排。反正啊，我当时就不断地跟他讲话，引他张嘴说话，这时他扭头看我，像在纳闷我是打哪儿冒出来的，仿佛他不知道我一直就在房子里。他问我我是谁，我就把原先讲过的话又说了一遍。”

“他看来神智清不清楚？”

托帕金琢磨一下这个问题。“我看不出他神智是不是清楚，”他说，“我只知道他当时看起来神智清楚。”

“他说了什么？”

“我希望我能一个字一个字记得很清楚。我问他有没有杀温迪·汉尼福德，他说……让我想想，他说：‘她不可能是自己干的。’”

“‘她不可能是自己干的’。”

“我想他就是那么说的。我问他记不记得杀了她。他声称不记得了。他说他胃痛，开始我以为他是说我们谈话时胃痛，但后来我想起他应该是说他案发那天胃痛。”

“他那天因为消化不良提早下班。”

“唔，他记得自己胃痛。他说他胃疼得不得了，所以先回公寓。然后他就开始讲起那些血来。‘她躺在浴缸里，到处是血。’据我所知，他们是在床上发现她的。”

“对。”

“她没有在浴缸或其它地方呆过？”

“她在床上被杀，警方报告是这么说的。”

他摇揺头：“他头脑不清吧，他一口咬定她躺在浴缸里，浑身是血。我问他有没有杀她，问了好几次，但他一直没有正面回答。他一会儿说他不记得杀了她，一会儿又说一定是他杀了她，因为她不可能是自己干的。”

“这话他说了不只一次。”

“嗯，好几次。”

“有意思。”

“是吗？”托帕金耸耸肩，“我不觉得他在撒谎。我是说，我相信他记不清有没有杀了那个女孩。因为他承认他做了一件，呃，更可怕的事。”

“什么事？”

“跟她性交。”

“这会比杀她更可怕吗？”

“事后跟她性交。”

“噢。”

“他并没有试图掩饰。他说他发现她倒在血泊里，然后跟她性交。”

“他是怎么形容的？”

“我记不清了。你是说性交吗？他说他操了她。”

“在她死了以后。”

“显然。”

“他不费一点事就记住了这个。”

“是。我不知道他跟她性交到底是在事前还是事后。验尸看得出来吗？”

“天知道，反正报告里没看到。如果这两桩行为在时间上很接近的话，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真能验出来奸跟杀的时间。为什么问这个？”

“不知道。他不断地说：‘我操了她，她死了。’意思好像是，性交是她致死的原因。”

“但他根本不记得杀了她啊。我看他是下意识抹掉了这个记忆，只是弄不清楚他怎么没忘掉性交那段。呃，我再讲一遍过程看看，他说他一进门就发现她倒在那里？”

“我其实也记不全，斯卡德。他走进门，发现她死在浴缸里，他是那么说的。其实他也没特别讲到她死了，只是说她倒在一缸血水里。”

“你问了他凶器的事吗？”

“我问他怎么处置凶器。”

“他怎么说？”

“他不知道。”

“你有没有问他凶器是什么？”

“没有，我不用问。他说‘我不知道剃须刀跑哪儿去了。’”

“他知道用的是剃须刀？”

“显然。他有不知道的理由吗？”

“呃，如果他不记得行凶，怎么会记得凶器？”

“也许他听人谈到，说那是把剃须刀。”

“也许。”我说。

我走一会儿，大致朝着西南方。我在第六大道靠三十七街的地方歇个脚喝一杯。隔着两张凳子坐了个男的正在告诉酒保，他做牛做马赚的钱，都给拿去供领社会救济金的黑鬼买卡迪拉克，他觉得很不高兴。酒保说：“你？老天在上，你一天他妈的在这儿混八个钟头。付的税给他们买个轮胎轴都不够。”

我往西南方又走了一小段路，拐进一家教堂坐了一会。是圣约翰教堂，我想。我坐的位置靠近讲台，看着别人一个个进出告解室。他们出来和进去时，表情完全没有两样。我想，如果真能把自己犯下的罪留在一间隔帘小密室就好了。

理查德·范德普尔和温迪·汉尼福德。我整理着这团乱麻，想找出来龙去脉。有个结论不断缠着我，但我不愿轻易上钩。这个结论不对，一定不对，但它锲而不舍苦苦纠缠，不去面对我就没法办案。

我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我一直躲躲闪闪，但它总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没法永远躲着不理。此时不做，更待何时？总不能等到三更半夜才动手吧。

我又晃了一会，点上两根蜡烛，往募捐箱里塞进几张钞票，然后在宾州车站前搭了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去贝顿街。

一楼的房客出去了。二楼那位海克太太说她和温迪、理查德很少接触。她记得温迪的前任室友一头深色头发。有时候，她说，她们会在深夜把收音机或音响开得很大，但从没有糟到她要提出抗议的地步。她说她喜欢音乐。她喜欢所有的音乐，古典、半古典、流行——各种音乐。

三楼的公寓门上有把挂锁，要撬开不难，但一定会惊动邻居。

四楼还没人回来，我暗自庆幸。我继续爬到五楼。伊丽莎白·安东尼利说过这户房客要到三月才会回来。我按了电铃，静候反应。我没有听到任何动静。

门上有四道锁，包括一道防窃最管用的泰勒锁。解决其他三把锁我用的是赛璐珞片——某家石油公司的信用卡，不用白不用，反正我现在已经是无车阶层。然后我便踢泰勒锁。踢了两次，门才朝里飞开。

进门后我锁上其他三道锁。这儿的房客要猜出泰勒锁到底出了什么事的话，且得忙一阵，不过那是他们的问题，而且也要等到三月份。没一会儿工夫我就找到连着防火梯的窗户，把它打开，我往下爬两层到了汉尼福德／范德普尔的公寓。

他们的窗户没锁。我打开，窜身跃进，然后关上窗户。

一小时以后，我爬出窗户，走防火梯回到楼上。四楼现在有了灯光，还好我必须经过的那扇窗户帘子已经拉下。我重返五楼公寓，走到走廊上，把门锁好，然后下楼走出大楼。我有足够时间可以在见马丁·范德普尔以前吃个三明治裹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