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搭上地铁，只坐了一站，便进入了布鲁克林区。在德鲁·卡普兰的办公室里，我跟汤米·蒂勒里见了面。卡普兰的办公室在法院路，距布鲁克林区政府只几条街而已。办公室隔壁有一家小小的黎巴嫩餐厅。街角有一家专门卖中东进口用品的杂货店，再过去是一家旧货店，里面全是原木家具跟铜灯、床架之类的杂物。在卡普兰办公室外面，有一个没有腿的黑人，睡在平台的轮椅上，他前面有个雪茄盒，里面有一两张两元的纸钞跟几个硬币。他戴着一副玳瑁框角太阳眼镜，前面还摆着一块牌子：“别看我戴太阳眼镜就以为我是瞎子，我只是没腿而已。”

卡普兰的办公室以木头作装潢的主体，里面有一套皮椅和好像刚从角落里搬过来的档案柜。卡普兰和他两个合伙人的名字用旧式的黑金字体镶在玻璃门上。卡普兰的文学士和法学士两张文凭，用框子框好，挂在墙上。一张卡普兰的全家福搁在维多利亚式的橡木桌子上。他用一个铁路道钉当镇纸，压住桌上的文件。墙上有一个钟，时针指的是下午时分。

卡普兰看起来有点保守，不过衣服还算是跟得上潮流。他穿一套夏季的灰线条西装，打黄点领带，应该只有三十出头，好像刚领到毕业证书没多久似的。他比我矮一点，当然比汤米矮得更多，体型削瘦，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长着一头黑发和一双深色的眼睛，跟他的微笑不大相称。他跟人握手时，态度不冷不热，他直盯着我看，难掩眼神中的打量与揣测。

汤米还是穿他的酒红色外衣、灰色法兰绒长裤和白色便鞋。他的蓝眼珠布满血丝，嘴角全是斑点。他脸色也不大好看，仿佛紧张得血液倒流，皮肤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我们要麻烦你做的是，”德鲁·卡普兰说，“从赫雷拉或是克鲁兹的裤子口袋里搜出一把钥匙，然后，到宾州车站找到那个寄物箱，打开，把上面有他们指纹跟沾染血迹的长刀拿出来。”

“你真的要我去做这件事吗？”

他笑了，“如果你真做得到的话，这也没有什么坏处。不，我们的情况没那么坏。他们手上有的，顶多是两个从热带到美国来以后，就一直惹麻烦的两个臭小子的指控而已。只要知道这两个人行为一向不检点，他们的证词就只会对汤米有利。”

“说得再清楚点好吗？”

我问话的时候，眼神转向了汤米，汤米却不安地避开了。卡普兰说：“三角恋情，手头不方便，想弄点钱来花花。玛格丽特·蒂勒里的婶婶去年春天死了，留给她一大笔产业。虽然还没有过户，但是，根据初步的估计，大概值五十万美元。”

“不过一定会被人杀价，大概不值那么多。”汤米说，“会少很多。”

“还有保险。汤米跟他妻子的保险方法也很简单，两人互为对方的受益人，再加上其他的辅助条款，汤米可能可以得到一大笔钱。”他看了看桌上的一张纸条，“大概是十五万美元，如果是意外死亡的话，还可以加倍领取，总共是三十万美元。所以，如果这真是一起谋杀案的话，总收益大概是七八十万美元的样子。”

“这可是我律师说的。”汤米说。

“同时，汤米刚好最近手头不太方便。过去一年在赌场里面，他的手气不好，有人上门讨债，当然有点压力。”

“这也不能证明什么。”汤米插嘴。

“我在模拟警察的思维模式。他在赌场里欠了点钱，别克车分期付款也拖了两期。同时，他在办公室里搞上一个女的，每天在酒吧里跟她厮混，根本就不回家——”

“你不要太夸张了，德鲁，我差不多天天都回家，只是时间不太确定而已。我至少会回家洗个澡，跟佩格吃个早饭。”

“早餐吃什么？吃药啊？”

“有的时候。我有班要上，有工作要做。”

卡普兰坐在角落里，二郎腿一跷：“这么多可能的动机还不够吗？更何况，有时警察根本不会注意许多显而易见的事实：第一，他爱他妻子，可是他却欺骗她。那又怎么样？大家不是说，百分之九十的已婚男子在外面有不轨行为，另外没出轨的百分之十是在说谎吗？难道他们都有杀妻的动机吗？第二，他是欠了点钱，但是他信用很好，不愁调不到钱。总归来说，他这几年钱是赚了不少，但是常常大起大落，有时候阔得要命，有时候却得勒紧皮带。”

“你得习惯这行业。”汤米说。

“保险赔偿加上遗产对很多人来说，或许是一大笔钱，但是，在汤米眼里却没什么。更何况汤米说得没错，扣掉税，其实也没那么多。玛格丽特名下的房子，就是他们现在住的那一幢。给一家之主保十五万的险，是很稀松平常的事，但是给一个家庭主妇保十五万，好像就有点怪。其实，很多保险推销员在卖保险的时候，就是这样卖的。他们刻意给你一种表面平衡的感觉，而不告诉你说，你老婆在家里头，根本就不需要这么高的保额。”他双手一摊，“不管了，反正那张保单是在十年前签的，又不是他临时起意跑去改的。”

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边。汤米玩弄着他的铁路道钉，在两个肥大的手掌间抛来抛去，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韵律跟时钟钟摆的节奏差不多。

卡普兰说：“其中一个凶手——安杰尔·赫雷拉，去年三四月份曾经在蒂勒里家打过零工。那时候是春季大扫除，他负责把从地下室和阁楼清出来的杂物一箱一箱拖出去，赚点零用钱。赫雷拉说，正因为有这层关系，汤米才会找他来演这场假抢劫案。但照常识，这是赫雷拉和克鲁兹为什么知道屋里有金银细软以及怎么进去的理由。”

“他们到底怎么进去的？”

“他们把侧门玻璃打破，再把门锁打开，就进去了。可是他们告诉警方，门是汤米替他们开的，玻璃是事后他们才打破的。他们还说，他们离开时，屋里干干净净。”

“可是我回家的时候，家里却好像被旋风扫过。”汤米说，“我还非得看那副惨状不可，害得我的胃难受得要命。”

“他们当然说，屋子之所以乱七八糟是汤米杀他妻子时弄的。如果你知道实情，你就会明白他们是胡说八道。时间根本就不对。他们大约是在午夜时分闯进去的，根据法医的鉴定，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在晚上十点到凌晨四点之间。汤米是五点钟才回家的。他跟朋友吃了晚饭，又到过好几个不同的地方，这才结束他忙碌的一天。”他看着他的当事人说，“我们运气不坏，如果他那天刚好没应酬，他的不在场证明就不会那么强了，又如果他一直待在他女朋友公寓里，拉上窗帘，也就真的没人知道他在哪里了。”

“一旦佩格察觉到迹象不对，我就会小心点，别被她抓到。”汤米说，“只要我一回到布鲁克林，我就是十足的居家男人，我在城里的所作所为绝对不会影响到我的家庭生活。”

“但是入夜之后，汤米的行程就很难解释了。”卡普兰继续说，“因为其中有几个小时，他跟他女朋友留在公寓里，而且把窗帘也拉上了。”其实不用把窗帘拉上，我想，外面的人根本就看不见。“更何况有段时间，连她也不知道汤米在干什么。”

“她睡着了，可是我睡不着。”汤米补充说，“所以我穿上衣服，到酒吧里混了两个小时。我没去太久，她睡醒前我就回来了。如果我有架直升机，倒是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从我家到她家来回一趟，可是靠我那辆别克可不成。”

“现在的关键是，”卡普兰说，“就算时间足够，就算他女朋友的不在场证明不算数，就算所有证人的证词都不是真的，这起谋杀案也不可能是他干的。比如说，汤米在那两个讲西班牙语的小鬼离开之后，并且在命案可能发生的最后时限一凌晨四点钟前溜回家中，那他老婆跑到哪里去了？根据克鲁兹和赫雷拉的说法，那时家中根本没有人。他上哪里去找到她，再把她杀掉？你要他怎么办？把他妻子塞在车厢里吗？”

“也有可能是那两个小贼到以前，他就把她杀掉了。”

“我居然还想要雇用这家伙。”汤米说，“我有预感，你知道我意思吗？”

“别急。”卡普兰说，“最糟糕的是时间有点接不上。汤米最有力的不在场证明是从晚上八点到午夜前后，之后，他就跟他女朋友单独活动，没出现在有人可以证明的公开场合。法医确定他妻子十点钟左右的时候还活着，所以她最早被杀害的时间顶多是十点多。还有，时间也不能解释所有事情。他们怎么可能闯进公寓，把屋子都翻遍、偷遍了，而居然没看到屋里有具尸体？我想他们连哪里有指纹，都会瞧得清清楚楚。警察在那间房间里找到蒂勒里太太的尸体，他们为什么没注意到？”

“也许尸体被什么东西盖住了。”我想到斯基普那硕大无比的莫斯勒保险箱。“也许尸体是在衣柜里，所以他们没看到。”

他猛摇头，“死因是利刃猛刺而死，鲜血流得到处都是。床跟卧室的地毯都被染红了。”我们两个都故意不看汤米。“她不可能死在别的地方。”卡普兰开始下结论了，“她就是在那里遇刺身亡的。蒂勒里太太不是赫雷拉就是克鲁兹杀的，不管怎么样，凶手反正不是汤米。”

我想在他的话中挑点毛病，但一时之间却找不到。“我只是不明白你们找我要干什么。”我说，“汤米输官司的机会好像微乎其微。”

“根本不可能立案。”

“那——”

“问题是，”他说，“为了这种事闹上法庭，就算你全身而退，也还是输。因为在你今后的日子里，所有的人都记得你曾经为了谋杀发妻上过法庭。没人管你是胜诉还是无罪开释，你要是没事，大家就以为是你的律师买通法官或是贿赂陪审员。”

“而且，”卡普兰说，“你也不知道法官会不会突然发神经。你别忘了，在抢劫进行时，汤米所能提供的不在场证明，是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那个女人是他的同事，陪审团固然会相信她的话，但是你看到《邮报》上那些捕风捉影的文字没有？如果他们不相信她的话，认为是他女朋友为汤米遮掩，怎么办？如果他们想到他妻子在血泊中辗转呻吟时，而他却在别的女人床上欲死欲仙，那不更是火上加油？”

“你接着说。”汤米说，“现在连我自己都觉得我好像有罪了。”

“陪审团不同情他，事情就很难办了。他长得英俊威武，穿得也很气派，你在酒吧里可能很喜欢这一类的人物，但上了法庭又如何？他是一个靠电话卖产品的推销员，这种职业相当获得大家尊重——打个电话给你，建议你什么时候要投资。很好嘛。但是对那些买股票却赔了几百块的人，或是用杂志订购单邮购却发现产品不好用的人来说，汤米的形象又是如何？告诉你，我绝对不会让汤米上法庭的。只要上法庭，我就一定会赢，这点我有把握，但是谁要这种结果？我不希望这件事立案，我希望在他们给大陪审团寄通知前，就把前因后果交代得清清楚楚。”

“你要我干什么？”

“看到底你能找到什么，马修，把克鲁兹跟赫雷拉的把柄揪出来。我不知道我要你找什么，可是如果你能找到沾上血迹的衣服之类的东西，那就棒极了。你以前是警察，现在是私人侦探，你到街角、酒吧，到处转转，说不定能找出什么消息来。布鲁克林区你很熟吧？”

“有些地方还算熟，我在那里工作过，常来常往的。”

“你不会在那里找不到路吧？”

“那倒不成问题。但是你们为什么不找个会讲西班牙语的人？我能用西班牙语在杂货店里买酒，但是讲其他的话，就结结巴巴了。”

“汤米说要找一个他信得过的人，所以他下定决心要麻烦你。我觉得他的想法没错，有交情的朋友，干起活来总是特别卖力。”

“这是实话。”汤米说，“马修，我信得过你，这就够了。”

我真想告诉他，这世上唯一能信任的就是他自己，但我何必跟钱过不去？他的钱跟别人的钱一样好用。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喜欢他，但是我一向不会喜欢我的雇主，否则的话，如果我不努力，我就觉得歉疚。

我实在不知道能帮什么忙。就算我什么东西都没发现，警方也很难起诉汤米。我怀疑是卡普兰故意搞点花样，好提高他的律师费用，如果真这样的话，那我只要装模作样，混上一个星期就行了。这种事不无可能，反正不关我的事。

我说我很乐意帮忙，也希望能替他们找到有利的证据。汤米说我一定有办法洗刷他的嫌疑。

卡普兰说：“现在咱们来谈谈你的费用。除了每日的酬劳跟报销的费用之外，我想我们还应该付你一笔订金，或者你是以小时计酬？你为什么一直在摇头？”

“我没有执照。”我说，“我没有法律地位。”

“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把你的头衔登记为本案顾问。”

“我不想出现在任何的公文书上。”我说，“我也不会记录我所花的时间跟费用。如果我有什么花费，我会自己掏腰包。我只收现金。”

“那你的费用要怎么计算？”

“我只说一个总数。如果在结案前我觉得不够，我会再开门。如果你不同意，那你可以不付，我是不会跟任何人上法庭的。”

“好像没有人这样做生意吧。”

“这不是做生意，这是帮朋友的忙。”

“可是你也收钱了。”

“帮朋友忙，顺便收点钱，有什么不对？”

“是没什么不对。”他看起来若有所思，“你觉得这个忙值多少钱？”

“我现在还不知道问题有多复杂。”我说，“你今天先给我一千五百块，如果我觉得不够，我会让你知道。”

“一千五百块？可汤米不知道他花了这笔钱能得到什么。”

“没错。”我说，“连我也不知道我能找到什么。”

卡普兰的眼睛眯了起来。“这笔费用好像有点贵。我想开头先付个三分之一就够了。”

我突然想起我以前那几个做买卖的朋友，他们最会讨价还价了，卡普兰显然就是这一类的人。

“其实这并不算多。”我说，“顶多是保险公司赔偿金的百分之一，你们不就是为了这笔钱才雇用私人侦探的吗？是不是？除非汤米清白，否则保险公司不会付钱。”

卡普兰的表情有点讶异。“这倒是实话。”他承认，“但是我想我们不是为了这个理由才请你来的。保险公司迟早会赔我们。我觉得你提出的价钱不是特别高，只是一开头就全部付清，总有点——”

“不要争价钱了。”汤米插嘴说，“这价钱对我来说很合理，马修。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的手头有点紧，一下子叫我拿出一千五百块来——”

“也许你的律师可以先垫上。”我建议。

卡普兰对这事显然有很多意见，所以我走到外面去，让他们两个在里面商量。接待员递给我一本《命理》杂志。里面有两幅彩色铜版画，画的正是十九世纪布鲁克林的市区景象。我正看得出神，卡普兰的房门开了，他叫我进去。

“汤米同意从保险公司的给付和变卖他妻子遗产所得中，先拿出这一笔钱来。”他说，“所以我会代付一千五百块给你，我想你不介意写张收据吧？”

“当然不介意。”我说。我点了点钞票，十二张百元大钞，六张五十块，所有钞票都不连号。好像每个人身上都有几张现钞，特别是律师。

他写了一张收据，我顺手签了。他还为他刚才犹豫不决的态度向我道歉。“律师在学校里的时候，就被训练得非常保守。”他说，“当我碰到不是很符合正常程序的时候，难免要花点时间调整。希望刚才没冒犯你。”

“没事。”

“那我就放心了。我不会麻烦你把你的调査所得打一份报告给我，但是可不可以请你有所发现的时候，告诉我们一声？宁可什么事都告诉我，也不要把许多细节轻易放过，谁也不知道什么事会在最后关头救人一命。”

“这我明白。”

“我相信你了解。”他送我到门边。“对了，”他说，“你的费用只是保险公司赔偿金的两百分之一。我记得我告诉过你了，保险里有双重保障条款，谋杀可以得到双重赔偿。”

“我知道，”我说，“只是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这种规定。”